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接投资论文,新变化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变化
随着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随着这些国家直接投资资本流出和流入的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各国汇率比值的重新调整（即所谓国际汇率重组：Exchange－rate Realignments）对国际直接投资格局的影响，传统的建立在比较成本理论和资源秉赋理论这些静态学说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已明显不能完满解释现代实际。事实上，一系列新的因素，包括动态性因素已在现代国际资本的流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政策因素。这主要是指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往往能够有效而经常不断地改变着本国和相关国家的资源秉赋比较优势和投资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国际资本的流向、结构随着这些人为因素的导引而发生相应变化。
2、地区经济一体化因素。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贸易联盟的出现，使得成员国之间的传统贸易壁垒、投资壁垒明显降低，这时生产要素的较易顺畅流动使得成员国及其邻国都能从不同的资源秉赋配置的差异中得益。
3、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因素。国外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向，既受跨国公司外部因素的约束，如受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诱发、导引、制约。但更主要的是由跨国公司自己的全球生产经营战略所决定。特别是当对市场规模较小的受资东道国投资时，跨国公司往往考虑的是它们的全球经营战略和布局，其生产、经营的地点安排、投入产出品的国外国内走向、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等都首先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计划和资源配置。因此，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的产品出口前景、跨国公司的投资得益是否会再投资、特定产品的国产化率能够提高到多大的程度、当地雇员技能的提高幅度、东道国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究竟可得益多少先进的技术等等，都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这实际上表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较大规模国外直接投资项目中可否获利，主要的并不取决于东道国的主观设想和政策取向，而是很大程度上由跨国公司的跨地区、国别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安排和全球竞争、发展战略所决定。对处于不利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应当看到它们有时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只是为跨国公司在某一行业的某一生产阶段提供了一个生产场所，如工厂或甚至只是一个车间。
二、直接投资实施主体，投资商结构组成的变化
1、投资企业的国别特征趋向模糊。近年来，许多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企业在数量和构成上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一个投资项目的投资商，往往来自同一国家一个以上的投资者，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投资商，我们不妨先把它们称之为联合直接投资或混合直接投资（Commingling Direct Investment）。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在一个项目中的合作者在彼此合作、合资的同时，又常常是市场上的竞争者。即在它们之间，往往过去是对手，现在、将来也还是对手，它们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段时间只是为了项目（往往是大型投资项目）风险的分散、经营和技术上的互补而走到了一起。有时候某一投资方还是企业和政府、私营企业和国有、国营的组合，所以，现代国际投资领域中投资主体的界限划分已变得更加模糊。在这种较大的投资项目中，企业的行为已经不再过多地与投资企业的所属国别、注册地点或企业合伙人的国别特征相联系。尤其是在国际化的产业中，由于投资来源的分散化，投资企业的混合化，使得产业市场中的国际分工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分工的格局已不再是各投资商母国比较优势和资源秉赋条件的反映，而是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商不同全球经营战略的组合反映。
2、竞争、利益、角色的无国籍化。正由于直接投资主体的国别来源日益模糊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联合、混合，使得国际经济对比格局分析中常用的传统“南北分析法”已经失去了意义。所谓的南方国家之间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已相差很大，它们之间的现实和潜在利益冲突也越来越明显。
另外，跨国公司的企业利益随着产业市场的日益国际化和企业“无国籍化”特点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与其“母国”的利益相背离。现代国际市场中国有跨国公司和背后有国家扶持的跨国公司（State－bred Multinationals）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大量合资企业中国有股份参与度的加强，使得现代国际投资领域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
三、比较优势的变化
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国，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吸引外资宣传中所主要强调的因素。现在，东道国在资本要素丰富程度、劳动力技能、东道国自己的研究、开发、设计活动和能力等相对优势也已作为鼓励、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这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资本较大规模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倒流”，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流动，本身已经说明了国际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和国家间的经济实力格局在国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就现在新投资方式下的合资企业看，东道国的合资方式已不再主要是充当配角，事实上，现在的许多合资企业常常有政府所属机构、国有或国营企业以及当地强有力的私人垄断财团的直接或间接参与，相比之下，国外的投资商常常反而是小规模的企业，其参与的基础或优势在这种企业中只剩下了技术优势和工业产权优势。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方面，传统的比较成本优势和资源秉赋学说也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现代国际市场上的一些新产品，现在往往首先是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开发和生产的。有些跨国公司与NIE国家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的目的，是跨国公司试图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获得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或者有如上述，是为了获得丰富的资本和比本国更熟练的劳动力。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同样受到了质疑，因为产业的跨国转移至少在这些国家已不再由产品的周期来决定一切了。
随着新兴工业国的发展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第三大理论……相互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同样遭到了挑战。因为新兴工业国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参与度越来越大，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一些领域已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处于同样的竞争地位，甚至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业霸主地位直接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建立在原来国际分工格局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赖的性质、方向、程度都已非往日的景象。
