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宇宙的第四种模式--“尚书草岭窑”的“本”、“土动论”的“源”和“土动论”_宇宙论论文

论汉代第四种宇宙模式——《尚书考灵曜》“地动说”的正“本”与清“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尚书论文,汉代论文,地动论文,宇宙论文,第四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宇宙论是人类关于宇宙的最基本思考，也是古代各思想流派共同关心的哲学命题。盛行于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执著于天人关系的探索，宇宙论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纬书《尚书考灵曜》中记载的“地动说”，是一种包含天地结构和运动理论的较为丰富的宇宙学说。其中关于大地运动的理论早于哥白尼“地动说”一千多年，集中反映了谶纬作者们对天体运动的独特思考。席泽宗、李约瑟、吕子方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以后①，科技史学界对其进行了较多的讨论，但由于谶纬文献的缺失与混乱，众人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主要分歧点有三：一是对《考灵曜》“地动说”内容的界定，究竟哪些是《考灵曜》“地动说”的原始文字，哪些是郑玄和孔颖达等人的注解，哪些又是与“地动说”无关的其他的宇宙论说？二是对《考灵曜》“地动说”文字的理解，其大地运动模式究竟是圆周形还是折线形？大地又是什么形状的？三是对《考灵曜》“地动说”中宇宙结构模式的理解，它到底是属于盖天说还是浑天说，还是不同于浑盖的另一种奇异的宇宙模式？碍于这些难点和分歧，学界很少有人建立《考灵曜》“地动说”的详细模型，也未有人全面而深入地探究其产生的根源与背景。因此，通过建模的方式对《考灵曜》“地动说”进行重新阐发和研究，客观分析其宇宙论归属，正其“本”，在此基础上追溯其“源”，以及探讨其在后世的影响，很有必要。

       一、中国古代宇宙论概说

       我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众说纷纭。仅隋代以前，据刘焯在《论浑天》中总结的“(浑)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昕、安、穹、四天沸腾”②，就有八种宇宙结构学说。其中最原始的、影响最大的，有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种，其他五种都是在它们基础上进行的演绎或延伸。

       盖天说有周髀家盖天说、《周髀算经》盖天说以及后来王充的平天说和虞耸兄弟的穹天论等。周髀家盖天说即一次盖天说，主张“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③，天像盖子一样高悬在上，平面方形的地稳居在下。这种理论在先秦时期广为流行，如《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大舆”。④《周礼·考工记》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⑤大约西汉初期，又出现了以七衡六间图为代表的《周髀算经》二次盖天说。其说以为天极居于天中，恒定不移，天与恒星、太阳等都围绕天极运动，太阳在不同的时节遵循不同的轨道，冬至在最外衡，夏至在最内衡。此外还有王充的平天说、虞耸兄弟的穹天说等。

       浑天说于西汉前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前期基本定型，重要代表人物有落下闳、扬雄、张衡等。其中以张衡之说最为完善，其说主张“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⑥，“天运左行”，地体则“平以静”⑦。即天为球体，地浮在其中，天向左运行，大地则静止不动。浑天说在古代影响最大，后来又不断有所发展，并从中衍生出了新的理论，如姚信昕天说等。

       宣夜说以东汉的郗萌为代表，郗萌记先师相传之说以为“天了无质”，“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⑧认为天是没有形质的，北极不动，恒星、行星、日月等皆以气为依托，依照自己的方式旋转。对于大地是什么样子的，郗萌宣夜说没有给出答案。后来东晋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以为天地“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员(圆)则俱员(圆)，无方员(圆)不同之义也”⑨。

       而《尚书考灵曜》则记载了一种与上述三家多不相同的，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关于宇宙结构和运动的理论，其核心内容后人称之为“地动说”，笔者以为可以看作是汉代第四种宇宙模式理论。

