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哲学家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在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的一个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虽然晚于欧洲，但是后来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美国中国学迅速崛起，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争相延揽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借此契机，中国哲学研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经过10多年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之外最重要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哲学专家绝大部分都在美国。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有到无，从追随欧洲到反超欧洲，期间经历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其中除了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美国几个重要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以及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群体的倾力推动等原因之外，当然也不能不提到久负盛名的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从某种角度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担当起了“美国中国哲学学会”的角色，尤其是它在20世纪中期前后召开的数次会议不但向美国学界介绍了中国哲学精神中的最主要部分，而且还为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两代乃至三代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可以认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不但从其一开始就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60多年来，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会学者的人数由第一次的6位上升到第八次（2000年）的180多位，可以说其影响越来越大。今年夏天，第九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将在夏威夷召开，借此机会，本文将对此前的历次会议作一个简单的考察和回顾，并从其在美国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角度探讨这些会议的重要价值。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始于1939年，会议的召开与夏威夷大学及该校哲学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夏威夷大学可能是美国高等院校中惟一一所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并提供中国哲学研究生学位课程的大学，这与夏威夷大学的传统有关。夏威夷大学虽然是从一所农学院（建于1907年）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地居民的多元化的民族特性，该校对东西方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一直重视有加，这种办学特点在西方大学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李绍昌（注：李绍昌，1891年生于广州，191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22～1943年在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1943年起任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教授。）就在该校讲授中国文化，所用的教材就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的《华英四书》。30年代初期，经李绍昌联系，该校的东方研究所还曾开设过短期中国哲学课程（一年），授课教师就来自中国，可惜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止。1938年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立，开设的课程有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就是美国第一位华人中国哲学家陈荣捷先生（1901～1994）。其后很多来往于中国和美国大陆之间的中国学者中途大多要在此地停留，他们也常被邀请演讲或短期讲学，内容多数是关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方面。这种情况不仅是在美国，就是在整个西方也是绝无仅有的。1942年陈荣捷先生离开夏威夷大学前往美国长春藤盟校之一的达姆斯学院任教，继任其教席者为张仲元、成中英和安乐哲，可以说百年来该校的中国哲学研究一直学脉相承，薪火不断。当然除中国哲学之外，该校哲学系还讲授其他东西方哲学课程，而尤其以流派众多的亚洲哲学为特色。这一特点是与其哲学系的宗旨有关：整合东西方的思想，使其成为一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可以在此相互批判、借鉴的组织。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以哲学系为代表，夏威夷大学不但成为地理意义上的东西方中心，而且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对此，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曾说：
在全美州立大学中，夏威夷大学是相当资深的一个。75年来，办学者孜孜以求力争上游；尤以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由于地缘关系，夏威夷大学做到了“当仁不让”的地步。从学系的设置、师资的延聘、学术刊物的出版，以至于学术活动的推动，说得上是不遗余力。其中尤以“东西方文化中心”的设立为其极致。它象征了一项长期觅致东西文化交流的决心和努力。（注：安乐哲，1982年6月30日，《野人献曝》，《中国时报·副刊》。）
