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自由发展”看苏联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教训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人类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过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人类社会出现了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但阶级的产生同时也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展，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一部分人需要侵占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要消灭阶级，就必须使生产力有极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生产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消灭阶级的手段。没有阶级压迫的、没有政治统治的“人的自由发展”，或者由这些自由发展的人们组成的联合体，才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其他的一切如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成社会化、公有制、计划经济，或者非国有化、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等，都是为达到此目的的途径、手段、方法，都是为这个最终目的服务的。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始终应当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的处境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发展。
人权的概念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人生来是平等的，其权利是平等的，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任何主权都来自国民，任何团体和个人均不得行使未由国民明确授予的权利。未经法律规定，不按法律程序，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一切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因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并经公平和事先的赔偿，不受剥夺。后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加上了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的人权概念自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马克思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23卷第324页。 ）恩格斯也说过：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6页。）
不过，无论如何人权的提出是历史的进步。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里的中心是人，是人的解放，是个性的解放。这是针对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的，针对人对人的剥削、依附和束缚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使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从封建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人，获得企业自由发展的可能，用新的方式自由剥削的可能。同时，也把农民和农奴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造成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阶级，即无产阶级。独立的人，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以后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摆脱人身依附状态，仅仅是个人发展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保证，个人的发展是有限度的。资本家同工人之间个人发展的条件是截然不同的。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这也就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个理由。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理应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完成。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没有呢？
长期以来，俄国是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俄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一个人的解放过程，没有经历过个性解放的过程。
关于人的解放是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之一。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精神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本质的存在。革命就是要创造能使人的精神和自由得以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倒过来，让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为政治革命服务。同时，既然精神和自由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是个体化的，而不是集体化的。如果谁将集体化的政治革命置于首位，那么，革命的后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它虽然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它所实现的也只能是政权的更迭，而不是人的解放；它将政治置于精神文化之上，其结果也只能是传统精神文化的毁灭。
二月革命后尽管俄国当时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局面，但人的解放问题根本没有提出来。各政党所面临的任务是争夺权力。发展经济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提上日程。在经济崩溃、政局混乱的情况下，自然谈不上人的解放。相反地，临时政府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继续把士兵即农民当作炮灰，驱赶到前线作战，要他们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卖命。士兵是战争机器，是临时政府为地主贵族和资本家谋取利益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十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面包、土地”。这是针对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提出的口号。从社会形态变化来看，其起点比较低，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还不是个人的解放问题。这个口号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这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口号，对动员群众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是有效的。在当时的具体形势下，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动员群众，夺取政权。正如列宁所说的，错过这个时机也许就永远不再有机会了。这是一种策略，就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改变一下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文化，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条件。这自然也包括为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
