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父母生活感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年论文,父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提到中年，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似乎就意味着年华老去、青春不再，此时期的身体也确实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身体的免疫力、细胞再生功能以及脏器组织器官功能逐渐下降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年人易成为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多发群体；而另一方面，中年人不仅担负着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更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支柱，承载着教养下一代与奉养上一代的双重责任与压力。然而，在以往的家庭社会研究中，多从父母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背景因素切入，重视父母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侧重以父母角度出发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往往忽视了子女对父母的影响作用。事实上，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和家庭系统来看，处于混沌变动心理状态的青少年正好对应的是面临中年危机的父母，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联作用。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年阶段的父母生活感受的现状与变化，分析其与青少年子女之间的关系类型，并厘清父母个人因素、青少年子女因素以及亲子关系类型与中年生活感受之间的关系。 （一）中年人的生活感受 在以往探讨中年人的研究中指出，中年时期的人常常会回忆过去、评估现在以及展望未来，也常会因为人际角色的改变重新定位自己（Lennon，Mary C.，and Sarah Rosenfield，1992：316-327）。多数的中年人往往面对的是进入青少年或青年成人阶段的子女和步入老年阶段的父母，因此该如何配合子女调整自己做父母的角色以及如何面对年老的父母重新定义自己作为子女的意义，成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挑战。黄朗文曾以台湾家有青少年的中年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与影响，发现中年人生活感受可以分为三种，即“忧心未来感”、“不满现状感”和“亲子代沟感”，这三种生活感受显示出这些中年家长存在困于现状、担心未来和教养子女的诸多方面问题，其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对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也越显著。（黄朗文，2007：439-471） 社会文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成人的生活经验，由于男性与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因此性别角色对成人发展的影响应该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Bernard曾指出，步入中年的女性由于子女多已长大成人，她们不再仅仅从照料子女中去获得自我肯定，因此有着较以前更强烈的发展自我、自我实现的需求。（Bernard，J.，1975）因此，在探讨成年人行为差异方面，除了需要考虑年龄因素外，性别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Shek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年女性的危机感往往高于男性。（Shek，D.T.，1996：109-119） （二）中年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 随着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以及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逐渐开始质疑以往家庭所给予的关系模式，因此如果父母依旧遵循以前那种与儿童的互动状态与青少年子女相处，青少年往往会挑战父母所规范的界限或抗拒父母的权威，甚至出现忤逆父母的行为，并产生出一种“既亲又离”的矛盾情绪。