“东西方中心”成立于1960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据安乐哲说，该中心的成立与陈荣捷尤其是摩尔教授长期致力于东西方哲学研究和交流有极大的关系。查尔斯·摩尔（Charles A.Moore，1901～1967）和陈荣捷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受聘到夏威夷大学任教，并一起筹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立后，摩尔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由于当时美国对东方哲学思想所知甚少，所以摩尔为哲学系设定的目标非常明确：不能像美国本土大学中的哲学系那样只开设西方哲学课程，而更应该包含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等东方哲学课程，其目的是将亚洲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观念介绍给西方。这也是后来摩尔提议召开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及创办《东西方哲学》杂志的初衷之一。陈荣捷与摩尔同庚，两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经常一起到当地著名的威基基海滩游泳。摩尔一直有研究东方思想尤其是印度哲学的念头，而陈荣捷是该校当时惟一的中国哲学教师，对佛教和中国哲学素有研究。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在美国推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的志趣，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就萌发了召开一个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想法。陈荣捷后来回忆道：
我和摩尔成为了好朋友，两家也相处得很好。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经常相约一起去游泳，看电影，谈论国际形势。逐渐地，我、辛克莱尔（注：辛克莱尔（Gregg M.Sinclair，1890～1970），日本文学专家，时任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1942年起担任夏威夷大学校长。杨步伟称之为“孙启礼”，见杨步伟，1985，《杂记赵家》第十二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和摩尔有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夏威夷这个东西方的交界地邀请世界的哲学家来召开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呢？（注：陈荣捷，《陈荣捷口述自传》（未刊稿），第99页。原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感谢Irene Bloom教授惠寄。）
然而30年代末的世界正处在战争的漩涡中，要想在夏威夷这个太平洋岛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其师友和同事的帮助下，经费和与会人员都有了着落。1939年7月4日，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一共有6位学者。除了陈荣捷和摩尔两人以外，还有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康格尔教授（George P.Conger）以及耶鲁大学的诺索普教授（F.S.Northrop），这两人均来自美国大陆。另外还有两名正在夏威夷大学作访问教授的日本学者。这6人中美国学者和亚洲学者各占一半，只是无法邀请到印度学者参加，但是康格尔的研究专长就是印度哲学，可以稍微补此缺憾。会议原本准备邀请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和哈佛大学的霍金教授，（注：霍金（William E.Hocking，1868～1960）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和美国哲学会会长，是胡塞尔最早的美国学生之一，是当时美国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其博士考试就是由他主持的，赵先生一家后来成为霍金的密友。他也是陈荣捷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的主讲老师之一。）但是两人均因事未能与会。（注：铃木和霍金虽然没有参加本次会议，但是仍在会后分别提交了论文“参禅之解释”和“论比较哲学研究的价值”，两文均收录在摩尔于1944年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东西方哲学》中。）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于8月1日结束，会期长达4个星期。漫长的会期是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的一大特色。6位学者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作为中国哲学的惟一代表，陈荣捷提交并宣读了两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哲学史话”和“东方哲学精神”。在“中国哲学史话”中，陈荣捷回顾了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和特点。陈先生在该文中重点突出了秦汉之后尤其是宋明新儒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认为“新儒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哲学之历史，不但主宰了晚近800年之中国思想，亦主宰了日本思想长达数世纪之久”。（注：Wing-tsit，Chan，The Story of Chinese Story，in 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57.）这种观点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已成定论，但是当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秦汉之后无哲学”，在这里陈先生介绍了二程、朱熹和陆王的哲学思想，讨论了宋明600年间中国哲学的辉煌成绩，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些论文在1944年经由摩尔编辑并以《东西方哲学》之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会议还决定10年后再召开第二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摩尔成功地组织了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之后，接着又组织了此后的三次会议（1949、1959和1964年），每次会议都大受好评。1967年摩尔去世后，《东西方哲学》编委会决定将最新一期题献给他，并刊登了他生前同事的回忆，以表彰他一生对东西方思想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陈荣捷离开夏威夷大学，受聘于美国达姆斯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但是他还是参加了第二、三、四和第六次（1969年第五次因事没有与会）会议，并多次被选为会议的指导委员会委员和资深代表，在1989年第六次会议上还被选为名誉主席。可以说他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说到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还应该提到夏威夷当地一个著名的华裔企业家程庆和。程庆和（Hung Wo-Ching，1912～1996）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获得犹他大学博士学位。程先生是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与摩尔和陈荣捷等学者交游甚密，多次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和在夏威夷召开的与中国哲学有关的会议捐款。在一篇纪念程庆和的文章中，安乐哲和杜伊奇（Eliot Deutsch）讲到其中的一个故事：