       二、正“本”：《考灵曜》“地动说”的内容

       1.《考灵曜》“地动说”文献考辨

       谶纬内容驳杂，《考灵曜》中仅仅关于天地的论说，就不止一种。此外，现存谶纬资料损毁严重，其中又多混入后人注解。正如李天飞在其《纬书〈尚书考灵曜〉中的宇宙结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陈美东先生等人因误将郑玄注与孔颖达疏混为《考灵曜》正文，对《考灵曜》“地动说”的理解多有偏颇⑩。因此，对《考灵曜》关于“地动说”的原始文献进行界定，很有必要。李天飞从文献考辨的角度对《考灵曜》关于宇宙论说的原始文字进行了详细考证，笔者以为其说可从，现省去其考辨过程，在其基础上确定《考灵曜》“地动说”理论的原始文字如下：

       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11)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万一千里。

       正(月)日假上八万里，假下十一万四千里。(12)

       (日)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13)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牅而坐，舟行不觉也。

       春则星辰西游，夏则星辰北游，秋则星辰东游，冬则星辰南游。(14)

       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15)

       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16)

       日道出于列宿之外，万有余里。(17)

       以上文字大部分与李天飞所订相同，但综合考察《考灵曜》之宇宙结构模式，笔者以为李说亦有矫枉过正之嫌。如对于第三句的理解，认为“上”、“下”二字颠倒，就没有确凿依据，验之以日照模型，也与实际差距很大，因此笔者此处仍依《考灵曜》原文，不加改动。需要指出的是，郑玄、孔颖达等人为《考灵曜》所作的注解，虽不能与《考灵曜》原文等同看待，但对于我们理解《考灵曜》的内容依然是有所助益的，下文中我们依然要参考它们来解析《考灵曜》的“地动说”。对于《考灵曜》中与“地动说”内容无关的其他论天理论，与本文内容无关，笔者并未录于此处。

       2.《考灵曜》“地动说”的天地结构与天地大小

       据“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万一千里”之文，则《考灵曜》之天很明显是一个闭合的球体。按古代周三径一的算法，则天是直径为35.7(半径17.85万里)万里的球体。而据“正(月)日假上八万里，假下一十万四千里”之文(18)，日道所在是一个半径为19.35万里的球体。则日所在天球与第一个天球不同，二者半径相差1.5万里。汉人普遍以为日月大致共行一道，则月道也应在日所在大天球上。再据“二十八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文，则二十八宿等恒星也位于一个闭合的球体上。又“日道出于列宿之外，万有馀里”，则二十八宿位于日道所在大天球内部的另一个球体上，二者相距一万余里。这样看来，二十八宿天球正居于半径为17.85万里的内球体上。郑玄、孔颖达等人将外部天球命名为“四表”，为星辰“四游之极”(19)。其说虽不见于谶纬原文，但也是有所依据的。为便于描述，我们不妨也称外部天球为四表天球，而称内部二十八宿所在天球为恒星天球。

       再据“天以圆覆，地以方载”之文，则大地为一个方体，这是古代人们对大地的共同认识。至于大地的大小、厚度为多少，《考灵曜》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其他纬书中的记载相差很大，无法采用。不过，大地的大小与厚度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和演示《考灵曜》“地动说”模型。郑玄依据《考灵曜》“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之语(20)，推测“地盖厚三万里”(21)。虽然这种推测未必合理，但于建立模型比较方便，笔者下图从之。

       那么，《考灵曜》“地动说”的天地结构便是：四表天球——恒星天球—地体。日月道所在的四表天球在最外面，半径为19.35万里；二十八宿所在的恒星天球在其内部，半径为17.85万里；地体在最内部。

