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与道德理想——市场经济与文学艺术和精神文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艺术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条件下论文,精神文明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艺术与道德理想
一、目前正进行着一场大争论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形势下，人的精神文明如何建设？文学艺术在其中有着怎样的角色功能？这个问题被文艺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人们所广泛关注；而目前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它变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朝野各界，社会上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集团、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对现实社会的精神文明状况（包括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或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如道德问题、人文精神问题、理想问题等等），精神文明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作家的人格品位和精神素养，文学艺术的使命和责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命题和要求。
许多人对目前的精神文明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认为“公众文化素养普遍下降”、“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持续恶化”、“整个人文精神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道德沦丧”、“道德滑坡”、“拜金主义、超前消费、色情服务、游戏人生”，“礼貌、公德、见义勇为与奉献精神大倒退，贪污腐化与声色犬马之娱大上升”，“理想精神失落”，知识分子“痞子化”、“渴望堕落”等等。
但也有不少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对我们社会目前的道德状况应有清醒的估计，没有必要过分悲观，转型期一时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是会经过调整而被克服的，道德不是“滑坡”，而是“爬坡”，“我们社会总体的道德状况是在向前发展的，相对于以往是前进了一大步”，“在僵化的模式被人们抛弃的时候，新的理想信念又会萌芽、壮大的”。有人对目前的道德变化作出这样的概括：“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正在发生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的变化。这其中有新的道德文明在萌发兴起”。
在分析目前精神文明状况的社会历史根源时，意见分歧更为明显和尖锐。有的人把“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精神的丧失”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市场经济和商品化大潮的袭来，如说“与市场经济体制伴生的唯利是图的风习，更加助长了人们精神上的普遍沦丧”，经济的发展以道德的失却为代价。有的人不同意把道德滑坡归之于市场经济，认为目前道德的滑坡的根源是“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我们谈论的很多丑恶现象，是旧的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还在发生影响”。有的人不只是反对把“失落”、“滑坡”的原因归之于市场经济，而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前提本身提出质疑：我们（在计划经济下）有过人文精神吗？“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还有人对呼唤人文精神心存疑虑，说“有些人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要重建社会，可能还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还有人对“人文精神”这种话语本身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构，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最后的神话”，“它不是与人们共同探索今天，而是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性。它恐惧目前文化的复杂与多元，而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
在谈到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文学艺术的状况时，意见分歧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文学表现出了一种总体性的危机”，“文学在内外两方面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危机”；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作家审美想象力的贫弱和读者审美鉴赏力的退化”；作家在“自我放逐”，“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媚俗”，“自娱”，“开玩笑，耍嘴皮，轻飘飘，脂粉气，使人麻木”；“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文学在从“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上后退，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上后退；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文学界中的许多人，不是愤怒、拒绝、批判、反抗，而是认同、叫好、称颂、投降”，“有一股调侃神圣、亵渎崇高的潮流，文学自身的神圣性庄严性也被消解”，在他们看来作家不过是“写字匠”，不再是“灵魂工程师”，文学不过是“玩玩”，是供读者消闲解闷的，是用来打发失眠时和马桶上的时光的；等等。