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策略与话语精神——高阳小说《胡雪岩全传》与电视剧《胡雪岩》比较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雪岩论文,话语论文,策略论文,电视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样的叙事对象，因为叙事主体的不同追求而形态各异。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先生的洋洋七大册《胡雪岩全传》随着涌动的商潮登陆，国内拍摄的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也与观众见面。本文拟将高阳的小说与电视剧《胡雪岩》做一比较，对二者的叙事策略与蕴含其间的话语精神加以分析研究。
（一）
高阳先生的作品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结集出版的。正因为这样，高阳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便是以愉悦为主导因素，线性因果性情节为基本叙事形态。适应新闻真实性要求，他对历史的叙述采用的是重构历史真实的手段。
我们知道，正史对胡雪岩的记录极为吝啬，而人们所知晓的胡雪岩是带有了很强的传奇色彩的，走传奇化的道路，对历史加以戏说，未始不是赢得受众的一种有效选择，戏说的游戏感，可以使受众在文本的接受过程中轻松愉快，符合大众接受的“快乐原则”。不过，历史知识的丰富，使高阳摒弃了那种纯游戏性的选择，而走了一条重构历史真实的险路。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具有不可重复性，任何对于历史真实的探索都无不打上探险者的主观烙印，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一部“当代史”。高阳对于清史的思考也不能例外。以小说的方式重构当时的具体生活画面，就更谈不上刻板的历史事实的真实。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尤其是那些细节，大多是虚构的，诸如古应春、汪惟贤、宓本常、唐子韶、朱宝如等，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子虚乌有者，但作家创造出这些人物来，是为了充分展开胡雪岩的历史活动空间，以创造出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来。既然要重构历史真实，这部历史就是一部创作者心中的历史，作品中的历史真实也仅是一种本文的真实，关键就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文本的真实来，而不是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是如何实现文本的真实？高阳的策略是，①巧妙地将一些有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嵌入叙事之中，以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李鸿章和左宗棠自不必说，因为胡雪岩的命运沉浮与他们二人的明争暗斗紧密相关，此外，慈禧太后，李莲英、沈葆贞、恭亲王、文煜、一干历史人物都在作品中亮相，左宗棠平洪杨，征伊犁、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洋务运动等历史事件也昭示了一种真实感。②叙事时空的真实氛围的营造。时间上，较多地运用了确切的时间制度，如胡雪岩生卒年限，他平生活动中每一个事件与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的具体关联，比如在最后一次商借外债时，办理的中途恰逢东太后驾崩，因而多所曲折，这些时间都非常具体、精确。空间上，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这些大地点的真实自无须说，连上海市的各条道路原来叫什么名字，后来道路不断扩展，新名字又是如何起的，胡雪岩是在哪条路上进行了什么活动，都交代得很准确，直让人以为作者所叙的这一事件是在史书上有记录的。罗四小姐炒地产，时间、地点也都交代得很精确。③事件的因果叙事序列逻辑严密，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编织得没有漏洞，细密复杂，柳暗花明，使人不断产生“发现”的惊喜。