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2月9—11日，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出席的海内外语文学者约70人，分别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有66篇论文在会上宣读，讨论涉及路向探索、语文政策、语文规范、繁简汉字、语文教学、港式中文等等。
路向探索
关于1997年后香港中国语文的发展路向是这次研讨的重点。
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第一个发言，讲题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对策——兼论1997年后的香港语文”，他在论及香港语文时指出，首先必需明确两点：第一，现在香港的语文政策应该由香港政府来研究和制订，199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拥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的语文政策将由特区政府来作出决策，中央政府及其行政职能部门，不会按内地语言文字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要求香港。第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必须保持其英语的优势，并不断提高其公民的英语水平，这是保持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的条件之一；同时，粤语作为最通行的日常语言的地位，也将一如既往。这两点是今后考虑香港语文问题的前提。许教授并且郑重声言，此次与会他只是作为一个语文学者谈个人的看法。然而，他所提出的这两条原则，无疑是很切实际的，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意见。
台湾语文文学会会长曹逢甫以《台湾的国语教育与母语教育》为题发表讲话。他详尽地综述了台湾50年来推行国语的情况及所取得的成绩，但认为并不等于国语运动就那么十全十美，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台岛的国语教育带着太重的排他性，“由于错误的政策以及诸多不当的行政措施，国语在台湾推行了四、五十年之后，台湾大部分的本土族群都面临语言人口以及文化流失的命运。”近几年台湾母语教育的兴起，看来跟几十年来大力推行国语时所采取的方式欠妥不无关系。台湾的经验对香港无疑有参考、借鉴的作用。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百多年来一直推行着以英语作为香港官方语言的政策，但并没有对几百万香港居民使用的语言交际工具作过任何限制或政策性引导，因而作为香港居民母语的粤方言，始终能够处于社会交际的主导语言地位，以粤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性传统文化，也得以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在香港绵延不断。我国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近十多年来在香港居民的语言交际中也逐渐发挥作用，从而使香港的社会语言形成了“三语”并用的多元格局。这一独特的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美国夏威夷大学李英哲教授的论文题目是《1997香港语言使用模式探索》。李教授认为任何社会对语言的选择，都始于几种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而终于哪些因素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语言选择的最基本因素是族群认同，其次是经济力量，同一社会如有不同族群时，则有时选择多数族群，有时选择原居民的语言，而有时几种族群语言并用。经济因素有时也促成几种语言的使用。比如香港在国际贸易上使用英语，在地区性工商业中则使用粤语。”李教授指出，当前世界各地族群意识抬头，社会走向开放多元，资讯高速公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走向了双/多语的道路，新加坡、香港便是例子。 他估计香港长期以来使用的英语——粤语双语教育到97主权回归以后有可能仍然延续，在这一双语模式的基础上会加入普通话。随着普通话地位的提升，也有可能在中小学成为中文科甚至其他科目的教学语言，而粤语的使用在校内校外就有明显的变化；再一种情况，就是实施粤语和普通话双语在教育中并存，而英语则改为中学以后再学，但这样会降低香港人的英语能力，不利于维持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城市的能力。
广东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詹伯慧则以《对香港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为题发言。他认为，长期以来这个多元化实际上只是二元化，即英语与汉语粤方言并用。除了不到1 %的外籍人士使用英语作为生活交际用语外，绝大多数的港人都认同粤方言作为香港社会公共交际用语，粤方言被视为本地的“母语”，始终在语言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香港华人跟新加坡华人的历史地理背景不一样，新加坡华人使用的各种方言，没有一种可能象粤方言在香港那样成为华人间的公共交际工具，因此，只能推广超乎各汉语方言之上的普通话——“华语”作为华人的共同交际语言。自从近十多年来普通话在香港的通行率日渐提高以后，香港的语言格局出现了所谓“三语社会”的情况，也有人说是“三语二文”社会。“三语”指的就是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二文”指的是书面上的中文和英文。基于对香港语言现状的分析，詹教授提出今后香港语言工作的取向，有几项工作是当务之急：①筹备设立专司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机构，类似内地的“语委”，规划、管理并引导全社会的语言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语文政策，明确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三语的社会功能和应用范围；②加强粤方言研究，解决粤方言应用中的问题；③结合语文（国文）的教学，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使普通话在各级学校中生根，更广泛地进入千家万户。