“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变局论文,外交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8月对印度的访问为标志，日本的“价值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开始从领导人的讲话和对策提议正式变成了鲜明的政策实践。主张在“分享的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紧密型的“大亚洲”联合，已经成为日本外交的“新标签”。由于2007年以来亚太政治中出现了美、日、印、澳军事与战略合作增强的新趋势，日本的“价值外交”直接构成了亚太军事与战略力量重组进程中的战略与外交“新攻势”。日本历来不具有“价值外交”的传统，为什么安倍政府要强势推行“价值外交”，这其中究竟体现了日本什么样的战略思考？“价值外交”将是一项持续的外交战略，还是日本政府权宜性的对策措施？它将给亚洲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面对大打“民主牌”而对中国采取外交战略攻势的日本，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我们了解和应对“价值外交”所必须的。
“价值外交”：定义、概念及其表现
“价值外交”在世界政治中并非什么新鲜货色。基于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等基本价值的尊重而强调这些基本价值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与原则的外交实践，是二战后西方大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尖锐对抗被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看作为了捍卫西方的自由价值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各国争取国家安全被直接定义为维护基本价值而采取的努力。① 冷战的终结，使受意识形态驱动的价值争夺不再是世界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地缘战略利益的竞争也不再简单地被赋予情绪化的价值竞争的“帽子”。意识形态争论还存在，但价值的差异已经不再导致各国因意识形态分歧而走向决裂。以地缘战略诉求为导向的“价值外交”开始进入低潮②。尽管西方不少国家依然将其自身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实践当成外交的重要目标，但降低国家竞争层次上的价值争议，在外交行为中避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遍趋势，其根本原因：一是以人权、自由为代表的国际价值的全球推广，后冷战时代促成了以人权为代表的国际价值的普世主义发展。二是西方实力的优势地位已经确保其所面临的价值侵害被弱化到了最低限度，也就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强调的，冷战的结束是西方价值的胜利。后冷战世界是“问题”的急迫性远大于“价值”统一性的世界。即便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实力的美国，也无法控制世界范围内资金、货物、人员、药品、疫病、污染和观念的流动。③ 三是世界政治的“后冷战时代”的深刻转型，使得大国在价值执行的国际规制层面已经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美国所具有的单极霸权优势，使其不再担心自己所倡导的价值原则会成为现实政治中受到其他大国挑战或者威胁的来源。“价值外交”虽然继续存在，例如，美国的“人权外交”就是典型的“价值外交”，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也非常注重“价值”要素在国际交往关系中的实现，但其根本特点已经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了后冷战时代保持和享有“价值优势”以获得利益的话语、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利考虑。伊拉克战争的性质，正如美国著名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麦克·奥汗龙所言，反映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信誉以及美国和其盟国所捍卫的公共价值”。④
在个体国家层次上，后冷战时代的“价值外交”主要集中在双边关系领域，表现为某些国家在外交政策目标和理念中对自身所认定的价值系统的重视。或者，也体现为某些区域组织强调成员国共同关注的“群体外交”，例如欧盟对外政策强调其成员国对外交往中应该体现对欧盟所提倡价值的尊奉与倡导。但“价值外交”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表现为通过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等国际制度所表达的国际关系的集体诉求，国际价值的提倡更多地表现为对国际人权的尊重和保障。⑤ 这样的“价值外交”虽然也引起争议，各国在价值关注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复杂的利益与战略动机，但至少已经不再以国家的“集团化分裂”或者以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差异来重组国家集团。进一步来说，以关注价值尊奉为导向的“价值外交”只有同特定的合作或者援助政策相联系，才能真正在一个国家具体的对外政策中真实地表达对价值倡导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一项行之有效的“价值外交”如果缺乏实际的能够有助于价值实现的政治、商业和贸易政策，不仅会流于空泛，更有可能在政策目标和落实政策的具体能力之间产生巨大落差，因而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曾明确提出，“在许多有争议的外交议题中，道德的关注并不提供对具体行动的清晰指导”。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中，“区域”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传统干预性的、意识形态化的、以个体国家地缘战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外交”的国际空间。后冷战时代的“区域政治”是降低和免于“价值外交”的合作政治。