我们有一次问程庆和博士何以会慷慨赞助和热心支持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他说那是在5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59年），他去听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krishnan）博士（注：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1888～1975），印度著名哲学家，著述颇丰。1944年曾以学者的身份访问中国，1962年当选印度总统。）的演讲，但是听众非常多，无处容身。再一次去听铃木大拙博士的演讲时也是如此。于是他就去问会议主席摩尔，如何才能预定一个座位。摩尔的回答非常实际：“给会议捐款。”（注：Deutsch，Eliot & Ames，Roger T.，1996，Remembering Dr.Hung Wo Ching，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6，No.2.）
对此，陈荣捷也提到过：
大会主席查尔斯·摩尔博士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所有的资金俱已告罄。但是程庆和博士问我下次会议是否需要资助，我就让他去问胡适，得到的回答是全力支持。于是，程庆和遂向大会宣布，他和夫人将保证为5年以后的下次会议提供10万美元的资助。（注：陈荣捷，《陈荣捷自订年谱》（未刊稿），第31页。原稿藏于达姆斯学院，感谢Lo-Yi Chan博士惠寄。）
从1964年开始。程庆和先生成为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次、第五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以及“王阳明比较研究”会议（1972年）和“朱熹国际会议”（1982年）的主要赞助人和募捐召集人。鉴于程庆和先生的慷慨无私和友谊，1982年夏威夷“朱熹国际会议”之后，大会主席陈荣捷将会议论文集《朱熹与新儒学》献给程庆和先生，称“因为他非凡的远见、慷慨的支持和杰出的领导，使朱熹国际会议和数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得以召开”。（注：Wing-tsit，Chan（ed.），1986.）这也说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取得发展，实际上华人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至第八次会议概况
1939年的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受到当地社会和夏威夷大学师生的欢迎。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其影响并不大，且让会议主席摩尔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印度学者参加。1947年摩尔获得富布赖特研究奖金，赴印度研修印度哲学一年。期间他与印度哲学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极力邀请印度学者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印度著名学者拉达克里希南原本决定参加第二次会议，但他恰在1949年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未能与会。因战争的原因，身在北京大学的胡适同样也没有与会。（注：见Klausner，Neal W.，1951，The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in The Journal of High Education，Vol.22，No.2，关于该次会议的介绍还可参见Kruse，Cornelius，1949，East-West Phiosophers'Conference，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46，No.26.）
1949年夏天，第二次会议在相隔10年后如期召开，会期近40天（6月20日～7月29日），主题为“世界哲学的综合”，有2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有5位印度学者，可谓不负摩尔之望。中国方面有陈荣捷、梅贻宝两人参加，均为在美华人学者。李绍昌虽然参加了该次会议，但不是正式代表。另外还有牛津大学的休中诚教授（注：休中诚（E.R.Hughes，1883～1956），牛津大学教授，早年曾经在华传教。曾编译过《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1942），翻译过《大学》及《中庸》（1943）。1947年将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翻译成英语，以《中国哲学精神》为名出版。）也作为中国哲学方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陈荣捷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形上学之综合”、“新儒学与现代中国思想”，梅贻宝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中的社会、伦理和精神基础”，休中诚的论文题为“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这次会议还决定出版《东西方哲学》季刊。经过两年的准备，《东西方哲学》于1951年正式创刊，现在该刊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也是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期刊。与第一次会议一样，会议论文由摩尔编辑，1952年以《东西方哲学论文集》为名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成为美国朝野上下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起来。1959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召开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参加人数达到空前，有100多人，中东地区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有学者参加；第二是会议作出决定以后每隔5年召开一次；再就是会议吸引了当时世界最知名的三位东方思想家：胡适、铃木大拙和拉达克里希南，三个人的演讲经过电视转播，甚至在美国大陆的学者中都引起了轰动。参加本次会议的印度学者与上次会议相同，而中国仅有陈荣捷和胡适、谢幼伟、唐君毅、吴经熊、梅贻宝6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均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胡适的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界断定中国哲学传统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反驳，认为中国哲学中也有怀疑精神和求知方法。