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积累机制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机制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12-0045-08
金融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金融部门通过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的创造进行资本集中和积累的能力，使金融资本能够快速扩展其活动领域和范围，同时金融化积累机制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把社会不同的部门纳入积累轨道，使资本得以在不同的形式上进行积累并在不同的形式上转换。金融积累机制极大地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和扩张力，促进了不同领域资本的融合生长。然而，金融化积累机制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不仅会造成积累的障碍，而且会引起经济金融的波动和危机。
一、金融化积累与金融部门
在学术界，对金融化的理解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大多相关文献中认为，金融化不仅包括放松金融管制、金融市场相对于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地位的上升、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贸易的膨胀，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还包括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各种信贷的增加等等，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行为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另一种理解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2]无疑，这些定义从不同层面反映了金融化的意义和影响。但金融化是与价值运动、资本运动相联系的经济现象，脱离价值运动、资本运动就难以正确把握金融化的实质和意义。实际上金融化的核心在于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金融化的广泛发展意味着资本积累机制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特主义通过大众消费把雇佣劳动纳入到社会财富再生产的大循环之中。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创造的繁荣共同把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生产能力的扩张遇到了瓶颈，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新市场的开拓愈加困难，而为了降低成本进行的裁员削减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的冲击，福特主义特有的积累模式与调节方式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为了应对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这尤以1979—1981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的政策为典型，这些政策打破了自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资本的各种束缚与限制，促进了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金融资本活动的领域和范围，促进了金融化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金融部门的利润尚不及非金融部门的1/5，但是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50％。[3](P52)
金融化发展的突出特征是金融系统的去中介化，也就是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包括股票、债券和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根据多德(Dodd,2005)的统计，到2003年年底，场外交易市场的未偿付余额已经超过197.2万亿美元，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则高达873.7万亿美元，分别是当年美国GDP的19倍和79倍。[4](P150)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被各种定价模型赋予了客观实在的外表，但从本质上来说，绝大多数金融产品的交易只是在越来越长的债权和债务链条上循环，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
伴随市场金融发展的是各种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互助基金、养老基金等，它们借用短期资金投资于证券，并且处在商业银行的规范框架之外，这包括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实际上，市场金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非银行金融机构创造了金融市场这一直接动员社会资本的形式，并把自己的逻辑即在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同时保持高度的流动性，植入金融市场的日常运作；而金融市场的壮大反过来巩固并加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地位。
商业银行在本质上是借短贷长的金融中介，一方面，它们依赖于大量的货币性储蓄，同时需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以应对储户的随时提取；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将得到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借贷给企业从事生产活动，并且凭借资本的所有权占有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但是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和不确定性要求银行必须持有大量的资本以弥补可能发生的违约。商业银行对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的特殊要求使得它在与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来源，商业银行也日益进入了放松金融管制后随着金融创新产生的新市场。首先，为了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商业银行通过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将流动性不足的资产包括抵押贷款、汽车贷款等证券化了，一旦它们被出售，银行就可以收回原有的资金；其次，商业银行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的同时，自己也购买了大量的证券；再次，银行提供的资金使得依靠负债购买金融产品成为可能；最后，银行同意把证券作为资助购买额外证券的贷款保证来使用。[5](P70)商业银行向公开金融市场的渗透模糊了其与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界限，主要发达国家不得不在事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这一趋势加以追认，比如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关于禁止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款，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相互渗透。
毫无疑问，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融合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膨胀，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全球化将各国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而为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发展创造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美元市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并推动了跨国公司大量的金融投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除，开辟了浮动汇率的道路，汇率的波动伴随着外汇交易量的巨大发展，已远远超出商品交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融机构通过向第三世界提供债务服务和金融产品而将这些新兴市场也纳入到自己的利益版图之中，把金融化资本积累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
可见，金融化的发展，造成了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和扩张的机制和条件，使金融部门不仅可以通过中介作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能够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
二、金融化的社会积累机制
