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以后党内高层民主的缺失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缺失论文,中国论文,中共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7)01-0112-07
一、中共八大的召开及其新的领导机构的设立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候补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到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除上述会议安排外，中共八大还确定了新的领导机关。从党的历史来看，四大以前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五大开始设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不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书记处仍为五大书记，但排名顺序稍有变动，为毛、刘、周、朱、任。1950年6月，七届五中全会决定由陈云代理生病的任弼时的书记工作。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位书记。中共八大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政治局委员 1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共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可以看出，八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为建国初期的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是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的延续。
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是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它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又是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六人之间的民主集中关系，构成了党内高层民主的基本走向。
二、反右扩大化对八大以后党内民主建设形成负面影响
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和1957年3月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和阐明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的必要性。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毛泽东在 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思想指导，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方针，以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按照从上而下、从领导干部到全体党员的步骤展开。
中共中央的指示于5月1日发表后，各级党组织立即领导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文件，按照毛泽东两个讲话的思想，检查对于党的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总结和改进工作。与此同时，各省市委以上领导机关和大专院校、新闻、出版、文艺、卫生界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门整风的精神，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各民主党派也召开座谈会，“助党整风”。
但是在向党“提意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危险言论。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属性”并不确信，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2]于是，当他感觉到这部分人的言论开始威胁执政党的统治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反击。
6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毛泽东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3]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反右派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9月，整个反右派运动的“急风暴雨”阶段终于告一段落。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通知”中，虽然没有指出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倾向，但提出“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可惜，这个“通知”虽然规定了“六划六不划”的界线，但在前言中又说为了不使人有扩大化的错误印象，即使有些右派划错了，也不要当众宣布；更何况这个“通知”不往下传达，只是由少数领导人掌握。
到了1958年，又搞了一个“反右补课”，在“向党交心”运动中，不少人剖析自己的思想，讲了真心话，“因言获罪”，又打了一批右派。根据1957年9月的统计，全国戴了45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加上后来的“补课”，全国共定为右派分子的有552877人。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4]具体分析，有这么三个：一个是反右扩大化使整风运动流产了，谁还敢提意见呢？1957年10月以后虽然转入整改阶段，实际上还在反右派，党群关系没有改善；另一个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严重地妨碍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共八大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落空了；第三个是它破坏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开创了用压服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非问题的恶劣先例。随着党内个人崇拜的加剧，非但人民民主遭到破坏，党内民主建设也同样遭到严重影响。
三、反右派以后党内高层民主决策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反右斗争对人民民主的冲击，为形成党内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决策体制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八大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六人间的民主集中关系，也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反“反冒进”中周恩来、陈云遭到尖锐批评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十五年（1953年至 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毛泽东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也不满意。 12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
在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北戴河会议的计划指标。薄一波在回忆中说：“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十五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十二年或八年的任务，提前在五年甚至三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5]
结果，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力。到1956年，已经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困难；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出现赤字；物资紧张，“三大材料”（钢材、水泥、木材）短缺，挖了国家储备（约20亿元）；市场供应紧张，动用了商业库存（约17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失调，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面对这种状况，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开始控制基本建设投资。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对急躁冒进情绪提出批评。这篇社论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最后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定的，定稿校样曾送毛泽东。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是三个字：不看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就“反冒进”对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反冒进”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泻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政治问题”[6]。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持“反冒进”观点的领导人异常紧张，李先念竟至于“睡不着觉，吃安眠药”。[7]为了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18天的会议中，一连讲了6次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12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1958年5月5日到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
2.庐山会议后朱德被迫检讨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
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朱德，并不满意对彭德怀的批判。7月25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8]7月26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9]8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朱德的发言仍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10]庐山会议后期，朱德基本保持缄默，他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说：“你对一半，我对一半。”在表决投票时，朱德也举了手，但弯曲着胳膊，只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散会后，毛泽东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直言不讳：“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11]
庐山会议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检讨”。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共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9月26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10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3.陈云因主张“包产到户”而不再被邀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安徽省部分农村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的问题。责任田，即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统一管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是包产到户。毛泽东表示：“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12]
到了1962年春夏之交，安徽每10户农民中，有 8户参加包产到户。就全国而言，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即大约1亿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湖南调查时，看到农村的破败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渴望，转变了原来不同意的看法。调查结束以后，他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他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他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13]但是，田家英的汇报却在毛泽东那里碰了壁。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他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14]
