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事、现代性主体与帝国政治——重读《鲁滨孙漂流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帝国论文,主体论文,政治论文,漂流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2-0109-06
西方现代性如何展开？它凭借什么建立起支配全球的霸权地位？现代性的建构与现代性主体的塑造之间有何联系？现代性主体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定位？对于这些后殖民批评提出的问题，离开了空间政治是无法得到圆满解释的，而空间政治离开了空间诗学也是难以得到准确表述的。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对《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空间叙事的描述和分析，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路径或线索。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鲁滨孙漂流记》都可被看作是一部开创了近代英国乃至欧洲小说纪元的作品。自传体的叙事方式、现实主义的逼真描写、惊心动魄的冒险生活、新大陆的蛮荒景观，以及新教工作伦理的现身说法，将18世纪的西方读者引入一个迷人的新世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开异域想像的新空间。而从20世纪空间诗学和空间政治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更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西方现代性展开的“初始场景”(an initiative scene)。尽管彼得·休姆和彼埃尔·麦克雷等人已对笛福的故事与殖民意识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示，并提到了岛屿的环境在“显示，联系和定制意识形态对象……”(Dash:31)上所起的作用，然而，对于小说中的空间叙事或空间诗学在建构现代主体性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语焉不详。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恰恰是小说的关键所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深刻理解与西方现代性的展开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一、空间的构建与主体的形成
现代文化批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人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固定的背景，因为它并非先于那占居空间的个体及其运动而存在，却实际上为它们所建构。”（卡瓦拉罗： 187）那么，鲁滨孙从何时开始有了构建个人空间的想法，又是如何开始他的空间构建的？
小说开始不久，主人公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生活丰裕而稳定，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父亲提供给他的，如果他遵从父亲的意愿，继承父亲的事业，他将会一生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离家出走，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从此，鲁滨孙就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空间移位和空间转换。这是一个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熟悉的世界到陌生的世界，从自我的世界到“他者”的世界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从现成的、既定的、由父辈塑造的空间，向一个不确定的、完全陌生的、有待于自我构建的空间的转换。而这个空间的转换和构建过程，也正是他的现代主体性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过程，两者同时并进，互补互动。
生物体的生存需要和自我保护本能使鲁滨孙从漂落荒岛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考虑为自己构建一个空间的问题。但是，“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卡瓦拉罗：180）鲁滨孙既然是一个来自旧世界的已经“文明化”的个体，那么，他的空间感知、空间意识以及他在新世界的空间构建，必定是以他在旧世界中形成的“文化代码和惯例形成的对于世界的感知”（卡瓦拉罗：183）为基本出发点的。简言之，他的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均是以欧洲为中心和模式展开的，正是这种模式最终塑造了他的自我，以及他与新世界的“他者”的关系。
我们看到，鲁滨孙的空间构建从谋划开始，他首先在脑海中确定他需要建构的空间的条件（比如，要卫生。要有淡水；要能避荫；避开猛兽或人类的突然袭击；要能看到大海，以便向路过的船只求救等），之后，便开始了空间选择和空间定位。在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后，他开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划界：
搭帐篷前，我先在石壁前面划了一个半圆形，半径约十码，直径有二十码。
沿这个半圆形，我插了两排结实的木桩；木桩打入泥土，仿佛像木橛子，大头朝下，高约五尺半，顶上都削得尖尖的。两排木桩之间的距离不到六英寸。然后，我用从船上截下来的那些缆索，沿着半圆形，一层一层地堆放在两排木桩之间，一直堆到顶上，再用一些两英尺半高的木桩插进去支撑住缆索，仿佛柱子上的横条。这个篱笆十分结实牢固，不管是人还是野兽，都无法冲进来或攀越篱笆爬进来。（笛福：48）
