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九四八年初上海申新九厂大罢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年初论文,一九论文,大罢工论文,申新九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以下简称申九）7500工人举行大罢工。2月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包围该厂，开出装甲车冲进厂门，进行武装镇压。工人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有3名女工牺牲，40多人重伤，100多人轻伤，236人被捕，罢工失败。这一事件震动全市，影响全国，谱写了上海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悲壮的一页。解放后，通过许多报刊、广播、电影及各种会议，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一事件中的暴行，歌颂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疑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这次罢工的经验教训却很少有人涉及，本文拟就这方面进行探讨。
严峻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最初阶段，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工人斗争不断，民主工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人的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国共谈判，有较浓的和平民主气氛，国民党刚刚在上海恢复统治，立足未稳。从主观上讲，八年抗战中，中共和上海工人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有着紧密的联系，积蓄了雄厚的力量。胜利时，中共在上海的工人、职员和教师中有1000多名党员，联系职工群众近20万人。而国民党员8年抗战中，与上海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抗战一旦胜利，上海工人在中共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斗争，国民党只能步步妥协、退让，工人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国民党加强了在上海的统治，开始向上海工人进攻。这种明目张胆的进攻在1947年2月9日，国民党特务打手捣毁“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会成立大会会场，打死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时，已经初露端倪。该年9月19日，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富通事件”，使这一进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日下午2时许，30多名中统特务持枪冲进承印进步报刊的富通印刷公司进行搜查，扣留了该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和外来接洽印刷业务的人员。外来人员进来一个扣留一个，连送晚饭的包饭作师傅也被扣留。在被扣留的人员中有上海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上电”）工会到该公司校对《电工月报》的吴可文。他和到该处洽谈印刷业务的两名小学教师陈南如、向清当晚即被押至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中统特务机关。其他人员亦陆续被押往他处关押。特务们则在该公司守候，来一个抓一个，妄图扩大“战果”。次日（9月20日），上电工会又有张仲之等5人赶到富通印刷公司，想帮助吴可文校对《电工月报》，又遭中统特务逮捕。
9月23日，上电2000多职工获知工会干部被捕后，齐赴社会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会干部，未果。当晚，又有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多人被捕。24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会衔发出通缉令，以“鼓动非法请愿”的罪名，悬赏八千万元通缉上电工会干部欧阳祖润等14人。上电美国资本家与国民党采取同一步调，于9月27日宣布开除被捕和被通缉的127名职工。社会局随即发出“训令”整理上电工会，派遣范才骙为整理委员会主任指导员，康济民、顾力军为指导员，林本、万一为秘书，同时指定整理委员25人。
