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与人口红利效应嬗变 *
陈岱云 张世青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传统型迈进了现代型，在此过程中，人口红利得以开启。人口红利产生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劳动力身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提升等积极效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系数逐渐提高，然而，即便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优势不再，但人口红利效应还会存续。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第二人口红利，应继续完善教育政策，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建立有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创设有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制度。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红利概念是美国学者Bloom和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的，揭示了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产生的经济利益。①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学界也在讨论这是否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后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相关。人口红利的悲观派认为，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人口红利消失。②乐观派认为，“目前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正由聚集转向减少，并逐渐转入收获结构性人口红利阶段”③，并且“第二次人口红利之窗正在开启”。实言之，无论是否赞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乃不争的事实，这无疑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势。故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更多的人口红利，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和民众福祉水平的稳步提升。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 理论内涵与互动机理
人口红利概念提出后，学界及一些机构对人口红利的研究持续深化。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人口红利界定为：经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获得的潜在增长能力，主要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上升而产生的。Lee和Mason将人口红利区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其中，第一人口红利是指随着劳动力数量迅速增长，劳动力比重上升，人口抚养比降低，积累的储蓄和资源转化为各种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加，这又将进一步促进储蓄上升，投资力度加大，经济再次实现快速增长。这个时期将持续50年或者更长。第二人口红利是指由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此时个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以及公共政策都要根据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改变而做出必要的调整以维持经济增长。④故而，第二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再分配机制。杨帆、黄少安等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在人口转变期内产生的，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一种有时间限制的资源。一国在该时间段内，妥善对该种资源加以利用，从而刺激其经济的发展。这种资源体现在实际中即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获得额外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等。”⑤《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⑥尽管对人口红利没有统一的界定，但通常认为，人口红利包含两大要素：一是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较大，二是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
由上可知，人口红利的产生与人口年龄结构直接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是总人口中不同年龄人口的构成状况，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反映的是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学界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类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或者说该国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于50%，该国或地区人口年龄结抅处于成年型阶段。二是将总人口按年龄分为0～14岁的少儿人口、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并以此计算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本文采用第二种分类方法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充足，人口规模巨大，同时总抚养比相对较轻，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这段时期又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时期，这也是潜在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机会窗口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如下特征及作用：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且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如果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人均收入将会提高并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他们一般会提高储蓄率，如果金融市场健全，储蓄将转化为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抚养比较低，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开支通常不会形成沉重负担，家庭、国家的财富积累速度较快。
采用SPSS 20.0分析数据,以表示(±s)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差异构成统计学意义时,P<0.05。
当然，人口机会窗口不会必然地转化为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只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其他的经济社会条件同时出现时，人口红利才会真正开启。首先，劳动力要有参与市场劳动的意愿。假如劳动力一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那么社会的劳动参与率就会降低，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以至给家庭、社会造成抚养负担。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完善的社会制度做保障。一是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市场经济信奉的是公平竞争，如果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性别、年龄、地域、身高等歧视行为，那么大量劳动力将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就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非最优配置。二是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劳动力直接相关的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劳动报酬权、休息权等权利要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并且当劳动者权利遭受侵害时，他们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解决。三是要有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如果劳动力在一国之内无法自由流动，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局面。这就要求打破户籍、行业、部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壁垒，确保劳动力能够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
再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做基础。当劳动力规模一定时，劳动力的素质状况将成为影响人口红利的关键变量。劳动力的素质体现为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人力资本状况。显然，当劳动力健康状况不佳时，就会给家庭、社会增加抚养负担，同时还会造成“有效劳动力输入受阻，在业劳动人口的抚养能力减弱，单位劳动力的有效社会输出降低，劳动生产率低下，从而挤压人口红利”⑦。人力资本的高低主要体现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事实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数量庞大、比例较高的高素质人口，那么这就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技创新奠定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基础，也有助于形成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演化及其红利效应
林露白也忘了郊区租好的那间小两居，直到何文山打电话给她，说要给她换个窗帘，想要什么花色，有兰花和梅花。
第三阶段：从20世纪末至今的高老年抚养比阶段。由表1、表2、表3可知，2000年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老年抚养比为9.9%，劳动年龄人口较上一时期增速下滑；2010年，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分别增加到8.5%、11.6%，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这标志着老龄化程度向纵深发展，同时，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完结也成为全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
表 1中国人口普查年份各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2011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00年的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由表1可知，1964～2000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55.75%增至70.1%，36年间增加了14.35个百分点；由表2可知，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儿抚养比从1964年的73.0%降至2000年的32.6%，36年间下降了40.4个百分点。由表3可知，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增加，尤其是1964～1982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总数和比重的增幅达到顶峰。一般认为，在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阶段会形成人口红利，中国也不例外。
表 2中国人口普查年份人口抚养比(%)
