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学方法论述评——兼悼念管理大师彼得#183;F.德鲁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得论文,方法论论文,德鲁克论文,述评论文,管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籍奥地利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的方法论是管理学理论体系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了悼念这位世界公认的管理大师，我们特邀曾经师从德鲁克先生的罗珉教授撰写此稿，并在大师逝世后的第一时间里予以发表。
一、德鲁克对管理学方法论的贡献
从严格意义上说，对德鲁克本人和管理学经验学派的方法论进行评述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一方面，由于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学者的著作风格独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许多学院派管理学者很难从总体角度上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经验学派学者在研究基础上采用的是本体论和实在论的方法论，评价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势必要回答构建管理理论的社会建构论与本体论和实在论的方法之争问题。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而正是这种研究风格，成为了当今以哈佛大学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法”的奠基石。但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德鲁克的确是管理学本体论和实在论的代表。这就与学院派管理学者所推崇的社会建构论格格不入，自然不会得到学院派人士的喜欢，他们批评经验学派的研究缺乏哲学根基，认为如果按照德鲁克的研究进行下去，那么，会导致管理学不能从哲学的根上成长起来。[1]
从严格意义上说，德鲁克和经验学派的研究风格源自于美国《系统杂志》(现已更名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出版商A．W．Shaw。A．W．Shaw在1911年应哈佛大学商学院之邀第一次在该商学院讲授《经营方针》课程。哈佛大学商学院当时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想从高层管理者的视角帮助学生整合在各门具体管理职能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为此，A．W．Shaw邀请了大批公司总裁参与了这门课的教学，让他们与学生一起讨论应该怎样解决具体问题，使学生知道公司高层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关键性问题。[2]哈佛商学院的其他一些教授(如M．T．Copeland、George Albert Smith，Jr．和Edmund P．Learned等)对企业总经理进行了分析，试图得出企业竞争优势的评估方法。他们认为，企业总经理做出的决策对企业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总经理是对企业的环境进行分析、对企业的强项和弱项有充分了解、对选择能使企业实现最大价值的战略等负有重大责任的个体。尽管总经理可以选择众多的下属经理来帮助自己实现企业的战略，但总经理的素质是衡量一个企业业绩的主要标志。高素质的总经理被认为是企业实力的象征，而低素质的总经理则被认为是企业虚弱的征兆。
正是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德鲁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集中研究高层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关键性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从高层管理者的实践中归纳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原则的研究方法。于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方法论得以形成和日臻完善。
在我们看来，经验学派对管理学方法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的经验研究批评了传统管理学不假思索地采取偏重于狭窄的归纳法的实证主义方式，他们直接调查个体的理解、他/她的行为和经历，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解释这个世界，从管理学者自己作为股东和行动主义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的立场，在复杂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形成和再造我们的未来。在他们看来，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管理学者被迫与它产生联系的世界，管理学者被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管理学者应当适应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学院派管理学者所认识的理性、客观化的语境世界。
2．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科学，并认为自然科学是探寻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管理科学则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中的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可循。因而，在管理学研究中必须注重对个案的考察。例如，经验学派学者、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小阿尔弗雷德·P．斯隆(Sloan)在1963年出版的《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就反映了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实践，从而提出了M型组织具有先天的效率优先性的观点。[3]
3．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方法论认为，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组织活动由个人行动来决定，个人行动由个人动机、行为规范和价值关系来决定。德鲁克(1942)认为，人在本质上的不完美性是分权原则的根本依据，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并对选择导致的结果承担责任。通过改善管理，现代企业可以在遵循和发扬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持续发展。[4]经验学派主张，管理科学首先要研究个人行为的动机与组织规范，反对实证主义管理学把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些无个性的社会事实或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