       3.《考灵曜》“地动说”的地体运动理论

       《考灵曜》中最为重要的，是其关于地体运动的完整理论：

       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不觉也。

       《考灵曜》的地体运动理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关注，但由于其语言过于简略，给后人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难点有二：一，地体运动的幅度每个方向各为多少？二，所谓“春秋分则其中矣”，是指地心完全与天球中心重合，达到三维空间的中心？还是地心仅仅与天之中心所在的平面重合，居于南北立面上的中心？这就需要详细的讨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郑玄的理解为：“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至夏至之时，地下游万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后，地渐渐向上。至秋分，地正当天之中央。自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至冬至后，地渐渐而下。”(22)即认为地体每个季节移动的幅度为1.5万里。也即是说，郑氏对“北而西三万里”的理解为，向北、向西各1.5万里；对“南而东三万里”的理解为向南、向东各1.5万里，合起来地体每个季节移动3万里。笔者通过计算，认为其理解比较接近事实，可从。

       关于第二个问题，古人并无任何解析。陈美东先生将“春秋分则其中”理解为地心与天球中心完全重合(23)，则地体在一年四季中是沿着一条直线作往返运动，如下图：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在一年中看到的星空就应该是带状的，而且春秋两个季节的星空应完全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年四季所看到的星空是一个倾斜的类半圆，而且春季与夏季的星空截然不同。因此，笔者以为此种理解有欠妥当。那么对于《考灵曜》“春秋二分则其中”就只有作第二种理解：春秋二分时，地心虽然位于天球的中心横剖面上，但并未与天球中心重合，而是应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也应为1.5万里。再参考谶纬中一贯坚持的“地右动”说，即地体在空间中是自西向东逆时针运转的。按照这种理解，笔者绘图如下。

      

      

      

      

       竖直坐标轴为极轴。春分时，地体中心居于天球中心平面上的A处，地体北侧面中心与天球中心O重合(如图4)。之后，地体向南向东运动，到夏至时，地体位于天球中心平面的下方，地心位于点B处，地上表面与天球中心平面重合(如图5)。之后，地体渐渐向上向北向西运动，到秋分时，地体中心居于天球中心平面的C处，位置与春分时的位置相对，地体南侧面中心与天球中心重合(如图6)。之后继续向上向北向西运动，到冬至时，到达最北最西处，地体位于天球中心平面的上方，地下表面与天球中心平面重合(如图7)。将地体中心的运动轨迹进行模拟，则如下图8。

      

      

       O为天球中心，A和C分别为春秋分时地体中心，B为夏至时地体中心，D为冬至时地体中心。则OA=1.5万里，OC=1.5万里。OE与DF亦皆为1.5万里。

万里。则地体中心的运动轨迹为一个短轴为3万里，长轴为

万里的椭圆，地心于二分二至时分别位于该椭圆的四个顶点上。

       这样我们便完全明白了《尚书考灵曜》的地体运动理论：地体在天球内自西向东作闭合运动，地心的运动轨迹是一个以天球中心为中心，以3万里为短轴、

万里为长轴的椭圆。地体春分时居于天球中心平面上，以后向南向东运动，夏至时达到东南方的顶点；秋分时又回到天球中心平面之上，以后向北向西运动，冬至时达到西北方的顶点。

       《考灵曜》以地体的运转来解释四季星空的变化和太阳高度的变化，从道理上确实可以说通。但是，在具体数值上，《考灵曜》能否经得起检验呢？恒星的高度不一，计算起来十分复杂，我们下面仅通过计算太阳的高度来进行验证。

       如图9所示，半圆代表半径为19.35万里的四表天球的上半部分，G点代表冬至时正午的太阳，下面南北方向的横轴代表四表天球的中心平面。依据《考灵曜》“正(月)日假上八万里，假下一十一万四千里”之言(24)，则GH=11.35万里。大地为边长3万里的立方体，则KH=IM=3万里，GK=GH-KH=8.35万里。EG为四表天球半径，为19.35万里。则在直角△GHO中，

=15.67万里。那么MK=OH=15.67万里。IK=MK+IM=18.67万里。tan∠GIK=GK/IK=0.447，则太阳高度∠GIK≈24°。而我们知道，冬至时太阳位于南回归线(约S23.5°)处，则洛阳附近(约北纬35°)的正午太阳高度应为31.5°，按《考灵曜》之模型计算的结果与之相差达7.5°，可知《考灵曜》此说在数值上误差较大。