这一方面是因为区域环境除了欧洲具有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制度上的类似性之外，其他世界各大区域或次区域都存在着鲜明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性。强调区域合作和团结的“区域化”进程的发展，必然要求区域内国家尊重各自的多样性发展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价值的多样性，克服传统和历史导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而将分享的利益和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期待视为通过区域化进程可以实现的目标。这种紧密的、多边合作基础上的区域化进程，才是真正能够克服差异、在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价值趋同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在亚太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APEC、ASEAN还是ARF，或是今天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成员国之间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都是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可以跨越的“门槛”。亚太地区成功的区域化合作进程，都是在避免“价值外交”的基础上取得的。著名区域主义理论学者哈雷尔在总结区域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时精辟地指出，“冷战的结束和区域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可以克服国际关系系统层次上因为对安全的过分关注而难以避免的权力政治的主导，并通过区域主义的发展展示全球化的政治成果，避免‘安全困境’等以往大国关系的主题继续窒息世界各国对繁荣与合作的渴望——区域合作因而是克服因为权力政治而膨胀的价值冲突的最有效办法。”⑦ 即便是区域政治合作进程需要提升价值因素，普遍的国际实践也是从区域国家历史和传统中寻找可以共享的价值元素来促进认同的发展，而不是将意识形态差异列为价值倡导的中心。事实上，无法克服对区域内不同国家价值理解和取向上的差异，区域合作是无法深入的。
在东亚政治中，跨越“价值因素”具有特殊的意义。东亚正处在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地区安全秩序究竟将转向什么样的未来？这是一个所有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未来的亚洲政治，究竟是继续保持目前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稳定”，还是像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预言的那样回到不稳定的“多极时代”，或是将出现完全建立在均势基础上、以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对峙为代表的“两极体系”，目前尚在“未定之秋”，东亚正处在转型开始期的“十字路口”。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与解答，事实上将对东亚安全秩序的转型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学术和政策这两大领域近年来都无一例外地将探讨重点放在区域层次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区域制度性安排的建设、启动与作用上，以及通过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开放和网络化关系的建设来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EAI），帮助消除各国之间“安全困境”的消极影响和推动多边主义的合作进程。但“价值外交”不管听起来多么“神圣”，事实上却是在刻意疏远那些与自己对价值有不同理解的国家，人为挑起意识形态纷争，并且让已有的有关历史问题等现实争议更加复杂化。日本《朝日新闻》就曾刊登专栏文章，批评“价值外交”是一大“错误”。⑧
“价值外交”：日本亚洲外交的新主轴？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缺乏“价值外交”的传统。日本并不是美国民主和人权外交的积极追随者，这一方面因为日本本身的民主体制和美国存在着显著差异，日本国内政治思潮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从左翼到右翼广泛的多元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依然饱受批评的日本缺乏提倡“价值外交”的道义说服力。无论是冷战前还是冷战后的日本外交，都不具备美国那样推行“价值外交”的“传统”和“政治文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亚洲外交形成了著名的“福田原则”，即日本在与亚洲国家交往过程中实行“政经分离”，并不关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多大程度上和日本存在差异，而是着重于经济的互利和双方关系的稳定。“福田原则”是过去30多年来日本亚洲外交的基调，在该原则指导下，日本努力避免对亚洲国家使用意识形态大棒、或者采取干预主义政策，以争取赢回因侵略战争而失去的在亚洲的人心，为此甚至不惜和美国的人权外交发生冲突。
自2006年9月26日安倍政府上台之后，“价值外交”迅速成为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新观念”和“新主张”。安倍在其出版的《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曾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一个民主的日本应该积极在对外政策中倡导自由价值，提出要致力于和日本有共同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国家发展关系。推动世界民主、受尊敬和积极从事国际贡献的日本就是安倍心目中的“美丽祖国”，加强与民主国家的战略联合是日本外交的新方向。⑨ 由于“价值外交”概念本身在日本有较大的争议性，再加上日本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讲话也主要是在国内场合，“价值外交”究竟会在多大范围内实行还有待观察。⑩
