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未来对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差距论文,未来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于悬殊，必然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因此，研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科学制定缩小差距的对策，就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如下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警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已越过警戒线
改革开放19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各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57650亿元，是1979年3998亿元的14.4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8%；全国居民年均收入由1979年的197元增长到1995年的2186元，增长了10多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6.8%。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区间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地区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指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等12个省、市。中部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个省区。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9个省、区。在这三大经济发展区域内，其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主要表现在：
1.国土资源分布不均。在全国960.26万平方公里国土范围内，东部12个省市为129.8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52%，其中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31%。该地区河网密布、平原广阔、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宜于农业生产。中部地区为285.2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9.70%，其中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6%。该地区河流纵横、平原众多、气候适宜、雨量适中，是农业生产的主产区。西部地区为545.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56.78%，其中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的23%。该地区西南部崇山峻岭、雨量充沛，农业开发潜力极大；而西北部地区则高原平展、干旱少雨、沙漠广阔、间有草原牧区，极待进行改良。
2.人口资源分布密度差异大，劳动力素质差异也很明显。在全国12.1亿多人口中，东部地区人口稠密，为4.3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6.6%，人口密度平均为331.2人／平方公里，且劳动力素质较高、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为4.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8.4%，人口密度适中，平均为164.8人／平方公里，且劳动力流动性大，科技文化水平开发潜力大。西部地区为3.1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5%，人口稀少，人口密度为56.9人／平方公里，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特色明显，但科技文化水平较东部地区明显偏低，市场经济意识较弱。
在这三大地区内，人口密度比约为5.82∶2.90∶1，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5.82倍。
3.自然、矿产资源分布差异悬殊。西部地区草原资源占全国的94%，森林资源占全国的51%，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占全国的50%，有色金属矿资源占全国的90%以上，西南部地区水资源极为丰富，开发潜力极大；而西北部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沙漠化严重。中部地区1995年原煤产量达7亿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62%；原油产量超过70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0.5%；水力发电量约630亿千瓦，占全国水力发电总量的49.5%；此外，有色金属矿开采量也占一定比例。而东部地区上述资源均严重缺乏，储量不足全国的3～8%，且大多已经开发，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唯水资源丰富，一到夏秋雨季常常遭受洪涝水患。
4.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发育程度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水陆空海交通发达，公路、铁路网密布，内河航运畅通；城市化水平较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42%左右；且科技、教育水平较高，文化设施发达。中部地区交通运输也较发达，城市化水平达24.3%，大中城市又往往处于全国的枢纽地带，故开发潜力很大；文化、教育水平略低于东部地区，但远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交通设施落后，尤其是铁路交通很不发达，处于内陆闭塞状态，城镇化水平较低，约为15.8%，大量人口还聚居在农村或分散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平均为3.6年，社会资源极待开发。
居民的城镇化水平是反映某一地区社会进步发育程度的主要标志，而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之比为2.66∶1.54∶1，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26.2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难点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平均36平方公里有1个城镇，而西部地区平均2060平方公里有1个城镇，差距达56倍。
第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性加剧。
同上述资源禀赋的情况相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严重的反差，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的30年间，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之比为6.81∶6.78∶7.25，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1979～1995年的17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比为12.8∶9.3∶8.7，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差的积累，使建国后一度缩小的地区经济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已经越过了警戒线。
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在17年内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8年为52.50∶29.70∶17.80；1980年为52.17∶30.30∶17.53；1986年为53.11∶30.88∶16.01；1991年为54.90∶29.80∶15.30；1992年为56.55∶28.60∶14.85；1993年为58.29∶27.25∶14.46；1994年为59.12∶26.83∶14.05；1995年为59.00∶26.50∶14.50，1980～1995年间，东部地区的比重提高了6.8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分别下降了3.8个百分点和3.03个百分点。仅占国土总面积10.7%的东部沿海地区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是占国土总面积56.78%的西部地区的4.07倍。
1995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57650亿元，其中：东部地区为34013亿元，中部地区为15277亿元，西部地区为8359亿元。1994年位居前10位的省、市分别为：1.广东省：4175亿元。2.江苏省：4050亿元。3.山东省：3872亿元。4.四川省：2712亿元。5.浙江省：2650亿元。6.辽宁省：2512亿元。7.河南省：2150亿元。8.河北省：2130亿元。9.上海市：1967亿元。10.湖北省：1820亿元。
1995年全国人均创造国民生产总值4757元，其中：东部地区为7910元，中部地区为3250元，西部地区为2696元，东部是西部地区的2.93倍。而东部地区的江苏省锡山市达21400元，是西部地区的7.94倍，是全国平均数的4.5部。差距是何等之大，令人震醒。
第三，地区间农村经济的发展差距更为悬殊。