当时，国民党通过富通事件，打击工人运动的计划是：“第一步打击市政职工，第二步打击机器业，第三步打击百货业，第四步打击纱厂职工。具体打法是：动员全力，不惜牺牲金钱和弹药，不择手段，只求目的达到。”[①a]
9月26日，遵照上级指示，中共法商电车公司（以下简称法电）支部和工会党团开会决定发动罢工，反击国民党利用富通事件打击上海工人运动的计划。罢工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9月27日上午，工会向资方提出：每人每月应发福利金底薪15元，照生活费指数计算；修订车务部服务章程；职工子弟学校添设厕所；中秋借支款项分5个月扣还；机务部要求升工；调整职员等级等6项要求。劳资双方谈判无结果。下午，工会一声令下，2300名职工立即罢工。
29日下午，警方下令通缉法电工会理事长朱俊欣等16人，社会局同日训令法电资方开除上述16人。10月1日，社会局悍然下令法电工会“停止活动”，“迅予整理”，指定整理委员25人，其中多数为工贼走狗，但也有一部分当时未暴露而在群众中又很有威信的地下党员。社会局先后派出邵子英、徐嘉麟、顾若峰担任工会指导员。
经过反复斗争，法电工人的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于10月5日复工。
9月27日和28日，中共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以下简称英电）支部曾两次发动罢工，反击国民党制造的“富通事件”，均告失败。
在法电罢工的第三天（9月29日），敌人又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另一个行动，突然逮捕了三区百货业工会的十名领导人，社会局于次日训令三区百货业工会停止活动，进行整理，委派龚祥生、江承隆、姚卓人等25人为整理委员，方显民为指导员。一时各大百货公司大门内外武装军警和特务密布，气氛十分紧张。
10月3日下午，永安公司职工，拉上铁门，举行罢工，但很快，大批军警冲进商场，逮捕了三名职工，强迫职工恢复营业。在敌人的高压下，罢工失败了。国货公司职工亦于该日下午行动，届时有人演讲、贴标语、并有六、七十职工拥至经理室，要求资方向警局交涉释放被捕职工。警察局闻讯后即出动红色警备车，派出大批警察弹压，捕去4人，罢工亦未成功。
纵观富通事件后上海工人的一系列反迫害的斗争，可以看到敌人的目的并未全部达到。他们对机器业和纺织业的工会未敢动手。国民党虽然逮捕了上电、法电和三区百货业的一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但在工人群众的强烈抗议和反击下，不得不先后释放；他们通缉的工会干部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地撤往解放区和安全地区；他们虽然整理了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三个民主工会，但在整理委员会中仍有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法电的地下党员蒋阿龙还担任了整委会主任。
然而，上海工人运动面临的形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的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三个民主工会的被整理，一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撤离工会，社会局对上述三个单位的工会派出指导员和秘书，国民党在这三个单位工会中势力的加强，无疑对此后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增加了困难。敌人只是暂时停止进攻，一旦时机到来，他们会采取更加残酷的镇压手段。所以富通事件是敌人疯狂挣扎的标记，是上海工人运动趋于更加艰苦和残酷的信号。
1948年初，上海申新九厂的大罢工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爆发的。
罢工的起因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更是困苦万分。1947年6月上海的米价每石6万法币，到该年12月涨至100万法币，1948年1月更涨至158万法币，[①b]而工人的“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工人工资为六万八千二百倍，不及实际物价指数十五万倍的半数。”“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生活没有办法维持是很显然的。”[②b]