       此外，《考灵曜》还认为恒星天球春夏秋冬四季也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运行，所谓“春则星辰西游，夏则星辰北游，秋则星辰东游，冬则星辰南游”(25)。则《考灵曜》认为，恒星、日月的周年视运动是地体与恒星天球两者反方向运动相叠加的结果。这就过度解释了这一视运动。如一年之内，地体自西向东运动一周，则从地面上看，四季星空从东向西运动一周天，若再叠加上恒星天球本身自东向西一周天的运动，则由地面来看，星空一年将运转二周天，这很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

       4.《考灵曜》“地动说”的宇宙论归属

       关于《考灵曜》的宇宙结构理论究竟是属于浑天说，还是盖天说，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陈美东为代表的早期科技史工作者认为当属浑天说无疑，其依据为：郑玄“注《考灵曜》用浑天之法”；孔颖达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对于《礼记·月令》郑玄注所引《考灵曜》及其注文，认为“当用郑义，以浑天为说”(26)。但从唐代开始，又有人将之归于盖天说，如杨炯《浑天赋》在讲盖天说时，引用的却是与《考灵曜》地动说相似的文字。李约瑟也认为：“《尚书纬·考灵曜》一书倾向于《周髀》的宇宙观。”(27)近年来李天飞等学者更以孔颖达“郑(玄)四游之极，原出《周髀》之文”的推测(28)，以及《考灵曜》中“天以圆覆，地以方载”一句为证，论定《考灵曜》“地动说”属于盖天说范畴。(29)还有一些学者如李鹏举等，则认为《考灵曜》的宇宙论是“既在天体结构方面介于盖浑，又在天体运行方面超越盖浑的一种奇异模式”(30)。

       笔者以为，研究《考灵曜》“地动说”的宇宙论归属，要先跳出古人定见的藩篱，突破盖天、浑天之争，仅仅从《考灵曜》的原始文字入手，进行比较客观的讨论。首先要明白，对于《考灵曜》的宇宙论归属，不能浑而论之。众所周知，谶纬资料杂糅诸家学说，甚至在同一种纬书中，也能发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论。《考灵曜》也是一样，其中既有浑天之说，也有盖天之说。以上我们从《考灵曜》的原文出发，客观地考察了其“地动说”部分的内涵。根据上述研究，笔者以为，仅就《考灵曜》“地动说”部分而言，其宇宙结构理论的确如李鹏举所言，是一种与浑、盖都不尽相同的全新的宇宙模式，我们可以视之为异于盖、浑、宣夜三家的第四种宇宙论。

       首先，关于天地形状，李天飞引“天以圆覆，地以方载”作为其判定《考灵曜》宇宙理论为盖天说的论据，笔者却以为不然。天圆地方确实是盖天说的鲜明理论，但盖天说之天是一个像车盖、覆斗一样十分扁的不规则弧形结构，而并非是正圆。仅以此判定《考灵曜》为盖天说是不足为据的。再考察《考灵曜》对天之大小的定量描述，则天很明显是一个闭合的球体，否则何以有周长？再者，盖天说的天与地是密切相接的，为此王充还提出疑问：“今天运转，其北际著地者，触碍何以能行？”(31)天不能运，则地亦无运动的可能。可知《考灵曜》将“地动说”视为盖天说是不准确的。

       以天为球体，似乎属于浑天说的理论。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考灵曜》“地动说”的宇宙结构绝不仅仅像弹丸或鸡子那么简单，至少其天便是双重之天球，日月、恒星等处于不同的天球上。而且张衡的浑天说主张天动地静之说，与《考灵曜》“地动说”的地和星辰皆有四游升降运动的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这些方面来说，《考灵曜》“地动说”也不属于浑天说。