划界是现代性谋划的一个标志性行为。通过划界，流变中的自然物被纳入人的规范，消除了它的不稳定性，混乱的世界有了秩序和理性，现代性就此产生。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鲍曼：12）通过划界，鲁滨孙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将它与荒野区分开来。界线之内，代表着安全、秩序、文明和理性；界线之外，则是危险的、混乱的、野蛮的、他者出没的自然，于是，现代性的空间秩序就如此被构建和生产出来了。
在空间被谋划、勘测、构建的同时，主体性也被生产出来了。鲁滨孙在谋划生存、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形态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改造着自身，从一个不信上帝，不事劳动的自然人，变成一个以新教工作伦理(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约束自己，勤奋节俭，符合资本主义体制要求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孤身一人的荒岛生活使他养成了每日祈祷，写日记，读《圣经》的习惯，通过持续不断的阅读而得到内心的滋养，印证了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教父(the priesthood of every believer)的新教观念。他在自己构建的空间中思索着个人与上帝、劳动与救赎的关系。劳动不再是上帝对亚当的咀咒(sweat of your brow)，而成为一种自我拯救的精神疗法。
但是，从根本上看，鲁滨孙自我构建的主体性不同于笛卡儿通过抽象思辨形成的“我思”(cogito)。通过构建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已经发展出一种更为实在的、可触可摸的主体性意识，即拥有某物的意识，正是这种所有权意识定义了自我和主体性，将抽象的“我思”落实到具体的肉身及其活动上。综观整个小说，我们看到，鲁滨孙几乎一刻不停地规划着，探测着，扩充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一刻不停地观察着，沉思着，发展着自己的主体性。他以自己居住的山洞为中心，将探索的触角从荒岛腹地延伸到沿海边缘。“未知之物激发了心灵的想像，而且发现得越多，就越能激起进一步探索的想像。”（卡瓦拉罗： 182）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探索不是出于非功利的、纯智性的兴趣，而完全是一种功利性的、物质性的攫取活动。整个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主人公对岛屿美景有任何抒情性的描写。荒岛上生长、活动着的一切自然物，在他眼中都一一转化为有利可图的潜在物品。不能转化为财产的自然景观从来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树木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只是因为可以用来做独木舟；野生山羊之所以没有被杀死而是被驯养起来，只是因为可以给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奶与肉类；山洞之所以引起他的注目，只是因为可以用来贮存谷物和火药；土人之所以被救下来，只是因为可以被用来做自己的仆人，并有可能帮助他重返家园。鲁滨孙日记中唯一一句非功利性的、稍稍有点抒情性的话是“十一月十三日今天下雨，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天气也凉快多了”，但接下来马上就是实用性的描述：“但大雨伴随着闪电雷鸣，吓得我半死，因为我担心火药被雷电击中而炸毁。因此，雷电一停，我就着手把火药做成许多许多小包，以免不测。”（笛福： 59）正如丹尼·卡瓦拉罗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们潜在的对感官生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追求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欲望，即渴望占有。“所有身体的和精神上的感觉都被那种简单的表面化的拥有感所取代。”（卡瓦拉罗：84）笛福通过鲁滨孙的冒险故事建构起来的空间叙事诗学表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性主体意识。在荒岛生活二十七年后，鲁滨孙已经能够自豪地说：“……我不禁觉得自己犹如一个国王。每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首先，整个小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对所属的领土拥有一种毫无异议的主权；其次，我的百姓对我都绝对臣服，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笛福：198）殖民主义者的征服欲、权力欲和占有欲在此表露无遗。
二、空间的生产与文化的定位
在《文化的定位》一书开头，霍米·巴巴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界线不是某物中止的标志，相反，按照希腊人的说法，界线正是某物开启其存在的标志。”(Bhabha:1)此话用在鲁滨孙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正是通过划界和构建，鲁滨孙生产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空间，开启了自己的此在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开启、建构并定位了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这个空间模式的中心，首先是一个被鲁滨孙称为“城堡”的山洞，这是一个被两道围墙（内墙是一道用木桩和缆索编织起来再用土夯实的围墙、外墙是一道密密栽植的杨柳树篱）护卫起来的空间，围墙没有出入口，拒绝任何外物（无论是人或兽）进入，鲁滨孙自己则通过两道梯子出入。显然，这是一个以欧洲中世纪的城堡为模式，结合了近代资本主义私密化意识的个人生活空间。“城堡”内存放的物品均是从来自旧世界的沉船中打捞上来的物品，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外，还包括枪支、火药、望远镜、地图、帐篷、船帆布等带有强烈的西方印记和殖民意识的人工制品。鲁滨孙生活其间，可谓如鱼得水，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他在此生活，沉思，祈祷，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带探索着，测量着，扩展着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