当然，作为一种报刊连载小说，一部《胡雪岩全传》写了10年，这使作者无法细致地在结构上加以巧妙安排，在写作的过程中时常可能突然萌发出一个新念头，头脑中蹦出一个新的人物，新的情节，而前面的部分已经发表，不可能在前面的部分再补充作一暗示，交代，以起到草蛇灰线，巧妙照应的效果，所以，高阳笔下的人物往往在需要时，便突然蹦了出来。比如小说最后写到胡雪岩破产，罗四太太乘未封查之时将几件宝贝寄送出去，此时忽然又冒出了一个胡雪岩亲戚——朱宝如夫妇，这对夫妇作为一个叙事符号，其功能就是把罗四太太的复辟梦彻底粉碎，逼她走上绝路，完成叙事的全过程。应该说，实现文本真实，重构历史真实的目的，高阳是达到了，问题是，①作者为什么苦苦追求这种真实感，难道仅仅是为了趋附新闻的真实性要求吗？②这样冒险，他是如何达到大众文化“快乐原则”的要求的？
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探讨，有助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
也许人们会说，新闻是人们最关心的，与人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而历史则像发黄的日历，隔日的黄花，但事实上，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永远不会发黄，相反，它转化为一种知识，加入文化的积淀进程中。一旦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性事件被作者揭示出来，读者在阅读中就会产生一种新发现的愉快，它有类新闻事件给读者的愉悦感，是一种新认知的愉悦，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高阳在作品中到处穿插了这类鲜为人知或曾被人错误认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从而不断地造成读者接受的兴奋。例如关于清庭中的秘史，上海的发展史等等，都是令读者充满兴趣的知识。自然，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知识的嵌入要有一个度，过于密集的知识信息，会造成接受的疲惫，所以，实现“快乐原则”的更为有效的策略是，把历史掌故化，趣味化。高阳作品的可读性由此而来。他笔下的历史事件，不是干巴巴的事件轮廓，而是生趣盎然的历史掌故。例如，说起李鸿章来，就讲到了李鸿章的母亲乘轿子时暴露了一双大脚的逸事，谈到沈葆桢，又扯起了他做山东巡抚时处死小德子，暴尸三日的事，由此伸及他在官场上的沉浮，还有诸如朝鲜内乱与中日磨擦，越南事变与“黑旗军”，与战和两派的矛盾等等，讲得有声有色，使人大开眼界。再次，情节设置上的因果线性关联，也是实现“快乐原则”的一个有效手段。主线上从头至尾，顺序道来，许多支线不断插入，但并不改变主线的流向，而是丰富了表达的内容。细节丰富，连缀得自然流畅，没有断裂之处，使阅读不至发生阻断，进一步加强了阅读的愉悦。最后，作为商业性操作不能免俗处，是爱欲调味品的加入。胡雪岩与罗四太太的婚恋经过是作品叙写较细的一笔，此外，还有胡雪岩误中月如的美人计一节及破产后在上海偶遇知音一节，胡雪岩为古应春物色小妾瑞香一节，也都相对写得较细，不过，高阳遵循“道德原则”，将读者的欲念对象进行了道德化的改写，使之符合理性的“自我”的要求。罗四太太进入胡家，原因是胡太太体弱多病，不能照料胡老太太，且罗四与胡雪岩早年即已曾相好过，瑞香被古应春收纳为妾，是因为七姑病瘫，即便胡雪岩收养“十二金钗”，也找了个难以圆通的理由，力图使之道德化。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士大夫的大男子主义心态与现代西方的“性解放”思想相结合，在作者头脑中所造成的独特婚恋观。然而，不管如何，爱欲的成分在作品中占的比重非常小，且作者努力将这些成分道德化了。“十二金钗”也不过仅提到一句而已。这样，游戏就在“本我”与“自我”之间，在“欲望”和“道德”两个临界点之内实现了平衡。
（二）