此论在当时曾引起中西学者广泛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会期长达6个星期（6月22日～7月31日），与前两次相同，会后摩尔将本次会议论文结集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于196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6月29日～8月8日，第四次会议在刚建成不久的东西方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中的世界和个人”，副题为“东西方中个体在现实、思想和文化中的地位”，40多位学者与会，中国方面与会的有陈荣捷、方东美、唐君毅、谢幼伟、梅贻宝、陈特、吴经熊、成中英、刘述先等学者，为有史以来最多。这次会议论文还是由摩尔编辑，取名为《东西方中个人的地位》，于1967年出版。（注：Moore，Charles A.（ed.），1967，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East and Wes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66年摩尔开始着手将前4次会议的论文汇总编辑，分别以《印度人的心灵》、《日本人的心灵》和《中国人的心灵》出版。摩尔生前没有完成三书最后的编辑任务，他去世后由其同事、哲学系主任纳格利（W.E.Nagley）总其成，1967年在摩尔去世之后不久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的心灵》一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数年之内4次再版，1984年该书中文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5年之后，第五次会议如期于1969年夏召开，港台学者参加的有方东美、王煜、刘述先等。摩尔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会议改为由当时的访问教授克普兰（Abraham Kaplan）主持，会期不详，主题是“人的疏离”（异化，alienation），与会学者有100多位，其中还有来自东欧地区的学者，而美国学者则遍及21个州。会后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版会议论文集。这是一次有争议的会议，按照陈荣捷的看法，亚洲哲学传统中强调物我为一体，不存在异化的概念。“疏离”这个概念在亚洲传统中根本不存在，中国代表们不得不费尽心思为它找一个合适的翻译，因为亚洲思想家更喜欢谈论和谐。（注：陈荣捷，《陈荣捷自订年谱》（未刊稿），第40页。）程庆和也不愿意再资助这样的会议。此说得到刘述先的支持：
这次会议（第四次会议）可以说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摩尔不幸于六七年逝世，六九年第五次会议改由克普兰主持，克普兰一反摩尔之所为，根本就不打算出论文集。找的人有一些竟是嬉皮士之流，当时甚至还有反建制的示威活动，虽然外表弄得轰轰烈烈，事后却未留下任何痕迹。陈（荣捷）老先生根本就没参加这次会议，赞助者也大为不满，以后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就此停办，克普兰也早就由夏威夷大学辞职，转到以色列执教。（注：刘述先，1996，《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第203页。）
1989年第六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中断20年之后在夏威夷重新召开，7月30日开幕，8月12日结束，主题为“文化与现代性：历史之引证”，主席为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杜伊奇教授。会议有来自25个国家的共112人参加，其中有华人学者陈荣捷、汤一介、李志林、陈来、柯雄文、谢希德、信广来、刘笑敢、刘述先等。张岱年和冯契都受到邀请，但未到会。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不但一批年轻学者，而且大陆学者也开始跻身于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中美两国在中国哲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间不断有交流学者前往对方国家讲学和研究。1992年杜伊奇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
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的1月份召开，会议由安乐哲和一位俄罗斯学者主持。1995年会议的主题是“正义与民主之哲学探索”，大陆和港台没有学者参加，但是海外华人中有杜维明、倪培民、王大维（David B.Wong）、李晨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另外澳大利亚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和美国学者南乐山（Robert C.Neville）等作为中国哲学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八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千年之际的技术与文化价值”，余英时、成中英、李晨阳、金耀基（香港）等华人学者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David L.Hall）与会，大陆学者杨国荣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两次会议的论文集均由安乐哲等学者编辑出版。
于2005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会议的主题是“教育及其目的：文化间的哲学对话”，陈来、赵敦华、杨国荣、倪培民、信广来、余纪元、李晨阳等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周的国际盛会。会议专设与《论语》、《孟子》、朱熹等有关的专题工作组，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继第13届中国哲学国际会议（2003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之后在海外举办的又一次最大规模的中国哲学会议。可以肯定，这次会议必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和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并成为沟通东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桥梁。1959年第三次会议期间，摩尔发表题为“回顾与展望：成就与‘未竟事业’”的演讲，对三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回顾，并检讨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认为三次会议消除了东西方哲学观念中的许多误解，但是对于某些具体的问题和概念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最后，摩尔说：