数据来源：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第一阶段：1949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受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进步等因素的推动，1953～1957年，新中国经历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由表1可知，1953～1964年，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36.28%上升至40.69%；由表2可知，1953～1964年，少儿抚养比从61.2%升至73.0%，增加了8.8个百分点。该阶段少儿抚养比非常高，人口红利效应还未显现。
表 3中国人口普查年份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再次，创设有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制度。实言之，老年人口并不只是社会财富的消费者，他们也是社会财富的再创造者。老年人口具有人口转型红利，即“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继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人口转型红利的实现，既需要老年人具有参与家庭事务、公共活动的自主意识，还需要各级政府构建以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为主旨的制度支持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动员老年人参与社区建设。街道、居委会可激励那些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或从事志愿性活动。二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目前，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当下77周岁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成为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的有利条件。三是制定有助于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鼓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雇佣已退休的工作人员，继续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优势。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之一：促进了经济增长。“1979～2015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递增。2001～2015年，年均增幅为9.7%。这在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⑧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与拥有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较高的居民储蓄和较低的抚养费直接相关。首先看劳动年龄人口。由表3可知，1982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62517万人，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高达97502万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中国引进外资以及加入WTO的重要资本，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其次看居民储蓄。国家及企业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需要利用社会财富，而储蓄是社会财富的典型表现。从这个角度讲，“储蓄是投资和中国经济实现近三十年高速增长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因而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城乡居民的储蓄水平越来越高。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年底余额为210.6亿元，1990年攀升到了7119.6亿元，2000年达到了64332.4亿元，2011年升至了343635.9亿元。⑩再次看社会抚养费。在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1982年，总抚养比为62.6%，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下降到了49.8%、42.5%、36.9%。人口总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减轻了国家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学者测算了1971～2000年山东省因人口控制所节省的少年儿童抚养费，“按1998年价格计算，总计达到17878亿元，其中家庭抚养费15375亿元，社会抚养费2503亿元。这相当于1998年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7倍，地方财政收入的50倍”
。节省的庞大的社会抚养费也是人口红利效应的直接体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之二：推动了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人口产业结构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在不同产业部门的配置人数及比重。人口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生产力不发达时，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在工业化推动下，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入第二和第三产业，此时，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比例逐步上升，而第一产业出现下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会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并且其从业人口比重将升至三大产业首位。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人口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传统型向发展型再向现代型的巨变。
传统型的人口产业结构特点为第一产业吸纳50%以上的劳动力、第二产业25%左右、第三产业25%以下；发展型的人口产业结构意味着，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出现下降，处于16%～49%，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增加至26%～40%、26%～49%；现代型的人口产业结构特点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减少到15%左右，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维持在35%左右，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达50%以上。
③原新、刘厚莲：《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6期。
2.对导体以及电器的短路电流进行验算时，可以将原件的电阻忽略（除计算短路电流的衰减时间之外）。对导体以及电梯的热稳定、动稳定以及电器的开端电流所使用的短路电流进行验算时，应该严格按照设计规划的内容进行计算，同时应该综合考虑电力系统的发展前景。对短路电流进行确定时，应该按照可能发生的最大的短路电流的正常接线方式进行计算。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之三：为全社会提供了大量身体健康的劳动力。显而易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便有无数适龄的劳动人口，但若普遍没有健康的身体，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形成沉重的抚养负担。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所拥有的人口红利，从宏观层面讲，与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密切相关。以与人们的健康保健、疾病治疗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为例，一方面，构建了完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建立了大量卫生机构。1949年，全国共有卫生机构3670个，1957年达到122954个，1978年增至169732个，2000年有1034229个，2017年则有986649个。这些举措不仅确保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多，而且有力地保证了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人们健康水平的直观体现之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1957年为57岁，1981年67.9岁，2000年71.4岁，2008年73.1岁，2018年达到77岁。显然，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能够参与市场劳动。
从微观层面讲，劳动年龄人口所拥有的健康身体素质与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变亦相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大多数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家庭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不大，这就促成更多家庭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进而实现消费结构转型。判断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准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指一个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恩格尔系数低于30%为最富裕、30%～40%属于相对富裕、40%～50%为小康、50%～59%为温饱、59%以上为贫困。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67.7%；2018年，全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至28.4%。整体而言，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变意味着，一方面，家庭已不再考虑如何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关注如何健康地生活；另一方面家庭的消费重心已从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享受型。这种转变无疑有力地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促成其拥有健康的身体进入劳动力市场。
自2010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来，老龄化程度愈来愈高。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是否还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何时终结，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有学者主张人口红利已结束，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还可维持一段时期。郭晗、任保平认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
徐金诺等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是从1990年至2035年。
杨帆、黄少安等认为：“我国人口红利2015年开始下降，2035年彻底消失。”
由上可见，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30～2035年结束。为应对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实，中国政府创建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全面实施了二孩生育政策。实言之，正如人口机会窗口期不会必然地转化为人口红利期，即便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优势不再，但人口红利效应还会存续。这就要求国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最大程度地激发第二人口红利。