（张文新、王美萍，2006：868-976）面对此矛盾情结，父母如果太快放弃对孩子的控制权，迁就孩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孩子似脱缰的野马，在以更快的速度突破父母所设下的规范与界限的同时，却不知该何去何从；相反，如果增加对子女的种种限制，又可能造成孩子更为“叛逆”的行为与对抗。（周晓虹，1999：16-29）因此，可以说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在中年与青少年的家庭生命阶段中，无论是对于中年父母还是青少年本身而言，都将处于一个充满矛盾与混乱的阶段，父母与子女实际上都需要重新省思彼此的关系形态并调整互动模式。 Umberson指出，比起家庭结构和父母自身状态等因素，亲子关系以及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才是影响父母身心福祉最为重要的因素，不少研究也发现，亲子间的正面互动有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负面互动则反之。（Umberson，D.，1989：999-1012）此外，母子关系与父子关系强调的面向是不同的，Silverberg的研究发现，随着子女的不断成长，父亲的满意度也在不断的增加，并越来越以成为一名父亲为荣；而子女由青少年进入成人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于母亲子女将负起更多的角色责任（Silverberg，1996：215-254），由此可见，亲密与冲突是母子关系的基础，而引以为傲、潜移默化则是父子关系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就像现实中所呈现的那样：有些家庭亲子关系其乐融融、有些家庭总是争吵怒骂、有些家庭很少沟通、有些家庭父母爱的越深，子女逃得越远，亲子关系往往也表现出某种稳定性的特征模式，而不同的亲子关系类型对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中年父母与青少年个体因素的影响 个人的健康、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子女的相关因素对中年人的生活感受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吴佳玲通过整理1993年至2007年间台湾地区有关亲职压力的研究后指出，影响父母亲职压力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年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就业情况、性别、职业等27项，子女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就学情形、社会行为等14项；同时进一步指出母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或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者其亲职压力也越高，父母亲职参与程度越高者，亲职压力越低。（吴佳玲，2008：63-89）在将中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对于中年父母而言，健康问题、工作收入、婚姻状态等个人因素，以及子女健康、外在行为、成就表现等都可能成为中年生活感受的重要指标，且在影响作用上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模型 在以往的家庭研究中，多从父母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背景因素切入，重视父母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侧重以父母角度出发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而对父母受到子女的影响作用较为忽视。事实上，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和家庭系统来看，处于混沌变动心理状态的青少年正好对应的是面临中年危机的父母，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联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父母与青少年双方面的角度，区别和辨析亲自关系的类型，并通过对父母与青少年个人因素的分析来探讨亲子关系类型对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与程序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为湖北省共青团、湖北省宣传部共同进行的“青少年成长历程研究”的实地调查资料，该项研究是一项始于2010年9月的长期追踪纵向调查研究，迄今为止一共进行了三次资料收集（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试图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重要的社会层面的交互影响来探讨影响青少年不同成长历程的可能性因素。