按照惯例，每年春节前夕，厂主和店主都要发给职工年奖，好让职工还债过年。1946年的年奖是百分之百照发1个月工资的奖金。1947年的年奖，三区（沪西）和四区（沪东）棉纺业工会同中纺公司、棉纺业同业公会谈判，没有达成协议。1947年12月20日，双方在社会局再次谈判，由社会局副局长赵班斧任主席，双方意见仍不统一。“主席敦请陆副部长[③b]决定。陆氏表示：（一）根据去年比例打八折；（二）发放年赏分二次；（三）第一次在本月份，照十一月份指数先发比例数之六成，第二次于十二月份指数公布后结清，于下月十五日以前付结。”[④b]四区棉纺业工会的国民党分子黄悦祥带头同意，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三区棉纺业工会的汤桂芬也只得被迫签字。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获知这一消息后认为1947年底的年奖打8折分两期发，这么快结束年奖斗争是“右倾表现。”[⑤b]因此，“就考虑要发动一场斗争来推翻打折扣和分两期发的决定。”[⑥b]发动这场棉纺行业大罢工的另一动机是：“从当时的形势来讲，1948年1月份香港《群众》杂志上有新华社评论员的评论文章，认为1948年5月八路军、新四军可能过江，解放军可能过江。这个消息对我们鼓舞很大，也使我们产生了冒进，一听解放军在5月要过江了，现在已经是1月份了，只差3个月，因此，我们的工作赶快要放手跟上去。另外一个思想原因是认为学生运动当时搞得比较好，1947年下半年我们工人运动遭到挫折，而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义卖等等，用各种方法来搞运动，搞得比较活跃。当时地下市委也谈到1947年下半年学生运动比较高涨，工人运动比较低落，因为‘富通事件’以后，工人情绪都打消了，比较低落了，也考虑要放手发动群众，使工人运动跟上去。”[⑦b]
应当说，从原则上讲，为了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反对年奖打8折分两期发放，是完全对的。但是，在富通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镇压的形势下，已经不适宜发动全行业的大罢工。对于群众在年奖方面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和途径来获得补偿。但是，当时工委领导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发动这种全行业性的大罢工，可以配合解放军渡江，改变工人运动落后于学生运动的状况。其实，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还未进行，东北、华北、华东许多大中城市也都还在国民党手中，还谈不上解放军渡江。正是从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在斗争指导上就产生了急躁、冒进和盲目性。
当时，工委决定采取以点带面的办法，即选择一个厂首先发动罢工，然后发动沪东、沪西的棉纺厂都起来响应，实行全市棉纺工人大罢工，其目的是推翻年奖打8折分两期发放的决定，达到不打折扣一次发给。那么选择哪一个厂首先发动罢工呢？工委书记张祺与中共沪西民营纱厂委员会书记周小鼎商量，选中了申新九厂。“我们为什么选中申九？因为：一、申九的资本家对工人最凶恶，压迫重；二、申九有七千多工人；三、申九党支部党员较多，有七、八十个党员。[①c]但这些党员大部分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入党的，没有经过锻炼，需要锻炼，我们主观上有这种思想。”[②c]当时工委这一决定只考虑了申九的有利条件，但是却忽略了申九工人斗争时主要要求并不是年奖，“我们要求年奖不打折扣，实际上申九工人斗争要求发米、煤球、油、糖等配给品”[③c]原来抗战胜利后，“当时各棉纺厂工人曾经争得一项福利，在每次发工资时，由国民党政府配给工人们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米、煤球、油及糖等），作为生活费指数中的一部分。但申九厂资本家为了逃税，在抗日胜利后未向上海社会局登记，因此配给品领不到。从1947年9月份起一直到1948年1月份止，这5个月中，别厂工人都领到了配给米和煤球，只有申九工人什么也没有领到。不但如此，国民党掌握的工会；又以登记配给品为名骗去了工人的‘身份证’，去贿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因此，工人普遍感到愤慨”。[④c]因此，申九斗争的直接导火线是配给品，而不是年奖，这样，就使其他厂很难起来响应。可以说，这是工委在选点上的失误。这一失误对后来申九斗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当时中共沪西民营纱厂工作委员会联系中共申九支部的人员曾说过：“申九罢下后6小时内，沪西将有6个棉纺厂响应，12小时内全沪西响应，24小时后将变成全上海的罢工运动，”因此，申九斗争的方针是：“坚持到底，扩大影响，配合全市，展开联合斗争”。[⑤c]可是，斗争的发展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反而遭到极大的挫折和损失。
罢工的经过
应当说，中共申九党组织对罢工是作了比较充分准备的。他们确定了中共申九长日班支部的杨光明公开出面领导罢工，布机间的地下党员毛和林作为第二线的罢工领导人。长日班男工支部多次分别召开支部和积极分子会议，酝酿罢工。罢工前一星期，该支部还有意识在群众中进行酝酿，派了2个车间小组人员到工会去吵，要求发配给品。布厂的地下党员也在群众中酝酿：“厂方为什么不发给我们煤球，我们厂里配给品到底什么时候发？”当布厂主任到车间时，女工门关了车上前询问：“米和煤球到底几时发下来？”形成一次试探性的关车。这些酝酿活动，很快传遍全厂，群众要求发配给品的呼声越来越高。1948年1月29日晚，中共申九长日班支部召开了一次党员和积极分子联席会议，决定1月30日上午9时发动全厂罢工。届时，由于停电，罢工改在12时35分，铜匠间首先发难，接着布机间关车，不到5分钟，全厂都关了车，罢工实现了。
