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末年俄商赴京贸易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咸丰论文,之争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路通商在清代中俄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增加财政收入和解决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的生计问题，俄政府推行逐步扩大对华陆路通商范围的政策。而清政府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俄国的通商要求则采取抵制的态度。咸丰末年，清政府内外交困，俄国趁机在华扩大通商权益。因中俄《北京条约》中有关贸易条款的含混，引发的中俄间关于俄商赴京贸易的争端，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一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初二日，中俄于北京订立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以下简称续增条约）十五款，包含划界、通商、往来行文、驿递等诸多内容。该条约第五条规定：“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库伦准设领事官一员，酌带数人，自行盖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间若干，并喂养牲畜之地，应由库伦办事大臣酌核办理。中国商人愿往俄罗斯国内地行商亦可。俄罗斯国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国通商之区一处往来，人数通共不得过二百人；但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与路引，内写明商人头目名字、带领人多少、前往某处贸易、并买卖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项。所有路费，由该商人自备。”①
咸丰十一年三月，有20名俄商带货驼百余只，要求经独石口赴北京通商，被清政府拒绝。由此开始，一场关于俄商是否有权赴北京贸易的交涉在中俄间展开。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总理衙门在给予俄国政府的照复中，认为两国上年签订的续增条约中并没有允许俄商赴京贸易的条款。该条约第五条内，“仅有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等语。并无载货至京贸易明文”。由恰克图照旧到京一语，系指“贵国住京之人照旧往来而言，并无贸易字样”②。同时，军机处奉皇帝谕旨命察哈尔都统、直隶总督等官员阻止俄商队由独石口进京，令其“将货物在张家口一带零销，不得设立行栈，亦不得进京贸易”③。在清政府的反对下，此商队转赴张家口待命。
北京俄罗斯馆掌院修士（即东正教驻京使团首领）固理（Гурий）闻知此事后致文清政府，要求批准俄商入京贸易。因当时驻京俄使尚未到任，固理暂时代理此职。固理认为，续增条约第五条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应与下文连读，其意为可赴京贸易，译出俄文亦作此解。“其‘照旧’二字，系指照康熙、雍正年间旧例进京贸易而言”④。可见，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照旧到京”的主体到底是俄驻京之人还是俄国商人；“照旧”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先看中俄续增条约中文版本中第五条关于赴京贸易的含混内容：“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⑤
很明显，联系上下文“其”应指俄国商人，即“照旧到京”的主体应是俄国商人。总理衙门将“其”解释为俄驻京之人显然有些牵强。而“照旧”也自然易理解为仿照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及《恰克图条约》之例，俄国可派遣商队赴北京贸易。在中俄续增条约的俄文版本中，此含义更为明显。现按原俄文相关内容释译如下：“除在恰克图贸易外，俄国商人照旧享有由恰克图赴京贸易的权利。沿途于库伦、张家口两地允许他们进行零星贸易。”⑥
在对比中俄版本中这部分有争议的条款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版本中“照旧到京”后没有加“贸易”二字，这使本来很清楚的内容变得模糊起来。总理衙门也正是据此声称续增条约中没有俄商赴京贸易的内容。中俄官员在议定续增条款时，应是字斟句酌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注定会发生争执的条款呢？
二