研究资料收集是以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荆州五所城市的初、高中学生及家长为研究对象，采取分层多阶整群抽样，以“县、市”作为第一层，“乡、镇、市、区”发展的先后顺序作为第二层，分层后，以整群抽样为主，在第二层内分两阶段随机抽样，第一阶段以“学校”为抽样单位，第二阶段以“班级”为最终抽样单位。在第一次抽样中，一共抽取20所学校（其中13所学校包含有初中和高中部，4所学校只有初中部，3所学校只有高中部），每个年级抽一个班，共计99个班级，其中初中51个班，高中48个班，共计学生1485人。 由于时隔两年进行第二次调查，原来高中部的高二、高三的学生在参加完高考后，很多已经到外地读书，难以联系上，个别原高中留有学生的升学信息，研究者试图通过邮寄的方式联系到学生本人，但问卷回收率十分低（不到8%）；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第一次调查读初二、三的学生身上，与高中学生参加高考分流较为严重的情况有所不同，中考后学生大多留在本地读高中，因此联系填答问卷的回收率较高考分流学生要高，达到66%，但依旧有部分学生因为种种因素联系不上。因此在升学分流的影响下使得样本的追踪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最终获取的分析样本数为965份，学生性别比约占50%。对学生及家长的调查方式主要以自填式问卷形式。 （二）研究变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主要包括了父母中年生活感受、亲子关系、父母个人因素以及子女因素等部分。 1.父母中年生活感受：此概念参考的是Shek制定的华人中年危机量表（Chinese Midlife Crisis Scale，简称C-MCS）来测量家长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量表内容包含有：担忧年华老去、无法享受休闲时光、身体健康状态差、亲子关系的负面评价、婚姻关系的负面评价、工作生活的负面评价、存在的混乱感、照顾年老亲人的压力等方面。当使用主成分法和正交转轴法进行因子分析后（基准设为特征值大于1，解释变量大于5%）发现与黄朗文的研究几乎一致，抽取出了十分清楚的三个共同因子，即“不满足现状感”、“未来忧心感”和“亲子代沟感”。“不满现状感”包括有三题：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宁愿选择单身；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依旧会选择要孩子；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工作或当家庭主妇。“未来忧心感”包括三题：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事无成；我已经开始对我的老年生活感到忧心了；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生活单调乏味。“亲子代沟感”包括两题：我越来越觉得管不了我的孩子了；我越来越觉得很难和孩子沟通了。 2.亲子关系：主要由家长和学生问卷测量，在学生问卷中，学生需要回答过去半年间对待父母的方式，在家长问卷中，由父亲或母亲回答过去半年中子女对待自己的方式，两组题目类似，测量的项目包括支持、冲突和荣耀三个层面。以家长问卷为例，“支持”包括三题：会问您对重要事情的看法；会注意听您的看法或意见；会关心您。“冲突”包括三题：态度不好；很生气的对您大声吼；因您不同意他的看法而与您争执。“荣耀”包括两题：让您觉得很高兴；以您为榜样。 3.父母个人因素：包括父母个人的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婚姻满意度。 4.子女（青少年）因素：包括性别、健康状况、暴力倾向、行为偏差以及学业表现等方面。 （三）研究假设与分析测量 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为：亲子关系越负向，或亲子之间的感受越不一致的父母，对中年感受（亲子代沟感、忧心未来感和不满现状感）越倾向于负面。 资料分析整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采用t检验初步厘清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是否因家长的性别而有所差异，并以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其次，分别针对女性家长和男性家长中年生活感受进行潜在的成长模型分析，以探讨其稳定性与变化轨迹。