布尔什维克党为了给人民以和平，确实曾经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和平是得到了，但这是非常短暂的和平。这边刚签署了和平条约，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立即爆发了，全国开始了长达3年的战争，国内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两个口号“面包”和“土地”并没有得到落实：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借取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给农民分了土地，然而，在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际好处。当时实行“余粮收集制”（准确的译法应当是“粮食摊派制”），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绝大部分（甚至包括部分种粮、口粮）必须无偿上交，农民为换取日常用品而进行的任何粮食买卖，都被看作“投机倒把”，要被当作反革命给予严厉的惩处。在定性上，农民被看作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当然，在严酷的战争时期，一切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为了战争的胜利，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是共产主义。那时用行政命令手段建立起来的“公社”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强迫入社，大家一起过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生活，并不能刺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后来称公社变成了“真正的养老院”。农民高喊打倒“康姆尼”，指的就是这种公社。到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20年代初，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1921年初爆发的喀琅施塔得事变，集中反映了工农兵反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余粮收集制的情绪，这表明当时实行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压制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体制，企图靠军事行政命令的办法实现“共产主义”的做法，已无法为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审时主势，中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
20年代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大体上类似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提出了电气化、合作化、扫除文盲和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张，这既是为人的解放发展创造物质前提，又是人的发展本身的组成部分。新经济政策给了各界以较为广泛的自由。对农民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按照列宁的合作社方案，农民可以组织自愿的合作社，可以出租和租赁土地，可以雇工，可以从事买卖。这是农民获得解放，个人得到发展的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宪法规定了劳动权，尽管失业仍然存在，但工人的就业率在逐步增加。知识分子有较多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例如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可以就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市场机制问题展开公开论争，被认定为有错误观点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新经济学》能够公开出版。那时文艺创作没有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各种流派争鸣，各种风格并存。自命为“正宗”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反而受到党的领导人的批评。当时有一个共识，就是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的作品赢得在文化阵地上的领导权。苏联20年代的文艺作品至今仍给中国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是偶然的。在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可以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合法的争论，党报《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党内允许存在意见分歧。那时存在大家知道的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布哈林李可夫“右派”，等等，尽管斗争的方式越来越不正常，但至少还不是像30年代那样以肉体消灭来解决意见分歧。
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人权得到最好保障的社会，在保护人权上应当超过资本主义社会。总的说来，在20年代的苏联，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人权的状态大体上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年代末，斯大林在战胜所有对手之后，宣布实行“大转变”，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又恢复了已经被实践和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整个社会出现了另一种氛围。如果说，生存权是人权的起码要求，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那么在斯大林单独执政的时代连这点起码的人权也被剥夺了，更谈不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30年代初斯大林的一大举措是全盘集体化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所谓“消灭富农”的运动。这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说的“剥夺富农”、“消灭富农阶级”，而是消灭整个农民阶级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再警告过，不能剥夺农民，不要对农民发号施令。被叫做“富农”的自不必说，包括中农、贫农在内的广大农民群众实际上都遭受了一次彻底的剥夺，统统变成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又无大牲口的“农业无产者”。
问题在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富农划分标准，富农的确定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在阶级划分不清的情况下，向“富农”进攻，或消灭“富农”，其打击也必然同时落到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头上。据1927年统计，在所有农户中富农占3.9%，约有90万富农户， 这是十月革命后所达到的最高数字（如果这时确实存在富农的话）。按规定，应该消灭的富农户不能超过总农户数的3—5%。但在一些地区“被清算者”竟达15%，而被剥夺选举权的达15—20%。据历史学家达尼洛夫统计，在剥夺富农过程中总共有110万农户被消灭。 （注：《苏联社会的历史篇章》莫斯科1989年版第240页。）而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实际上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被作为富农剥夺的人数在350万至1500万之间。 （注：《祖国历史》莫斯科1992年版第2册第6页。）这两个数字并没有大的矛盾，达尼洛夫说的是“农户”，如果每户以5—10人计， 那么人数也在500—1100万左右。斯大林本人在同丘吉尔的谈话中承认， 在这个时期有1000多万农民被消灭。（注：转引自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10—311页。）
农民的回应则是大量屠宰牲口、破坏农具、实行怠工。当局采取的对策是在农村成立机器拖拉机站，使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集体农庄同生产资料脱离。同时在拖拉机站成立政治部，以加强对农庄和庄员的控制和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的村社中去了。全盘集体化的过程是对苏联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大破坏，人祸又带来连年的灾荒。
广大集体农庄庄员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自由迁徙权，只能留在他们所在的农村。他们从事的生产，首要的任务是为国家提供粮食。在发生大饥荒的30年代，苏联的粮食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集体农庄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生产，集体农庄只是完成纳粮任务的连环保组织。农庄生产的粮食往往只够完成上交任务，庄员只能靠宅旁园地即自留地养活。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落后于沙皇俄国，其粮食产量直到50年代才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这里严重地暴露出苏联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比例失调。如果再准确点说，苏联经济中得到飞速发展的仅仅是重工业、军事工业。这是一种畸形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在现代的科技和经济竞争中肯定是要落后的。
斯大林的另一大举措是从2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他逝世为止的国内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个有待解开的历史之谜。如果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那就根本谈不上人的解放和发展了。