也有的人不同意对文学现状的上述评价和分析，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目前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文字水平，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个人的水准和整体的水准都相当不错，尤其是女作家的创作恐怕更是高于其他时期的，象蒋韵、林白等，艺术上造诣都很高。包括当前的散文创作，也都高于过去的水平。可以说，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都比较好。”而对目前文学水平的高度评价是与认为中国古代、现代文学水平低下相对照而言的，在这位先生看来，我们的文学压根儿就没有辉煌过，音乐“唐音”整理出来，一听就那么回事，秦俑千篇一律，好小说只有《金瓶梅》、《红楼梦》，太少，惨了点，五四以后的某些老作家，很多人都是仗着年岁和人缘混成文学大师的。85年文学多样化之后，才有较大发展。还有人为某些作家的“调侃人生”、“亵渎崇高”辩护，说：“他们是太痛恨那种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了，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某种佯狂的传统，故意用糟踏自己、糟踏文学的方法——这样比较安全——来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难道他们的小说里没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和不平之气？难道痞子就没有可以同情与需要理解之处吗？对待痞子一笔抹杀，难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也太教条了吗？”应该允许各种作家存在。鲁迅很伟大，但如果都是鲁迅，不是太沉重了吗？”
目前正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着热烈的争论。
而且争论也不止于上述这些方面和内容。
有许多问题的确是需要通过争论才认识得更清楚，而认识清楚这些问题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甚至重大社会历史意义。例如，由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是偶然现象，还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功耶？过耶？它是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还是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动力？文学艺术在这里应该有些什么作为？能够有些什么作为？等等。
二、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据我所知，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出现过什么完美无缺的制度和体制。计划经济在中国试验的结果不那么成功，于是才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难道就好得不得了、完美无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12亿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如果真有人这样想，恐怕又会感到“失落”甚至失望。
我想，市场经济给我们中国的现实既带来了好东西，又带来了坏东西。既带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腾飞、繁荣，又带来了珠江岸边黄昏时刻出出没没的妓女。市场经济一方面并不那么坏，至少不象有的人说的那么坏。——有人把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坏东西、一切丑恶现象都往市场经济身上推，这有点不公平。譬如，目前全国许多地方出现的公路非法设卡现象，就不是市场经济的过错，而倒是象封建社会的余毒；再如，往棉花包里掺垃圾、掺沙土，还有一个接一个的诈骗案，也很难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固有特点，市场经济讲究自由而公平的竞争，掺假和诈骗很难说是公平竞争；再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屡屡发生而且屡禁不绝，更与市场经济无多大关系，倒是旧体制“官本位”、“等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还有，拐卖妇女儿童这种践踏基本人权的现象，是奴隶制在今天的回光返照，更不能算到市场经济的帐上。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不象有人说得那么好，似乎市场经济体制一确立，古老的中国立刻就旧貌换新颜——这是幻想。市场经济同时也会带来许多不好的东西，如拜金主义、唯利主义、物欲横流等等。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对目前的中国有效。从直观现象上说，短短十数年，它把彩电、冰箱、洗衣机、录相机、程控电话等等，送给了千家万户；它使许多城市奇迹般地矗立起高楼大厦、居民住宅、立交桥，它使深圳这样一个几千人的小镇变成现代化繁华城市，它给沿海地区带来14个开放城市和4个特区，它给上海带来了浦东新区……。从统计数字来看，从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9.4%。199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3800亿元，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居世界第10位。16年来，中国消费品市场扩大了12.7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年递增17.2%。
有人说，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是物质世界的繁荣，精神世界的萧条，是经济上的发展，道德上的沦丧，是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退步。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它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与道德等，截然分开、公开对立，有点太形而上学，缺少辩证法精神。事实上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道德与经济，虽然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不会对精神世界、精神文明没有影响，也绝不只是负面的影响。古人说，仓廪足而民知羞耻。从总体上说，物质的经济的发展会给精神的文化的发展造成一定的物质基础。以随地吐痰为例，在农民茅舍的泥土地面上，吐口痰，用脚一搓，没了，很方便；但是，当经济发展了，农村富裕了，盖起了小楼，铺上木地板，甚至铺上地毯，再随地吐痰就不那么方便了。物质与精神一般并不是成反比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第二，事情也没有如此简单。市场经济带给物质的就只是进步、繁荣？带给精神的就只是萧条、退步？那么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物质上的进步呢还是退步呢？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大文学家是精神上的退步还是进步呢？