       《考灵曜》“地动说”之天有周长，说明其有着固定的形质。《考灵曜》“地动说”之大地也是有着确切形状的实体，这些都与宣夜说截然不同。这样看来，《考灵曜》“地动说”的宇宙论的确是与浑、盖、宣夜皆不相同的另一种奇异的宇宙模式。

       5.《考灵曜》“地动说”的价值

       《尚书考灵曜》“地动说”是异于盖、浑、宣夜三大宇宙模式的一种奇特的宇宙结构理论。它通过建构地体与星辰的多重运转模型来解释一年四季中星空以及太阳高度的变化原因，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首先，《考灵曜》“地动说”的宇宙结构模型是“地体—恒星天球(恒星所在)—四表天球(日月所在)”多重结构模式，这与今天所发现的“地球—太阳系(日月所在)—银河系(恒星所在)”的宇宙结构模式从宏观上具有一致性，只是受当时科技水平所限，恒星与日月的顺序颠倒。而在其后千余年间，中外思想界都没有出现其他相类似的宇宙结构理论，直到现代科学通过观测和计算，才发现了宇宙的多重性本质。《考灵曜》的作者仅靠一般的观察和推算，就能在两千年前提出如此先进的宇宙论，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其次，《考灵曜》“地动说”是古代最早成熟地提倡大地运动的学说，与古代长期流行的天动地静说相比，《考灵曜》“地动说”更加接近于科学事实。古代人们一直主张天在旋转，而大地是恒静不动的。这也是古代阴阳思想“阴主静，阳主动”学说的来源和基础。天动地静、天阳地阴、天尊地卑是古代纲常伦理学说立论的重要依据。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33)。甚至古代许多专门研究天学的流派与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坚持天动地静之说，《周髀》家主张天转地静说，浑天家张衡在《灵宪》一书中也认为“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34)。直到宋代大儒朱熹，还坚持“天圆而动，包乎地外，地方而静，处乎天中”(35)、“榷在中间，岿然不动”的说法(36)。不仅中国的古人如此，世界其他地方的古文明中也多有主张地静说者，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地动说”时，还被视作大逆不道，其支持者布鲁诺甚至被处以极刑。与之相比，《考灵曜》在公元前就提出地体恒动不止的“地动说”，实在是极为宝贵的。因而李约瑟称赞道：“极端人类中心论那种关于地处中央而不动的说法在欧洲曾那样束缚人们的思想，而在中国天文学思想中却不曾留下痕迹。”(37)所谓“不曾留下痕迹”，即是强调《考灵曜》“地动说”为代表的大地运动理论的突出价值。

       再次，《考灵曜》不仅提出了“地动说”，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结构和运动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圆融地解释了恒星、天极以及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变化。尽管通过计算发现这一模型还不够精确，但在当时的科技水平和知识背景下，能对天体的视运动进行不仅定性，还有半定量的解析，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不仅如此，《尚书考灵曜》还针对常人的感受，提出“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通过类比浅显易懂地进行解释，使得所提出的“地动说”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个比喻也是我国最早的相对性原理论述，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考灵曜》“地动说”并没有给出地体运动时的依托，即认为地体是悬空运动的，同样，恒星天球与四表天球似乎也没有什么承载之物，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为宝贵。相比于《考灵曜》，浑天家的学说是以水来托住天地，如张衡《浑天仪注》认为：“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宣夜说也认为日月众星“其行其止皆须气焉”(38)，均不及《考灵曜》之说更加接近事实。

       三、清“源”：《尚书考灵曜》“地动说”的来源

       《尚书考灵曜》大地运动的思想并非是在两汉之际突然出现的，也绝非谶纬作者们的突发奇想，它是有源头可循的，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

       首先，探究《考灵曜》“地动说”的源头，不能孤立地进行，而是应该将其作为谶纬学说的一部分来看待。《考灵曜》之所以提出“地动说”，与谶纬对天的关注与崇拜是分不开的。而谶纬的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则是来自于先秦齐地(东夷)文化。