金融化的发展不仅造成金融部门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杠杆，使之能够通过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实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而且导致社会积累机制的金融化。我们知道，投资，或者资本积累，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金融和信贷的发展使得资本家可以超出现有的储蓄水平进行积累。伴随市场金融的发展，闲置的货币资本存量一方面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被间接地动员起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级市场被直接地动员起来，尤其是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融资结构。同时，金融市场的兴起还显著地改变了企业的治理逻辑。由于金融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股票为金融机构所持有，符合资本所有者利益的“股东价值最大化”逻辑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通过股票期权等激励形式，股东价值的意识形态甚至得到了企业管理团队的支持。格林发现，美国世界500强中CEO的年薪与生产性工人的年薪之比在1970年为30，而到了2000年竟上升为570，其中绝大部分的增长来源于股票期权，并且管理层收入结构的改变会导致其为了实现最大收益而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对披露的信息加以控制，进而引发欺诈行为。[3](P58)如果以快速波动的股票价格表示的股东价值作为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标准，必然会对企业的投资产生影响。柯罗蒂认为，非金融企业正面临新自由主义的悖论：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获得高额利润，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却要求企业产生不断增长的利润和向金融机构的不断支付，否则就会受到股票价格下跌和敌意收购的威胁。[6]
面对这一困境和金融投资较高的利润①，企业的投资行为常常会偏离正常的前进方向。克里普纳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2001年，非金融企业源自金融投资而非生产活动的收入在整个企业中占有的份额不断上升，这一指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攀升，在整个80年代急剧上扬，尽管在90年代前期有所回落，但很快又重新恢复，达到战后初期20年通常水平的5倍左右，[7]这与金融化程度的扩大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和商业银行一样，非金融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了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投资运作。另一方面，企业的实物投资和现实积累往往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金融市场的波动，尤其是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进行产业投资的意愿和行为。斯多科赫默强调，企业面临增长与利润之间的选择，股东权利的增强改变了企业利润增长的边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水平；[8]奥尔翰加济利用1973—2003年美国非金融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日益增长的金融投资和金融获利机会通过改变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产生了对实际投资的挤出效应，而增长着的向金融部门的支付降低了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短期内获利的限制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最终阻碍了企业的生产投资行为。[9]
金融化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同时使金融资本快速扩展到产业资本以外的领域，并与这些领域的资本结合、融合生长，形成具有高度流动性、投机性和垄断性的现代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构成资本积累来源的利润越来越多的来自金融领域。根据美国2007年《总统经济咨文》提供的材料，1973年，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是非金融部门利润的25.7％，到了2000年，这一数值上升到49.7％，且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的来自其金融投资活动。
金融化发展同时把政府部门纳入金融化积累渠道。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重新抬头，新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和最小政府，这些都符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内在逻辑。毋庸置疑，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金融化的兴起，并在随后的博弈中逐步被金融部门“俘获”，实施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了刺激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推行了低的税率政策，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和资本利得税。而在利率政策上，西方主要国家在1979—1980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政策将信贷关系中的权力转向了债权人，从而扩大了金融资产持有人在分配中的地位，甚至催生了新的食利者阶级，也推动了工业资本向金融领域的投资。由于税收的减少和支出的增加，政府的债务因此增加了。为确保债务的流动性，政府推行了公共债券市场化政策，比如自由拍卖国库券、创建二级交易市场等，保证了债权人手中各种形式的债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同时把长期利率的决定权交给了金融投资者。全球化的自由主义政策，促进了自由贸易、资本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汇率的自由浮动和“华盛顿共识”在国际范围内推广了放松管制和加强竞争的自由主义理念，尤其是对资本流动限制的解除，它鼓励许多国家逐渐减少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这些理念和政策都有利于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分配资源和攫取利润。此外，政府的其他政策，比如赋予中央银行负债以无限法偿能力、最后贷款人和大银行不倒闭政策等，都在客观上巩固了金融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可见，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仅给金融资本快速扩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且也造成政府部门自身及其积累的金融化。
从家庭部门来看，金融化的发展，一方面使家庭部门可以越来越容易地获得信贷支持，另一方面为家庭部门提供了越来越多样化的资产形式和多样化金融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居民能够以金融资产形式持有自身财富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凭借资产所有权在金融化催生的价格泡沫中分得一杯羹。然而，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享受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大部分工资收入者只是被动卷入了金融系统的膨胀之中。伴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和信贷的增加，家庭部门负债不断增长，这直接导致居民支出结构中清偿债务部分比例的提高。同时，金融服务多样化发展和市场扩大，不断扩大了金融资本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金融化的发展导致家庭部门持有的货币和非货币金融资产不断积累，而这种积累并不代表现实资本的积累，很大程度上是虚拟资本的积累，这种虚拟资本会由于纯粹技术性原因和衍生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而不断积累，在金融化条件下，家庭部门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通常会由于金融资本过度投机而遭受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他们持有的虚拟资本往往失去其资本的赢利性，即便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因此，金融化发展为财富集中再分配，进而为资本集中和积累提供了有力的杠杆。