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并未注意到国际市场上这些比较优势的变化，他们还只是停留在对8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的估计上面。结果在吸引外资的宣传上，往往只注意对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优势的宣传，而事实往往证明未必有效。有时候，又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在投资环境的相对劣势方面赶上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并不进来。实际上，由于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全球化，其纵向生产链环中的各生产环节，为了国际竞争，为了达到充分的规模经济，跨国公司必须，也只能将其再生产分工，特别是近邻前后工艺环节的生产布点安排在地点尽可能邻近的不同国家之间。即所谓地区性的跨国分工。同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越相似，经济发展程度越接近，跨国公司就越有可能在同一地区的相邻国家之间进行纵向的“专业化”直接投资。现实中最好的例证就是已实现产业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Industry）的汽车、电子行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地区跨国产业分工战略。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发展中国家不必排他性地一味地强调本国的优越（实际上往往只是会因时、因地而转换的相对优势），特别是国别色彩过浓的特有优势，而应当对本国所在地区及邻近国家的客观情况做出充分的估计，从特定行业、特定跨国公司、特定工序等角度考虑来宣传、突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或投资环境的相似性，甚至必须强调地区的整体优势及本国在这种整体优势中所处的地位和可能扮演的潜在角色。
四、直接投资新出现的副作用
国外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能够给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带来种种的益处。但也会给东道国带来副作用，或一些具有两面效应的结果。
1、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Crowd Out Effect）。在东道国需求规模有限的有关投入、产出品市场，外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指外商独资或拥有企业绝对控股权的投资）在一些引进外资起步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或正在逐步地挤出当地产业资本，特别是东道国当地的中小民族资本，从而出现了背离东道国政府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初衷的产业市场结构走向，使当地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成长受到阻碍，影响了本国自主国民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长期角度来说，在发展本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阶段又是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所必须的。所以，片面地强调鼓励独资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压制新投资方式（New forms of investment）等间接投资，忽略国外资本和先进生产要素来源的多样化，很有可能发生民族资本在本国遭排挤的情况。
2、国外先进技术的“虚入效应”。这也是一种由片面注重直接投资，忽略市场组成单元和先进技术来源多元化所可能发生的现象。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至少从中短期的角度来看，国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还有可能使通过吸引外资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愿望成为空想。即所谓先进生产要素的“虚入效应”。因为在跨国公司大量的独资或无本地资本参与的纯外商合资企业经营的情况下，就如我们在新加坡所能看到的，即使先进的技术随着先进的生产要素流入东道国，但它们还是被牢牢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里，只不过表面上是由在东道国注册的企业（实际上它们仍然是跨国公司“直系子孙”）掌握着。不管这种先进技术流入东道国的时间有多长，哪怕是在东道国的范围之内，甚至外部企业是与之有紧密投入、产出经营关系的“准”一体化成员企业，其技术转让流出的界限、程度、范围还是由处在东道国国境之外的投资企业的母公司所严格控制的，东道国政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一个市场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却并不能带来技术向较高层次发展，特别是无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里的差距。事实上，这种虚入的技术进入在发生剧烈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动，甚至在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策略和地点的实施和安排上只要有较大的调整，就有可能发生相对先进的技术随直接投资资本的退出而相应流失。
所以，对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本国市场相当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度实施的特别突出直接投资引进外资的方式未必是可取的。作为预防或替代的方法至少可有三种：（1）坚持引进外资总额中，包含有本地资本的合资经营项目必须在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中占一定比例，即充分鼓励本地资本的介入。（2）在整体引进外资的大背景下，充分重视新投资方式（New Form of Investment）在发展本民族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诸如韩国那样以对国外先进技术采取购买，或鼓励外国公司以先进技术或提供技术支持为基础的投资入股方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3）充分重视外资来源的多样化，特别是国际资本大大供过于求的有利国际环境下，充分发挥借贷资本、直接投资资本和许可方式（Licensing）这三大现代引进方式的作用，调整它们的组合比例并使之合理均衡。
五、国际投资领域将会出现的新问题
1、发展中国家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量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因为现实中政府的政策实施可有效改变国与国之间的资源秉赋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对比，因此，在东道国政府实施积极而强有力的外资政策时，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和投资纠纷，特别是在东道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强夺国际市场给予“不公平”的扶持优惠时，发生这种矛盾的可能性就更大。
2、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结构的转换，与国际贸易领域曾经出现并持续到现在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样，可以预期，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将会出现“投资保护主义”的现象，即既反对对国外的进一步直接投资，也反对国外对其本国的直接投资。其理由是，对外投资使本国的各种优势转移到了国外，特别是现在和潜在的竞争国那里；而容许外资在本国的投资意味着资产的国外所有制比重日益扩大，国民经济有遭受外国控制的危险，贸易保护的屏障也会受到侵蚀。
3、国际市场投资组合的错综复杂，净投资国和净受资国界限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日趋模糊，使各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了，同时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牵制又有可能促进国际投资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