总而言之，对于东西方一些普遍的和特殊的观念、态度、实践等方面，消除两者的误会和在更大范围内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而言，我们所获良多，但是仍有许多“未竟事业”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这些会议的关键在于日渐进步而不是最终的结论，而且就这个问题的性质而言，这是任何类似问题的目标所在——从长期来看，其结果肯定会有所建树，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表面上的结论或决议。（注：Moore，Charles A.，1959，Retrospect and Prospects：Achievements and"Unfinished Business"，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1，No.1～2.）
就中国哲学思想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讲，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最初的简单的介绍，到现在包括中美学者在内的各国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对其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总体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中国学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是聊胜于无。（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参见崔玉军，2005，“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对在美国介绍中国哲学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尤其难能可贵。事实上，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前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系列会议，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才得以藉此机会在美国介绍、传播中国哲学思想，并培养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大大地促进了此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一、准“美国中国哲学学会”
美国学界素来喜欢成立各种学术组织，甚至有很多组织还下设有各种分会，但是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一个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学术组织。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边缘化境遇，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少，难成气候。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为数不多的从业者中多数是华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谋生为头等大事，无暇他顾，且华人在美国历来低人一等，若非有突出的成就，很难进入美国的主流学术圈。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哲学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组织，直到1975年才由华人学者成中英教授在夏威夷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
尽管摩尔组织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初衷是促进世界各种哲学思想的综合与理解，但是因为中国哲学传统在亚洲的主流地位，加上陈荣捷在各次会议中的领导角色，于是中国哲学几乎是历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的重要话题。可以说历次会议上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和讨论在美国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均是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认为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至少部分地担当起了“美国中国哲学学会”的角色，应不算过分。
言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对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发展的推动，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著名华人学者陈荣捷老先生。陈先生于1929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赴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受聘于达姆斯学院担任中国哲学教授，1966年退休后又受聘位于匹茨堡市的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继续讲授中国哲学，直到1983年退休。从60年代开始，陈先生还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教授长达30年，讲授宋明理学，直到1994年去世前仍教研不辍，可以说是华人学者中终生在美国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因而1992年被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服务奖”，被称做是“西方中国哲学领域中的资深学者和联结中西学界的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早年与夏威夷大学同事的密切交谊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所以陈荣捷一直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积极参加者，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经过他而受到更多美国乃至欧洲学者的关注。实际上，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是中国哲学在美国的一面旗帜。
另一方面，陈荣捷显然也认识到了中国哲学研究力量的薄弱，所以总是尽量邀请大陆和港台学者参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在由他主持的1982年夏威夷朱熹国际会议召开之前，他曾经与冯友兰先生多次信函往来，邀请他与会。盛情之下，冯先生欣然应命。而此前唐君毅先生（1909～1978）受邀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也是由陈荣捷所极力促成。陈先生回忆说：