在国民收入核算的恒等式中，国际部门以净出口的面貌出现，由于净出口等于净资本流出，所以可以把以贸易形式衡量的国际交往作为考察国际资本流动的参照系。后凯恩斯主义者们发现，原本从经常账户到资本账户的因果关系随着资本流动的不断提高，方向明显发生了逆转，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导致了贸易的逆差或者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不一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实际上，国际金融市场既是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产生背景，也是这一机制的重要构成要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外汇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通过这一市场，一国的资本可以便利地转换成另一国家的货币，从事生产投资或金融投资，并且外汇市场波动本身就可以成为投机的对象。根据最宽松的计算结果估计，外汇市场上每天规模巨大的交易中，仅有近8％的交易额与国家间贸易清算或对外直接投资有关。[10](P27)国际间巨大的资本流动和金融投机不仅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造成政府经济政策的限制，自然也为金融资本的全球垄断性统治和金融掠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如沙奈所指出的，就金融领域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允许尽可能经常地和稳妥地通过操纵不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的金融中心来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5](P6)事实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对称性和以美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往往促使产业和金融利润、实际资源从新兴国家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整的成本和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世界金融危机史对此作了最为生动的注释。
三、金融化积累机制的宏观效果与损失社会化
金融化积累机制沟通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联系及货币资本化的渠道，同时造成现实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虚拟资本积累在社会范围内的分离，形成二重积累过程，这无疑会对宏观经济运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金融化积累机制的宏观经济效果，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从金融化积累机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金融化积累机制促进了经济增长，如保罗·斯威齐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1]布瓦耶认为，世界积累金融化制度的产生确实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光荣的30年”长期积累之后的困境和福特主义调节危机。[5](P256)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金融化积累机制阻碍了经济增长。贝拉米·福斯特认为，在过去30年资本主义变化的三个主要特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中，金融化是三者中的主导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金融化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它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控空间，使它们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增速放慢、金融体系脆弱不堪，也使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停滞和社会动荡之中。[12]托马斯·帕利指出：“金融化时代一般与疲软的经济增长相联系”，“金融化可能导致经济容易陷入债务型通货紧缩和长期衰退状态”。[13]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金融化积累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斯多科赫默区分了金融引导(finance-led)的积累机制和金融主导(finance-dominated)的积累机制。[14]在前者中，金融市场为投资设定的预期回报率能够促进投资行为的发生和经济的增长；而后者并不保证经济增长的实现，换句话说，金融化与金融主导的积累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金融市场应该被看做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分配权力、影响生产行为和收入分配，而非效率的代名词。
从实证研究的情况看，大多研究表明，金融化积累机制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沙奈把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不断下降、进而生产增长率的不断下降看成是他称之为“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5](P303)拉帕维查斯认为，金融化应该在停滞的生产率增长、变化了的工作实践和生产能力的全球化背景下加以理解，[15]也就是说，实际资本积累的举步维艰既是金融主导积累机制产生的原因，又是这一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斯多科赫默运用时间序列对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计量研究也表明，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金融化阻碍了资本积累。[8]
金融化导致了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化和资本的虚拟化，使实际资源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领域，特别是过度地转移到具有自我膨胀力的金融业，无疑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早在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就告诫说：“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我怀疑‘虚拟经济’正日益滥用计算机的强大力量，其目的不是更经济地从事金融交易，而是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和种类的膨胀。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高科技对经济领域生产力的贡献令人失望。我担心，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方便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按照托宾的观点，由于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般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不断降低。[12]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注意到了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内生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并且与积累机制造成的缓慢增长密切相关。既然个人可以通过廉价信贷扩大消费，非金融企业正热衷于金融投资，政府也在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国际资本市场被毫无障碍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金融市场的增值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和推崇。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增值所追求的流动性往往要求以货币或准货币的形式持有金融资产，这一要求使得金融系统与实际生产体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
现代金融制度下，金融资产的交易是以预期现有资产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完全可以与现实的生产无关，它们的市场价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16](P530)在这种情况下，乐观预期、信息不对称、欺诈等因素引起的过度贸易和投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经济和真实工资的停滞甚至下降，使得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只能靠借贷来维持，而随之形成的泡沫又成为维持借贷和造成盈利假象的手段。这样，金融系统就创造了自身的神话。
在G－G′＝G＋ΔG的增值方式中，资本的拜物教水平达到了最高的程度，但其中并没有实际财富被生产出来，ΔG最终来自于对生产中创造的财富的攫取、转移和集中，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因此，表面上看，资本的增值完全是“自主的”，但在它的背后却清楚地隐藏着使生产中创造的财富不断转移的各种机制，所以，无论金融体系如何膨胀，它都不可能脱离其在实体生产经济中的根基。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自身的积累及其与现实积累之间的背离是有一定限度的，超出这一限度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进程中时常出现的投机性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危机。