2006年11月30日前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演讲阐述日本新政府外交构想时提出，日本已经决定采取以“价值外交”为核心的对外政策路线，沿着“欧亚地区”的边缘地带帮助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并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日本外交新的“支柱”。（11） 2007年1月安倍首相在访问欧洲时也特别谈到，日本的新外交将建立在民主、人权和自由等价值基础上，日本将积极发展同“自己有相同观点”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升日本的国际角色。（12） 随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2007年3月和4月两次发表公开讲话，呼吁通过“价值外交”，建立和加强与欧亚民主国家的联合，实现安倍访欧时所谈到的“自由与繁荣之弧”。（13） 安倍政府推行“价值外交”最典型的事件，是2007年8月下旬安倍对印度的访问以及在印度国会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安倍提出，日本将和印度建立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基于日印之间对“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尊重的分享价值，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日本的民主正在不同地区促进各种观念，以便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将是决定日本这一追求能否成功的“关键”。（14） 随后，日本和印度签署了《日印建立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路线图的联合声明》，对两国关系从双边关系到区域热点问题的政策协调等36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15）
纵观安倍政府的各种言行，“价值外交”确实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新支柱”，但其真实的目的非常值得深思。
首先，“价值外交”是日本以往“国际贡献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日本对外政策加速向“主动出击型”转化过程中谋求发挥道义优势的结果，也是安倍政府迫切地想要在对外关系中利用和发挥日本的“软权力”。
“国际贡献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桥本内阁以来日本外交从被动转向积极、从“联合国中心主义”转向日本“国家安全中心主义”的引擎。经历了小渊和小泉两届内阁的扩展，安倍政府的“国际贡献论”无论在范围、手段和目标上都有了实质性变化。如果说小泉政府对“国际贡献论”的发展是将自卫队的国际贡献，或者说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安全与军事作用引入日本的国际角色，那么安倍政府则将一种更加主动的、全面发挥自身国际影响力的目标期待注入了日本的对外行为。日本的整个对外政策出现了向清晰的“主动出击型”的深刻转变。2007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继2006年之后，继续将自卫队的国际贡献列为日本防卫力量的首要职能。（16） 与此同时，日本应该拦截袭击美国的洲际导弹的国内辩论、有关日本自身核能力的争论、强调日本的反恐贡献等一系列新动向表明，强化“国际贡献论”是日本提升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但如何避免因为历史问题而受到怀疑与指责，是东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价值外交”应运而生，其目的就是要强化日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信仰，通过日本是尊重人权与法治国家的“形象推销”与“政策说明”，在国际社会中努力打消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怀疑，是对日本自身“价值”的一种“再认识”。（17） 说到底，“价值外交”是安倍政府让世界不要再提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支持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新角色”而发出的一份“说帖”。
其次，“价值外交”是日本既定的“大国化”政治与战略追求的延续。公开强调日本外交的民主、透明和法治价值，反映了安倍政府准备让日本“提速”进入“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外交”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外交转型的持续和深入。在世界政治中，“价值外交”是大国外交的专利，特别是带有明确地缘战略利益考虑的“价值外交”常常是大国掩饰战略和利益动机的工具。安倍政府大张旗鼓地提倡“价值外交”，反映出日本对自身角色定位和国家目标的全面“升级”，追求在国际事务中的世界性“大国”（great power）地位是安倍外交的基本特点，这种“大国化”的外交转型，已经远远突破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以“普通化国家”为目标的国家发展设想。当时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侧重于通过修宪去除非战条款，让日本重新获得拥有集体自卫权，即战争权的“正常国家”地位。这一目标同时要求在战后日本民主发展和经济强盛的基础上彻底抛弃“战败国”的帽子，让日本的国际形象完全摆脱战败阴影的困扰。小泉政府自2001年5月上台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举动导致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使得“正常国家化”进程演变成日本勇于“大国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是要实现“普通国家”，更是要让日本不再“屈居”中等强国、或者二等国家的地位，彻底摆脱传统上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强国、联合国会费第二大捐资国、对发展中国家第一大援助国，但却缺乏自主外交及广泛、深刻的国际政治与战略影响力的窘境。