4．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方法论认为，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着重于分析社会组织整体的因素，找出它的构成成分，说明组织整体与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各社会组织有机体时强调开展分类研究，说明其个别的功能，反对实证主义把管理学研究归结为只对各种组织及其管理现象的总体说明。德鲁克等人在不同的研究中运用特定的社会维度(social dimensions)来分析、解释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具体管理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告诉管理学者，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用不同的社会历史因子(social historic factor)来进行对管理问题的衡量，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和管理方式可能更好。[5]而利用这种历史语境来进行分析，可以使管理学的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语境驱动性质，更容易把握新理论在新历史条件下得以出现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学派的管理学者的确比学院派管理学家多长了一个“心眼”，即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多加了一个新的坐标轴——社会历史因子(social historic factor)。换句话说，在对复杂的社会人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方式做出的管理决策进行评论时，按德鲁克一贯的分析方法，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必须假定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problematic context)，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维。
5．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方法论认为，管理科学的主要方法是以描述性的历史方法说明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反对在管理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概括性规律方法。例如，在德鲁克的研究中有大量的理论来源于早期经济学家的理论。德鲁克最有名的关于企业经营就是“引导消费、创造顾客”[6]的定义，是来源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决定消费的论述。又如，德鲁克指出的企业的根本目标是创造财富，而不只是为了控制成本，[7]而这一理论来源于约瑟夫·A.熊彼特(Schumpeter，1939)的创新理论[8]和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7～1734)的商业理论。[9]但是，德鲁克都将这些理论放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加以考察，并用描述性历史唯物论方法进行了新的诠释。
6．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方法论认为，考察管理主体的认识能力是主要的认识方法，而实证主义的所谓客观事实是由管理主体的认识能力产生的，管理科学知识是主观的和相对的。例如，德鲁克在《管理新范式》一文中强烈反对学院派管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思辨哲学，他所倡导的代替真理的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和康德的“知识的先验条件”原则并无实质性的区别，[10]德鲁克只不过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用现代管理学或者说是自管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管理学范式”中的人文主义因素，来反对或调和其中的科学主义因素而已，倡导基于知识和知识工人的“管理的新范式”。
二、德鲁克方法论的思想张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管理理论也随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为管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强调管理学基本假设和价值观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了管理学过程哲学理论。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假设之上的。这一系列基本假设是：以高层管理者的实践经验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首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所特有的基本价值观和假设，确立一套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然后通过对管理实践经验的比较研究来构建管理概念和理论；最后，通过管理实践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有效性，以修正原有理论或发展新的理论。
我们认为，德鲁克方法论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是：强调有关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基本假设是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的，这就是说德鲁克方法论坚持的是特定历史一社会维度(historic-social dimensions)的思想。经验学派认为，管理学面对的困难是，对处于不同时代的管理学不确定性的假设并非是恒久不变的。彼得·F．德鲁克(1999)指出：“社会科学……重要的假设不像自然界的自然定律是恒久不变的；它不断地变化，昨天成立的假设，今天可能不能成立，甚至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为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审视过去的假设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创立一套新假设作为研究基础，才能应对21世纪的挑战。”[12]
2．强调知识管理和对知识工人的管理是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员工的新思想。在面对“惟一的不变就是变化”的知识社会时，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坚持管理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对组织的管理，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对工人的管理。德鲁克强调，在知识社会，对知识再生产知识的过程进行管理和对知识工人进行管理是管理的基本问题，组织及其管理的基本任务应当是注重对知识的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超越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知识的系统运用使知识具有创新知识的特性。与此相适应的是，员工队伍也从体力劳动者和一般文案员工转为知识型工人。德鲁克(1988)指出，在以知识工人为主的组织中，知识存在于基层，存在于知识工人的脑海里。这些知识工人在基层从事不同的工作，自主管理和自主决策，这意味着组织权力的分散化，必然要求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命令—控制型”组织结构转变为以知识员工为中心的扁平形信息化组织结构。[11]在后现代组织中，管理原则、管理艺术、管理制度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不同于从前，知识变成一种“权力话语”(a powerful discourse)，它既能够再造知识，又能够创造新的管理原则、管理艺术和管理制度。知识成了权力，形成一种新的约束、引导和控制模式。