金融化积累机制和由此产生的危机的不断爆发是对经济体系和实际资源的巨大破坏，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是谁承担了金融化积累机制的成本？左翼学者给出的答案是“损失社会化”。首先，信用货币的产生，将货币从以黄金为代表的金属限制中解放出来，使得向所有使用国家货币的人转嫁损失和风险成为可能；其次，当金融机构清理资产负债表时，等于向中小企业和不富裕的存款人宣布他们的资产失去了大部分价值，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再次，实际工资的停滞、社会福利的缩减和危机时期随时面临的失业，也将一部分成本转移给了工人阶级；最后，国家干预危机的手段，比如在循环的断层尚能控制之时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流动资金、向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贷款、接管即将倒闭的金融机构等，实际上把损失分配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或者把损失在时间上拉长，进而可以通过预算和税收，实现损失的社会化。在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化积累机制使得主导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国家能够实现损失的全球化，由于现实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虚拟资本积累相脱离，从而造成一些国家进行现实资本积累，另一些国家则在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或者所有权证书形式上进行积累，而当这种积累超过一定限度时，必然造成这些资产形式上的泡沫破灭，从而给这些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金融化积累机制极易形成积累的金融陷阱，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对外进行金融掠夺的工具。
四、结论与建议
金融化发展和金融主导型积累机制的形成，导致了金融资本的扩展和社会权力的强化，使得金融资本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实现对社会资本和再生产过程的控制，通过对金融过程进行资本和财富的集中和积累，同时借助金融化实现损失的社会化、全球化。金融化积累机制造成了现实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分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和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中扩张和收缩运动，使金融化积累机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当其内在矛盾和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超过一定限度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金融的动荡和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化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量以外汇和国债等形式积累的对外国资产的虚拟要求权，以及不断输入的外部冲击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今后参与国际合作的进程中，为了避免重蹈发达国家过度金融化的覆辙，减少金融化积累机制对我国实际资本积累和财富生产造成的危害，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避免过度金融化。金融通过货币和非货币工具沟通不同经济部门资金联系，它把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的货币资本以及货币与收入转化来的货币资本进行集中配置再配置，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过度的金融化将导致过度的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一方面减少了生产领域的资本，影响现实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过度的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并催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最终损害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因此，金融化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对仍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来说，不能盲目推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证券化，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必须有所节制，否则，适得其反。
第二，鼓励资源向生产性部门流动。金融体系的膨胀从本质上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它并不增加一国的实际资源，相反，它需要不断转移和攫取实体经济生产的剩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金融化积累机制带来的一个潜在危险就是使资源过度流入非生产领域，流入具有自我膨胀能力的金融领域，这对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对一个国家来说，生产能力的提高比虚拟财富的积累重要得多。因此，不仅要对金融领域的自我膨胀进行有效节制，而且应出台各种政策鼓励资本、人才向生产性部门流动，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加强对来自国外的金融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积累的控制。前面论及，金融化资本积累机制具有国际性特点，在这种机制下，货币或虚拟资本的积累与其实体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完全脱离开来。主导世界货币的国家由于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通过贸易和货币或货币资本的输出引起相关国家对其货币或货币形式索取权的积累，而这些国家实际积累的增加有赖于国际资源的实际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证书或收益权证书的国际发行成为其实现这种国际资源转移的手段。其结果是一方是所有权证书或收益权证书的积累，另一方则是实际的资本积累。随着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引起的相对过剩增加到一定程度进而由扩张转向收缩时，虚拟资本或生息证券所代表的货币资本价值大为减少，其持有国将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时由于国内和国际上从市场上获取货币或货币资本的能力大为下降，从而造成贸易和货币、资本流动的巨大限制，引起国际间的连锁反应，使危机扩散和蔓延，并自我强化。因此，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或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金融资本的输出，而卷入这一过程的输入国家将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不均衡的国家极易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的侵害，我国在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由于过度持有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所遭受的损失就是这种侵害的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控制来自国外的金融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积累，避免这种过度积累造成的巨大风险。
第四，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金融化积累机制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将新兴国家的市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积累机制的金融化使得国际资本更加具有流动性和投机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性。格莱宝认为，全球金融化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会导致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染风险甚至主权风险，[17]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化由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情况下，我国应有节制地开放资本市场，并进行适当的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以避免国际金融资本冲击，避免陷入国际金融化积累中的金融陷阱。
［收稿日期］2011-10-20
注释：
①柯罗蒂解释了金融企业高利润的原因，参见James Crotty:If Financial Market Competition Is So Intense,Why Are Financial Firm Profits So Hig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WGF Inaugural Conference “Financialization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London,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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