清代的中俄贸易，正式始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政府规定俄罗斯国可3年进京贸易一次。从1698至1718年的20年间， 先后到达北京贸易的俄国商队就达10个之多⑦。这种定期赴京的商队贸易使俄国政府获利颇丰。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立《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在边境恰克图、祖鲁海图地方开设商埠，以便两国人民贸易。随着恰克图中俄边境贸易的日渐繁荣，俄国赴京的商队贸易衰落下去。乾隆二年（1737年），御史赫庆奏请停俄罗斯赴北京的商队贸易。此后，俄商赴北京商队贸易基本停止，中俄“互市之事统归于恰克图矣”⑧。
鸦片战争爆发后，俄政府积极以外交方式谋求扩大在华通商权益。根据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俄国获得了在中国海路贸易以及传教活动等方面的特权。但俄国上下对此条约草案并不满意，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及恰克图行政长官等人认为，“必须在条约批准之前增加几项补充条款，以巩固俄国从过去签订条约中已取得的陆路通商权利”⑨。长期与中国进行边境陆路贸易的俄属西伯利亚地区居民也对该条约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俄国代表在签约时过分注意了与欧洲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忽略了俄国同中国有着漫长的陆上疆界。这种情绪促使俄国政府决定于1859年3月派遣伊格那提耶夫（Игнатьев）使团赴北京就中俄边境及商务问题进行谈判。
在伊格那提耶夫到达中国之前，在华办理《天津条约》批准事宜的彼罗夫斯基（Перовскнй）曾于1859年5月间向清政府提出了关于条约的八项补充条款。其中内容就有“俄国人准运赴中国内地，中国人准运赴俄国内地，运货贸易，互相照料，不得勒肯”⑩的内容。但此补充条款被清政府拒绝。对于继任者伊格那提耶夫而言，其在商务上的目的也是企图按照昔日《尼布楚条约》以及《恰克图条约》的精神，使俄商重获在中国所属地方任意贸易的权利。1859年7月，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提交了包括通商、划界等内容的六条续补和约条款。其中第四条便提出“俄罗斯国人照旧在陆路行商，或由恰克图或由别处随该商人之意往库伦、张家口、北京及中国内地诸城贸易”(11) 的要求。并称，康熙年间“本国商人曾经屡次在齐齐哈尔、库伦、张家口、北京任意贸易，恰克图所立和约，复定旧例，往北京行商”(12)。俄国反复提出扩大陆路通商及恢复赴京贸易的要求，使清政府对此问题更加谨慎。因此，清政府在给予俄国的照复中称，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已与贵国通商，此外所言之地系天津新定和约内所无之处，不可通商。俄国欲扩大陆路贸易的提议再次被清政府拒绝。
1859年，英使因入京换约问题在大沽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率清军发生冲突。1860年夏天，英法以武力进犯北京。这给绝望中的伊格那提耶夫使团提供了完成使命的机会。整个战争期间，俄使伊格那提耶夫于联军及清政府间斡旋，并从中捞取同清政府谈判的资本。同年秋，清政府先后于北京与英法两国互换和约，被迫同意了两国提出的续增条款。英法两国换约后，俄使伊格那提耶夫也适时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就扩大中俄陆路通商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奕考虑到“英法两夷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启边隅，尤属不易措手”(13)。出于北京沦陷所带来的恐惧，清政府对俄国虽心怀抵触，但也不敢对俄使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无奈之下，总理衙门遣刑部尚书瑞常、侍郎麟魁、成琦等人前往俄罗斯馆与俄使谈判。在对续增条约进行讨论时，清官员认为俄国扩大陆路通商有诸多贻害，特别是“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三处尤关紧要，断不能允准，总应设法阻止”(14)。对于俄国欲恢复北京等地通商的要求，尽管清官员进行了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就当时情形而言，京城正处于英法联军的蹂躏之中，清政府不愿在对待俄国问题上节外生枝，故不可能完全阻止俄方欲重返北京贸易的脚步。正如弈上奏中所言，议定续增条约事“虽于臣等心未尽惬，惟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但于目前之患较少，不得不委屈允从，以便催令英酋退兵，俾京城根本，人心安定，以全大局”(15)。
瑞常与俄使议定续增条约的情况，奕于九月二十三日具折奏明咸丰皇帝。在奏折中附录了与俄使议定的续增条约十五款，第五款争议部分的内容如下：“俄国商人除照旧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16)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件中，“照旧”二字置于恰克图贸易前。如果十月二日续增条约最后签约的内容与九月二十三日奏折附件中的内容相符，那么此条款的含义则倾向于总理衙门的解释，即俄国驻京之人进京时，如有零星货物可在库伦、张家口进行贸易。然而遍查《各国立约始末记》(17)、《咸丰条约》(18) 等有关文本，中俄续增条约第五条有关赴京贸易的内容均为“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而不见“照旧在恰克图贸易”的内容。“照旧”二字位置的变化，反映了双方谈判时的激烈较量。在最后签约时刻，俄国还是实现了恢复北京贸易的企图，这也显然是清官员被迫让步的结果。
