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在近代中国的符号价值及其思想渊源
柳 青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 近代中国遭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撕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旧的社会秩序不断瓦解。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经历着深刻变革。在各种派别的改革中，“新”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主导性话语符号，与“旧”相对立，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符号价值。“新”与“旧”的两分，其思想渊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反映了中国广大仁人志士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变革图存的决心与勇气，在当时起到非常重要的旗帜性作用。
[关键词] 新与旧；符号价值；思想渊源；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问题的缘起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撕开了东方中国蒙昧神秘的面纱，中国毫无准备地深度呈现在世界面前，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和“天朝上国”，沦落为列强口中的“肥肉”，被逐步瓜分殆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上的铩羽——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告失败、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海战均以惨烈结局告终、英法美德日俄等八国联手侵华……深深刺激着当时的国人从天朝上国盛世辉煌的迷梦中惊醒。《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是以文本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屈辱的历史。
主权丧尽、国将不国的耻辱深深刺激了当时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人们急切地渴望社会出现新的变化来弥补过去的创伤，急切地希望打碎旧的桎梏建立新的秩序。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求助于“新”来阐释变法的可能性，“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 [1]（第429页）“新”与“旧”二字针锋相对，壁垒分明。革命派更是举起“新”的大旗，否定一切旧文化、旧观念、旧体制，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谋求合法性。“新”与“旧”的对立逐渐成为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获得了清晰而明确的符号价值。
二、“新”与“旧”在近代中国的符号价值
对“旧”的批判和对“新”的推崇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鲜明而重要的线索。然而，“旧”难道真的就是愚昧的、落后的、僵化的？而“新”就一定是进步的、革命的、正当的？或者说“新”与“旧”的两分或对立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被突出和强化了呢？答案也许是后者。
车辆控制体系就是针对汽车的每个部分无时无刻的监控，一旦发生情况便会进行及时处理。现代汽车的监测管理体系是依靠自动化技术收受发自智脑的检测信息，并通过对信息的整理和规划，再回馈到主监控体系中的总调控体系，再有总调控体系对所回收的信息进一步加工处理整合，对可能导致车辆不正常运转的部位经由智脑的自动化体系反应出针对性的补救方法，来进一步对车辆安全加一分保障，进而提高车辆的安全操作系数，确保车辆的正常行驶。
在辞海中，“旧”的释义为“陈旧；过时。与‘新’相对。”[2]（第1546页）其本身就带有贬义。然而，这恐怕只是现代汉语的解释与看法。在古代汉语体系中，“旧”与“古”意思相近，有时候会巧妙地相互替换，甚至具备一些正当的价值意蕴。然而，作为对过往历史中存在物的一种时间属性的描述，“旧”和“古”的价值评判意味却大相径庭。法古、师古、尊古、崇古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诉求。传统士大夫所念兹在兹的是古昔盛时，所尊崇的是三代之治。《尚书》作为流传至今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政治资料，其中多处提出了尊古、崇古、师古、法古的观念。如其《说命下》篇指出：“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3]（第113页）蔡沈在注解中提出：“‘古训’者，古先圣王之训，载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谟’之类是也。”[3]（第113页）这里的“二典三谟”正是“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中所记载的古先圣王的修身治国之道。这些修身治国之道成为历代君王、贤臣士大夫、普通读书人一直尊崇的对象。
当前算法在三种优先级权重阵型对应加权作用下，会自然表现出选择最适合当前局面的阵型进行游戏的行为。当然由于在游戏中没有固定方向，所以必须考虑权重矩阵对称和旋转的情况。
“古旧”之说进入近代，逐渐转化为封建王朝寻求合法性的“保护伞”。法古的价值取向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为封建王朝抗拒变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动辄“祖宗之法不可废”，用以抵御新的主张与变革；再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封建王朝统治寻求合法性。为打破“从旧”的桎梏和封锁，“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成为社会改良和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在那个时期，“新”变成了进步、正义、革命的象征，体现了对“旧”的摧枯拉朽的破坏与替代。清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正是如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以“新”为题进行了一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由于历史的惯性，戊戌变法仍然是以托古改制的形式提出，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合法性上的支持：“《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1]（第429页）即便如此，康有为仍然借助于新与旧的两分法，求助于“新”，为自己所主张的变法寻求合法性：“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在这里，康有为鲜明地表达了对“新”的赞颂，对“旧”的批判，论证了为守祖宗之地，则须变祖宗之法，舍旧而图新的政治主张。
“新”与“旧”为何能够成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价值符号呢？究其根源，这种符号价值的确立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当时黑暗的中国开启了全新的认知角度，为泥泞中跋涉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鲜的思想养料，他们或主张革命、或主张改良，纷纷为救国奔走呼号。但与此同时，有些知识分子也警觉地意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内在的非人道弊端，如若都奉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那么先进的、强大的民族侵略吞并落后的、弱小的民族，岂不是都符合天演之公理吗？鲁迅先生曾大声咒骂所谓“兽性爱国之士”，“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臣仆不慊也。”[13]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易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别国的理论依据和借口，受到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判。