1962年3月，陈云因身体原因去杭州养病，进一步研究了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他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认识，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农村搞“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决缺粮问题。虽然他知道毛泽东显然主张依靠人民公社来解决农业问题，但还是准备再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主张。
6月24日，陈云由上海回到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7月6日，陈云上书毛泽东，要求约谈一次。 3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夜约陈云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示任何意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15]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只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16]
7月28日，陈云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提出：由于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7]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 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会上，毛泽东还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18]
虽然在北戴河会议上陈云没有被点名，会后毛泽东也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但是，明显他已不受信任。此后，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会都不请陈云参加。[19]
4.对“四清”运动的意见分歧使毛泽东开始萌生了撤换刘少奇的念头
国家调整时期，党内出现“包产到户”思想，让毛泽东感到恼火。另外，党内对于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的不同看法，更引起他的警惕。
为“防修反修”、防止“和平演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场社教运动，在农村称为“四清”。“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城市运动，以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十条），作为开展运动的指导纲领。这些规定对于在运动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1964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风向发生变化。会上一些发言，与《前十条》、《后十条》强调的精神已大不一样，提出了许多过火的不恰当的意见和措施。毛泽东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个指导方针，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混淆了敌我界限。例如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的工作队，有 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20]
为此，1964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21]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搞法，刘少奇强调秘密扎根串联，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左”的做法。毛泽东则认为“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22]
正因为有上述分歧，中央工作会议延长至一个月之久。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后，毛泽东开始萌生了撤换刘少奇和改组中央高层的念头。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也回答说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23]
5.毛泽东严厉指责邓小平搞“独立王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因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深得毛泽东的信赖。1951年，梁漱溟在参加四川土改后，向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主持的四川工作开展得好。毛泽东大声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24]
1952年7月，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其间，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成功处理了高饶事件，清除了隐患，教育了干部，保证了“一化三改”路线的贯彻。为此，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竭力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他；“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25]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随即举行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已过花甲之年的毛泽东，对年轻的总书记邓小平寄予厚望。在一次聚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甚至认为邓小平“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26]毛泽东还对赫氏说过，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27]
但是，这种状况慢慢发生了变化。1959年4月，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应毛泽东的请求，同意其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经过党内充分酝酿，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邓小平任总书记，处理中央经常性工作，站在一线。然而，不到几年的时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种意见分歧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如何对待“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小平在政治局中和刘少奇、陈云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28]但是，毛泽东从他的认知角度出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意见。 1962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激烈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所谓“黑暗风”，主要指 1960年以来尤其是“七千人大会”以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严重经济困难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采取坚决“后退”的调整措施。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讲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所谓“单干风”是指邓子恢、邓小平和陈云等支持农村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所谓“翻案风”，主要是指彭德怀的申诉信，同时也指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及到了邓小平，表明毛对邓的不满，也表明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和斗争。对于毛泽东这些“左”的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显然难以接受。因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曾好意地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2月20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明确批评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毛泽东就把“反修防修”的视线集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身上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不再和刘、邓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支持江青、康生等极少数人暗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四、中共八大后党内高层民主的破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反右斗争到“文革”前的十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央常委都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80年代初，邓小平在讲到“大跃进”问题时说：“在那种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29]“难以反对”，就是集体失语，这种症候无疑就是党内民主的丧失，给当时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毛泽东实现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焘都有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专断，但不存在对他们的个人崇拜。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曾对青年发生过巨大影响。但由于他在党内比较专断，遭到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激烈反对。王明、博古搞个人专断，主要靠“共产国际”的大棒，一旦离开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的个人专断就不灵了。张国焘的个人专断是利用枪杆子和宗派主义，在党内同志认清其分裂中央的面貌后，也就没戏唱了。毛泽东晚年搞个人专断，依靠的是个人崇拜。这在党内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家盲目相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同意问题难以解决。
其次，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人民民主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最终要由他挂帅。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终于全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的高度集权体制。在“以党代政”的同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被搁置一旁。从1957年至 1960年，相继召开了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五次会议，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代表提案数分别是243件、81件、80件、46件，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势头。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提案数更是锐减不已，在前两次会议上分别是23件和11件，到二届一次会议，仅有关于民政工作的1件。到二届二次会议，干脆成了空白。此外，开展“大跃进”等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的重大决定，均未通过人大的审议和批准，而是由党组织一手决策。在个别时候，甚至连钢铁生产也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调度指挥。与“以党代政”相伴的是“以党代法”。随着反右、“大跃进”等一系政治运动的发动，在一度推崇法治的中共高层领导层中，人治思想逐渐抬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表态：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
第三，由于民主决策体制遭到破坏，频频造成严重的政策错误。1957年反右以后，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造成不幸后果。 1958年，在对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认识不足的情况下，轻率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的错误，但会议后期又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60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还有进一步发展。
第四，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到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5年，毛泽东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为“文革”爆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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