1994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61374.4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62.3%，中部地区占26.2%，西部地区仅占11.5%，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5.42倍。1995年，由于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扶贫和乡镇企业的贷款力度，东部与西部地区差距略有缩小，约为5.38倍，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更是急剧扩大。1994年全国乡镇工业总产值为25524.72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76.82%、中部地区占16.78%、西部地区仅占6.40%，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2倍多。最高的是江苏省达5588.86亿元，最低的是青海省仅6.57亿元，两者相差850倍。1995年国家为支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增拨100亿元低息贷款，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略有加速，东、中、西部乡镇工业产值比为75.6∶17.5∶6.9，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近11倍。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3万多亿元，其中江苏省为9450多亿元，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17.95%，是西部地区9个省、区乡镇企业总和的近3.4倍。而仅有98万人口的锡山市乡镇企业总产值就达814.5亿元，是西部地区除四川、陕西2省以外的7个省、区1.6亿多人口乡镇企业产值总和的2倍；其人均创造的乡镇企业产值约为320倍。差距是何等之大！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1995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达1.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其中：东部地区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已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5%，中部地区占20.1%，西部地区仅占8.3%。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上。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上，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1990～1995年的6年间，按现价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东部地区为48%、中部地区为29.2%、西部地区为16.6%。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接近西部地区的3倍。需要指出的是：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在相当大的基数上，以内涵发展为主，其经济效益高；而中、西部地区是在基数很低水平上，以外延发展为主，其效益明显偏低。
上述差距综合反映在1994年由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评定的全国百强县中：东部地区占91个，中部地区占9个，西部地区为零。在全国百强乡（镇）中：东部地区占99个，中部地区占1个，西部地区为零。在全国365个亿元乡镇（集体）企业中，东部地区为343个，占93.2%；中部地区有22个，占6.8%；西部地区仍为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全国进行过三次综合实力百强县评比中，锡山市（无锡县）赢得了“三连冠”，被誉为“华夏第一县”。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1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400元，是全国平均数的4.5倍，财政收入达10.28亿元，是全国县（市）平均财政收入的20多倍。其超亿元的村达101个，超亿元产值的企业有117家。在全市33个乡镇中，产值超过10亿元的就有31个。其经济整体水平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提前55年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第三步战略目标。
第四，农民人均纯收入地区差距在扩大。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在逐年扩大。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8.5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1.71∶1.26∶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6元，其中：东部地区为1396.3元、中部地区为816.3元、西部地区为682.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为2.05∶1.20∶1。199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21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12∶1.29∶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8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其中：锡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90元，而贵州省毕节地区为486元，云南省思茅地区为426元，其农民收入差距超过了10倍。事实完全否定了某些“学者”宣称的“当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00元时，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缩小”的预言。1995年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5省、市农民人均收入超过2600元，最高的上海市达4108元，最低的甘肃省为802元，两者相距5.12倍。据国家计委宣布：目前江苏省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到2000年苏南模式地区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成为我国提前5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地区。而我国还有6500万农民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人均收入低于460元，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目前，我国还有592个贫困县，约65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东部地区有105个，占17.7%；中部地区有180个，占30.4%；西部地区有307个，占51.9%。按人口计：约90%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近6000万），他们大多生活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极差的深山区、裸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及地方病多发区和边缘缺水地区。我国的扶贫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些个体、私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农民的生活更为贫困，所谓“农民人均纯收入”已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含义。1993年在全国百强私营企业中，名列榜首的却是西部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郊区，其固定资产已超过10亿元，私人资产达6亿多元。这种戏剧性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若扣除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畸高收入，远远低于目前统计的水平。我们在贵州省麻山、瑶山地区的7个县调查的数据证明：1995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1000元，而麻山、瑶山地区人均纯收入188.3元，人均占有粮食仅183.6公斤，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其生存条件异常艰苦，是“平均水平”所无法显示的。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地区调查也证明：1995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2000元，但约占68%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足720元，而约占总人口2.3%的私营企业主年平均纯收入已超过100万元。
第五，地区间经济结构差距明显。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非农产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0%左右，农业产值约占20%；而西部地区非农产业产值仅占20%左右，农业产值却占80%。