事物是复杂的。对复杂的事物既不能作简单的形而上学的肯定，也不能作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对市场经济尤其如此。
对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几年所带来的经济上的繁荣，物质文明上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各种缺陷、问题，本文且按下不表；我想着重分析和论述一下市场经济对陈旧观念的巨大冲击，以及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市场经济带给精神世界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三、观念的颠覆与重建
市场经济给予旧体制下所形成的（特别是在左的路线下所形成的）一整套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陈腐观念和价值规范以有力的冲击。
举例来说，这些陈腐观念和价值规范有：
(1)“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曾经不分时代、不分场合把阶级斗争认作是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甚至唯一动力。建国以前“斗”，建国以后仍然不断地“斗”。三反五反斗“老虎”，五五年斗胡风，五七年斗“右派”，五九年斗右倾机会主义，文革斗走资派和反动权威……“阶级敌人”越斗越多。七斗、八斗，最后斗到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农民一天劳动的工分不值一个鸡蛋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以至文革后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取消某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观念，直到91年还有人大叫要搞“大动作”、“强刺激”，“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看，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情结。市场竞争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阶级斗争专家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市场上的商品不能贴上阶级标签，市场也认不得阶级、分不清阶级。你是无产阶级，但假如你生产的商品质量低、成本高，那也得在竞争中垮台。
(2)“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讲政治挂帅。在我们国家，政治是最有权威、最有势力的一种东西。政治统帅一切、涵盖一切、压倒一切。一切（包括经济）都服从政治，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一切都成为政治的奴仆。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政治损失再小也是大事，经济损失再大（只要政治上划得来）也是小事。“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政治挂帅”的结果，是出了林彪、江青那样的专搞诡计的阴谋政治家。
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挂帅”的原则是根本矛盾的。市场经济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口号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光靠政治热情也提高不了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正好与“政治挂帅”时代的二者关系倒过来：不是经济为政治服务——经济是政治的奴仆，而是政治为经济服务——政治是经济的奴仆。经济效益成为衡量事情成败、高低的主要标准。要想叫工人加班生产，给加班费比作政治动员提高政治觉悟，往往来得更灵。
(3)官本位。我们的国家历来是官本位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是官本位。当代最有骨气的思想家顾准在谈到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时，曾这样说：“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顾准文集》第2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的官就是政治权威，官有多大政治权威也就多大。而权威，在中国就意味着“真理”。官——权威——“真理”，三位一体。但是，在中国最能坏事的也就是长官意志。天大事，长官说了算。在整个国家，是总的长官（皇帝、类皇帝、不叫皇帝的皇帝、无冕之王）说了算，生杀予夺大权操在他手里，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各地方，是父母官（小土皇帝）说了算。学术研究单位、教育单位也搞长官意志，连评职称也是长官一句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但是，市场经济按其本性说认钱不认官。认钱并不一定可取；而不认官却是对于“官本位”观念的一个沉重打击。以毒攻毒，也不失为治疗“官本位”的一剂有效的虎狼药。
(4)等级观念。这是从封建时代我们的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封建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塔尖是皇帝，往下依次是从高到低各个等级的官员，塔底是受压榨的广大的老百姓。计划经济的时候，也想取消那等级，官不叫官，叫“公仆”。但真正名副其实的“公仆”究竟有多少呢？实际上，等级还是取消不了。因为一“计划”，就要有人发号施令。大计划，要由大官来“说”，小计划也要由小官来“说”。大官管小官，小计划服从大计划。于是从高到低形成一个官的体系，形成层层等级。在我国，“级别”是很重要的。住房、工资、汽车（如果够坐车级别的话）的配备、文件的阅读、外出旅行的待遇（住多少钱一天的旅馆，乘坐什么样火车和飞机机座，吃多少钱一天的伙食，按多少钱一桌的标准举行宴会……）等等，都要看你的“级别”。研究员出差最能“接近群众”，因为常常分配他同炊事员住一起，两者都是“员”，“级别”相同嘛。连出家人，也有“级别”，有所谓“处级和尚”、“司局级和尚”。