1959年（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召开第三次会议，予坚持非得国内学人参加不可。所谓国内学者，实指国内学者之尚在东方，以别吾等之多年在外掌教也。予首先提出者即为唐君（唐君毅）。主持者初不同意。一则未审唐君之名，一则以唐君献文必须事先翻译英文，需人代读，而唐君又不能直接以英文讨论答问，有碍思想之交流。予到香港与唐君商量，唐君亦谦以英文会话困难，不便参加。予以宣传我国哲学思想，非唐君莫属。会议可拨款由唐君聘人练习英语会话。盖如我国学人不与西方学者交接，则以前传教士与游客所遗落关于中国哲学之误解，将永无改正之日，而东、西思想之融和结合亦无期矣。卒之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得唐君与谢幼伟教授参加。连我等在美之胡适之先生与吴经熊、梅贻宝先生与予，东、西学会宣读论文四十八人之中，我国占六人矣。（注：陈荣捷，《唐君毅与西方哲学会议》，载陈荣捷，1995，《新儒学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第314页。）
唐君毅先生此后连续参加了第四、第五次会议以及在欧美召开的其他中国哲学会议，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的又一位著名学者。除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学者以外，历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主席也一直在设法邀请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比如在1949年辛克莱尔以校长的身份数次致信胡适和冯友兰两先生，邀请他们参加第二次会议，并希望他提交“中国哲学中的绝对性及其与经验世界的关系”方面的论文，以及在当年的暑期学校中讲授道家哲学思想。但是因为授课任务繁重，冯先生只好婉言谢绝。（注：辛克莱尔的信及冯先生的回复均藏于夏威夷大学档案馆。）胡适也因事未能成行。此后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大陆学者只有到1989年第六次会议时才得以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出于历史的原因，美国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仅限于在华传教士和少数几个美国本土学者如顾立雅等，（注：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芝加哥大学教授，其早期研究以中国早期文明、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为主，著有《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成型期的研究》（1937），其后转向中国思想研究，著有《孔子：其人其神》（1949）及其增订版《孔子与中国之道》（1960）以及《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1953）等书。）研究人员数量极少，且这些传教士和学者的研究也不是以中国哲学为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一直是在断断续续中缓慢发展，完全听凭于个别学者的兴趣所至。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的数次会议成为美国中国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为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三次参加会议的梅贻宝先生所言，“这一系列的东西方哲学研讨会是世界上东西方文化交流运动中一项很具体而持久的实例。同时亦就供给中国哲学人士一个很便利而自然的机会，在海外宣扬中国哲学文化。”（注：梅贻宝，1984，《中国人的心灵·序》，东海大学哲学系编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5页。）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为中美很多学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像成中英、艾琳·布鲁姆（Irene Bloom）、安乐哲等学者，都是数次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现在这些学者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而据成中英介绍，他创立国际中国哲学会的想法也与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有关。他说：
国际中国哲学会发端于1964年夏天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资深代表是陈荣捷、方东美、梅贻宝、唐君毅和谢幼伟，年轻一辈中有我、刘述先博士、黄秀玑等。因为既是主人，又是会议的参加者，所以我邀请所有中国哲学学者聚到一起，谈论在当前西方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的角色和未来发展。我提议组织一个非正式的协会，旨在教授和发展中国哲学等方面建立联系和相互帮助。同时我也有一个计划，即组织并建立一个正式的中国哲学学社，目的是在国际基础上促进中国哲学的研究。（注：见国际中国哲学会主页http：//www.cwu.edu/～iscp/。）
如果说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是准“美国中国哲学研究学会”的话，那么，由此会议衍生出来的学术集刊《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则更是此“学会”的常设机关刊物。在美国，第一份纯粹的中国哲学学术期刊是由成中英在1965年创办的《中国哲学通讯》（1973年更名为《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注：目前欧美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期刊有很多，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则不多，著名的有《美国东方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51年创刊）、《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年创刊）、《亚洲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41年创刊，原名为《远东学报》，1956年改为现名）等，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刊物均只刊登少量中国哲学研究论文。欧洲则有《通报》（Toung Pao，1890年创刊）、《伦敦大学亚非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17年创刊）和《华夷学志》（Monumenta Serica，1935年创刊）等，这些杂志也只是偶尔刊登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论文及书评。）而《东西方哲学》则无疑为中国哲学研究论文提供了最合适的园地。