这种社会思潮和价值划分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过程中话语体系的构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宣言，“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6]（第663页）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建立新中国后，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更是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7]（第1页）
前文已对激光雷达的构成及分类进行了简要介绍，下面将结合大气环境监测的一些关键参数所采用的探测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纷纷祭起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面大旗，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鼓呼呐喊。康有为基于此，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是因为作为一统之国、闭关之世，缺乏外部生存竞争与挑战。因此，康有为上书建议:“夫方今之病，在笃守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暍而沦胥者也。”[10]（第200页）无独有偶，革命派机关报《民报》也曰:“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乎人心，而中国民心为之一变。”[11]更有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欲保存种族，不得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12]（第248页）。
试验材料为6061铝合金，通过线切割将铝合金棒材切割成Φ15 mm×40 mm的圆棒.在焊接前将铝合金试样依次用800号、1000号、1200号、2000号SiC砂纸打磨，以去除铝合金表面氧化膜.然后用酒精或丙酮超声清洗10 min，再用无尘布擦干铝合金表面.最后将其置于真空扩散炉中，在一定的焊接温度、焊接压力和保温时间下进行真空扩散焊接.本试验的焊接工艺为：焊接温度490～540 ℃，保温时间3～9 h，焊接压力0.5～4.5 MPa.
三、新旧对立的思想渊源——社会达尔文主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也日益被赋予了越来越鲜明的正当性。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一再被冠以“新”的名称——新生活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等等不一而足。与些同时，很多进步杂志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华》等都以“新”来命名。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广为流布，与当时中国的历史境况不无相关。甲午海战之后，西方列强群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为救亡图存，中国广大仁人志士发愤图强，求新求变，力求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这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要义所在。与以往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拘泥于“夷夏之辨”，而“中央之国”的天下观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步步紧逼下逐渐崩塌——社会达尔文主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救亡图存提供了坚实了意识形态基础。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斯宾塞，它把人类社会比做生物有机体，发展进化也有规律可循。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基础之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却呈代数级数增长。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不能保持永久平衡关系——一旦平衡被打破，社会自发调节机制就会产生作用，就会出现饥荒、瘟疫、战争等强行降低人口数量的社会现象，以达到再次平衡。基于此，斯宾塞认为社会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也遵循能量守恒定律，表现为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斗争。人类社会只有在这种适应与斗争中才能进步，因此，生存竞争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因。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引进到中国的。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发表了《原强》、《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于1903年翻译发行了《群学肄言》（译自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致力于引介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论》的出版发行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广大知识分子受其影响颇深。“《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述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的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在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指其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影响，而将由原名胡洪骍改为胡适）。 ” [9]
生物进化论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学说，其核心观点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整个自然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时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扩展到人文领域，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社会学家运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演生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深入人心。红色芭蕾舞剧《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更是为中国民众所熟知。与“光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是“黑暗的旧社会”，似乎人世间所有描述罪恶的词汇都可以冠之于旧社会之前：万恶的旧社会、奴役压迫的旧社会、人吃人的旧社会、腐朽堕落的旧社会……。正是由于这种“新”“旧”对比在民众中的可接受程度之高，它成为了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口述历史的流行话语。这正契合了《乌合之众》中勒庞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想要让它（观念）更容易被群体所接受，就要对其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其更加通俗易懂。特别是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以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改造的方向都必须是低俗化和简单化。”[8]（第58-59页）相对于个体的理性分析，作为群体的民众更易于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表达。“新”与“旧”非此即彼的截然区分与对立，契合了普通民众的认知心理，容易为民众所清晰明了地掌握。因此当忆苦思甜成为流行语汇和集体仪式时，忆的是旧社会的苦，思的是新社会的甜。在劳苦大众普遍的思想观念中，承载着无尽罪恶与痛苦的旧社会，是必须被揭露、批判的，是必须为新社会所推翻和取代的。