市场经济体制无视人的等级和级别。这是对等级观念的有力冲击。譬如，过去，进中南海、进人民大会堂、上天安门，是要有“级别”的，不够“级别”的人，进不了、上不去。实行市场经济，不讲等级而讲经济效益，于是，上述这些以往视为非常神圣的神秘的地方，也讲起经济效益来——花钱买票可以去参观。以往那些“不够级别”的人，用人民币（美元更好）就可以登上毛主席曾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检阅过人民解放军，曾检阅过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这为许多人满足一下可怜的虚荣心提供了方便。特殊等级、特权当然还有。但是，现在钱的地位大大上升了，所以，人们想方设法把权“换算”为钱，这就是“权”“钱”的交易。“权”“钱”交易现象的发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等级观念的被动摇，“权”变成“钱”才更有效、更有用。
(5)精神万能。我们曾经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高产卫星的年代，那时吹牛皮不但不脸红，而且还十分光荣。我们曾经以为，靠精神可以炼出钢铁，可以超英赶美，可以24小时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这种精神万能的观念真正根除了吗？没有。这两年不是还有些地方“浮夸”、“虚报”吗？不是还有人以为主要靠思想工作、靠提高人的精神就可以使生产增长、使社会发展吗？
市场经济可不讲精神万能，不承认精神万能。没有人力、财力，光靠精神建不成京九铁路，发射不出“亚星一号”。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科学规律办事。有一位目前颇有争议的作家说：“要看到现在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纯粹地呼唤道德想让社会进步，只是一种幻想。”（见《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引王朔的话）他的话不全对。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不就是契约的关系，不全是契约关系；但是市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种关系，的确是起作用越来越大的一种关系；而仅仅依靠“思想工作”、仅仅依靠精神力量、“纯粹呼唤道德”让社会进步，的确难度较大。
四、市场经济对精神世界的正面效应
市场经济直接带来一系列有价值的精神素质，它们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因子。举例来说，主要有：
(1)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自由、民主、平等的心态。在中国某个时候，“自由”、“民主”、“平等”（或许再加上“博爱”）这些词儿，常常被无缘无故（其实是既有“缘”也有“故”）加上否定性的前缀、定语，好象它们天生属于与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相反的那个“阶级”、那个集团的，它们天然具有某种“反动”性，（例如，大批判年代的文章中最常用的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因而造成旧体制下人们的某种常见的、典型的心态：人们谈起这些词，往往心有余悸、心有“预”悸。这是不是因为旧体制本身与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有某些部分的不一致和冲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是自由竞争的原则，而这种自由竞争的原则，与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的确是相一致的。用重重绳索把人的手脚、把人的精神手脚（思想）捆绑起来（反自由），无法竞争；搞专制（反民主），无法竞争；搞独裁（反平等），无法竞争。
我不知道是不是旧体制与自由、民主、平等有不一致之处；但是我觉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自由、民主、平等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天然一致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应该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提供广阔的精神空间，应该使之更自由地研究问题、发表意见，更自由地讨论、辩论、交流，应该平等对话商榷，应该更充分地民主化，应该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能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
(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开放的精神。既然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由竞争的原则，那么要自由竞争就必须开放。必须打破封闭，拔掉关卡，必须打开县门、省门、国门。必须把外面的空气放进来，把里边的空气放出去。最近有人撰文谈“全球化”问题，指出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承认任何界限，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象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蓠，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见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第5期）我是基本上赞同这样观点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所必然要求的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向中国。于是，人的眼界不一样了，人的精神境界不一样了。它极大地拓展着人的精神世界。它打开人的境界，从而也创造人的越来越广阔，越来越高远的精神境界。它使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它使天南海北相隔千山万水的人成为近在咫尺的村民。这样的村民的精神世界与处于封闭状态下、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精神世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必须指出，全球化不是什么都要统一化、一体化，不是什么都要排斥民族化、地域化、个性化。所以我主张对全球化的问题应该分清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区别对待。