中心之外的二度空间，是一个可称为前沿或边陲(frontier)的缓冲地带，或“夹缝” (inbetween)空间，位于上述两道围墙之间。鲁滨孙说，“在杨柳树林与围墙之间，我特地留出一条很宽的空地。这样，如有敌人袭击，一下子就能发现。因为他们无法在外墙和小树间掩蔽自己……就算他能越过树林，也只是在我的外墙边而进不了外墙。”（笛福：131）这个空间也是鲁滨孙让后来成为他的仆人的“野人”星期五首次进入的空间。我们注意到，笛福对星期五的空间安置颇费心思，他既不让后者进入中心，也不让他放逐于荒野中 （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又树了一个敌人）。在没有弄清他的身份和为人之前，鲁滨孙给他精心安排在这个介于中心与边缘的夹缝中，让他待在这个“内墙之外，外墙之内”的地方：
回到家（按：即山洞）里第二天，我就考虑怎样安置星期五的问题，我又要让他住得好，又要保证自己绝对安全。为此，我在两道围墙之间的空地上，给他搭了一个小小的帐篷，也就是说，这小帐篷搭在内墙之外，外墙之内。在内墙上本来就有一个入口通进山洞。因此，我在入口处做了个门柜和一扇木板门。门是从里面开的。一到晚上，我就把门从里面闩上，同时把梯子也收了进来。（笛福： 169）
这段话中，显然，“要让他住得好”是一句谎言，“要保证自己绝对安全”才是大实话。因为，对于鲁滨孙来说，星期五还是一个身份未定的、介于敌人和朋友之间的“异乡人”。按照西美尔的说法，“异乡人有着物理上的邻近性，同时又保持了精神上的疏远性。……代表了一种令人不一致的、因而令人憎恶的‘相邻性和疏远性的综合’。”（鲍曼：90）鲍曼也指出，“没有一种反常现象比异乡人更加反常。他处在朋友和敌人、秩序与混乱、内与外之间。他代表了朋友的不可信任性，代表了敌人伪装的狡猾性，代表了秩序的不可靠性，代表了内心的易受伤害性。”（鲍曼：92）将这个“异乡人”安置在“夹缝”空间中可谓适得其所。
上述这种空间结构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是不言而喻的。殖民者生产出了被殖民者的空间，并将它赐予了后者。这个举动给人的印象是，在殖民者来到新大陆之前，被殖民者是完全赤身裸体地处在荒野中，毫无遮蔽之处的，正是由于殖民者的“仁慈”，才使得他免于被其同类相食，并在殖民空间与荒野之间有了一席藏身之地，所以，被殖民者对“主人”的感激涕零、俯首称臣和誓死效忠就是合情合理的了。通过这种空间叙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一支配关系被合法化了。
鲁滨孙构建的三度空间，是围墙之外、无限延伸的荒岛和海岸，也即他想像中的食人部落可能出没的地方。借用鲍曼的术语，这个空间也可称之为“秩序的他者”活动的场所：“秩序的他者”，乃是纯粹的否定性。
它是秩序力图达到的对一切的否定。秩序的肯定性正是为了反对这一否定性而建构的。但是，混乱的否定性却是秩序自身构成的产物：是它的副产品、它的废弃物。而且还是它的（反身的）可能性的绝对必要条件(sine que non)。没有混乱的否定性，便没有秩序的肯定性；没有混乱，便没有秩序。（鲍曼：11）无疑，处于自然状态的、不信神的野蛮的食人族，正是鲁滨孙要建构的秩序的“他者”。没有这个“他者”，就无法映衬出“自我”——西方征服者——的文明、理性和仁慈，同时也无法为后者对前者的杀戮提供正当理由。
通过空间的生产，笛福不仅让鲁滨孙定位了不同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权力结构关系，也预示了19世纪“文化传播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按照这种理论，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层次。“内层”是富有创造力的、理性、智慧、科学、进步的，而“外层”则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理性、感情冲动、本能、自发、停滞不前的。“内层”是世界的核心——欧洲，外层是世界的边缘——欧洲以外的地区；具有创造力的思想、人员和商品是从“内层”向“外层”逐渐传播开来的。（布劳特：12-49）在《鲁滨孙漂流记》中，我们看到，主人公首先从欧洲中心出发来到边缘，带来了来自西方文明的成果 （他从沉船中捞上来的物品），然后，他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相应的观念为依托，在荒岛上构建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层”空间，之后，将西方文明的成果，从语言、技术到宗教一一传播给来自“外层”空间的星期五，教他学会了说英语，种庄稼，烘面包，使用火枪，建造独木舟；更为重要的是，他让这个吃惯人肉的野人，抛弃了野蛮的习俗，逐渐有了对上帝的信仰，终于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带他一起从“外层”返回“内层”，从边缘返回中心。显而易见，鲁滨孙构建的正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传播主义的微缩空间模型，体现了帝国政治的“空间精英主义”（布劳特：14）思想。
三、食人族传说的诗学一政治功能
关于食人族和星期五的故事，还得多说两句，因为它涉及到文本与现实、诗学功能与政治功能的转换问题。
资料表明，近代欧洲有关食人部落的传说源于首位西方冒险家哥伦布的日记和书信。1493年，哥伦布在其首次新大陆之旅的返航途中，给时任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总管路易斯·德·桑塔戈尔(Luis De Santangel)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加勒比(Carib)的岛屿……，该岛是进入印度的第二个入口，居住在该岛上的居民被所有别的岛屿视为十分残忍的民族；他们以人肉为食；他们有很多独木舟，出入于印度的所有岛屿，将他们能够到手的东西掳掠一空；……” (Arnold:3)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哥伦布本人实际上并未发现或遇见过所谓的“食人族／加勒比人”，只是听当地土人说起过有这么一个部落。然而，Cannibal/Carib这一对词语一旦被他“发明”(Motohashi:81-9)出来，并进入欧洲语言后，就作为一种未加思考的、不言自明的“前见”进入了西方人的意识之中，影响了欧洲读者对新世界的感知、欧洲各国对新世界的政策，以及其后，欧洲殖民者在那里的行为。既然加勒比是个住着野蛮的“食人生番”的岛屿，那么对它的征服就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正义行为。