首先看国家的教育政策。为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国家主要做了三大方面的教育创新工作。其一，开展普及教育。为保障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权，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此后，国家在小学教育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不错成绩。例如，1951年8月，教育部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儿童初等教育”，并开展教育向工农开放、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要完成在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还在城乡积极开展扫盲教育，提高人们的识字率。这些政策取得了可喜成果。1985年，全国有小学在校学生13370.2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5.9%。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检查验收，普及初等教育的县(不包括市和市辖区)有731个，占全国总县数的36.6%。全国初中在校生3964.83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36.76%。1949～1986年，国家实施的普及教育工作所惠及的对象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有些农村居民则成了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四化”建设和城乡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二，推行义务教育制度。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86年出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要求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实施以来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果。一方面，义务教育显著提高了儿童的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例，1985年为95.9%，1995年为98.5%，2005年为99.2%，2017年为99.9%。再以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为例，1990年为74.6%，1995年为90.8%，2005年为98.4%，2017年为98.8%。另一方面，义务教育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事实表明，一部分儿童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就放弃了高中教育而步入社会干事创业。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最早受惠对象为“80后”，这就表明那些不再接受高中教育的农村儿童，后来便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贡献了体力和智力。其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实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目标，1999年6月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教育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宽人才成长道路，减缓升学压力，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同时规定，“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大部分高等专科教育的权力以及责任交给省级人民政府”。中国遂走了一条高等学校扩招之路。1978年，中国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为2.7%，1999年为10.2%，2012年达30%，2015年为40%，2017年达45.7%。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政策不仅扩大了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为较早结束生育期的年轻父母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机会。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举措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充足的高端人才。
再看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贝克尔提出：“子女的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收入的增加或子女成本的下降会影响子女的数量，也会影响子女的质量，通常会使这两个方面均有增加。避孕知识的普及也会影响这两个方面，但将提高子女质量而减少子女数量。因为它能够决定未来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健康和动机形成，所以，子女质量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据此可知，收入水平、养育子女成本影响着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具有替代关系，但子女质量更重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生育率大幅降低、少儿抚养比变小，绝大多数家庭便采取了投资孩子教育的策略。正如上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家庭的消费结构从食物消费转向了有助于提高生活品质和家庭发展能力的消费，包括子女在内的教育投入便为其一。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现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8.8%，1995年为9.4%，2000年为13.4%，2010年为12.1%，2013年为12.7%。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不仅有助于单个家庭实现优生优育的人口政策目标，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从而助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综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催生了第一波婴儿潮，他们成年后投身于早期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生育生育政策，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而且使人口素质大幅提高，其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又推动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的 演进趋势及其应对策略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之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通常认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够创造经济、社会和个人福祉的能力、技能和知识，是劳动者素质的综合体现。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由表3可知，1953～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递增的事实表明，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为追求经济高质量、快速度的发展，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以及家庭对孩子的智力投资，成功地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结构的再生产类型已从初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向了当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与此相伴，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持续完善教育制度，增加人力资本，尤其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均受教育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高素质人才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78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仅为228万人，2017年达到了3779万人。可以说，中国不仅是人力资源大国，也是人力资本大国，这强有力地支撑起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然而，中国的人力资本还面临着“东部强、中西部弱”“城市强、农村弱”的不均衡发展格局，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故而，国家在稳步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同时，还需要对人力资本偏弱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在教育政策、劳动力培训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如优先推行12年义务教育、继续扩大高考定向师范生的招生名额、加大对当地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力度等，切实提升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素质。
在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已逐渐达到市场的饱和，旅游产业作为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已是必然的趋势。而文化产业因为与旅游产业的强关联性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虽然二者之间早已存在交叉和融合，但是仍有隔阂存在。在2018年3月初，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为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1]。为了缓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消除隔阂势在必行。
其次，建立有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从低工资岗位奔向较高工资岗位、从低效率产业转向高效率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红利效应尽显。他们既提高了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能力，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尽管2014年以来，流动人口的数量开始下滑，但2017年仍有2.44亿人。有些流动人口已实现了市民身份的转变，有些流动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还面临制度排斥。鉴于“户籍制度对人们的迁移流动所起限制作用尚未完全消除”
，各级政府仍需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总抓手，推进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一是消除阻碍流动人口劳动就业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二是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保障流动人口能够自由流动；三是构建以流动人口家庭为单元的社会服务政策，确保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园入托、义务教育等得到制度性保障，随迁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福利津贴等也能供给到位。
动物模型建立 采用40%四氯化碳溶液腹腔注射法构建大鼠病毒性肝纤维化模型，剂量为3 μl/g体重，每周2次，分别注射4周(实验组1)、8周(实验组2)、12周(实验组3)，以制备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模型。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着家庭结构，也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消费取向和生活追求。这些变化最终会波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质量等方面。这正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
①David E.Bloom, and Jeffrey 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 1998, 3, pp.419～455.