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说，自然科学最容易实行全球化，而且必须全球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等，也可以经过一定的过程（时间长短难说）实行某种程度的全球化，或者说实行起来困难相对小一些；至于哲学，实行全球化困难就会大一些，甚至很大。为什么科学比较容易“全球化”，而哲学却难于“全球化”呢？因为哲学的主要特质是“思想”，或者说哲学主要是“思”，而不仅是“知”；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特质是“知”。“知”的特点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重在客观，比较容易趋向统一或同一；“思”的特点是对外在对象及自我本身的意义进行叩问、思考、求索、体认、领悟，重在主观，因此，常常更多地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时代特色，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特色，这就很难趋同，顶多达到“和”而不“同”，因此也就很难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文艺。因为文艺的物质虽也涉及到“知”和“思”，而主要的却是突出“情”。众所周知，“情”是所有精神现象中最难规范、最难同一的，是最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是最富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个人特色的，因而以情为突出特质的文艺也就最难全球化。
由此我们再说到文艺理论和美学。我认为它们比哲学更难全球化。它几乎同文艺本身一样难以全球化，更遑论“西化”了。理由有二：其一，由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把握对象所决定，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把握对象是最难全球化的文艺和审美活动。其二，由文艺理论和美学本身的把握方式和特质所决定，它们在把握文艺和审美活动这种特殊对象时，不仅需要“知”，还更加需要“思”和“悟”，不仅需要理解，还更加需要体验，这样，它们的民族特色、个人特色就会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突出。
我甚至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必要求全球化的，文艺、文艺理论、美学、哲学就是。它们的本性与全球化相矛盾。自然科学可以早早地全球化，甚至在世界大同之前，它可以率先全球化。然而，即使世界大同了，只要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爱好，有着不同自然素质和性格差别……，那么他们的思想、情感，他们的“思”、“情”的方式就不会相同，这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艺，不同的文艺理论、美学和哲学。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丰富多彩，多姿多态，有滋有味，亲切可爱。
再说一句：即使世界上一切都全球化了，只要还存在两个不同的人，文艺也不会全球化——这两个人会有各自不同的文艺，从而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文艺理论和美学。
所谓文艺和文艺理论、美学的“全盘西化”就更不必说了。那么，难道我们文艺理论和美学就要与西方文论和美学在毫不相干甚至互相排斥的状态下发展？也不是。中西文化和美学必然各有个性、各有特色，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也决不可分优劣。中西文论可以交流、对话，但绝不可以互相取代，中西文论可以做亲密的朋友，友好共处，彼此尊重，共存共荣，达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状态。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在翻译、介绍西方文论和美学时，真正学到有益、有用的东西。我们绝不可拒绝学习和吸收（相反，我们应积极学习和吸收），但是学习和吸收的目的是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学习和吸收的结果是更好地成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失掉自己。在这里，重温“邯郸学步”的故事是有益的。
(3)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是学术上的多元化精神。与前面所讲的自由、民主、平等精神和开放精神相联系，以自由竞争为根本原则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多元，而与一元化相敌对。因为对于市场来说，只有两元或两元以上的多元才能形成竞争；单是一元，就意味着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是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不能刺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也就是意味着停滞。在经济领域、在学术领域，一元就是独霸，就是独断，就是专横和专制，就是垄断。市场竞争是与独霸、独断、专横、专制、垄断根本对立的，是反独霸、反独断、反专横、反专制、反垄断的，总之，是崇尚多元而反对一元的。还有，崇尚多元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反权威的。因为权威常常与一元联系在一起。权威意味着芸芸众生之上的地位和威严，意味着芸芸众生对它的臣服和顺从，意味着众星拱月之势，也就意味着对平等、民主、自由的威胁和侵袭。在这样的氛围下，怎么能自由竞争呢？
顺便说一下，列宁当年曾经提出一种理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是合理的；尽管它与历史不符。假如资本主义真的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就确实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垄断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垂死、灭亡。垄断了，没有竞争了，停滞了，没有生命力了，只有死路一条。