中年生活感受的“变化轨迹”由估计个别家长在亲子代沟感、忧心未来感和不满现状感的初始状态（initial level，截距）与变化率（rates of change，斜率），来说明个别家长中年生活感受的个体内在变化情形。第三，利用潜在全象分析即潜在类别分析辨析母亲关系与父子关系的类型；最后，通过路径分析来解析亲子个人因素与关系类型对父母中年生活感受的初始状态和变化率的可能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变量间性别差异与相关 首先进行t检验以初步了解各个变项是否会因为家长的性别而产生差异，详见表1。结果显示，男性家长年龄较高、健康状况较好、婚姻满意度较高、意识到子女的支持、冲突和荣耀较低，同时子女报告对父亲的支持较低、对父亲的冲突却较高。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最高为0.63），三个不同时期中年生活感受各个因素之间相关系数低于0.45，亲子关系变量与三个时期中年生活感受各个因素的相关系数没有超过0.40，变量之间两两相关详见附表1。
（二）中年生活感受的潜在成长模型 父母双亲的中年生活感受潜在成长模型结果见表2。首先，无论对于母亲还是父亲而言，模型均具有较好的适配度（母亲：χ2=31.02.df=12，P＜0.01，RMSEA=0.04，SRMR=0.02，CFI=0.98，TLI=0.96；父亲：χ2=26.25.df=15，P＜0.05，RMSEA=0.05，SRMR=0.03，CFI=0.98，TLI=0.94）；中年生活感受三因素潜在截距的平均数（母亲：4.6、6.25和6.43，P＜0.001；父亲：4.35、6.21和6.04，P＜0.001）和变异数（母亲：0.86、1.26和2.15，P＜0.001；父亲：0.37、0.55和0.93，P＜0.001）也均达到显著水平，这意味着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其中年生活感受在一开始的初始状态中具有显著的个人差异性。 其次，在潜在斜率中，对于母亲而言只有忧心未来感的平均数（0.19，P＜0.001）达到了显著水平，意味着母亲的忧心未来感在三个时期的成长速率因人而异，而亲子代沟感和不满现状感的成长速率在个体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不强；对于父亲而言只有不满现状感的变异数（0.28，P＜0.001）具有显著水准，意味着父亲的中年生活感受三因素的成长速率在个体之间显著性差异不大。
第三，截距和斜率之间关联系数（P），对于母亲而言，三种因素的均成显著负相关（-0.21、-0.28和-0.63，P＜0.001），这意味着如果母亲在初始状态的亲子代沟感、忧心未来感和不满现状感越强，其成长速率将减缓，反之，若初始状态的负面感受较低，则成长速率将较快；对于父亲而言，只有不满现状感达到了显著水平（-0.36，P＜0.01），意味着如果父亲在初始状态的不满现状感越强，其成长速率将减缓，反之若初始状态的不满现状感越弱，则成长速率将较快，亲子代沟感与忧心未来感则没有这一情况。 最后，三个因素的截距间（母亲：0.75、0.67和0.99，P＜0.001；父亲：0.87、0.48和0.87，P＜0.001）和斜率间（母亲：0.18、0.15和0.17，P＜.001；父亲：0.23、0.18和0.18，P＜0.001）的相关也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三）亲子关系类型 为区分青少年与父母之间关系的类型，研究使用Mplus统计软件中的Mixture Modeling采取双阶段方式进行探讨。首先，根据父亲或母亲以及子女的问卷回答，进行潜在全象分析，以初步区分各向度的组型，其次分别就母亲与青少年、父亲与青少年的组型进行潜在类别分析，以获得亲子关系的类型与比例。 第一阶段的潜在全象分析的配适度与结果详见附表2和附表3，各个响度均可以区分为“高”和“低”两个组型；第二阶段则分别以母子、父子的26种组型，进行从一到六类别的潜在类别分析，根据模型的适配情况（见附表4）及类别内容的区分情况，母子关系选择四类别模型（BIC=7685.07、Entropy=0.74、L2/df=45.28/36＜2）、父子关系选择三类别模型（BIC=2186.22、Entropy=0.84、L2/df=49.63/43＜2），结果详见表3。 从表3可以获知，母子关系的潜在类别一的特征为无论作为青少年还是作为母亲，均呈现出支持高、荣耀高和冲突低的情形，因此可以称其为“互亲爱型”，有近半的母子属于此类型（48.52%）。潜在类别二的特征为母亲多感受到来自子女的高支持、高荣耀和低冲突，但子女却认为自己对母亲是一种低支持、低荣耀的状态，母子的感知并不一致，因此将其称为“母亲子疏型”，有20.15%的母子属于这一类型。潜在类别三的母子感知呈现出：母亲认为子女对自己在支持、荣耀和冲突方面都很低，而子女却认为对母亲是高支持、低冲突，母子感受不一致的这一情况研究将其命名为“母疏子亲型”，占18%。潜在类型四的母亲与类型三类似，所不同的是子女对母亲是一种低支持、低荣耀以及较高冲突的状态，研究称其为“母疏子争型”，占13.33%。