在“新”的感召与推动下，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一切旧观念、旧体制，“新”与“旧”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蟊贼。……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之观念与界说，未能明了。”[4]至此，“新”与“旧”俨然成为代表了变革图存与保守僵化的两面旗帜，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新旧两大阵营和堡垒以此为界打得不亦乐乎。革命阵营更为重视对新青年的感召，对新青年寄予厚望。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李大钊试图号召“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5]（第99页）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话语体系中，“新”代表着了进步、革命、活力与生机；而“旧”则成为了保守、反动、落后和僵化的象征。
由此，作为旧社会存在根基的政治合法性已经茫然无存。新政权在发动群众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与压迫时，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在悄然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新”与“旧”成为意识形态争夺中标志性的价值符号，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构建提供了资源。
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这种狭隘的非人道特征，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仍起到了拨开蒙昧、启迪思想的作用。“新”与“旧”的对立两分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现实中的成功转化，为推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拖着胶鞋，啪哒啪哒走向外屋，又摸索着抓起几粒盐，把指头伸到嘴里，用上个月才安的门牙咬破水泡，在伤口撒上盐。他的整张脸痛得纠在一起，两根手指紧紧捏着那根受伤的指头。疼痛慢慢消减了，他又爬到床上，关掉电筒。
余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非人道特征，使其无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新”与“旧”的两分法，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成功的潜在转化，成为社会达尔主义条约式解读的一种形式。民族危亡的关键性历史时刻，艰难晦涩的思辨难以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清晰明了的两分法无疑更能激荡人们的心灵。
综上所述，围绕朱熹的题刻，后人的题咏形成了与朱熹之间的对话，并且与朱熹的题刻共同构成了层累的文化景观。朱熹的题刻及其拓本、题咏共同参与了朱熹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同时又开拓、丰富了石刻文献的文化蕴涵。
由此，在近代中国，“新”与“旧”的对立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符号与象征。“新”代表着光明与进步；而“旧”意味着黑暗与落后。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潜在转化——“新与旧”的两分在思想观念和社会运动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大张旗鼓地开展新生活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旧社会的批判、改造更是如火如荼，以开展禁烟禁毒禁娼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扫除文盲运动等政治运动的形式清除旧社会的积习。“新”与“旧”在意识形态上的符号价值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正当性。
不可否认，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传播很广。然而，抛开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为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张目的倾向不论，其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也值得反思。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进步与落后、强大与弱小、革命与保守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历史终归是向前发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清晰明了，易于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在号召民众进行变革、抗争上具有明显的鼓动性，更适用于对社会的批判与解构。在国家承平时期，两分法的价值取向，对真实社会的复杂性并不能有深刻而真切的认识，对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构建社会的和谐融洽发展可能很难提供建设性意见。运用两分法的思维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显然存在着过于简略化的弊端。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也为人们理性地、宽容地认识历史文化的传承、认识社会建设的复杂性与系统性造成了认知上的障碍。
[参考文献]
[1][清]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A].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Z].三联书店,1954.
[2]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3][宋]蔡沈(注).书集传[Z].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
[4]汪叔潜.新旧问题[J].新青年,1951.
[5]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新世界出版社,2010.
[9]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
[10][清]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A].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Z].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1984.
[11]胡汉民.述侯宫严氏最近政见[N].民报,1905(2).
[12]邹容.革命军[A].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Z].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1984.
[13]高策,杨小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中国人的忧虑与抗争[J].科学技术与辩证近法,2002(1).
[作者简介] 柳青，管理学博士，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5-3980.2019.05.006
[文章编号] 1005-3980（2019）05-0029-05
收稿日期： 2019-09-03
[责任编辑 曾召国]
标签：新与旧论文; 符号价值论文; 思想渊源论文; 社会达尔文主义论文;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