罢工后，在中共申九党组织的领导下，各车间分别召开大会选出代表。全厂代表又立即开会讨论通过了长日班支部事先拟订的7项要求。会后，与会代表又将条件带回车间交由群众讨论，获得一致同意。但是，在“坚持斗争，扩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长日班支部怕资方很快同意工人要求，罢工无法坚持，在次日又增加了2项，共为9项：“（一）每人借给工资贰月；（二）十一月十二日所扣工资，应照本月份补发；（三）年赏问题（1）在上年发六成，照上年十二月份指数，（2）在本年份发4成，应照一月份指数发给；（四）生产请假日期不得限止，又不得将工号调动（工资照七天计算一切福利权照给）；（五）配给物品要求照例补发本厂得限期一次补发，同时身份证无论有否；（六）每月配给米二斗代办米四斗应照旧例发给四斗；（七）嗣后厂方颁布管制工友办法得由劳资双方决议；（八）如一星期内请假一天（应照旧例半工）应有偿工一天；（九）在上年一月份后无故开除工友要求复工。”[①d]当晚6时，甲班夜班工人和住在工厂宿舍的工人也冲进厂内参加罢工，于是全厂7500工人汇合在一起，共推出了140名代表，领导罢工。
对于这次罢工，敌人并不摸底细。罢工当天下午，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以下简称“工福会”）骨干范才骙到厂开会了解情况，会上工会指导员王剑冲认为这次罢工不是共产党发动的，是该厂国民党76分部委员王仲良和一些男工发动的，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王剑冲属范才骙派；王仲良则属陆荫初派。两派为争夺工会领导权，在1946年曾发生殴打事件，结果王剑冲占了上风，控制了工会。王仲良于心不甘，在厂内拉拢了一些人组织162弟兄来与王剑冲对抗。而中共申九支部又分别派人打入上述两派，利用敌人矛盾，来保护工人利益。这次会议并无结果。
当时9时，王仲良通知工人代表去和资方谈判。劳资双方各出4名代表。140名代表立即开会，推出杨光明、毛和林和管妙福，由杨为统一发言人，王仲良未经推选，自己凑在代表中去参加谈判。代表们唯恐总代表被捕，便一起拥到谈判会场，这时已是深夜12时了。
谈判中，杨光明向资方申述了提出7项要求的充分理由。可是资方毫无诚意，他们派出的首席代表是该厂的总工程师，竟在会上答复工人代表说：今年是荒年，农村里收成不好，等明年丰收了，再发配给米。现在国家正在“戡乱建国”，共产党“到处破坏交通，“南京的煤矿还没有开出来，东北的煤无法运出来，等挖出煤，修好公路再发给大家配给煤。一派胡言乱语，引起代表们极大愤慨，一致表示资方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谈判陷入僵局。
1月31日，中共申九总支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要他们召开群众大会，继续发动群众。当天下午，分三处举行代表大会，由三名总代表分别报告谈判经过，揭露资方的阴谋，号召大家继续团结一致，保护好机器，不损坏原材料，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开车。群众不断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团结起来，坚持到底”的口号，情绪十分高涨。这一天，罢工队伍较前一天更加整齐，群众情绪更加饱满。
2月1日晨，上级党组织指示申九支部扩大斗争，以配合1月29日同济大学的学潮和31日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在标语口号中加进与上述学潮、舞潮相呼应的内容，举行记者招待会，罢工领导机构占领工会办公，把斗争坚持下去。长日班支部仅贴出了与学潮、舞潮相呼应的标语，未执行招待记者和占领工会的指示。当天，汤桂芬、范小凤和其他棉纺厂工人代表到申九慰问，表示各厂工人会支援申九工人。当天下午，社会局派朱圭林和工福会沪西办事处的吴健到申九找工人代表谈话，有一百多代表出席。总代表当即提出9项要求，希望社会局叫资方出来谈判。朱圭林则责备工人：“你们罢工，为什么不通知我们社会局？”工人说：“通知你们，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朱圭林等听了恼羞成怒，摆出臭架子，哼了一声，威胁说：“你们这批家伙讲话态度怎么这样不好，对我们社会局的人一点礼貌也没有。你们是嫌我们这个
头太小么？小头敲不下来，就用大头来敲！”这时闻讯前来打听消息的100余工人团团围住会场，高喊“要社会局摆肩胛！”“要资方出来谈判！”还有的工人喊：“社会局是什么东西？！今天谈判不成不放他走，打他的人！”100多人齐声喊打，吓得他们面如土色，赶快溜走。