《东西方哲学》1951年创刊，摩尔担任主编，陈荣捷先生为编委会委员。此后担任编委会委员的还有成中英、柯雄文、艾琳·布鲁姆、杜维明、秦家懿等著名中国哲学专家，现任主编是安乐哲。《东西方哲学》每年一卷，除了少数几卷之外，均是每年4期，到2000年创刊50周年时，已经登载学术论文1600篇左右，其中涉及到儒学和道家思想的就有400多篇，这个成绩是西方任何期刊都不能匹敌的。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哲学》刊登过所有海外著名中国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探讨中国哲学问题最重要的“话语场所”。这些学者以《东西方哲学》为主要媒介，不但形成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者群体，而且《东西方哲学》也由此成为国外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哲学思想也通过它而逐渐进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和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一样，《东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三、交流与交锋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关注，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每次会议都吸引了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知名学者参加。诺索普参加过前三次会议，他在第一次会议中提交的论文“东方直觉哲学和西方科学哲学的相互补充”就曾经引起长期的争论。诺氏认为东方哲学思维属于“审美的连续性”，其思维方式为综合的、审美的、当下的；而西方则是“静观的连续性”，注重分析和逻辑的方法。诺索普认为，东西方哲学都不是自足的，都不具备整体的哲学特征，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关照，唯其如此才能帮助我们互相认识对方和我们本身。诺索普后来将他的演讲词整理后，在1946年以《东西方的相遇》为名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注：Northrop，F.S.C.，1946.）诺氏对东西哲学的判断虽然是欧洲主流哲学家对东西方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延续，但在当时仍引起很大的争论，以至于20多年后摩尔在其编辑的《东西方哲学》一书的导论中，对这一问题仍很慎重。（注：参见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9.）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会议论文集《东西方哲学》和上述诺索普的《东西方的相遇》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其中之一就是陈荣捷受邀撰写中国哲学名词解释。此事源于鲁纳斯（Dagobert D.Runes，1902～？ ）。此人是美国著名出版商，长期主持位于纽约的哲学图书馆出版社（Philosophyical Library）。1949年他因事在夏威夷逗留，并旁听了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演讲。当时鲁纳斯正在酝酿出版一本世界哲学辞典，听了陈荣捷的演讲后，就邀请陈荣捷撰写中国哲学部分。这就是1942年出版的《哲学辞典》，（注：Runes，Dagobert D.（ed.），1942.）内收陈荣捷撰写的中国哲学词条250多个。（注：为中国哲学撰写词条的还有一位学人名为Herman Hausheer，其人情况不详。）该书可能是国外第一本收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哲学专业术语的词典。陈荣捷解释的词条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词条的名称，用威氏拼音法拼出，其后是该词条的解释。但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文化环境，单纯的哲学术语并不能让英语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哲学的真正面貌，而且鉴于中国哲学术语的独有特点，出现了很多词条同名异义的情况，像"Chih"条下就有“志”、“直”、“智”、“指”、“知”、“质”和“致知”7个概念，所以《哲学辞典》出版后，有人就对此表示大惑不解。考虑到当时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极度空白，西方学者的困惑也有情可原。这可能也是陈荣捷接受摩尔的建议，开始编译《中国哲学资料书》的原因之一。该书是陈先生的成名作，在这部书中，陈先生放弃用音译中国哲学术语的做法，而是“有词必释、有名必究、有题必释，有引句必溯其源”，所以注释多达3000多条。1963年《中国哲学资料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几乎每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论文都涉及到中国哲学精神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像谢幼伟在第三次会议上的论文“孝与中国社会”专以“孝”为中心，讨论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宗教崇拜、政治事务的广泛影响。而在同次会议上胡适提交的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更是对此前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总的批判。胡适尤其不同意诺索普教授所认为的东方哲学中的“直觉的思维方式”是东方国家没能发展出科学思想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毫无疑问，古代中国的思想遗产中有一种“苏格拉底传统”，这种被胡适称之为“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怀疑以及对知识的热切而公正的探索”的传统，使中国人能运用人的理智来反对无知和错误，运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来反对迷信和盲目崇拜，所以胡适认为这种大胆的怀疑和提问正是科学精神的主旨。（注：Hu Shih，1967，p.108、115.）胡适还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从老子和孔子开始，一直到顾炎武等人，中国哲学中一直都有这种科学精神。但是虽然如此，胡适仍没有解释在顾炎武等人埋头于“考据、训诂”等他所谓的“科学精神”的时候，顾炎武的西方同时代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却“创造了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注：同上，p.129。）“中国何以没能产生出西方那样的科学”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所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而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是不可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的。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也相继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涌现了一批中国哲学研究专家群体，其中除了华人学者之外，美国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最初的思想介绍和交流转向学术研究与合作。这其中的变化，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虽然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没能对美国的主流哲学思想构成挑战”（杜维明语），仍需要中美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