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姚德怀从中文和英文在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入手，以《“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为题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认为，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重英文轻中文，70年代以来，虽然中文也成了法定文字，但许多文件上却注明“有歧义时以英文本为准”，实际上重英轻中本质未变，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写着将来香港社会“用中文，也可用英文”，但要扭转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却牵涉到一系列语言使用中的复杂问题。例如历法、度量衡、学术名词、中英对译等等都在中英文使用中存在着混乱，有的问题还相当棘手。倘若要实现“中文为准”的话，首先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对中、英文对译的问题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建立一种特殊的词库，逐一解决一词多义，一词多名、译名混乱等问题，有了这样一项基本语文建设做基础，才有可能扎扎实实地实现“中文为准”。为此，他呼吁建立“考今学”，在上述中、英文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之前，他主张在中文中夹用英文，只要用得适当，也无可厚非。
语文政策的构想
著文论述未来语文政策的学者有来自北京的侯精一、李乐毅，来自新加坡的周清海，来自湖南的李永明，来自南京的凌德祥，以及几位香港学者如田小琳、王培光、蔺荪、王晋光等。他们有的对香港语文政策的设计，97以后与内地的接轨，以至普通话在香港语言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和积极的建议；有的就如何制定，如何贯彻实施语文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香港大学田小琳和香港城市大学蔺荪的论文，就都比较全面论述语文政策的问题，题目都是《论1997后香港的语文政策》。田女士从社会背景出发，在回顾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双文三语”情况以后，提出“我们在研讨香港的中国语文政策时，既要面对香港百多年来形成的‘双文三语’现实，也要考虑一国两制的既定政策”。她认为97回归后香港中国语文政策主要涉及中文和英文、普通话和粤方言、简体字和繁体字三个问题。就中文与英文问题而言，必然要改英文第一为中文第一，这是历史和现实对香港人的特殊要求。在中英文之外，作为国际大都会，香港也应该欢迎其他语种，如日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至于普通话和粤方言，她认为首先要认同普通话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目前通行的主要方言粤方言会继续保持其作为交际语的地位。建议普通话、粤语、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给学校校长和老师以选择的自由。蔺先生在论述97回归后香港的语言政策时，提出了八项指导原则：民主性、多元性、普遍性、交际性、实用性、互惠性、阶段性和灵活性，并就这八项指导性原则的好处和涉及的问题一一进行阐述。他赞成香港推行双语双方言政策，日后应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各司其职。中文不仅是对内沟通的需要，也是香港社会文化发展的工具，地位必然不断加强，而英语有助于吸收世界文化，又是香港对外经济开放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双语均衡发展应是长期不断的目标。他还认为“普通话和方言，应视不同的语言场合和交际对象而自由使用。语言政策应针对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帮助港人更好更安心地学好双语·双方言。至于教学语言，他认为幼稚园小学应以母语教学为主，中学阶段则以普通话为主，到了大学阶段，只要英语教学对头，则可视其教员的国籍和科目的内容，基本上粤语、普通话、英语都应一视同仁。他还认为：“语言政策分教学和日用两方面，教学宜紧，日用宜宽，按步就班，自然顺畅。”《中国语文》杂志社主编侯精一在题为《论97后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的发言中专门论述普通话在香港的问题。他从目前“普通话在香港是弱势”的现实出发，就教学语言和官方语言两个层面分析，预料1997年政权的交接将会给香港推广普通话带来难得的良机，“面对21世纪，普通话将以其自身的价值，在香港的多语社会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面对新的形势，必须积极提倡普通话在教学、传媒、官方活动等方面的应用，特别是教学语言方面的应用，并围绕普通话的前景问题作一些专题调查研究。来自湖南省的学者李永明以《1997香港语文应与内地接轨》为题，提出香港主权回归以后，“作为特别行政区，经济模式可以‘特’，甚至政治制度也可以‘特’，但语言文字最好就不要‘特’，因为‘特’就不便于交流。”他认为1997年后香港语文为了与内地接轨，应采取新加坡模式，即大力推广普通话，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这种主张，可算是“全盘接轨”、“香港语文内地化”的典型代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清海在《语言的应用和语言计划》的论文中介绍、分析了新加坡语言教育、语言计划推行的经验后指出：“三十多年实行双语教育的结果，解决了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新加坡人民都接受双语教育，但英语作为现代化、行政的语言，却不免带来文化上强烈的影响，而母语作为传递文化和传统的语言，却因为程度太低而不能胜任。