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第一节报告不同生育政策方案设计。第二节分析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各种严重弊端，并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进行比较分析。第三节论述为什么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极不可取。第四节提出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政策建议及其利国又惠民效益与可行性分析。最后讨论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紧迫性。
一、不同生育政策方案设计
2010年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排除漏报因素之后，2010年时期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为1.63，城镇和农村分别为1.24与2.01；我国近十几年来人口普查和几乎所有全国大样本调查均表明我国处于总和生育率1.6左右的很低生育水平。
我们假定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城镇和农村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1.8和2.27个孩子；由于政府提倡鼓励和社会经济发展促使适当推迟生育，2015－2030年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0.05岁与0.1岁；按国内外人口学界公认的邦戈茨—菲尼公式估算，每年一、二孩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导致2015－2030年城镇和农村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7和2.15；2015和2030年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8和1.81。随后大致保持不变。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假定城镇、农村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预测取自本课题组成员、“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技术总监史文钊等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拟研究成果。
三个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人口家庭预测参数和预测方法详见作者文章。[1]
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各种严重弊端
(一)将大大加速人口老化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2050和208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6％和37.2％，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4％和15.8％(见图1、2)。2030、2050和2080年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分别等于2010年的2.4、4.3与5.5倍；2030、2050和2080年80＋岁高龄老人空巢比例分别等于2010年的2.3、8.9和15.4倍(见图3、4)。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人比例以及空巢老人比例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相比，2050和2080年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的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出11.7％和31.2％，80＋岁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出11.8％和34.4％，65＋岁空巢老人比例高出11.2％和29.9％，80＋岁高龄空巢老人比例高出11.4％和33.0％。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我国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以后停止增长甚至稍有下降，80＋岁高龄老人和高龄空巢老人比例在2070年以后停止增长或稍有下降。然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老年及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2080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见图1、2、3、4)。
图1.65＋岁老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图2.80＋岁高龄老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图3.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图4.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80＋岁空巢高龄老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二)将导致劳力资源加速萎缩
我国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大增及其增长速度等于发达国家两倍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增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
预测结果表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9.1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见图5)；2030年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劳力资源本身老化现象也十分严重：55－64岁“老劳动者”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2010年16.4％迅速攀升到2030、2050年的25.2％与29.7％。与现行政策不变方案相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力资源在2040、2050和2080年分别多出0.3亿、0.6亿和2.0亿(见图5)，劳力资源本身老化程度亦低得多。
图5.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老年抚养负担将从2010年平均每8.0个18－64岁劳动者供养一位65＋岁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2050、2080年的平均每3.5、2.0与1.4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3、4.1和5.8倍，比二孩方案下的老年负担高很多(见图6)。
图6.老年抚养比
虽然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总人口数在2050和2080年比二孩方案少1.5亿和3.2亿，但2080年前所减少的人口数100％是劳力或潜在劳力资源；2040－2050年间人口平均每年负增长率高达－6‰，2050－2080年更将高达－10.7‰；如此之快的人口下降不但造成人口加速老化，劳力严重短缺，养老基金入不敷出和经济萎缩，还将产生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设施很难适应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中国沿海五省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人口密度比亚洲“四小龙”高25％，但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12％，显著高于亚洲“四小龙”鼎盛发展时期。如何解释这一与人口分母决定论截然相反的客观现实？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这些人多地少沿海省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力多而便宜的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很有竞争力。显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多一点会成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2]
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为欧洲、日本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劳动人口的储蓄转化为资本。然而，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以及生育率过分偏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衰退，欧洲不少国家政府只能长期借债，苦苦维持，最终导致近年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3]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避免我国走上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加速老化与劳力严重短缺而导致长期经济衰退的覆辙。
(三)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其他主要弊端
1.客观上显著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危险倾向
全世界公认的正常出生性别比(指每100个出生女孩所对应的男孩数)是105－106。我国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出生性别比正常，八十年代初开始偏高，从1982年的107.1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116.9与2010年的121.2，高出正常水平16个百分点！
我国执行一孩半(即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政策与在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地区的200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24.7与109.0。客观现实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全国52.9％人口中执行的一孩半政策[4]客观上助长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政府的一孩半政策实际上是在告诉群众：生女孩的价值远远够不上生男孩，需要再生一个；而生一个男孩价值两个女孩，不必再生了。这一“心理暗示导向作用”的政策影响使本来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更难消除，很多农民利用普及的B超技术做产前性别鉴定，流产女婴。我国一孩半政策地区有19％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保生二胎男孩；而二孩政策地区这一比例只有4.6％。[5]