大清洗中，许多列宁的战友、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当作反革命、外国间谍、人民公敌予以消灭。整个30年代成为恐怖的年代。卫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同仇敌忾。战后本来应当利用这种大好形势恢复经济，继续社会主义建设，改革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体制，然而出于对开放的恐惧，对人民的不信任，战后不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大整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搞反犹主义，清洗高级领导人，如此等等，镇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人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俄国沙皇加在一起消灭的革命者还要多。他所消灭的不仅有真正的和潜在的对手，而更多的是过去曾经反对过他的人，甚至还有许多并不反对他，而只是他觉得不可信任或“眼神不对的人”。在镇压的最高潮，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评价，斯大林是以“技能高低”作为划分标准的。他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断言，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在十月革命初期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因此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成了一些人的原罪，受教育成了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在这种氛围下，人有可能得到全面发展吗？
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直到今天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认为，人数应当在两千万左右。最近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实际上，这涉及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注：俄罗斯电子图书馆，一周访谈，2000／11／4。 ）雅科夫列夫十几年来一直在处理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当是权威的。1937、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
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人。（注：《祖国档案》1992年第2期第28—29页。）
从20年代末开始的大镇压，同人的自由发展完全不相干，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一般说来，每一次大革命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镇压敌对阶级的高潮，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是如此。但是，在原先的统治阶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之后就应当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进入20年代之后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布哈林也提出，在镇压了原统治阶级的反抗之后，应当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和平时期，而不应当以镇压为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应当为人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然而，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取得国民经济恢复的胜利之后，在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时候，却大开杀戒。这种大清洗，在整个社会造成一种恐慌的氛围。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可夫列夫说，大约75%—80%的人是因告密被捕的。而且各级组织以多杀人来邀功。上头规定枪毙、坐牢的定额，而审讯部门说：“不，太少了。我们这里要多3倍、4倍。”（注：俄罗斯电子图书馆，一周访谈，2000／11／4。 ）这些做法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担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
斯大林曾经提出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否说明他对人的因素、人的作用的重视呢？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重点在物，而不是人。技术决定一切自不必说，他讲到干部的作用的时候，指的也是掌握技术的干部，重点是技术而不是人。所以苏联存在监狱飞机设计室，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就是在监狱设计室为苏联设计先进飞机的！这还算是幸运的。有更多的科技人员被捕后被直接送到各建筑工地（有的位于北极圈内）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支大军构成苏联工业化中的一种怪现象：利用劳改营的大量无偿劳动从事大型矿山、水电站以至地铁的建设工程。这是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当局依靠他们的双手，在缺乏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建成了许多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在发展苏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是很不经济、无视人的价值本身的劳动。这支队伍由具有不同的文化水平和技能的人组成，往往是把一些被判刑的高级技术人员当作一般劳动力使用。当局并不关心劳动力的保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劳动力实行一次性使用。众所周知，奴隶劳动是生产率最低的劳动，这种情况在劳改营中可以再一次看到。斯大林是用消灭“旧知识分子”的办法来“纯洁”知识分子队伍，建立他的知识分子队伍的。
劳动不应当是一种惩罚手段。请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在共产主义下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指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不是被迫的行动——不管是由于生存的压力，还是强制的逼迫。人不应当是技术的附属品，而应当是技术、机器的主人。人不应当仅仅是颗螺丝钉，而应当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技术科学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的主人。
对斯大林来说，“干部决定一切”口号还有一个潜台词，这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有他自己的干部，也必须消灭那些不听话的或者过去曾经不听话的干部。布哈林的悲惨遭遇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民族自决权是列宁坚持的口号。后来这一口号也成了人权的基本口号之一。民族应当是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不应当受到歧视。民族应当有其世世代代居住的地区，而不能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随意迁移。然而在战前和战后，在苏联都有一些少数民族在有人叛变投敌的借口下被强制迁移。在战争中各民族都有败类，决不能因此而去惩罚整个民族。对少数民族的这种极端不公正做法埋下了半世纪后苏联解体的伏笔。
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在20年代末曾申请科学院院士的职称，结果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布哈林被评为院士，而斯大林却以缺乏学术论著落选（这也说明当时的科学院还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显然刺痛了斯大林的自尊心。他要成为大理论家、理论泰斗，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从20年代末开始，他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开展大批判，在一个个学科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斯大林还把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化，钦定某些学科为无产阶级的，而另一些则是资产阶级的。
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时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崇拜”，这大大缩小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就算是“个人崇拜”，当一个国家只存在一位尊神，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对他顶礼膜拜的时候，当只有一个头脑在替所有的人思考，其他的人只是听取和执行这位尊神的旨意的时候，在这样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独立的人，也不可能有“每个人的发展的”。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也是时代的谬误！但这不是苏联人民的过错，不是人民愚昧无知、盲目迷信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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