奇怪的是，自从列宁提出这一理论至今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垂死”，也没有灭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资本主义暂且尚未发展到垄断阶段、垂死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而将来某个时候必将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因崇奉自由竞争原则与垄断相矛盾而不会发展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吗？社会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吗？社会主义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还反资本主义吗？……这些麻烦问题，只有靠方家明断，或者连方家也不能明断，或者能够明断的方家还没有出世。
但是，无论如何，回到本题上来，从学理上说市场经济（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是崇尚多元反对一元的，自由竞争原则是崇尚自由崇尚平等反对垄断反对专制反对霸权的。
(4)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创新精神。市场经济既然实行自由竞争原则，那么它就必然提倡创新、崇尚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创造性力量和才能得到空前的解放和最大限度的释放。市场竞争逼得你必须不断地捕捉、感受、接纳新事物，不断地创新、出新、花样翻新，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地有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方法、新思维；不然，你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向来以“稳”著称，是一种“稳态结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多的是守旧、求稳，缺的是创新、激进，老子的“不为天下先”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对激进分子、革命者，人们常常侧目而视、避而远之；对争先者，人们常常讥之为“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中国整治激进分子、革命者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叫做“枪打出头鸟”。直到最近，不少人还在大谈改良、渐进比革命、激进好。我绝不一般地赞赏革命反对改良，但我不赞赏一般地（抽象地、事后诸葛亮式地）反对革命歌颂改良。历史（包括实际发生在历史中的改良运动或革命运动）不是室内议论的过程（话语过程），而是千万人的实践过程，历史不是设计出来的，历史没有草稿。
针对中国的具体环境，面对中国传统观念，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创新精神、革新精神显得十分可贵。
(5)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个体主动精神。一般地说，市场经济更加高扬人的个体主动精神，便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市场竞争逼得你争先恐后。面对市场，你必须时时意识到你是参加竞争的一个个体，你必须调动起你身上的每一分力量，发挥你所有的聪明才智，主动为自己创造生存空间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你必须勤奋、进取，主动去寻找机会、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环境，不允许你被动地等和靠。等什么呢？靠什么呢？如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你从生下来直到老死，都被预先“计划”好了，你可以等别人为你安排，可以靠别人替你思想，你可以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没人为你“计划”，你没得等也没得靠，你只有靠自己。这时候，你会更清醒地意识到你个人的价值，也更清醒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便你实实在在地主动地去实现你的自我价值。
(6)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带来科学精神。从狭义方面说，从具体的形而下意义上说，搞市场经济，生产有竞争力的商品，不能离开科学，甚至不能离开最新发展的科学成果。从广义方面说，从一般的形而上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最需要务实的精神，最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也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不同于人文精神、哲学精神。我在别的文字中曾谈到，科学主要涉及的是“知”，是回答对象是什么；哲学主要涉及的是“思”，它要对人、对与人相关的对象的意义进行思考、体认、领悟。因此，科学精神的要义是“对象是什么”的“知”；哲学精神的要义是“人和对象的意义怎样”的“思”，哲学精神根本上是人文精神。区别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人文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绝对对立起来。这可能与西方思潮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影响有关。其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虽有不同，但并无根本矛盾和截然对立。中国古人向来把修身养性与格物致知、把尽性与穷理、把诚与明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认为修身养性离不开格物致知，尽性离不开穷理，“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明诚，自诚明，明诚一也”。所谓修身养性、尽性、诚，即属于“思”、属于人文精神的范畴；所谓格物致知、所谓穷理、明，即属于“知”、属于科学精神的范畴。
由此说来，市场经济虽然主要高扬科学精神，但与人文精神并不截然对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不是死对头，而是朋友。
但是，事情总是有两面或多面，而不只是一面。市场经济带给人的精神世界的，不全是正面效应，而是至少还有另一面，即负面效应。
五、市场经济对精神世界的负面效应
市场经济可能会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哪些负面效应呢？试举数条，以就教于方家。
(1)“利”的过度膨胀导致唯利主义和拜金主义。