在德鲁克的眼里，在未来社会中，知识工人将会占到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的五分之二。知识工人是新“知本家”。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惟一的核心稀缺资源。这意味着在知识工人群体的手中掌握着生产方式，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通过手中的股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他们实际拥有知识社会许多公司组织主要的所有权。知识工人将自己视为与企业组织平等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知识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资历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老板和雇员组成的社会。知识工人以他们涉足的知识领域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在特定的机构中工作，但他们并不对这些机构有归属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不同机构中从事同一种知识工作的人更有认同感，而不是对同一机构中从事不同知识工作的人有认同感。针对这种变化，彼得·F．德鲁克(1992)感慨地说道：“管理之道不在管人，而在管理知识。”在德鲁克看来，未来的社会是知识社会，未来的组织都将充溢知识工人。而知识工人犹如游牧民族般地逐水草而居，热爱工作但不一定热爱组织，哪里有知识可以追逐，哪里可以享受成就感，就往哪里走。未来的人是独立而有个性的。劳动者身份的转变和员工工作性质的变化，要求组织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激励和奖赏员工，提高必要的协作与信息沟通，并为员工开展业务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3．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管理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对推动其他学派的研究作用巨大。管理学是一个极广的范畴，其研究的问题从企业组织层面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或两类基本问题来展开：一是企业组织的活动方向问题；二是企业活动的组织问题。作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哲学、企业经营、管理原理、非营利组织管理、组织结构、高层管理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所涉及的问题涵盖了这两类基本问题。但是，这两类基本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所展现的特征是不同的。企业组织的活动方向问题，往往是企业经营问题和高层管理问题(当然也包括管理理念和经营哲学)，属于组织的战略问题，具有非结构化的特征；而企业活动的组织问题，属于各项具体的管理职能问题及其结构的设计问题，具有结构化的特征。经验学派研究的侧重点应该是前者，虽然他们对后者也有研究，但相对而言其研究重点显然是企业组织的活动方向问题。
正因为如此，经验学派强调对管理学的再造必须以个人再造为起点。德鲁克强调，仅仅是企业组织的再造是不够的，必须以个人再造为起点，实现企业组织的再造、社会的再造和政府的再造，即整个社会的全面再造。再造的目标很明确：个人再造主要是指知识工人必须学会个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并承担社会责任。德鲁克(1993)强调指出，工业化国家的管理者有责任向员工灌输这种个人再造的观念，将他们转变成社会的贡献者。企业组织必须通过再造来克服持续成功的障碍。政府再造的目标是建立小而强的政府，而社会再造的目标则是依靠非营利性组织来重建社区。
德鲁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2005年1—2月号上的《管理自我》。在文中，德鲁克(2005：100～109)再次强调，知识经济到来后的成功属于那些知道自身能力、价值和如何才能做得最好的人们。但是随着机会的如期来临，今天的企业却不能管理他们员工的职业生涯。知识工人必须有效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行政长官”。知识工人在组织中待得更长久，但同时也是流动的，因而对管理自我的需要发生了一次革命。
4．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路线，强调管理学的实践有效性。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应当是从管理实践者们的视角看到的世界，是对他们在变化的管理环境下的感觉所做出的响应，向他们提供价值系统(value system)，用以解释现实，作为行动的基础和约束行为的伦理限制，赋予工作、财产、管理、效率、绩效、质量、卓越、创新和知识等管理概念意义。因此，管理学研究就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路线，这样才可以使管理学保持高度的实践有效性(effectiveness)。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主张用一个比较不具有冒险性或风险性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他方面统统都应当被看作是信息知识，并作为管理的参考。在经验学派的学者看来，管理学范式中的“知识”根本就不能被称为“真理”，而是“信息知识”，它只有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具体管理问题相结合，才具有知识和真理的特性；“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而是“迹象”，是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所赋予的意义。由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同样的“事实”赋予不同的意义，所以，管理学除了在“暂时稳定”和“在使用中不断构造”的意义上存在之外，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持续而长久的含义不明确。而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路线，形成了与社会建构方法论不同的关于管理学知识发展的主张。被称为企业界精英的英国帝国化学公司(ICI)前董事长约翰·哈维—琼斯(Harvey Johns，1993)认为：“困难在于永远也不会出现一种万灵管理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一种无所不包的系统能使组织对付每种特殊情形和时刻，……管理人员的技巧体现在熟知一切……，并能选择适合他的组织所面临的状况和时机的那套方法。”哈维—琼斯的这段话，对我们这些德鲁克的门徒来说，简直就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