父子关系类型的分析中，父子的感受均不一致，具体表现在：潜在类别一的特征为父亲感受到来自子女的高支持、高荣耀、低冲突，但子女却认为自己对父亲是一种低支持、低荣耀和高冲突的状态，研究将其称为“父亲子争型”，有18.22%的父子属于该类型；潜在类别二中的父亲感受子女对自己在支持、荣耀和冲突等方面均较低，但子女却认为自己对父亲有较高的支持、荣耀，故研究将其称为“父疏子亲型”，有30.35%的父子属于该类型；潜在类别三中的父亲与类别二中类似，但子女认为自己对父亲是一种低支持、低荣耀和高冲突，研究将其称为“父疏子争型”，有51.43%的父子属于此类型。 （四）路径分析 最后研究分别对父亲或母亲进行路径模型分析，以了解亲子个体因素与关系类型对中年生活感受的初始状态和成长速率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对母亲的路径分析结果中显示，整个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效果，（χ2=90.35.df=54，P＜0.01，RMSEA=0.03，SRMR=0.02，CFI=0.98，TLI=0.96），其结果详见表4。家长个体因素中，母子关系是互亲爱型的母亲，相对于母疏子争型的母亲，在家庭月收入和婚姻满意度方面均较高（b=0.01和0.03，P＜0.05）；与母疏子争型母亲相比，母子关系类型为母亲子疏的母亲在健康方面的情况要好（b=0.03，P＜0.05）；与母疏子争型母亲相比，母子关系为母疏子亲型的母亲，其婚姻满意度较低（b=-0.02，P＜0.05）。此外，个体健康状况越差、婚姻满意度越低（b=-0.12和-0.05，P＜0.01）的母亲，亲子代沟感的初始分数也越高；家庭月收入越少、个体健康情况越差、婚姻满意度越低（b=-0.08、-0.27和-0.12；-0.07、-0.17和-0.22，P＜0.01）的母亲，其忧心未来感和不满现状感的初始分数也越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年生活感受的速率变化上，并没有因为个体的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子女因素方面，与母疏子争型相比，母子关系为互亲爱型，其子女性别多为女，暴力倾向较低，学业表现和健康状况也较好（b=0.07、0.02、0.04和0.04，P＜0.05）；与母疏子争型相比，母子关系类型为母亲子疏型者，其子女暴力倾向较高、学业表现较差同时健康情况也较差（b=0.01、-0.02和-0.03，P＜0.05）；与母疏子争型相比，母子关系类型为母疏子亲型者，子女学业表现较差（b=-0.01，P＜0.05）。子女性别为男，暴力倾向越高、学业表现越差（b=0.17、0.03及-0.06，P＜0.05），母亲的亲子代沟感初始分数越高；子女学业表现越差（b=-0.15，P＜0.05），母亲的忧心未来感初始分数越高；子女学业表现越差（b=-0.07，P＜0.05），母亲的不满现状感初始分数越高；若子女性别为女、学业表现较好（b=-0.12与0.03；0.14与0.06，P＜0.05），则母亲亲子代沟感和不满现状感的成长速率较高。 母子关系类型与中年生活感受之间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与母疏子争型相比，母子关系类型为互亲爱型、母亲子疏型或母疏子亲型（b=-0.12与0.03；0.14与0.06，P＜0.05）的妈妈，其亲子代沟感的初始分数均较低，但成长速率较高；与母疏子争型相比，母子关系类型为互亲爱型或母亲子疏型（b=-0.45或-0.37，P＜0.05）的母亲，其忧心未来感的初始分数较低；与母疏子争型相比，母子关系类型为互亲爱型或母疏子亲型（b=-.67或-0.42；0.26或0.46，P＜0.05）的母亲，不满现状的初始分数较低，但成长速率较高。 从父亲的路径分析结果看，整个模型也具有较好的适配效果（X2=57.69.df=53，P＜0.01，RMSEA=0.01，SRMR=0.02，CFI=0.99，TLI=0.98），具体结果见表五。在家长的个人因素中，与父疏子争性相比，父子关系为父亲子争性的父亲个人健康情况较好、婚姻满意度较高（b=0.07与0.05，P＜0.01）；与父疏子争型相比，父子关系类型为父疏子亲型的父亲，婚姻满意度较低（b=-0.04，P＜0.05）。婚姻满意度越低（b=-0.07，P＜0.05）的父亲，其忧心未来感的初试分数也越高；家庭月收入越少、个人健康情况也越差（b=-0.08与0.33，P＜0.001）的父亲，其忧心未来感的初始分数也越高，若教育程度越高（b=-0.13，P＜0.05），则忧心未来感的成长速率越低；家庭月收入越少（b=-0.11，P＜0.01）的父亲，不满现状感的初始分数越高，而年龄越高（b=-0.03，P＜0.05），不满现状感的成长速率也越高。