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存在较大差距：1985～1995年的11年中，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为1.42∶1.06∶1。这种速度差导致工业产值的地区构成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由1985年46.3%上升到1995年的64.5%。上升了18.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由14.7%下降到8.9%，下降了4.8个百分点。
即使在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的差距也在扩大。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轻工业一向比较薄弱。而且在建设西部和北部的工业时着重发展采掘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军事工业，而东部地区的工业体系重点在加工业和轻纺工业、食品工业、机电工业及家用电器等工业。由于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市场占有率大、投资回报率高，经济效益高而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慢、投资回报率低、经济效益较低，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第六，东、西部地区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投资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80年代前，我国的投资按照国家的计划，按比例投向各地区，西部地区略高于东部地区，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改革开放后，投资来源扩大，除国家投资和贷款外，还有集体投资、港澳台投资、外国借款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个体、私营企业主投资等。而个体私营企业主投资，在起始阶段，实质也是国家的银行贷款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大量剥削雇工剩余价值后才形成资本投资。80年代中期起，我国执行了一条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的政策，中、西部地区投资相对缓慢，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来看处于不利地位。从1982～1995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贷款，东、中、西部地区大体保持在56∶29∶15的范围内，个别年度有所变化，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1.7%、16.1%和18.28%。从全国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85年为2543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4449亿元、1994年的16370亿元、1995年的19445亿元。10年增长了6.65倍。1995年的投资增量中，有62.68%是东部地区完成的，西部地区仅占16.13%。自1993年起，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国家每年安排100亿元发展乡镇企业的扶贫贷款，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向经济效益高的地区和部门流动，粗略计算，约有40%以上的贷款又倒流向东部地区。据统计，1995年仅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五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占国家投资总额的42%以上。
再以外商投资来看：1979～199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337亿美元。分为二个阶段：
1979～1990年为第一阶段，累计利用外资190亿美元；1991～1995年为第二阶段，每年分别为：44亿、111亿、275亿、337亿、380亿美元，五年累计1147亿美元，是前10年总和的6倍。按行业分布：工业占53.2%，房地产占28.9%；按地区分布：以沿海为主，占79.83%，其中：广东占28.2%、上海占11.2%、江苏占9.5%、福建占8.7%。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11.1倍。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但不论那一类投资都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再按人均投资看，1995年全国人均投资1607元，而东部地区为2835元，中部地区为877元，西部地区为770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68倍。按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家投资东部是西部的3.8倍；集体投资是9.27倍；个体经济投资是3.74倍；外资投资是11.1倍。这种全社会投资严重向东部地区倾斜的情况，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西部地区在动员民间资本和利用外资方面缺乏吸引力而显得严重不足。
第七，地区间、城乡间居民储蓄差距在扩大。
城乡居民储蓄是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到1995年底的29662.3亿元，18年来增长了140倍，年均增长速度达46.8%。同期人均储蓄额也由21.9元增长到2450元，增长了110倍。城乡居民储蓄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78～1984年差距呈缩小之势：由1978年的2.78∶1缩小至1.77∶1，缩小了1倍。自1985年起到1995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差距呈加速扩大之势：由1985年的1.87∶1扩大至1995年的3.79∶1，扩大了近2倍。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也由3.25∶1倍扩大至9.25∶1，扩大了6倍。
不仅如此，地区间储蓄差距也在扩大。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达21518.8亿元，其中东部地区为12891.7亿元，占59.9%，中部地区为5716.3亿元，占26.6%；西部地区为2909.3亿元，占13.5%。东、中、西部之比为4.44∶1.97∶1。东部是西部的4.44倍。据中国农业银行信息部调查公布：64.38%的农户有数量不等的存款，而大部分集中在少数经济收入高的个体私营企业主手中，年均纯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农户与高于平均数农户的比约为6.1倍。而约有35.62%的农户无任何存款。差距非常悬殊。
上述情况表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已相当悬殊，越过了警戒线。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势将造成严重后果，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严重失衡而不稳定。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地区差距过于悬殊，必然引起民族矛盾、加剧社会矛盾、犯罪率急剧上升，引起社会动荡。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二、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对策选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原有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基础条件不同，存在适度的地区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使其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展开竞争。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且持续扩大，形成经济发展的两极，这就必然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强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并呈逐步缩小趋势，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促进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这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各民族团结昌盛的大问题。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全党全国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决策层，务必从全局的高度，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下决心调整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投资分配格局，切实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政策环境。在确保东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尽快有效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第一，弥补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不完善性，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和流域发展战略。