2月1日晚，中共申九党组织开会，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罢工已经3天了，资本家避不见面，工人集中住在厂里，迂到家属来门口喊的时候，情绪受到影响。如果再拖上1、2天，工人情绪将更低落，所以主张全体工人当夜冲出厂去扩大宣传。不然的话，内外消息隔绝，外面的联合斗争又没有成功，罢工是不能坚持的。另一种意见反对这样做，认为坚持罢工有信心，工人中大部分还是安心的，只有一小部分不安心。如果让全部工人都回了家，罢工就不能坚持，资本家可能来一个解散。”由于意见“无法统一”“所以最后仍决定留在厂里坚持。”[①e]
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打了市长吴国桢；30日，申新九厂工人罢工；31日，舞女捣毁社会局，接连3天发生3件大事，使国民党大为震惊，认为这是共产党有计划的行动，决定对申新九厂罢工进行镇压。与此同时，工委书记张祺也预感到国民党可能要镇压申九罢工，决定“收篷”，结束罢工。但是，这一决定没有能及时传达到申九党组织。该厂党组织仍按原来上级的指示，坚持罢工，等待其他厂响应，形成全市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结果全市纺织工人大罢工发动不起来，形成该厂孤军奋战，遭到敌人残酷的镇压。
2月2日清晨近6时，普陀警察分局局长率领500余武装警察包围申新九厂，资方打开大门，警察蜂拥进厂，到处布岗。罢工工人和纠察队退守第三道铁门，并用铁链把铁门锁牢，双方对峙。警察在饭厅对面的屋顶上架起了机枪，瞄准工人。为了防御，中共申九地下组织立即发动工人将砖头、木爿、桌、凳、碗、铁辊、油桶等搬到饭厅屋顶上，并把消防水龙头也接到屋顶，要求工人：警察不动手，我们也不动手，如果警察动手，我们也要动手自卫。面对工人们的行动，警察们连声喊：“哎呀，不得了，你们要造反啦！”工人们说：“你们不开枪，我们也不打！”同时，工人们对警察发动政治攻势，在三门内高喊：“大家是靠工钱吃饭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高唱：《你这个坏东西》《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有的警察就对工人们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上边没有命令，不会打你们的。”双方僵持了整个上午。
中午，国民党又调动一千多名军警开出飞行堡垒、装甲车、消防车、囚车将申九团团围住。警察局长俞叔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警察局警备科长陆大公、工福会主任委员陆京士、调查科长狄介先、沪西工福会代表陆荫初、市总工会代表范才骙、章祝三、社会局代表顾力军、三青团代表何锡林等大小头目赶到申九，他们在资方摆的酒席上密谋策划镇压罢工的计划。酒足饭饱以后，他们轮流在三门外用扩音器向工人喊话，要工人开车复工，派代表谈判。工人们则以“代表是七千五百工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讲就对大家讲！”“我们要和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退出武装！”“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响亮的口号来回答。
下午2时左右，王仲良从铁门上爬进三门，找到工人总代表，要他们出去谈判，说什么“小弟弟[①f]，你是黑名单上第一名，年纪轻轻，要枪毙的啊，快点收场吧！”他还对周围工人施加压力：“你们去看看，全上海的大亨都来了，你们不出去，要下毒手啦，看你们吃得消，吃不消。”工人们坚定地回答说：“不出去，他们要下毒手，我们也不客气！”王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哭丧着脸对总代表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劝你出去谈判解决算了，你不答应，我就死在这里。”说完就大哭大闹，跪在地下，把头在水门汀地上磕得咚咚响。但是，这一切均不见效。
下午4时，俞叔平得到了宣铁吾的命令，满脸杀气腾腾地狂叫：“武力解决，武力解决！”于是，敌人的血腥镇压行动开始了。警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逼近三门，用大钳子剪断了铁门上的铁链。在这紧急关头，男工吴阿昌用双臂紧紧挽往两扇铁门。警察用枪托、木棍打他的手，他仍紧紧抱住铁门不放。靠近三门的工人大喊：“警察要抓人了！”后面的工人则奋力前涌，想顶住铁门，不让警察进三门。但用力过猛，反将铁门插销推弯，两扇铁门向外开了出去。警察见铁门推开，便趁混乱之机，冲进三门，抓走了十几名工人。装甲车继续向前推进，在此紧急关头，管妙福和一批女工走出三门，英勇地站在装甲车前，筑成人墙，管高喊：“战场上的装甲车，用在工人身上，我们不怕，你开过来吧！”装甲车被工人们的勇敢行动吓住了，但一批警察拥上把管和一些女工抓走了。装甲车拉着刺耳的警报声又继续冲向工人。这时大批工人被挤倒在地，不少人受伤，年仅17岁的女工王慕媚被挤倒，当场牺牲。
眼见自己的阶级兄弟姐妹被捕、牺牲，守候在屋顶上的工人怒不可遏，立即进行还击，往下面丢砖头、铁辊、桌凳等等，还拿起消防龙头向下喷射，并讥讽地说：“今天没有什么招待，请你们喝杯白开水！”“以前都是你们叫我们工人、学生吃水龙头，今天叫你们自己也尝尝味道。”一时间，大批军警被浇成“落汤鸡”，纷纷四处逃窜。装甲车由于被丢下的铁辊、硫酸甏击中，被迫后退。