在子女因素方面，与父疏子争型相比，父子关系为父疏子亲型的父亲，子女暴力倾向越高、健康状况较差（b=0.03与-0.08，P＜0.05）；子女个人健康状况越差（b=0.15，P＜0.05），父亲的忧心未来感的成长速率也越高；子女暴力倾向越高（b=0.04，P＜0.05），父亲的不满现状感的成长速率也随之越高。 父子关系类型与中年生活感受间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与父疏子争型相比，父子关系类型是父亲子争型（b=-0.89、-0.57和-0.72；0.40、0.28和0.52，P＜0.05）的父亲，亲子代沟感、忧心未来感和不满现状感的初始分数均较低，但成长速率较高；与父疏子争型相比，父子关系类型为父亲子疏型（b=0.28，P＜0.05）的父亲，不满现状感的成长速率较高。 潜在成长模型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中年生活感受的最初状态（截距）在个人间均显著不同，这就意味着一些人对中年的负面感受较强，而一些人则不然。在潜在斜率中，只有母亲忧心未来感在三个时期的成长速率因人而异，忧心未来感将随时间而增加；母亲的亲子代沟感和不满现状感，父亲中年生活感受三因素的成长速率却在个体间不存在显著不同。斜率与截距的相关系数表示，母亲无论是亲子代沟感、忧心未来感还是不满现状感，斜率和截距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初始状态的负面程度越高，其长期趋势则越平缓，但初始状态负面程度越低，其长期趋势的斜率却越大，父亲则只有不满现状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研究推测，母亲中年生活感受的发展轨迹可能受到“内在趋势”的影响，父亲则受到诸如生活事件、工作事件等“外力”影响，从而呈现出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母子关系类型与父子关系类型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父母对亲子关系的自我感知与子女所认为的亲子关系间的一致性较低。根据母子双方对亲子关系中的支持、荣耀和冲突的认可程度，研究将母子关系类型分为了四种：母子双方一致认为支持和荣耀较高且冲突较低的“互亲爱型”、母亲认可支持和荣耀较高，且冲突低，但子女认为支持和荣耀低的“母亲子疏型”、母亲认为支持、荣耀和冲突均低，而子女认为高支持、低冲突的“母疏子亲型”、母亲认为支持、荣耀和冲突较低，而子女认为荣耀低而冲突高的“母疏子争型”。研究发现在母子关系中，属于“互亲爱型”的占绝大多数比例，接近百分之五十。 父子关系的类型则分为了三大类，即：父亲认为支持和荣耀高，且冲突低，而子女却认为支持和荣耀低而冲突高的“父亲子争型”、父亲认为的支持、荣耀、冲突均低，而子女认为支持和荣耀高的“父疏子亲型”、父亲认为支持、荣耀和冲突较低，而子女认为支持、荣耀和冲突高的“父疏子争型”。由此可见，在亲子关系的认可上，父子之间对于关系的认知不具有一致性，且父疏子争型占的比例最大。 若从父母认知自己对待自己的态度上，不论是母子关系还是父子关系，实际上只存在“支持和荣耀高，而冲突低”的亲爱关系和“支持、荣耀与冲突低”的疏远关系两种。有近七成的母亲认为子女对自己的态度良好（“互亲爱型”和“母亲子疏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子女对自己关系疏远（“母疏子亲型”与“母疏子争型”）。与之相反的，只有18%的父亲认为与子女关系良好（“父亲子争型”），超过八成的父亲则认为与子女关系疏远（“父疏子亲型”和“父疏子争型”）。由此可见，父母在对高中阶段亲子关系的自我感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母亲多数认为与子女亲近，而父亲则认为与子女疏远。 从子女方看，有六成五的子女采取支持的态度对待母亲（“互亲爱型”和“母疏子亲型”），近三成五的子女认为与母亲具有一定的疏远关系（“母亲子疏型”和“母疏子争型”）。但只有近三成的子女以父亲为荣、全力支持父亲，有近七成的子女常对父亲报以敌意（“父亲子争型”和“父疏子争型”）。从人整个的生命历程来看，不同于依赖照顾者的儿童阶段，处于青少年阶段中的个体在成长的同时，会更加积极的追求独立自主性，而在这个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中，个体对于亲子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呈现出更加敏感和多变的特征。由于青少年往往既面临着“割掉脐带做大人”的社会心理需求，又受到重视家人关系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因此他们在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上就较为容易呈现为一种离合拉扯的情形。就本研究的结果来看，青少年与母亲的关系要优于与父亲的关系，对此我们推测可能由于父、母亲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母亲常常作为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为成员提供关怀和慰藉，而父亲则多数扮演的是一种闲暇时刻的陪伴、提供家庭经济资源等工具性角色，相比较而言，母亲的这一情感性角色更有助于与子女形成更为亲密的关系。 研究除了分析出母子、父子的关系类型外，还进一步发现了亲子关系类型的相对特点。