特别是面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和中国崛起的强烈刺激，以小泉“独狼”个性和“官厅外交”为代表的外交决策过程，将原本属于少数政治精英的思想，不断扩大为日本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具体来说，就是要不再忍受长期以来来自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怠慢”和“轻视”，力争获得与自身的民主制度、国家实力和国际贡献相称的“国际尊重”和国家安全。（18）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持续扩大的修宪支持率、自卫队体制的全面“松绑”、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和在历史问题上对邻国固执地说“不”，都已经不再是围绕着“普通国家”设想而采取的行动，而是在日本上升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的“大国化”进程的发展。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国家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之后，日本已下决心成为21世纪战略竞争中“一个主要的玩家”。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标志着日本“大国化”外交转型的新高度，也是日本“大国外交”战略追求的必然结果。
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更是包含了日本的强烈战略企图。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是指前苏联崩溃之后，在地理上地跨欧亚大陆、在政治上新兴民主、在经济上起伏不定而形成的从南高加索、中东北部到南亚、中亚所构成的广阔地带。这一地带不仅具有种族和宗教信仰多样、历史关系复杂和新兴国家建设坎坷等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是国际战略资源的重要产区，盛产石油和矿产。这一漫长的地带因而也是地缘战略竞争激烈、各种极端主义势力交织和冲突频繁发生的区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冲突性的地区”。（19） 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战略走向被认为将决定未来的大国对抗和地缘政治，其地位犹如二次大战之前的东欧，是种族和宗教冲突最容易冲击大国关系的地区。（20） 近年来，这一地区战略利益竞争正明显加剧。在西方支持下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以及其向中亚的蔓延、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的急剧恶化、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后的中亚驻军以及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不仅是反恐的重灾区，也是大国为了战略资源和战略利益展开战略角逐的重点区域。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这一区域是未来美国可能需要直接军事卷入的重点地区。（21）
基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地缘战略位置的特殊性，安倍政府在“价值外交”中特别提出要致力于建设这一地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这是日本“大国化”进程的重要观察指标。它表明日本“国际贡献论”的自我期许，已经大大超越了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参与和在美日同盟架构下的反恐与同盟支持，正开始插手世界政治中竞争激烈、大国利益复杂的“核心地区”。从2007年8月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文件来看，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同印度这个未来的“世界级大国”一起“介入”这一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外交”反映了安倍政府在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时正着力于发展一项更具内在连续性的外交战略。这项战略不仅需要进一步强化美日协调、扮演“可令人放心”的日本活跃的国际角色以及提升日本已有国际地位，更需要日本展示“大国外交”的应有属性——有明确的外交理念和对复杂地区局势的干预能力。
第三，“价值外交”旨在动员日本民众，加强对安倍新保守主义政策主张的理解与支持。安倍是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被视为“鹰派民族主义者”。（22） 日本的“大国化”进程不仅需要通过强调日本的民主、人权价值来削弱国际的疑虑和有可能遭受的抵制，更需要以此进一步动员日本民众支持政府的政策，让政治民族主义成为日本主流的国际理念。推行“价值外交”很大程度上是安倍政府向日本人民推销其极端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和吸引更多民众支持“大国化”进程的需要。战后的日本政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去民族主义”的政治，这是日本和平主义兴起的重要背景。曾主张一定程度恢复日本某种政治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吉田时代”（1957-1960年）和“中曾根时代”（1982-1987年）都没有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和平主义情绪、左翼政治力量的强大和官僚体制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保守的政治精英追求政治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民众追求私人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优越感，其共识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3） 然而，冷战的结束、1990年代日本的经济低迷和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为日本政治民族主义的抬头创造了有利条件。