电视剧《胡雪岩》采取的叙事策略与小说是非常相近的，也是遵循“快乐原则”，以线性因果性情节为基本叙事形态。但是，它对历史的叙述却很难说比较完满地重构了历史真实，虽然说它也试图创造一种真实的氛围。比如，它大量运用定格的手段，使叙事时间停顿下来，然后插入话外音，以一种严肃认真的语调加以讲述，这个画外叙事者也类似小说的叙事者那样，以精确的时间刻度、真实的空间名称和真实的人物事件来创造真实感，如电视剧一开篇便介绍说：“胡光墉，号雪岩，”然后讲了胡氏的生卒年，说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早早做了银号跑街的等等，太平军从杭州败退后，叙事时间再次停顿下来，话外音重新插入，就这样，通过定格手段的不断使用，把故事分解为许多明显的叙事段落，使画外叙事者一再介入，进行交代、介绍和说明。此外，电视剧还发挥了其画面的照相真实的优势，借用特定地域的象征性景观来增强真实感，如述至杭州，便使用了西湖及其周围的背景，而不是如戏曲那种虚拟化方式。至于象高阳小说中借助有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来增强真实感等手段，电视剧也都采用了。无疑，电视剧是对高阳小说的电视化改写，虽然二者在人物设置和细节构思上大相径庭，但大的事件过程是一致的。电视剧也象小说那样，把胡雪岩由发迹到鼎盛直至衰败的过程作为一个大框架，造成这个过程的主要原因也与小说揭示得一样。之所以电视剧让人难以相信其真实性，问题恰恰出在人物设置和细节构思上。
叙事虚构作品的基本原则是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作品建立在假定性的前提下，这层假定性前提，可以任由人们设置，但是，要使作品能够被人接受，就要从这一假定性的前提出发，让人物、事件按照自己发展的逻辑行动，从而建立起文本的真实来。《胡雪岩》既然是将故事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人物就已经有了前设，虽然我们可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重新认识他们的历史活动，但基本的前设不能不对叙事产生影响。比如李鸿章，过去单纯称他为卖国贼，失之简单化，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上，重新来审视他的行为，我们就体会到了在那个特定历史情境中，他的几分无奈。电视剧试图重塑李鸿章，表现他的爱国精神和对洋人欺侮中国人的不满，但编导为此设置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李鸿章带兵通过租界时，恰遇一印度巡捕正在殴打一个中国百姓。李鸿章一问原因，原来是这个中国人在租界随地撒尿，他气愤地命士兵专门站在租界的墙外撒尿，并说：“下次随本府到租界来，把尿憋足了再来！”这个情节显然不符合李鸿章的身份。剧中，左宗棠曾说过，李鸿章这个进士还得让他这个举人几分。就是说，即便观众对历史知之甚少，纯粹观剧，他也知道，剧中设定的李鸿章是个“学历”、“修养”比较高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让士兵在租界撒尿的行为来？如果观众知道李鸿章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对外交礼仪知之甚详，就更要对这样的情节摇头了。
类似的荒唐情节还有很多，比如胡雪岩利用胡宝玉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随后便一脚踢开，对玉惠等也是如此，这样的情节，把胡雪岩塑成了于连·索黑尔；而胡氏到妓院去拯救民女，并给她资金让她开店卖包子，被设计为胡雪岩以此来给自己买名，这时，他又是个奸商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让人很难相信后来他开办胡庆余堂是出自一片善心，对芮瑾是一片真心，那么，随侍左右的那些人的忠心也就没了着落。剧中的胡雪岩，动不动没来由地发火，周围的人言行也让人莫名其妙，就象那一个个由定格所切分开的片段一样，显得支离破碎，匪夷所思。在剧情前半段，胡雪岩在左宗棠部与太平军之间周旋，和王德榜说：“我们商人只讲和气，不讲骨气”，但到剧情后半段，胡雪岩却与洋人讲起了骨气，以至因囤积生丝破产，剧中并未见到任何铺垫，不知胡雪岩怎么就不讲和气了？一句话，胡雪岩的性格缺乏统一性，他在剧中是一个任由编导捏弄的木偶。在文本内部，情节的因果联系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电视剧是如何满足快乐原则的要求的呢？电视剧一开始是依靠戏剧性来达到的。第一幕便是一张借据被一只大手拍到桌子上的特写，镜头拉开，左宗棠的部下手持明晃晃的钢刀，以武力胁迫借款，此时主人不在，伙计柳成祥、谭则云不敢外借，司库宁死不开金库剧情便在这样的激烈冲突中开场。然后，在这紧要关头，主人公胡雪岩上场，一下子便成了被突出的中心人物。司库的女儿芮瑾赶来，司库重伤而亡，临死将女儿托付给胡雪岩。平心而论，这个开头是比较精彩的，它一下子抓住了观众，也把主要人物都展现了出来，并借突发事件显露了他们的性格：胡雪岩的机智权变，柳成样的本分可靠，谭则云的精明细心，芮瑾的倔强柔情。这样的开头，手法非常经济，效果也非常好，高阳的小说与此相比，则显得拖沓了。