不久，军警们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装甲车又狂叫着冲向三门。工人们推出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地下党员许泉福勇敢地跳上卡车，发动引擎，开足马力隔着铁门顶住了装甲车。军警向卡车开枪，把驾驶室的玻璃窗打得粉碎。许泉福侧着身子，双手紧握方向盘，用脚紧紧踩住油门，不让装甲车前进一步。不料卡车引擎突然熄火，被装甲车顶向后退。工人们用自己的身体顶住卡车，但没有能顶住。装甲车撞倒了铁门和水泥柱。这时，屋顶上的工人们又丢下砖块、铁辊，吓得装甲车内的军警不敢下车，被迫返回。十几名工友立即把三门旁的岗亭推倒在三门口，阻挡了敌人的再次进攻。
下午5时40分，浙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赶到申九现场，见军警两次进攻均遭工人顽强抵抗，心中大怒，狂叫：“在此局面下，唯有开枪，如有抗拒的，格杀不论，一切由我负责。”于是，军警们施放了催泪弹，吹起了冲锋号，借着警备车上的探照灯光，分几路冲进车间、饭厅和屋顶，还从统益纱厂翻墙进入申九，步枪、冲锋枪、机枪声大作，正在高呼口号的女工蒋贞新在4门口倒下了，女工朱云仙也中弹牺牲了，有几十名工人受了伤。在这生死关头，地下党员表现了大无畏精神，他们始终和工人群众在一起，并且站在斗争第一线，虽然受伤也不后退。薛幼娣在饭厅门口被军警捅了一刺刀，鲜血湿透了裤袜；归素珍被子弹打中腿部，她毫不畏惧，仍然坚持斗争。何宇珍被子弹打中左腿，她连伤口看都不看，仍在将杂物从屋顶上掷向地面的军警。两名警察从背后抓住她，在押送途中，她又勇敢地从饭厅往下跳，跌在两层楼的脚手架上，再往下跳，摔倒在乱石堆上，左额受伤，女工们拥上前把她藏在中间，虽然后来仍被警察搜出抓走，但表现了地下党员和群众的血肉关系。
冲进车间的军警疯狂地挥动棍子、枪托殴打工人，追问罢工领导人，强迫工人排成队，举起手来进行逐个搜查。凡手上有点脏的，就被说成抵抗过的；身上有钢笔，就说是写过标语的，一律加以逮捕，两人捆在一起，被认为罪名大的则被反绑。被捕工人押上警车前还遭军警一路抽打，许多人受了伤。反动派的枪声直到9点钟才停止。2000多名工人被赶到大花园里，坐在湿地上，军警头目进行“训话”，并向在场工人追问：“谁是共产党？”工人们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工人们在湿地上坐了整整一夜，次晨才被陆续放走。
由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这次斗争中有3人牺牲，40多人重伤，100多人轻伤，236人被捕，其中26人被判刑，罢工总代表、地下党员杨光明被判无期徒刑。资方趁机开除了365人。2月16日工人被迫复工。这次罢工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
惨痛的教训
申新九厂坚持四日三夜的大罢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她留给人们很多值得记取的惨痛的经验教训。
应当肯定，单从申新九厂来说，工人们迫于生活，提出发放配给品等合理要求，举行大罢工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如果不是因为等待全市棉纺工人总罢工而提出过高要求，而又能紧紧抓住几次谈判机会，利用敌人矛盾，灵活运用策略的话，这次罢工是有可能取得一定成果，至少不会遭到如此惨痛的失败。
还应当肯定，申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发动这场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罢工是有准备的。地下党员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始终和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坚持斗争，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更应当肯定，申九工人面对敌人的武装镇压，奋起自卫反抗，表现了工人阶级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坚强的革命精神。正如李立三所说：“特别是今年2月间上海申新纱厂工人的罢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坦克、机枪的屠杀下，死伤一百多人之多，表现了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英勇传统至今是仍然保持着的。”[①g]