要转变日本的国家定位和强化日本的国际行动能力，缺乏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民众动员和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的。从1990年代末日本立法规定国旗、国歌和开始在中小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到小泉政府借重反恐和保障国家安全来促进日本军事力量建设和海外军事行动的发展，具有强烈“外在指向”和“战略竞争”含义的民族主义观念迅速上升。（24） 安倍政府上台后不久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建立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日本对美国本土的同盟军事责任，客观上既是保守的政治精英加速针对国家安全议题的国家能力建设的结果，也是政治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的标志。安倍首相本人宣扬民主、法治、透明的日本是“美丽祖国”的观念、推行日本的“价值外交”和一度标榜自己是“修宪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统一的，那就是要降低日本民众的担忧甚至排斥心理，将日本复兴的政治民族主义定性为“良性的”与“和平的”。麻生前外相公开表示，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日本是“日本和平主义的保障，也必定能赢得人民对政府政策的理解”。（25）
“价值外交”与日中关系
虽然日本官员多次否认，但毋庸置疑的是，“价值外交”具有强烈的“中国指向”，是日本针对中国崛起进而主动配合美国进行亚太均势战略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决心不仅在防御力量发展和密切美日同盟的层次上，而且要在政治、经济、外交和观念等诸多领域中“制衡中国”战略选择的延伸。通过日印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美印核技术合作协定以及2007年4月三国首次海上军事演习，已经大体形成了日印美三国军事联盟的技术“雏形”，其核心是美日扩大和增强与印度及澳大利亚的战略联合，保持亚太地区均势结构重建的主导优势，防止所谓来自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中国战略力量在亚洲所构成的“威胁”，使日本可以更加“专注于在东南亚等地与中国就影响力展开竞争”。（26）
“价值外交”最早在日本政府中的酝酿开始于2001年中国和东盟国家迅速谈判并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之后。该协定的签署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日本和东盟的FTA谈判不仅比中国开始得早，而且日本也曾一度非常认真地寻求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几乎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和东盟十国谈判并达成FTA协定让日本的亚洲外交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再加上小泉政府因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中国发生外交冲突，以及美国前国安会亚洲问题高级主任格林（Michael Green）向日本政府建议，东京应该运用自身的民主和人权优势，来对抗来自中国对东盟等亚洲国家的“魅力攻势”，日本内部因而开始涌动搞“价值外交”的思潮。（27） 然而，小泉政府此时并没有打出“价值外交”这张牌。这一是因为小泉本人的保守主义观念对“价值外交”没有多大的兴趣；二是因为小泉政府当时一直忙于国内改革，在对华路线上坚持日本自身的历史认识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和平信念这样的“小泉路线”来对抗中国对参拜的反对。总之，小泉政府强调的是“个性外交”而不是“价值外交”。（28） 安倍政府之所以上台伊始就大谈“价值外交”，格林博士本人对笔者的解释是，这是安倍首相本人对外交事务的理解，是安倍那样的日本中生代政治家的集体思考，而并非他对日本政治人物的“耳提面命”，也并非完全针对中国。（29） 但格林博士明确指出，民主的原则已经成为“日本在亚洲实现国家目标和发展政治认同的中心环节。对小泉或者安倍政府来说，这种对民主原则的信仰是爱国主义的健康流露，远比拘泥于没有解决的战后问题要健康得多”。（30）
对于安倍政府来说，“价值外交”是其在亚洲权力结构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以及亚洲区域合作加快发展之后需要去贯彻的外交新战略。这一战略至少可以给日本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其一，体现了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在亚洲政治、特别是在同中国竞争亚洲影响力时特有的政治优势，日本希望借之保持住长期以来在亚洲政治中“优越于”中国的领先地位。亚洲政治长期具有“等级秩序”的特点。日本的亚洲外交中对自己处于这一“等级秩序”的优越地位非常敏感。在地位巩固的时候，东京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持与美国的“距离”，实行“福田原则”。但当日本觉得自己的亚洲地位开始下滑时，其选择恰恰不是努力弥补自己亚洲外交的缺失，而是通过在政治和战略上向美国“倾斜”来谋求新的平衡。美国一直反对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政治中所强调的“亚洲价值”，对亚洲在政治制度实践上的多样性历来耿耿于怀，始终将在亚洲推进西方式的选举民主列为亚洲战略的基本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睦邻、善邻和富邻”外交的成功，美日都在寻找抵制中国区域影响力扩大的途径，民主国家的联合是基本的选择。“价值外交”表明日本意识到调整策略跟上美国亚洲战略调整步伐的迫切性，同时也是日中关系在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上相互对立扩大的表现。（31）