前已说过，市场经济以求利作为其发展、运行的主要杠杆之一。这本是正常现象。如果一个企业不追求利润，不获取任何利润，它就活不下去，它就得垮台。合理的利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产生“利”的过度膨胀，这表现在：a.许多人往往把追逐利润的原则从经济活动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研、人与人之间交往、家庭、爱情……总之，人生的一切领域，以求利作为人生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原则，求利成为人的生活中压倒一切的根本目的，把人变成唯利是图之辈。似乎除了“求利”，人生再无其他价值可求；但一旦“唯利是图”，并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目的，就变成“唯利主义”，就成为负价值了。唯利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不择手段地追求暴利，损害他人，损害社会，不顾道义，不讲信誉，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利与义的关系应该保持在一种合理的适度的张力之中。所谓“合理”、“适度”，即以有益社会和他人、至少不损害社会和他人为“度”。这样一种“张力”、这样一种“度”表现为在一定条件下“义”与“利”的平衡。但是利与义往往失衡。在中国古代，利与义的失衡表现为义压倒利，重义轻利，或者只要义不要利。儒家的信条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何必曰利”，“君子言义、小人言利”，“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等。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唯利主义，义利关系倒过来了，义与利的失衡表现为利压倒义，见利忘义，只要利不要义，唯利是图。这对于人类精神文明是一种重大损害和破坏。我主张义与利互相制约、互相制衡。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要注意以义制利，使二者保持正常的合理的张力。b.与“唯利主义”相联系，是更具体地把“金钱”视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捞钱，人生的乐趣就是捞钱，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可以不顾廉耻，不要人格。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买得鬼推磨。（马克思对此曾经引莎翁剧中人物的话作了深刻的揭示）认为人与人只有金钱关系，人间温情全都浸沉在金钱的冰水之中，认为世上唯有钱最亲，比亲爹还亲。这就是金钱拜物教，或称拜金主义。一个人一旦把捞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他大概也就由富变穷，穷得只剩下钱了。有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在一个日丽晴和的海边，一个悠闲的渔夫在撒完每天惯例的三次网之后，仰躺沙滩上，吹着海风晒着太阳。一个百万富翁衔着烟斗走过来。
——“你为什么不多打一点儿鱼呢？”
——“我为什么要多打鱼呢？”
——“那样你就可能有更多的钱！”
——“那又怎样呢？”
——“那你就可以买新的鱼网，你就可以打更多的鱼，有更多的钱。然后你就可以买轮船，然后你就可以有自己的船队，你就可以……”
——“就可以怎样呢？”
——“你就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啦！”
——“我现在就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呀！”
这个故事中的百万富翁和渔夫，究竟谁对呢？他们有不同的追求。总的说来那百万富翁还属于市场经济下的正常人，但是在他那里金钱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再走一步，就可以走到拜金主义了。他已经很“贫穷”，再走一步，就“穷”得只剩下钱了。百万富翁还没完全颠倒手段与目的；到了拜金主义，手段与目的将彻底颠倒，只要手段不要目的。但是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天无法仔细讨论了。但无论如何，人生不能只为了捞钱。
(2)“欲”的过度膨胀导致物欲横流。
“欲”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杠杆之一。满足人的正常情欲需求，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以往话语专制的结果，一提起人的情欲二字，往往就作反面的、否定的理解，似乎情欲本身是个坏东西。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在谈“欲”的过度膨胀导致物欲横流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对人的正常情欲的正当权益作些辩护。“欲”的坏名声，恐怕根源于宋儒。他们把理、欲绝对对立起来：“天理人欲不并立”。他们要存天理、灭人欲，似乎不灭人欲无以存天理。所谓“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走到极端，就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直到王阳明还讲“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存天理灭人欲，就是理性对感性的绝对专制，完全剥夺感性生命的生存权利。这太残酷了！他们的思想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当代。20世纪5、60年代，特别是“文革”中，人性、人情还一直作为反面的东西受到批判。但是，情欲果真那么坏吗？不然。在这个问题上，清初诸儒的观点倒是很有道理。王夫之说：“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即使圣贤也未尝不如是。阮元说：“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戴震说：“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得科生生者谓之仁”；又说，“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这样，在清儒看来，人的感性生命欲求是天然合理的，而且这种生命欲求还构成生命发展和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和基础。而且，在他们看来，人的情欲与“理”并不矛盾，“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王夫之）；人的情欲与道德也可以一致：“道德之感，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戴震）。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
按理说，“欲”与“理”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保持适度张力和合理的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发生“欲”与“理”的另一状态的失衡：不是象宋儒那样“理”压倒“欲”，而是“欲”的过度膨胀之后，“欲”压倒“理”。“欲”一旦失去了“理”的制约和调节，便会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乱跑乱闯，这就是物欲横流。这时，人就变成物欲的奴隶，变成情欲的权隶。于是纵欲、享乐之风盛行。沉浸于纵欲、享乐之中的人，向动物退化，精神世界日益贫乏。