在英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到食人部落的是莎士比亚。1611年，莎士比亚以新世界为背景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戏剧《暴风雨》。据考证，该剧的主要情节是以1609年6月在百慕大触礁沉没的英国移民船“海上冒险号”的海难事件为题材的。（莎士比亚：633）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一位名叫“卡列班”的野人，这或许是西方文学制造的第一个有关加勒比人的文学形象。这个居住在荒岛上的原住民身材畸形，未脱野性，说话口齿不清，后来在一个因暴风雨而流落荒岛的文明人，米兰公爵普洛斯佩罗的调教下，才学会了说话，成为文明人或半文明人。一些学者认为，“卡列班”(Caliban)一词即是“食人生番” (cannibal)一词的反拼，(James:24)隐含了剧作家的种族主义倾向。
笛福发表他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之时，差不多在《暴风雨》上演之后整整一个世纪，有关食人族的传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欧洲人深信不疑的事实。无疑，正是出于吸引读者兴趣，满足其异域想像力的目的，笛福将这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食人部落安置在了鲁滨孙构建的殖民空间体系中。小说中的一个情节耐人寻味。鲁滨孙在遇见星期五之前，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准确地预示了他与野人相遇的全过程，并且给了他一个“启示”——“我若想摆脱孤岛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弄到一个野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一个被其他野人带来准备吃掉的俘虏。”（笛福：161）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印证了这个梦的真实性。从文化叙事的角度考察，这个梦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启示，透露出了笛福的荒岛野人故事的全部虚假性。它表明，对鲁滨孙这个西方殖民者来说，梦先于现实，文本先于经验；对他者的想像先于与他者的实际接触。小说中写到的食人部落其实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只是存在于作家的梦境、想像和“前见”中。
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笛福安排他笔下的主人公与食人部落相遇的时间似乎很不合理。作家告诉我们，鲁滨孙上岛后四年左右，从纬度上判断出自己所在的地方离食人族居住的加勒比海岸不远；但直到上岛十五年后，他才发现沙滩上出现了一个人的脚印；然而此后，那个令他十分恐惧的脚印所代表的食人部落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八年后，即上岛的第二十三个年头，他才从“城堡”里远远见到食人部落吃人的场面；之后又过了两年，他才与野人发生近距离的接触，他杀死了两个野人，并救下了后来成为他的仆人的星期五。而这时，离他离开荒岛回国只有两年了（这两年时间显然是用来驯服和调教星期五的）。我们不禁要问，这个神秘的食人部落为何不早不晚，非要等到鲁滨孙快离开荒岛的时候才出现？在我看来，这个不合常理的时间表正是作家的精心安排。食人部落在小说临近结束时出现适得其时，因为此时鲁滨孙的空间构建已经完毕，他的现代性主体自我塑造也接近完成，该让它们发挥作用和威力了。小说以鲁滨孙对食人部落的杀戮和对星期五的驯服完成了这个欧洲人在新大陆的冒险故事，然后让他带着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驯服的奴隶、自我塑造成形的现代性主体，返回旧世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至此，殖民主义的空间叙事最终实现了它的诗学—政治功能的转换。
四、结语
鲁滨孙的空间实践表明，空间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力量”，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空间的生产”而出现的，现代西方的主体性也是通过一种地理和空间的规划，通过对其栖居于其中的环境的持续的分解和重组建构起来的。（鲍曼：137）在空间规划和生产的过程中，世界被划分为不同的结构和层次，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和类别，人与环境的天然联系受到了全面的质疑和反思，自然的世界逐渐消失在秩序和权力结构中；“秩序的他者”即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受到了全面的约束、规训和惩罚，而那些自诩有能力自我设计、自我谋划、自我约束的人则得到了支配空间、资源和他者的权力，成为世界的主人，这里，殖民主义的空间叙事与帝国政治携手并进，为其施加于世界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合法化论证。
正是以《鲁滨孙漂流记》为原型模式，近代英国文学生产出了一系列以异域想像和探索为题材的叙事作品，成功地配合了不列颠帝国的殖民冒险事业。通过这些作品，帝国作家们塑造了近代中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异域想像力和文化认同／差异观念，与此同时，后者又通过自己的殖民冒险行为，在现实中构建、生产出了更多的殖民空间和秩序，于是，整个世界，无论是文本的，还是现实的，统统被纳入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