我国是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差距极大的国家，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就必须创造条件把潜在优势的生产要素活化到各地区的商品中去，这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矿产开发等基础产业，积极配套发展加工工业，相应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服务等第三次产业，使之第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配套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产品（商品）都会在区间流动，但受西部内陆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极差等诸条件的制约，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毕竟没有附加值高的加工产品（商品）的流动性强。因此，资源丰富、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必须大力发展矿产开采业和劳动密集型的资源加工业，把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凝聚到附加值高的商品中去，通过区间贸易或国际贸易，交换本地区不具备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合理的价格体系内交换双方都需要的产品，从而使西部地区获得更多更快的资金积累。这是个资源优势转变为资金优势的过程，也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
目前，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正在出现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人力资本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资源却严重短缺，这对于中、西部地区发挥相对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开拓潜在市场是个极好的机遇。而且，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讲，如果各地不实行优势互补，而是以地方保护主义、片面地长期强调“唯我为上”，那最终必然会使国家的全局利益受损，陷入“合成谬误”的穷境。因此，当务之急应迅速改变原有的向东倾斜发展战略，适当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实施优势互补发展战略。要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实施倾斜，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状况、资金及市场状况进行分析比较，选准各地区的优势产业进行扶持培育，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地区布局原则，把全国经济的统一性和地区经济的特色性有机结合起来，使产业倾斜建立在地区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基础上，使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潜力得到加快发展，实际上也就支持了东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为此，必须加大国家扶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力度，这种扶持的重点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的开发，而不是全国性的投资重点的西移。扶持的重点应是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能源及原材料开发、农业资源的开发及其上述资源的加工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应加大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如西北油田的开发、西南铁路和公路的建设、新疆库尔勒至伊黎的铁路建设、西南有色金属的开发利用、青藏线扩能工程、贵州“黄八”铁路线建设、云南澜沧江—湄公河开通、南昆铁路建设并打通与南亚诸国铁路干线、西北与西南通讯光缆建设，以及新建与扩建港口、机场建设等，以打通我国西部地区与世界的联系和开放。上述项目应把它们列入“九五”、“十五”时期的重点工程来考虑，通过对上述基础设施的大力扶持，改善西部地区的生产条件和投资环境，奠定西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以增强西部地区的开放度和同世界各国的联系。
为了进一步弥补梯度推进战略的不完善性，国家应作出规划，加快实施流域发展战略。我国有四大江河并形成十大水系。即长江、黄河、珠江、黑龙江及其辽河、淮河、汉水、衡水、澜沧江、金沙江等水系，基本上贯穿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横向联系广大流域面积及主要城市，并直指海洋。在中西部地区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充分开拓利用四大江河发展交通运输和进行综合开发，实施流域发展战略，将西、中、东部地区经济按流域融为一体，统一规划，优势互补，定将会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
为此，应作出科学规划实施流域发展战略，根据各流域的内在经济联系，促进生产要素在流域范围内优化配置，以利于解决重大工程建设和国家骨干项目的顺利实施与协作开发，建议实施：
1.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区：以上海、浦东为龙头，江苏、浙江为两翼，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为龙身，四川为龙尾，带动长江流域8省、市经济高速发展。该流域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并利用该区域内的人才、技术、管理、信息、交通等优势，带动并辐射到中、西部地区。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我国最大的国际金融城市。把江、浙两省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示范区。
2.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区：以环渤海经济圈为龙头，山东、辽宁为两翼，北京、天津为中心，带动河北、山西、内蒙、河南、陕西等省、区经济快速发展。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1世纪初重振黄河雄风应成为该地区各级领导决策的主要目标，利用该地区人才、科技、能源、钢铁、交通等优势和靠近日本、韩国之地利，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轻重工业并举，促进农业高速发展，从而带动华北、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内陆经济的启动。
3.西北五省经济联合开发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充分利用该区域内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原有的“三线工业基地”，加快工业发展步伐；充分利用该区域光照充足和地下水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发展节水型农业和畜牧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通过欧亚大陆桥，东联黄河流域经济开发区，西接亚欧诸国及前苏联诸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包括边境贸易），把产品打进中亚和欧洲各国，重振“丝绸之路”雄风，更多地吸引外商投资，启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
“亚欧大陆桥”横跨亚、欧两洲，连接我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区的北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区，贯穿西北五省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潜力很大，故又称“亚欧大陆桥经济开发带”。21世纪将在我国北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4.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区：利用广州市、深圳、珠海、海南特区及濒临港、澳、台，连接澳、新、马、菲和印尼诸国的区位优势，将其建成国际性开发地带和外向型经济的坚强阵地，带动珠江流域各省经济的发展和海南省的开发，辐射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1997年香港回归后，其地位将日益加强。
5.闽南三角地带经济区：与台湾、菲律宾隔海相望，海外华侨甚多，福建省厦门一带已辟为台商引资区。该区的发展也应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从而带动江西、湖南及浙江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
6.东北经济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亦称黑龙江—松辽流域经济区。该地区面临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该地区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特别是农业发展远景广阔，是我国的粮仓之一。