②蔡昉：《劳动人口负增长下的改革突围》，《经济导刊》2014年第2期。
中国的人口产业结构发展轨迹验证了人口产业结构的变迁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第一产业吸纳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人口，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迟缓，但第一产业人口已开始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195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83.5%、7.4%、9.1%；1978年，分别为70.5%、17.3%、12.2%。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大产业发展失衡的局面得以明显改观，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开启期。1996年，三大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50.5%、23.5%、26.0%。200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人口红利效应持续了十多年的黄金期，产业结构最终得以更新换代。2017年，三大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27.0%、28.1%、44.9%，这一数据标志着中国的人口产业结构已处于发展型阶段的后期，正向现代型迈进。
④Lee，R.，& Mason，A.，“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Development ，2006, p.43.
⑤杨帆、黄少安、Julien Picault：《中国人口红利结束了吗？》《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⑦原新等：《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6期。
由于改造施工是在既有线上进行的，且每日施工仅有不到4 h 的“天窗”时间，当日施工结束后必须恢复线路并保证轨道状态稳定，不影响线路运营安全。因此，改造方案需重点考虑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⑧吴忠民：《矫正对社会矛盾的几个误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⑨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刊》2010年第5期。
⑩数据来源于《2012中国统计年鉴》。
山东省人口控制效益研究课题组：《山东省人口控制效益研究报告》，《东岳论丛》2002年第5期。
从表1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的生活垃圾特性存在一定差别，导致重金属总量存在一定差异。飞灰样品中重金属的污染比较严重，并且其含量大、种类多，在所列出的6种主要重金属污染物中，Pb、Zn和Cu的含量相对较大。
张世青、陈岱云：《21世纪以来人口经济结构的特征、问题及优化》，《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刘长茂：《人口结构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5页。
首先，要求现有在职学生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已成为了信息时代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最基本的能力要求，只有具有相应的信息技术，才能做好大学生管理工作。其次，通过开展辅导员沙龙等形式，为教师间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促进学生管理队伍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有效提升。最后，通过开展讲座、报告及交流等活动，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团队多媒体操作技能与学生管理信息化系统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2001-2012年海南省的旅行社总数从2001年的151家增长到2012年的311家，增长了6%。其总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值，差值扩大了306家。旅行社外联人数下降了9万人，接待人数下降了11万人，且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值，且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逐渐扩大。通过比较，外联人数下降速度较快，且低于平均值的速度也较快。营业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越来越大，从业人员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值，差值增长了3732人。
郭晗、任保平：《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代财经》2014年第3期。
徐诺金等：《论我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平衡》，《金融发展评论》2015年第8期。
从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看云南边境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基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调查…………………………………王艳玲，杨 菁，杨 晓（119）
李海峥等：《中国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结果及应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在中国知网检索国内进行医院经济运行分析的重点文献[5-7, 14, 17-24, 29, 32-48]，并对其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指标进行归纳(见表1)。投入指标中，提及率较高的指标是人力部分为职工总人数、在职职工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财力部分为业务支出；物力部分为固定资产总额、实际开放床位数与医疗机构床位数。产出指标中，提及率较高的指标在数量部分为出院人次数、门急诊人次数与业务总收入；效率部分为病床使用率与平均住院日。
王跃生：《制度对人口作用方式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本土实践研究”(项目号：17BRK015)、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三十多年来山东人口结构变动成因与问题研究”(项目号：16BRKJ01)、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化解人口养老风险的理论指南——习近平人口思想研究”(项目号：18BXSXJ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岱云，1958年生，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张世青，1981年生，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战炤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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