新加坡华人目前面对的是如何保留自己文化的问题，他提出：语言政策的制定，不只应从教育上去考虑，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考虑。1997年以后香港的语言计划，要根据社会语言应用的情况和语言的发展来拟定。从香港特殊的社会需要出发，“二文三语”制将会继续保持，英语将继续保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粤语作为教学语言和一般社交语言也会继续保持，不过，在教育上，为了华文应用的需要，普及普通话也非积极进行不可。南京大学凌德祥先生对今后香港语文生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发表看法，他认为“语文生活一般不可在一朝一夕通过突变来实现变革的，即使制定了新的语文政策，人们的语文生活的变化也得需要经过一定的过渡阶段”。他预言香港今后双语生活的变化将是中文作为官方语文，必然会在报刊、官方文书以及广播、电影、电视、教育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会把英语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交际工具。至于双方（多方言）生活的变化，则是“作为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今后将会在教育及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广泛运用，并作为引导性标准语在香港人中广为提倡，普通话最终将在香港实现通用化”。“同时，香港方言也会与其他地域方言一样会继续在香港民间通行。”他还谈到香港中国语文规范化问题，他认为“香港语文规范化应该是顺应与引导并存，对不同的语文变异成分应区别对待，不要过早决断，应让其参与自由的竞争，在交际中自由发展，约定俗成。”
“港式中文”、“繁简汉字”……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者还就一些具体语文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对香港语文应用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进行剖析，有的则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不同的角度出发，透过现象看到了引人注目的理论内涵。例如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专就听谓“港式中文”问题递交的论文就有十多篇，约占总论文数的1/4， 提出这方面论文的人绝大多数都对香港的中文应用有较深的了解，所选用的语料也大都是港人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使用、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例如香港大学于君明的《“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及后果》，澳大利亚学者黎扬莲妮和香港理工大学汤志祥合写的《香港商业广告语句的创意与特色》、华东师范大学邵敬敏的《香港报纸用语的层次等级及其对策》香港大学钟岭崇、郑文亮合写的《香港流行连环图的语言学考察》、香港大学郑彦龙的《从香港中文使用的委婉语和委婉手段论委婉语研究的方向》、香港城市大学吴尚智的《1997与香港中文公函》、香港城市大学陈月红的《粤方言与香港中文书面语的词汇》、香港中文大学曾志雄的《香港中国语文的夹缝现象》、香港城市大学何添的《过渡期的香港法律中文文本的语言》，香港浸会大学朱耀伟的《后殖民香港中文的省思》等等，都是从语言应用实际中来，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论文，并且大都接触到要不要规范，如何进行规范的问题。与会学者在讨论中大都认为对待香港语文应用中反映出来的种种特殊现象，一定要多加引导而少加指责。作为语言专业人士，务必充分尊重、理解“港式中文”的特色，实事求是地灵活对待“港式中文”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可保留的保留，该更动的更动，做到取舍合理，令600万香港同胞放心、满意。 关于汉字是用“繁”还是取“简”的问题，多年来在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中常有议论，但此次研讨会中专就这一问题撰写的论文只有4篇、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 万波合写的《香港人可接受的简体字》，统计分析了120 名香港大专学生填写的关于简化字的问卷，这些学生都是在香港生长，在香港受教育的。调查的结果显示出简化字的认读率为65 %， 而简化字的使用率为34%，比例是相当高的。作者认为根据这一问卷调查，可以因势利导，有系统地在中小学中讲授简化字，同时保留以繁体字为主的文字制度，两种文字一齐学习，随个人的喜爱或视不同的用途选择所用的字体。这实际上是既肯定简体字在香港之可接受性，又照顾到习惯的用法，无异于掌握简体字的基础上实行“繁简由之”的原则。香港城市大学梁家荣、吴锦龙合写的《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对简化字之态度及认识》，调查了该校198位学生，结果显示出97%受调查者认可1997 年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阅读和书写简化字，而对于1997年以后对待繁简体字的政策方针问题，有49%被调查者认为主要使用繁体字而辅以能阅读简化字，42%受调查者认为应同样能阅读和书写繁简体字。从中可见，港人在短期内要全面改变书写阅读习惯，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调查者中，约占2/3的人认为有学习简化字的必要，同意在大学课程中应教授简化字。
在繁简字的选择上还有另一种意见。台湾师范大学陈新雄的《简与繁——香港的抉择》、台湾中山大学孔仲温《一国两字》都认为香港以采用繁体字为宜，既然一国两制，就不妨一国两字，维持现状，不必改繁就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