从表4有关母亲个人因素及子女因素对母亲关系类型的影响分析来看，相对于“母疏子争型”，母子关系为“互亲爱型”的家庭具有月收入较高、母亲的婚姻满意度较低、子女性别为女、子女暴力倾向较低、子女学业和健康状况较好等特点；母子关系为“母亲子疏型”的母亲具有健康情况较好、子女暴力倾向较高、子女学业表现和健康状况较差等特点；母子关系为“母疏子亲型”的母亲婚姻满意度较低、子女学业表现较差的特点。从父亲个人因素及子女因素对父亲关系类型的影响（表5）分析中可以发现，相对于“父疏子争型”，父子关系为“父亲子争型”的父亲个人健康状况较好、婚姻满意度较高；父子关系为“父疏子亲型”的父亲婚姻满意度较低、子女暴力倾向较高、子女健康状况较差。从中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似乎互亲爱型、母疏子亲型、父疏子亲型家长的婚姻关系较母疏子争型或父疏子争型的家长要差些，这是不是意味着亲子关系与婚姻关系之间存在着某种“补偿效应”呢？学术界对于亲子与婚姻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溢出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研究假设。“溢出效应”假设如果夫妻之间关系良好，将有助于夫妻对于自身作为父母角色产生正向的感受、态度和行为，若夫妻婚姻不和谐则将导致自己也对父母角色产生负向的感受、态度和行为；“补偿效应”则是假设婚姻关系越差，其与子女关系反而越好。（Kaufman & Gayle，1998：924-938）根据本研究上述互亲爱型、母疏子亲型、父疏子亲型中所呈现出的，子女均对母亲或父亲表现出较高的支持态度，而同时这些类型的父母却有着较低的婚姻满意度的结果来看，中年父母在亲子与婚姻二者的关系中似乎是印证了“补偿效应”这一假设。 那么，父母个人因素、子女因素及亲子关系类型对于父母中年生活感受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将表4和表5的结果精简为表6。从表6可以发现，对于男女家长而言，家庭收入的多少对于中年现况和未来规划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个体的健康和婚姻满意度对女性中年生活的各方面评价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而对男性则不具有显著作用；子女学业上的表现也是影响女性亲子代沟感和不满现状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子女的健康状况则影响女性对未来的担忧。由此可见，男性的中年生活感受往往只会因为“家庭月收入”的情况而产生个体性的差异，而影响女性中年生活感受的因素则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包括个体健康、婚姻满意度、子女学业上的表现等。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差异性基本上只是出现在中年生活感受的初始状态（截距）上，而与变化状态（斜率）基本上不存在关联性。
相对于个人或子女因素，亲子关系类型对个体中年生活感受的影响作用更强，不仅初始状态因关系类型不同而不同，其变化状态也因关系类型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Umberson指出，比起家庭结构或父母自身状态等相关因素，亲子关系及其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才是影响父母身心福祉更为重要的因素，（Umberson，D.，1989：999-1012）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本研究通过对长期追踪材料的分析，发现父母中年生活感受的稳定性和变化性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在进一步辨析母子和父子的关系类型，同时加入父母、子女个人因素后发现这种稳定性的差异产生于父母与子女的个人因素，而亲子关系类型不仅对父母在中年生活感受的稳定性差异具有影响作用，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其变化性。其实，作为正处于生命历程特殊时期的中年人，除了子女进入了青少年，其上一代父母也步入了老年阶段，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时代，中年人需要在调整好自己作为父母角色的同时，重新定义自己作为子女的意义，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再加入与上一代父母的关系，以期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年父母生活感受的来源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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