另外，根据中俄续增条约第十五条载，此条约系在俄文文本的基础上，由双方各译为汉字一份，画押用印后交对方收存。在最后签约的时刻，清政府虽被迫同意俄商可在库伦、张家口甚至赴京师贸易的要求，但清官员在续增条约的中文文本上写下的却是俄商可“照旧到京”，而不是“照旧到京贸易”，这为日后总理衙门重新解释此条款预留了空间。
中俄续增条约签订后，伊格那提耶夫感觉自己的外交使命完成得“非常出色”，并认为条约第五条“确认了我国商人进行商队贸易和自由前往北京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根据《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由于时间的推移，它的内容已为人们所遗忘了”(19)。如果续增条约仅是允许俄驻京人员在库伦、张家口进行零星贸易，那么伊格那提耶夫的外交使命便没有圆满完成，其激动之情便无法解释。前文已述及，恢复赴北京贸易是使团重要任务之一。
三
清政府将欲赴北京贸易的俄国商队阻止在张家口后，固理反应强烈。他甚至“虚言恫吓”，对清政府进行要挟。外患初平的清政府不愿因此事再生波折。根据中俄《天津条约》第三条，有别国添设口岸，准俄国一律办理的内容。因此，奕在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称：“现在天津已准英法等国通商，则俄商前往贸易，于事亦无增损。”(20) 这样， 中俄间一场关于赴京贸易的争端便以俄商改赴天津贸易而告终。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清政府不再坚持由恰克图到京的主体为“驻京之人”，而允许俄商可以在库伦、张家口、天津一线贸易。对于俄方而言，虽然赴京贸易没有成功，但天津的开放使俄国将对华陆路与海陆贸易贯通起来。同时，一条经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直达天津的中俄陆路贸易线路开始形成。这条陆路通商线路由天津向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延伸。从这个角度而言，恰克图至天津陆路通商线路的形成较赴京贸易对俄国的价值更大。尔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俄商凭借这条陆路通商线路逐渐将晋商排挤出恰克图市场并垄断了蒙古市场。
咸丰末年，中俄间关于俄商赴京贸易问题的争论是由条约内容含混引发的，而争端的造成者为清政府，而不是俄国。此争端的根源在于清政府对于俄扩大陆路通商企图的本能抵制。此事件也反映出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孱弱政权下的清政府官员在外交中表现出的屈辱、无奈与挣扎。尽管引发争端的条款不是由俄国蓄意设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通过《续增条约》获得的赴京贸易权利具有合法性，俄国通过强迫手段在华攫取通商权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①⑤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0页。
②③④(13)(14)(15)(20)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08、1114、1152、997、1001、1004、1153页。
⑥ РУССКО—КНТАЙСКИЕ ОТНОЩЕНИЯ（1689—1916），изД.восмочной.лимерамуры，1958г.36с.
⑦张维华、孙西著《清前期的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148页。
⑧ 何秋涛《俄罗斯互市始末》，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
⑨ПЕКИНСКИЙ，ЛОГОВОРЪ1860г.,Изд.Книжснаго—склаиа“Новый Край”1905г.:4с.
⑩ 郭廷以编《四国新档》（俄国档），台北精华印书馆1966年版，第535页。
(11)(1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九，故宫博物院抄本影印民国十九年版，第29、32页。
(1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八，故宫博物院抄本影印民国十九年版，第20页。
(17) 陆元鼎编《各国立约始末记》，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版。
(18) 汪毅、张承棨编《咸丰条约》，外交部图书处，民国五年九月。
(19) ПЕКИНСКИЙ，ДОГОВОРЬ1860г.,Изд.Книжнаго—склада“Новый Край”1905г.235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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