7.澜沧江流域经济开发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如在近期内打通澜沧江—湄公河航运通道，直接与印支半岛5国沟通，则将对我国西南部地区经济的起飞起重要作用，也是我国通向东盟7国的最便捷的通道，其经济发展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上述七大流域经济区的建成，几乎涵盖了我国全部国土，不仅会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拓展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这对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将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适当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交通、通讯、能源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发展。
加快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国家的支柱产业的发展和建设，努力缓解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滞后的局面，建立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经济建设的重点。从全国、从长远、从资源禀赋着眼，这些建设特别是交通、通讯、能源及某些原材料工业建设的重点，必须逐步转移到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去。而这些项目的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国家投入。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48年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倾斜，已经积聚起一定的并且还将逐步增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据此，建议国家在今后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各类资金，包括财政拨款、政策性金融贷款等，应逐步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投资力度。重点放在交通、通讯、电力、能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工业，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上。在兼顾地区经济利益和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地区分工体系，鼓励和扶持原材料产地和矿产资源地发展加工主柱产业，使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同时推进东部地区的加工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此基础上，调动各方面向中西部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的积极性：可适当调高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并在此类产品开发建设过程中，在贷款利率、偿还期、政策性金融方面，采取比东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国内各方面向中、西部投资；可适当在西部地区向外资开放一些基础行业，鼓励外商参予西部交通、能源、原材料工业项目的部分经营或建设；以资源和市场换取资金和技术，在保证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宏观效益的前提下，开放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和短线产品的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行资源开发和加工营销；特别是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投资开发。当务之急应考虑对西部少数民族居住的贫困山区改变原有的“投资项目拼盘政策”，因为这些地区连温饱都未解决，无资金能与之配套，从而影响了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第三，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积极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大力推进东西部经济协作工程。
目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0%来自乡镇企业。沿海发达地区已占80%以上，而西部地区却不足8%，这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中西部地区应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利用当地资源，生产特色商品。
根据比较优势战略，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符合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尽量扩展产业链效益较大的项目，发展市场潜力大、能持续稳定发展的名特优产品项目。而尽最大努力避开其劣势的项目。
各级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落实《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这对于促进乡镇企业东西联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个有效途径。为此，国家应在财力上给予支持，适度增加财政拨款，用足用好自1993年以来增设的每年100亿元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加快建立100个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联合开发示范区，逐步做到每个县均有1个示范区；确立1000个合作示范项目；推广1000项成熟的新产品和新成果；组建100个东、西双边合作县（市）；为中西部地区培养10000名技术骨干或厂长；有计划地组织实施东、中、西部的干部交流，以利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目前，此类协作已显示出广阔的前景，如东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建立原材料基地，实行补偿贸易，西部企业在沿海设立窗口，办企业，东、西部企业间双向投资、双向参股，联合开发矿产资源及其新产品等。这些经济协作效果相当明显，仅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等5个自治区，几年间先后与沿海省、市签订各类经济技术协作合同1.9万多个，引进资金和物资总额100多亿元，初步形成了纺织、制糖、机械、电子、矿产开发等行业的协作网络。在东部地区的帮助下，西部地区新建了150多个大中型企业，将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骨干企业。问题是云南、贵州西部及青海、甘肃等省的协作力度还不大，国家应有计划的引导东部地区向这些地区投资或协作，使之经济尽早起动。
第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建设步伐，以促进并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
城市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空间反映。东西部地区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讲，集中体现在城市化的差距上。我国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56.78%，人口约占25%，而城市数量仅占19%，城镇数寥若晨星，很多乡政府还建立在村寨上。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产业和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都很低。因此，一些中心城市对周围的小城镇难以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步伐，主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实行城市群发展战略，在重点地区相对发展大中城市；把县政府所在地发展成为小城市；乡镇企业向乡政府所在地集中，加快小城镇建设，并培育为大中城市配套服务的网络体系；相应发展第三产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诱导地区性专业市场向小城镇集中；有步骤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可比东部地区宽一些，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将推动作用。
第五，培育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的新机制。
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引起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是必然的，在目前5000多万流动人口中，中西部地区约占70%，仅四川省就有600万人在流动。为此，必须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化、组织化程度，以减少民工盲目流动，增强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特别是增强农村经济的实力。为此，要建立东、西部劳动力输入输出的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建立省际劳动协调中心，共同协调组织管理劳动力市场。西部地区应加强“以工代赈”、“以粮代赈”力度，引导农村劳动力参予山区“坡改梯工程”的开发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也可有计划地引导剩余劳动力参予公路网建设，以改善西部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促进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也可适度提高对国外劳动力输出的比重，亚洲地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短缺将会日趋严重，国家可有组织地引导西部地区劳动力向国外输出。为使劳动力输出有序、有效，中西部地区各级领导部门要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基本素质，以适应国内、国际劳务市场对劳工基本素质的要求。