       齐地先民热衷于奇思异想，尤其喜好研究天，因而天文之学十分发达。传世文献记载和当今考古发现都证明齐人有着悠久的天象观测传统，反映了齐地先民对于宇宙、天地的思考。《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与齐地相关的传说，无论是《大荒南经》的十日神话，还是《大荒东经》关于少吴国大壑的传说，都表明了齐地先民关注天地的习惯。尤其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尊上所绘奇特的北斗图形(下图10)，更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东夷就已经萌生了天地运转的思想：

      

       图10(39)

      

       图11

       图10为山东莒县大朱村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所刻。此图案外形象斗形，又在斗勺部绘了四个圆圈以象北斗的斗魁部分，因而学界一般认为此为崇祭北斗时所用的礼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它勺部的顶端，有一个明显的突起。这个突起正是象征着北斗所代表的天极。大汶口文化约为公元前4300-前2500年，根据计算，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之间，北斗与北天极十分接近，再加上北斗七星形状独特，也较为明亮，因而许多人认为北斗在此期间长久地充当过极星。(40)而此处陶纹顶端的突起，正是将天盖璇玑的观念与北斗联系在一起，强调北斗的极星功能。这表明，齐地早期先民已经对于天地结构进行了较多的思考，从而产生了天极、极星、天盖璇玑的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是旋转性运动中的基点，那么当地人必然早就已经有了天地转动的思想萌芽。谶纬思想与齐文化有着十分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其中的阴阳家思想、黄老道家思想、神仙方士之学以及颇具神秘主义思想的今文经学，都直接来源于齐地。关于天地结构和运动，东夷既早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许多新奇的想法，作为受到齐文化深刻影响的谶纬之学，延续齐人关于天地运动的思考，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此外，在齐地稷下学宫发展壮大的阴阳家关于天地的思考也对《考灵曜》“地动说”有着一定的影响。稷下阴阳家的代表邹衍有一个重要的学说“大九州”说，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其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41)。则邹衍认为，在我们所居住的赤县神州之外，还有别的州；在这些州之外另有大瀛海环绕在大地的外面。这显然是一种天地结构学说。这种海环绕大地之外、天再包裹着海和大地的思想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多重宇宙结构的理论，或许这正是《考灵曜》“地体—恒星天球—四表天球”这种多重宇宙结构模式提出的基础之一。

       其次，《考灵曜》的“地动说”也受到早期大地运动思想的影响。

       关于大地运动的观念，《考灵曜》不能算首次提出。据今天所见文献，“地动说”的萌芽应当出现于《尸子》中，《太平御览》卷三七引《尸子·君治》曰“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42)，明确提出大地是向右运动的，而且起点就在毕昴两宿。但大地具体如何运动，运动的幅度为多少，现存《尸子》中不见论述。

       后人也有认为《考灵曜》的“地动说”出自《周髀算经》的。如后秦姜岌《浑天论》在介绍地之四游升降学说时，指出它们是《周髀》所云；而唐人孔颖达在《礼记·月令》的疏中，也明确提出“郑(玄)四游之极，原出《周髀》之文”(43)，即认为郑玄对于《考灵曜》“地动说”的注解源于《周髀》。但是检阅今存《周髀算经》，却丝毫不见大地运动的思想。然而透过这些记载，我们也可以猜测，《考灵曜》“地动说”虽然以浑天家说为主要基础，但其天地运动理论或许也吸收了一些别的思想流派的理论，比如盖天家的学说等。诚如李鹏举先生所言，《考灵曜》“地动说”是一种融合了浑盖两家思想的“奇异模式”。