但是，应当指出，在这次罢工的指导上存在着失误，有“左”倾冒险倾向。早在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在行动上，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②g]在富通事件后国民党加紧镇压的情况下，已经不适宜发动全市性的行业大罢工。但是，罢工的指导者错误地估计形势，和错误地理解如何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任务，认为发动全市棉纺工人大罢工可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又可改变富通事件后工人运动落后于学生运动的状况，出现“左”的急躁冒险倾向。在选点上，又没有正确估计到申九工人的主要要求不是年奖，而是要求发配给品，以致斗争起来后，其他厂因均已发有配给品，而很难响应。申九罢工的厂内领导人因为上级党组织要求他们率先行动，从而引发全市棉纺工人总罢工，所以在斗争中提出了过高要求，存在等待总罢工的思想，斗争策略又过于僵化，放过了几次通过谈判转弯、收篷的机会。1948年10月13日，李立三在接见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上海代表朱俊欣和欧阳祖润时指出：“个别错误存在于……1948年2月申九，应该准备于全国革命高潮时才发动总斗争。当时对时局估计过份乐观，形势发展未如此快，即使大军渡江了，也不会很快到京沪，夸大了一面。”[①h]当年发动和领导申九罢工的工委书记张祺在解放后曾经说过：“申九斗争不是好的斗争，因与积蓄力量违背，是过早的。”[②h]但是，“这不是过早过晚的问题”“就是配合解放军，这也不对。因为决战不在我们地下党这方面，决战是在我们三大战役”“就是解放军打到上海，也不适宜这样干”当时形势“要求我们如何把力量保持起来，设备机器保护下来，各种档案东西统统保存下来，以便将来接管以后恢复”“不是依靠你在这里斗，因为战争的决定性不是你这里”“不是依靠你这样斗争去斗垮敌人”“表扬工人英勇的斗争精神是对的，但我们领导思想是错误的”“是‘左’倾的思想。”[③h]这就是1948年初上海申新九厂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
注释：
①a 刘长胜：《论蒋管区职工运动新动向》，《群众》1948年2月。
①b ②b 朱学范：《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384、385页，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
③b 国民党中央农工部副部长陆京士。
④b 上海市政府调查处：《每日情报》，1947年12月23日，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⑤b ⑥b ⑦b张祺谈话记录，1980年4月和1981年5-6月于杭州。
①c 此说有误，实际上只有30名党员，一说28名。
②c 张祺谈话记录，1980年4月和1981年5、6月，于杭州。
③c 张祺谈话记录，1980年4月和1981年5、6月于杭州。
④c ⑤c《申新九厂工人“二二”斗争历史资料》第8-9页，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6年9月。
①d 关于此次罢工，工人所提条件，众说不一。据1956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打印之《申新九厂工人“二二”斗争历史资料》所载，最初所提7项要求是：1.按期发给工人配给品，补发以前未发的配给品，确定今后发给配给品之日期；2.年奖分期发放，但需按当月之生活指数发给；3.1947年10月以后，厂方无理解雇之工人，应无条件复工；4.女工产假产前产后共为8个星期（56天）。如产假已满，身体未恢复健康时，得继续请假；5.废除厂方一切束缚工人的不合理的管理规则。合理规则应另行由劳资双方协商同意后订立；6.厂方扣除之国庆节一工加工，应按生活指数补发之；7.扣除工人之所得税应有收据。次日增加之2项为：年关将近，借薪2月；罢工期间工资照给。1992年上海市总工会编印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所刊；较上述条件更为简略。本文所引，系据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之当时手抄原件，并从敌档中得到印证，后2条系次日添加。
①e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申新九厂工人“二二”斗争历史资料》第25页，1956年9月。
①f 王仲良在厂内组织162弟兄，自命老大，中共地下党员总代表杨光明经组织同意打入，故王称他为小弟弟。
①g 李立三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369页，195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
②g 周恩来《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h 欧阳祖润：《1948年10月13日李立三的谈话记录（在哈尔滨南岗）》。
②h 张祺在1953年11月20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干事会上的发言。
③h 毛齐华谈话记录，199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