其二，“价值外交”是安倍政府继续深化对华战略调整、寻求对华新的战略影响力的结果。在战后相当时间内，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奉行“吉田路线”，坚信商业合作和经济影响力最终可以让中国忘记日军侵华的惨痛，加速中国政权体制向日本希望看到的民主、且对日友好的方向发展。但中国坚持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坚持日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让日本意识到这一传统的“吉田路线”已经无法在对华关系上实现日本的愿望和构想，日本必须在继续保持对华商业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新的政治与外交手段来“引导和影响”中国。这一调整从小泉政府就已开始，宣布中国是ODA援助的“毕业生”表明日本“以商变华”的战略已经走到“尽头”。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就是在继续保持日中经济交往、不继续激化靖国神社争议的基础上，在对华外交上举起人权与民主的“大棒”，增加日本可以影响中国的政策杠杆。
其三，重要的是，“价值外交”是日本在战略上“制衡”中国的同时提升其亚洲政治与战略影响力、为自己未来战略力量发展预留国际空间的重要手段。至少从自身战略需要来看，日本并不满足于美日军事同盟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更难以接受未来的亚洲安全秩序是“中美两极”秩序的展望，面对中国的崛起、朝鲜核问题以及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价值外交”代表了日本增强自身国际战略影响更为深远的企图心。安倍首相2007年8月22日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一个打破地理疆域限制的“大亚洲”正在开始形成。这个“大亚洲”在“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努力下”，将扩展为一个“把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都包括进入的巨大网络”。（32） 安倍选择在印度提出这样的概念，只字不提中国、更不提亚洲的另一大民主国家韩国，只提日、美、印、澳的合作与联合，这不仅是当前四国安全合作关系进展的一部分，也是在明白无误地向印度传达日本力图联合印度牵制中国、进而在亚洲均势格局中重塑日本战略地位的重大含义。
结论：“价值外交”有可持续性吗？
目前，对安倍政府“价值外交”的争论依然还在进行。从日本冷战后的外交实践来看，由于缺乏足够的国内政治共识和难以建立派系政治中强大的势力集团，日本外交的政策主张常常“善变”和欠缺连贯性。有人分析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价值外交”也可能是“短命”的，甚至会随着安倍政府的结束而结束。笔者对这样的观点不敢苟同。客观上看，“价值外交”代表了安倍政府外交战略的新思考和新发展，其“大国化”的思想内核以及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改变。“价值外交”已然具有了日本谋划中的大战略的基本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价值外交”还会延续下去，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警觉。
然而，“价值外交”的内在缺陷也很明显，迄今为止的理论设计与政策行动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安倍首相既要坚持他的新保守主义理念，通过所谓让日本人民“正视过去的历史”来取悦于他自己的保守主义政治支持者阵营，又要不断提倡新的、道义基础上的“价值外交”，这两者之间不仅难以平衡，而且其内在的紧张关系也难以克服。2007年3月1日安倍公开否认战争期间日军强征随军“慰安妇”的言论激起了来自美欧国家的激烈批评，美国众议院7月30日通过了谴责日本“慰安妇”立场的决议。日本国内对待历史问题的保守主义立场是“日本的包袱”，在日本无法卸下这一包袱之前，即便日本的民主制度是相对健全的，“价值外交”也不可能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国际感召力，反而只能说明日本大谈民主与人权价值的虚伪。（33） 其次，日本旨在拉紧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通过所谓民主国家的联合来建立“大亚洲”的构想不仅“制衡”中国的功利心十足，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多数亚洲国家的认同。日本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让国际社会觉得日本外交追随美国的步调“太紧”、想要抵制中国和平崛起和建设性的区域贡献的心“太急”。以为单纯通过所谓民主国家联合就能取代传统的“福田原则”、建立有效的日本亚洲外交的想法事实上十分“天真”。正如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萨缪尔斯所言，真正能够得到国内多数政治势力拥护的日本外交必须在亚洲与美国之间保持“合适的距离，既不离美国太近，也不离亚洲太远”。（34） 只有一项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得以延续。
注释：
①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dimore,MD: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149.
②David Forsythe,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9.
③James N.Rosenau,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London:Routledge,2006,p.103.
④Michael E.O' Hanlon,Defense Strategy for the Post-Saddam Era,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p.3.
⑤Gerard Elfstrom,Contemporary Ethical Issue:Ethics International,Santa Barbara:ABC-CLIO,1998,pp.16-17; Hans Peter Schmitz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5,pp.517-537.