       最后，《考灵曜》“地动说”也与西汉时期浑仪的设立以及浑天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虽然《考灵曜》“地动说”与浑天说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宏观来看，其天地结构确实带有浑天说的痕迹，尤其与浑仪具有直观上的一致性。《考灵曜》“地动说”无疑受到了浑天家的较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落下闳是最早设立浑仪以观测天象的天文学家。浑仪模拟浑天说的宇宙结构，由象征着天球的“子午环”和分别与大地地平面平行及垂直的“赤道环”、“赤经环”组成，并在赤经环面装置望筒，给天文观测带来了许多便利。落下闳通过浑仪进行观测进而制定了《太初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浑天一派的发展。到西汉后期时，浑天家已经在天学诸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使人“几几乎莫之能违”(44)。而谶纬之学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因而谶纬的天学思想必然也受到浑天学说的影响。《考灵曜》“地动说”中的“天”球在浑仪中可以通过固定于南北方向上的“子午环”来表示，而地体以天球为中心运转而形成的椭圆形轨迹，则与浑仪的“赤道环”相似。这样看来，地四游升降学说的提出很有可能正是得益于浑仪模型的启发。一般认为，谶纬的造作者们大多是方士化的儒生，他们与官府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必然也有机会通过浑仪进行天象观测，而后才有可能对于天地的大小设定相对确切的数值。所以我们相信，正是基于浑仪的设立和浑天说的盛行，《考灵曜》才提出“地动说”，并且给出相对确切的数据，建构出自洽圆融的第四种宇宙模式。

       四、《尚书考灵曜》“地动说”的影响与争议

       基于《考灵曜》“地动说”的圆融自洽性，它在西汉以后的社会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首先，关于天地的大小，孙吴陆绩《浑天仪说》曰：“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45)这明显是取自《考灵曜》“地动说”中的数据。晋皇甫谧在作《帝王世纪》时也对此加以沿袭，只是稍作修改。《开元占经》所引《古今通论》则袭用了《考灵曜》“地厚三万里”的说法。由此可见《尚书考灵曜》“地动说”在两汉六朝时期的影响。

       其次，《尚书考灵曜》中的大地运动理论较为完整详备，自成体系，被后来的浑天家们吸收，更加完善了浑天说的宇宙理论，为之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东汉后期至唐代的浑天家多信奉《考灵曜》“地动说”，甚至将其视作浑天说的一部分。后秦姜岌在作《浑天论》时，便大量吸取了《尚书考灵曜》中的“地动说”理论，他认为：“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与地上平，故半表之径得天地相去十九万里，然则地处天半而下也。天游四面(表)而止，日道与四表等，不升不降，常与四表交错。”(46)这些都与《考灵曜》“地动说”一致。只是姜岌的其他表述认为恒星天球与地体应当同步运动，并且对于运动的方法也与《考灵曜》意见不同。对其分析发现，姜岌的这些理论虽然可以解释一年中太阳高度、日出没方位以及昼夜长短的变化，但却不能解释恒星位置的周年变化。唐代孔颖达也继承了《考灵曜》的天地结构运动模式，认为“地与星辰俱有四游、升降”，但对具体的四游和升降作了相关修订。他认为：“四游者，自立春地与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极，地虽西极，升降正中。从此渐渐而东，至春季复正；自立夏之后北游，夏至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下，至夏季复正；立秋之后东游，秋分东游之极，地则升降正中，至秋季复正；立冬之后南游，冬至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上，至冬季复正。”(47)也就是说，大地和恒星天球每个季节均从天球中心出发，向同一个方向作一次往返运动，但地心始终处于南北纵向的天球中心面上，如上图11所示。与姜岌一样，孔颖达对“地动说”的修正也是不完善的，它同样不能解释恒星的周年位置变化，甚至也不能解释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不过，这些都表明“地动说”理论在后世尤其对浑天家一派非凡的影响力。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反对“地动说”。尤其进入北宋以后，太史局杨惟德等人编纂的《景祐乾象新书》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削去了地四游升降之说。此后，《考灵曜》“地动说”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和反对。除赵与时、张载、鲍云龙等少量学人依然主张地有四游升降等运动外，其他许多学人则对“地动说”进行了强烈的反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们习惯从视觉观察到的结果对事物进行解释，天动地静说更为直观，因而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儒学与理学将天动地静与阳动阴静、阳健阴柔相联系，甚至视之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法则，因而认为大地运动之说“于理未安”(48)，不能接受；三是由于《考灵曜》“地动说”本身不够严密和详尽，而天动地静说则有着完整的体系与严密的数值，也经过了各种历法的检测，自然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考灵曜》“地动说”并未因此消失，直到清代，地动还是地静依然是思想家们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无论相信“地动说”，对其加以引用和改造，还是反对它，对它进行质疑甚至攻击，都表明了《考灵曜》“地动说”蓬勃的生命力和较大的影响力。