在一孩半政策下，很可能做性别鉴定、流女保男的一孩生了女孩的夫妇(占夫妇总数48.7％左右)被允许生二孩，而约占总数51.3％、一孩生了男孩、不会流女保男、将对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作贡献的夫妇却不被允许生二孩；一孩半政策本身导致二胎女孩数结构性减少，其影响占出生性别比超常部分35％以上。[6]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导致生育水平长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更年轻的婚龄年龄组人数大大少于年长婚龄年龄组，比相近年龄女性多出的年长婚龄男子到更年轻女子中找妻子的难度大大加剧！我国已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使2020年20－45岁婚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7]如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20年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数字将高达四五千万，而找不到妻子的大量大龄男子中多为贫穷与素质低下者，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2.将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危及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
中年母亲丧失再生育能力以后，如其独生子女因疾病或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形成失独家庭。例如，四川汶川地震中死亡的青少年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其中很多人的母亲已丧失生育能力，这些失独家庭是何等悲惨！唯一孩子死亡的老年夫妇一方死后，另一方则成为孤寡老人，漫漫余生何其难！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失独家庭和失独孤寡老人比例将越来越高，他们失独以后难以弥补的忧伤怨恨情绪，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新华社记者调研报道，近年各地失独家庭数量不断显著增加，他们“抱团取暖”，互联网串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唯一性”，将造成心理缺陷；独生子女军人容易因为小时父母和祖父母的娇生惯养，而形成怕苦怕累、感情脆弱、任性散漫等缺陷，较难适应部队纪律严格环境，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削弱部队战斗力与国防实力。独生子女家长们更加倾向于不让孩子参军。
3.大量所谓“非法生育黑孩子”与文化教育素质“相对逆淘汰”问题
我国政策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的10个中西部省中，7个省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接近或略超过2，3个省显著超过2，[8]即存在大量从小因未登记而成为了“非法生育黑孩子”，他们的心灵遭受了极大创伤。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排除漏报后的总和生育率大部分低于1.5，其中北京、上海显著低于1.0，天津略高于1.0。[9]根据普查和其他相关数据推算，由于农村平均文化教育水平比城镇低得多，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农村生育率比城镇高得多的“相对逆淘汰”，将使我国未来18－59岁青壮年人口文盲与小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高8.7％－17.5％与8.0％－11.4％，初中文化比例基本相同，而高中与大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低3.2％－4.3％与5.6％－6.8％。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极不利于我国实现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换的战略目标。
4.将继续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诸多腐败，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太高
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现行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是滋生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行贿，基层计生部门编假数和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等诸多腐败的土壤。与贪污盗窃、买官卖官、侵占国有集体资产等腐败遭民众深恶痛切截然不同，超生二孩产生的腐败治理难度特别大，因为很多民众对它有同情姑息心态。正如有的基层计生干部所说：时间长了，老实人也搞得不老实了，不腐败者也变腐败了。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即使超保守地假定人均扶助标准维持2006年水平不变，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将仅仅因为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老人数大增，从2003年的每年9.3亿迅速增加到2030与2050年的每年539亿与每年1433亿；而在二孩政策方案下，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在2023年达到157亿峰值，然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的0.3亿(图7)；2003－2050年期间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合计支出25170亿元，等于二孩方案的6.3倍，多支出21160亿元。
图7.政府用于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年满60周岁的养老奖励扶助金财政支出(亿元)
三、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极不可取
根据微观仿真模拟预测，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2050和2080年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0％和33.8％，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4％和19.1％；2050和2080年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3％和13.4％，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8％和14.4％。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的9.4亿较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6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5.2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77亿；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2050、2080年平均每3.6、2.04与1.5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2、3.9和5.3倍。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相对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要好得多。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人口峰值在2027年，为14.22亿，随后开始比较快速下降，2040－2050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达－4.6‰，2050－2080年将高达－8.7‰。如此快速的人口下降，除人口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外，也将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设施难以适应等方面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
同时，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还有以下几方面的严重弊端：
1.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现在和未来双单独青年比例很低，只开放双单独夫妇生二孩方案下，这些地区一孩半政策仍将占主导地位，其助长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副作用仍将严重阻碍我国政府和人民力图扭转出生性别比过高危险倾向的艰难努力。
2.将继续产生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严重违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3.将导致双独夫妇抚养4个老人与2个小孩，单独夫妇抚养3个老人与2个小孩，而非双单独夫妇抚养2个老人与1个小孩，势必造成产生双单独夫妇老少总抚养负担远比非双单独夫妇高的新的社会不公问题。
4.将引发其他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位非独生子女深深相爱，但他们一旦结婚，不能生育二孩；于是很想抱两个孙子女的父母极力反对，也许酿成现代梁山伯祝英台的悲剧。
5.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老百姓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的新形势下，制止非独生子女夫妇“违规”生育二孩的工作将越来越难。而且，被允许生二孩的双单独夫妇因其老少总抚养负担远远高于非双单独夫妇而不满意，可能群起责问并要求政府予以补偿。同时，只被允许生一孩的非双单独夫妇对政府更不满意，将导致政府站到几乎所有家庭的对立面，而恶化党群关系，使计生工作难上加难。
因此，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既在人口老化、劳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方案差得多，又有上述一系列许多其他严重弊端，很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与新时期计生工作开展，实在是极不可取。
四、尽快实施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政策建议，其效益与可行性分析