⑥Robert S.McNamara and James G.Blight,Wilson Ghost:Reducing the Risk of Conflict,Killing,and Catastrophe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Public Affairs Press,2003,p.37.
⑦Andrew Hurrell," The Regional Dimens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Mary Farrell,Bjorn Hettne,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Global Poltics of Regionalism: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Pluto Press,2006,pp.45-46.
⑧Bill Emmott," Japan Needs to Push for an Asian Community," Ashahi Shinbun( English version) ,April 3,2007.
⑨安倍晋三：《美しぃ国へ》，东京：文芸春秋2006年7月，第五章“日本与亚洲及中国”。
⑩笔者2007年5月在东京对政策界和学术界人士进行访谈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价值外交”还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并非是建立在日本外务省官僚仔细酝酿和斟酌的基础上。
（11）Aso Taro,"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Japan' s Expanding Diplomatic Horizons," A Policy Speech on November 30,2007,http:// 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2007/htm1/h1/h1_01htm1.
（12）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Japan and NATO:Toward Further Collaboration," Speech at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on January 12,2007,http://www.mofa.go.jp/region/pmv0701/nato.htm1/.
（13）Aso Taro," Hoisting a New Banner of Japan as a Nation of Peace," Opening Speech at HiPec International Peace Building Conference at Hiroshima,March 8,2007,http://www.mofa.go.jp/plicy/un/ pko/speech0703.htm1; Statement by Mr.Aso Taro,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t the Fourteenth SAARC summit,New Delhi,April 3,2007,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sasrc/state0704.htm1.
（14）"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August 22,2007,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1/.
（15）" Joint Statement on the Roadmap for New Dimensions to the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http:// 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joint-2.htm1.
（16）日本防卫省编：《平成19年版日本的防卫：为了应对日益深化的危机以及世界和平》，2007年7月。
（17）Michael Green," Japan is Back:Why Tokyo' s New Assertiveness Is Good for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Volume 86,No.2 March/April 2007,p.32.
（18）对日本“大国化”进程最新的深刻分析和论述，请参见：Richard J.Samuels,Securing Japan:Tokyo' s Grand Strategy and Future of East A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9）Michael T.Klare," The New Geography of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Vol.80,No.3( May/June 2001) ,pp.49-61.
（20）Barry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Vol.35,No.1( 1993) ,pp.24-47.
（21）Olga Oliker and Thomas S.Szayna,Faultiines of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Implications for the US Army,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e,2003.
（22）Kenneth B.Pyle,"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Asia Policy,Vol.2,No.3( January 2007) ,p.36.
（23）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J.Samuels," 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 Spring 1998) ,pp.171-203.
（24）Alan Dupont,Unsheathing the Samurai Sword:Japan' s Changing Security Policy,Sydney: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2004,p.13.
（25）Aso Taro," Hoisting a New Banner of Japan as a Nation of Peace," Opening Speech at HiPec International Peace Building Conference at Hiroshima,March 8,2007.
（26）David Fouse," Japan' s New Values-Oriented Diplomacy:A Double Edged Sword," PacNet Newsletter,12A,March 17,2007.
（27）这一方面的信息来自于笔者2007年5-6月在华盛顿和东京对两国学者的访谈。
（28）有关小泉外交的理念和实践，请参见：Tomohito Shimuda,Koizumi Diplomacy:Japan' s Kantei Approach to Foreign and Defense Affairs,Washington: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7.
（29）笔者2007年6月25日在华盛顿CSIS日本研究项目采访格林博士时的笔记。
（30）Michael J.Green," Future Visions of Asian Security:The Five Rings," Asia Policy,Vol.2,No.3( January 2007) ,p.22.
（31）Minxin Pei and Michael Swaine," Simmering Fire in Asia:Averting Sino-Japanese Strategic Conflict," CEIP Policy Brief,No.44,November 2005.
（32）"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August 22,2007.
（33）Christian Caryl," The Burden of Japan," Newsweek International,April 30,2007,p.15.
（34）Richard J.Samuels," Japan' 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Asia Policy,Vol.2,No.3( January 2007)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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