当然，前文已经说过，高阳写了10年，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不可能在小说结构上搞得很精致，而电视剧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改写，加上电视剧自身的特殊限制，它必须，也应该使剧情更紧凑，人物更集中。剧中，把小说中的古应春改写为柳成祥，宓本常改写为谭则云，七姑和罗四太太合并为芮瑾，叙事的线条变得更少更集中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电视剧越到后面，戏剧性变得越弱，维系剧情的可看性的因素主要变成了两个方面：明星视觉奇观与私生活“窥淫”效应。
此剧虽然把胡雪岩的活动放在他经商的兴衰过程中，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却并不是在讲述经商的故事，而是把重心放在胡雪岩的私生活上，虽然编导试图将私生活与经商联系起来，但这样所造成的结果是，胡雪岩变成了于连·索黑尔或西门庆。于连是靠了女人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西门庆是靠了女人而发财，把女人们的财产通统据为己有，胡雪岩则是借助女人的本事在经商中获利，成为一个豪商巨贾，虽然剧中一再交代他是因为左宗棠而暴发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剧情略加简化，《胡雪岩》就可以换成这样一个题目：《胡雪岩和他的女人们》。不是吗？一开场便是芮瑾出场，胡雪岩想把芮瑾纳为自己的妾，却因母亲的反对而放弃，芮瑾在胡雪岩初次独自经商时，在关键的时候给了他财力（倾其所有）和人力（表弟阿宝）的帮助，并以20字格言书于帕上相赠，胡雪岩终于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芮瑾的格言也成为胡雪岩的座佑铭。来到上海，胡雪岩又因为撞车争执而认识并娶了歌女玉惠，利用玉惠在洋场上的关系而再次获得商业上的成功，然后是与名妓胡宝玉周旋，获得外商的借款，再后来，又收纳了梦瑾，让梦瑾女扮男装，随他出去，以色相征服洋人。到杭州后，又是因为梦瑾生病，大办胡庆余堂。在关键的时候，梦瑾将捂热的蚕茧倒开，亲自去找左宗棠，为胡雪岩说情。可见，剧情的重心在胡雪岩的私生活上！直到胡雪岩败家，最后一幕还暗示，胡雪岩与芮瑾终成眷属。
高阳在小说中也写到了胡雪岩的私生活，但并没有让它占有太大的分量，只是当作调味品稍放上一点，还要力图将它道德化，以获取读者的认同，但电视剧却将这一部分无限放大，似乎胡雪岩的成功全是因为这些红粉知己，而他之所以能使她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正是因为他冷酷绝情。
编导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满足人们潜意识中对名人私生活窥探的欲望，把一部电视剧变成了街头小报。在这方面，编导的天才得到了最佳发挥；胡雪岩母亲不许他纳芮瑾为妾，却为芮瑾听到，胡雪岩与芮瑾在灵隐寺约会，正在拥抱时，被阿莲嫂窥见，处处巧合；胡雪岩为讨得玉惠欢心，亲自用轿将她抬回、逗得观众哈哈大笑，笑过又觉得实在无聊；胡雪岩逛妓院，演得更是细腻、卖力，然后设置一个突转，将雏妓赎出放掉，如此等等，但编导最为细致地铺演的地方，却是胡雪岩的几房太太们相互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用了吃螃蟹、端洗脸水等许多细节精心搬弄、津津乐道，借此宣泄某种“本我”的潜在欲望。
小说文体是一种私人性文体，读者阅读时是个体性的，再加上作为语言文学，它具有形象的间接性特点，所以，高阳对胡雪岩的私生活作一些描写并不要紧。遗憾的是，高阳在小说中尚且有所节制，电视剧编导却不顾电视欣赏的环境而大力制造“窥淫”效果。
（三）
现在该回到我们在第一部分所搁置的问题，即：为什么高阳要苦苦追求真实感？
如果作品象《戏说乾隆》那样，受众也许不会多所苛求，权当笑话看，看完神经放松了，疲惫解除了，然后去睡觉。不过高阳似乎并不甘愿扮一个笑星。高阳试图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体会与感悟传达给读者，使读者不仅仅被情节所吸引，而且在读完作品后久久不能释怀，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历史。《胡雪岩全传》的后记是个最有力的证据。作者说他“在写作中途，不断产生新的感慨”，他认为，胡雪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政者没有积极扶持民族资本家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政治不稳定，但胡雪岩失败后光明磊落的态度却是令人敬佩的。