(一)因地制宜的二孩政策建议
为了克服现行生育政策和只允许双单独生二孩的上述诸多“远虑”和“近忧”严重弊端，我们建议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具体内容如下：
1.信息公开，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在多年积累许多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育龄夫妇的农村和不很发达城镇地区，不提倡晚育的同时全面无条件放开二孩，可能因生育堆积造成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建议卫生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
(1)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
(2)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
将(1)与(2)向民众公布，如果(1)显著大于(2)，则告示民众，为了避免生育堆积而负面影响你们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请较年轻妇女适当晚一些生二孩，让年龄较大妇女优先生二孩；言之以理，晓之以情，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建议根据(1)和(2)的差异，因地制宜，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例如，32－35或30－35岁)。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2岁，2015－2017年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软着陆以后，随着社区等候生二孩妇女人数下降，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相应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而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大力宣传提倡鼓励自愿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客观规律。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公开表扬奖励，形成感谢他们为防止生育堆积、避免大家的孩子上学难做出贡献的社会舆论。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公开批评教育，让他们为自己有损社区公众利益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决不列为违反计划生育案例，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的性别选择流产女婴。建议加大鼓励青少年(尤其是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先立业后成家的宣传、引导与扶持力度。
2.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很发达城市地区，如果通过调查摸底得出的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即可以一步到位放开二孩。
3.定心丸。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诺，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决不会收回，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女方36岁及以上、为避免难产和出生缺陷等问题不宜再生育的独生子女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国家继续奖励补助。
(二)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分析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在2029年达到14.45亿峰值(远远低于人口峰值15亿左右的国家人口战略目标)，然后平缓下降，2050和2080年总人口分别为14.2亿和12.4亿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它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社会经济政治效益：
1.不仅可以有效克服一孩半政策“一男孩等值于二女孩”心理暗示导向和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的副作用，大大有助于出生性别比较快恢复正常，而且还大大有利于缓解已经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造成未来大龄男子找妻难的压力。
2.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导致的老年比例太高、老年抚养负担快速大幅上升和劳力资源快速大幅下降等十分严重后果，大大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据研究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分别比1949年下降62.2％与49.6％；分别比1979年下降30.0％与34.3％。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均收入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包括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速增长的贡献。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在2029年人口峰值前后达到最低值，分别只比2008年下降2％与6％左右，而2029年以后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将因人口总数平稳下降而逐渐缓慢上升。同时，许多国内外研究表明，大规模人口城镇化导致生态脆弱农村地区大批人口外迁，而使当地效益差的农耕地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生态环境状况显著好转。[10]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强有力政策的实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会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由反对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确实是不科学的。
3.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继续产生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使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及其导致的家长们的紧张心理不复存在，迁就、娇惯子女的做法将大大减少，孩子们从小学会谦让、合作，家庭成长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军人中独生子女比例不断升高而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家属支持配合程度与国防实力的极不利趋向。
4.将使农村和欠发达城镇地区屡禁不止的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大量“非法”二孩生育合法化，将使很多孩子彻底摘除“黑孩子”帽子。完全符合民众基本权利回归，执政为民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将使发达地区(尤其是城镇)的很低生育水平适度回升，而改变文化教育素质“相对逆淘汰”不利趋势。
5.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等诸多腐败，并降低计生工作难度，大大改善党群关系。
(三)可行性分析
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合计840万人口)从1980年代初以来一直十分成功地实行二孩晚育间隔政策。20多年来，这些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一孩半政策、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他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11]20多年前这些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二孩晚育间隔政策时，其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观念远远落后于当今全国实行一孩政策(大部分为城镇)以及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济起飞之后，生儿育女成本大增、人们生育观念显著变化的今日中国实行二孩提倡晚育政策的可行性。
全国大样本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表明：在5年之内，一、二孩间隔越长，第二孩死亡率越低；母亲32岁以前，生育二孩年龄越高，第二孩的死亡率越低。湖南医科大学对中国南、北方13个省、市的15个城市24150例新生儿与母亲的深入调查研究表明：与24岁前生育的非晚育组相比，24－34岁晚育组所生婴儿体重平均重153克；身长、头围、胸围、臀围、上臀围等指标平均长0.54厘米，早产儿发生率低4.27个百分点，足月产成熟率高6.91个百分点，过期产滞留率低2.82个百分点。适当晚育可拉大世代间隔，缩减中青年夫妇一生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困难时期长度。一、二孩间隔数年还可减轻抚养婴幼儿负担过分集中的压力，保证两个孩子都健康成长。
显然，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是利国惠民的双赢政策。
五、结语：尽快启动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紧迫性
如果我们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适当新增婴儿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的内需市场，而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大大减轻2030年前后开始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人口负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如等到3、5、10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将大大加剧2030年后劳力资源快速减少，而且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老年人口迅增压力迭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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