第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耕地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的绝大多数，西部地区平均单产只及东部地区的1／4。因此，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民都要花大力气，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耕作技术水平，加强农业开发和中低产田改造速度，特别应加快加大贫困山区的综合治理力度，切实有效地落实“温饱工程”、“丰收计划”、“希望工程”和“坡改梯工程”项目，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农业适用科学技术，促进科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现粮、棉、油、果、蔬、茶、畜禽、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大范围、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对于落实“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6500多万人的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东部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发达的农业，西部地区之所以经济不发达是因为它的农业很不发达。有了农业的发展，乡镇工业才会有发展，经济才会有起飞。因此，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才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的关键。
边境内陆地区还应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开通边境口岸，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边境两边的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步伐。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对外商有较大的吸引力，通过以资源换资金、技术的方式进一步开放，其前景是广阔的，为此，建议国家实施“纵深开放战略”，积极引导外商、外资向西部地区转移，以促进内陆地区经济的崛起，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可以预见，一旦将开放引向内地，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开放发展态势，西部地区的资源、现有的工业基础和已有的科技力量等，必将发挥出其无可取代的潜力和作用。
第七，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切忌“一刀切”。
国家出台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和经济政策，应充分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刚刚起步或经济刚刚升温的现实，制定差别对待的政策，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的优势产业或该地区的主导产业，更应加以扶持，宁可向西倾斜、优惠，也不宜对其“一刀切”。因为西部地区形成一个产业或实施一个项目，其花费的努力往往数倍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会出现“对发达地区仅砍了尾巴，对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却砍了脑袋”的效果，从而使中、西部地区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对西部地区宁可“放水养鱼”，也不宜“竭择而渔”，这也是经济发展起动期应遵循的一条原则。
各级领导都应该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十二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正确处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的精神和原则，落到实处，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而延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
第八，加速东、中、西部地区市场的接轨，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目前，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发育相对滞后，保守封闭现象突出。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东、西区域市场接轨的步伐，进而促进国内外市场进一步衔接的步伐，从根本上打破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相对封闭的状况，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总之，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实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既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坚决贯彻的方针，也是今后改革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大难题。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持续稳定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大局；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水平，沿海地区多做贡献，积极扶持中西部发展，这也是大局。中央决定：从“九五”开始要逐步地和积极地解决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正确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就要求全党全国在今后时期内，一是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二是要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方针政策，适当调整原有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三是逐步加大解决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工作力度；四是积极创造条件朝着缩小东西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本着这一精神，本文提出了上述8项对策建议，供决策时参考。
为了切实保障解决地区差距扩大问题和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进一步增强各地区自身的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各地区都要适当调整经济结构，以利于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和使整个经济结构合理化。三是地区差距的缩小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改革开放入手，挖掘内部潜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要给予西部地区以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一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体系，进一步调整资源性产品与加工产品的不合理比价；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东部地区某些资源初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四是东部沿海开放区要继续发挥带头作用，窗口作用，把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认真对待，切实落实中央提出的大政方针。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地区差距的缩小，是绝不能依靠那些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侃家”来实现的，而应该统一在中央指导方针的前提下，紧紧依靠亿万中国人民，依靠了解中国国情的大批企业家和决策层来实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然的话，长期过度悬殊的地区差距将不仅拖住了我们共和国前进的步伐，甚至会对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构成极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