       五、结语

       综上所论，纬书《尚书考灵曜》所载“地动说”实际上是有异于浑、盖、宣夜三家的汉代第四种宇宙结构模式理论。它认为，日道所在的四表天球在最外面，半径为19.35万里；二十八宿所在的恒星天球在其内部，半径为17.85万里；地体在最内部。地体在天球内自西向东作闭合运动，地心的运动轨迹是一个以天球中心为中心，以3万里为短轴、3万里为长轴的椭圆。这一学说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善的大地运动学说，它有着自洽的系统和圆融的逻辑，甚至还设立了确切的数值，很好地解释了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而西方直到16世纪还在坚持以地静说为基础的地心说。就这一点来看，《考灵曜》“地动说”远远领先于世界，它的提出，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先进与发达。因此可以说，《尚书考灵曜》“地动说”是我国十分宝贵的科技和思想财富，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传统思想文化，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对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都是大有帮助的。《考灵曜》“地动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它首先与齐人擅长天文、热衷于奇思异想的文化有关；也有可能受到以《尸子》为代表的早期大地运动思想萌芽和《周髀》家的一些影响；更与西汉时期浑仪的设立和浑天家的迅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汉代第四种宇宙理论无论是天地结构模式，还是大地运动理论，都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陆绩、皇甫谧、姜岌、孔颖达等人分别对其数值和理论进行了沿袭或修正。北宋以后，《考灵曜》“地动说”虽然受到较多的反对，但仍然在宇宙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地静说长期并存，在我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5-04-11

       注释：

       ①席泽宗等：《日心地动说在中国》，《新华月报》1973年第7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69页；吕子方：《古代的“地动说”》，见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魏征等：《隋书》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21页。

       ③房玄龄等：《晋书》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9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95页。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14页。

       ⑥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1页。

       ⑦范晔：《后汉书》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15-3216页注引。

       ⑧房玄龄等：《晋书》第2册，第279页。

       ⑨房玄龄等：《晋书》第2册，第279-280页。

       ⑩李天飞：《纬书〈尚书考灵曜〉中的宇宙结构》，《扬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11)魏征等：《隋书》第2册，第514页。

       (1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13)孙瑴编：《古微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4册，第813页。

       (14)孙瑴编：《古微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4册，第815页。

       (1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22页。

       (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9页。

       (18)“四千里”是约数，据其他文字可知实则为3500里。

       (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2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22页。

       (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23)陈美东：《中国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

       (24)此正月当为天文上的第一个月，即冬至所在月。“十一万四千里”当为约数，据四表天球半径可知，其准确数值当为11.35万里。

       (2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22页。

       (2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22页。

       (2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第69页。

       (2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29)李天飞：《纬书〈尚书考灵曜〉中的宇宙结构》，《扬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30)李鹏举：《汉代纬书中的古代相对性原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1)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9页。

       (3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8页。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5页。

       (34)范晔：《后汉书》，第3215页注引。

       (35)张九韶：《理学类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第754页。

       (36)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3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第126-127页。

       (38)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第171页。

       (39)冯时：《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40)如陈遵妫、冯时等。

       (41)司马迁：《史记》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4页。

       (42)李肪等编纂：《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5页。

       (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44)扬雄撰、汪荣宝义疏：《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0页。

       (45)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第174页。

       (46)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第190页。

       (4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页。

       (4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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