(3)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造成人的物化，人为物所役。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理性而轻视工具理性。前已指出，宋儒把“知”分为两种：“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他们总是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上。并且他们总是把“知”伦理化、道德化，把“明”与“诚”看成是一个东西而归之于“诚”，把“穷理”与“尽性”捆绑在一起而以“尽性”为指归。这就造成中国的科学落后，甚至逻辑学也落后。实行市场经济，为了适应于竞争的环境，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把科技成就转换为竞争优势，这就使工具理性高度发展起来。但是事物往往有两面：有一利即有一弊。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给社会，特别是给人的精神世界又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很好的分析，他指出，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拒绝一切价值考虑的介入。随着工具理性的强化与扩张，人本身也逐渐失去了主体性而被对象化，它似乎仅仅成为机器（广义的机器，包括工业机器、政治机器等等）的附属物，除了服从技术规程之外，别无选择。作为现代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人的独特需要、情感受到了无情的漠视。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仿佛成了科技社会，从机器大生产，到政治机构的运转，处处可以看到技术的专制。（杨国荣：《善的历程》第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工具理性膨胀到技术专制的地步，就变成了对人本身的损害。工具理性升值，人文理性、伦理理性贬值；物升值，人贬值。人变成技术的奴隶，变成物的奴隶，到最后，甚至人也变成了物的一部分，变成了物。人没有了，正如弗洛姆所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37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其实，“人死了”的问题不是20世纪才有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下人的异化的惨状：“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7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工具理性与伦理理性、人文理性保持适度的张力，防止技术专制，防止物质对精神的侵害，防止人的物化，确实是必须关注的大问题。
(4)个体原则的过度膨胀，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造成个人与群体（社会）关系的失衡，危及社会的整体利益。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所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要关系。传统的中国社会偏向于以群体消融使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这是其重大弊病。例如宋儒就把感性的自我视为没什么价值的“私有底物”，因而主张“无我”、“忘我”；“大凡人有已则有私”，必须“大无我之公”，认为“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由止矣”。直到现代5、60年代以至文革期间，我们的主导原则仍然是“无我”和“忘我”，认为“有我”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就是万恶之源，因此人必须不断地“斗私批修”。我们的国家一度几乎变成了一个无个性的国家，连服装几乎也一律灰、兰、黑、白、绿（军人），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颜色一律。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可怕的“舆论一律”。这扼制了个人的创造性，也扼制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性。实行市场经济，推行个体原则，张扬个性，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广阔的自由空间，这当然是对以往只讲群体原则的匡正。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往往个体原则过分突出过度膨胀，以至失去群体的节制，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这就导致只要个体不要群体的另一种失衡。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往往只顾个人、不顾群体，人人为自己，只有上帝为大家。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甚至不惜损人以利己，也似乎成了正常现象；人与人普遍隔漠冷淡、难以沟通，他们之间不再是手足兄弟，而是豺狼。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就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写照。最近上映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描绘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典型状态：人人顾自己，只有傻子才顾别人。影片选择一个“傻子”作为主人公，是有典型意义的。在那个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人如果不只想到自己还想到别人，或者为别人做了点好事，如果他不是傻子，也会被社会、被他人讥笑为傻子。
如何调节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防止个体原则过度膨胀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是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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