一部作品一旦问世，就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作者的创作意图为转移，而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在读者的接受中不断生成着意义。一些外国读者试图从中学得胡雪岩的经商技巧，这本无可厚非，但作者知晓后感到啼笑皆非，认为这“实为始料所不及”。他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表明他在创作中确实是用心良苦。我想，如果作者始料可及，他会把经商技巧方面的描写尽量压缩的。
浓重的历史真实感，浓厚的艺术趣味性，在高阳这里，都是为了将读者的思想导向对民族资产阶级成长历史的严肃思考。这样看来，他对私生活描写的节制，对“胡雪岩奢侈腐化导致失败”的观点的存疑，目的都在避免对读者的注意与思想构成误导，真实的历史情境的构筑又恰为胡雪岩的活动，为创作意图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生活环境。
电视剧虽然在大的结构框架上模仿了高阳的小说，但正如前文分析，它有一种支离感。为什么会出现支离感？我想，根源在于它的话语精神的混乱或者说阙如。芮瑾赠胡雪岩的20字箴言或者可以看作电视剧的主要思想脉络？“要想做善事，先得有了钱”，那么如何先有了“钱”呢？电视剧中，胡雪岩是“不择手段”，“商人只讲和气，不讲骨气”，清军或者太平军，跟谁做生意都成，20字箴言后面便又暗含了10个字：“只要能有钱，如何做都行”。这样，箴言便内在地具有了矛盾。以善恶来开篇，靠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去展开叙事，则胡雪岩的行为又充满了恶的成分，尤其是作者将经商与私生活缝合在一起，使得这种恶有增无已。高阳仅仅认为有几房姨太太跟胡雪岩事业的失败没有太大关系，电视剧倒更进一步，表明多娶几房姨太太会对事业的成功大有助益，或者说，没有那些女人，就没有胡雪岩事业的成功。当胡雪岩利用那些女人们去赚取金钱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人们对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评论：“黑社会的导游图”。不是妓女，就是撒尿，就是床上戏，就是姨太太间斗心计争宠，电视剧的趣味趋向了恶俗，“善”字间或有所显露，也因与恶的矛盾而被消解。芮瑾是个“善”的形象，但当她在灵隐寺幽会，到衙门中用自身去抵债时，形象又模糊了。梦瑾也算个“善”的形象，她不愿象别的女人那样被关在笼子里争宠，而胡雪岩又无法理解她，只有柳成祥多少懂得她的心思。她好不容易跑了出去，为什么又再投罗网，且对胡雪岩忠心耿耿呢？这些形象塑造的模糊，都是由于编导把注意力放在了私生活“窥淫”上，仅仅追求所谓“好看”所致。当梦瑾因为胡雪岩命她下跪便跪着不起来时，其观赏效应是什么呢？即便我们撇开私生活层面，也仍然看到善恶的矛盾并置对作品的消解。胡庆余堂送药三年，胡雪岩的一句话是：送够三年，即使卖假药，人们也信以为真。编剧也许意识到这句话对人物的性格统一性将造成破坏，所以在后面的情节中极力补救。然而，为什么不把这句话改掉它呢？
话语精神的阙如，使叙事多处相互消解，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被做得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电视剧的话语精神会阙如呢？我想，这涉及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大问题：电视剧的改编。电视剧改编不是仅仅把原作的故事情节进行一番电视化改写，而是要找到一个结构叙事的中心思想。当然，这个中心思想可以是原作提供的，也可以是电视剧创作者新发现的，有了它，全剧的叙事才能变得井然有序，不致互相抵触。但是，许多编剧为了多赚钱，无暇精心构思，只是追求把小说的情节电视化，而所谓电视化又被理解成离奇化，尽力制造视觉奇观甚至色情奇观，使电视剧创作变成了制作，变成了裁缝。本来，有高阳的小说作为底本，电视剧完全可以搞得较有质量，但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
《胡雪岩》播出的失败仅是一个例子，它说明，电视剧质量要提高，一方面编导的艺术素质要提高，另一方面，当前电视剧创作中的浮躁之气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