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部分学者看来，把社会主义（尤其极端年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相联，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若想全面客观地把握和评价中国在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从世界历史和现代性的高度，采用比较和联系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设计和实践非常必要。我认为，就文学理论的回顾和发展研究而言，重提社会主义并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既不是向20世纪60、70年代“极左”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回归，更不是向80年代启蒙主义对“极左”文论的批判回归。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本文拟从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视野出发，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论的社会主义内在本质规定问题，或从社会主义的视域审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对于这一理论任务，国内学者已有所涉猎，然而由于该种言说自身还存在种种不足，以及西方现代性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处于压倒性的话语优势等原因，中国文学理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言说被不协调、不恰当地边缘化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阐述社会主义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关系非常必要。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学界一直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社会主义言说部分。哈贝马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分析时一度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但未能把它当作一个理论及实践课题去对待。有人认为，哈贝马斯的相关考察理当成为中国学者思考现实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的一个起点①，然而这个被哈贝马斯悬置的课题却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卡林内斯库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把欧美开放社会的现代性称为“真正的现代性”，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代性称为“虚假的现代性”、“冒牌的现代性”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迷向状态②。社会学家埃森斯塔特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纲领中的现代性叙事当作是现代性的文化纲领的“一部分”来看，但又认为它们“还现代得不够”，因而称之为“现代性的阻碍与扭曲”，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错误表述和有缺陷的解释③。以上二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表述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对于我们这些处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中的中国学者而言，对其学说做出理性的思索和回应理当成为现代性论争的重要理论课题。另外，大卫·格里芬从悬置意识形态对抗的后现代视角所作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论述更值得注意，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的一种形式，而且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识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现代理性化的特点④。虽然格里芬只是从经济形态上评价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但他毕竟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方法。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现代性形态都是有缺陷的，都应当被建设性地终结，这种观点打破了现代性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与之思路类似的还有布赖恩·斯温，斯温在把社会主义当成现代性叙事的一个版本的同时，也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共有的缺陷⑤。由此可看出，虽然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在结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往往能够在立足于自身现代性和制度系统的同时，也关注到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并考虑到其他现代性方案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处在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内部的中国学者却对他们的这些言说，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问题都没有多大兴趣，这的确耐人寻味。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大论题，中国学者需要对其背景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二者的合法性“统治”的规范系统与现代性之关系，这需要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现代性反思应当基于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的反思和诊断之上，然而近年来国内的现代性论争并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分析平台，缺乏一种从社会学出发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现代性分析。而惟有既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代特征，又对西方的现代性做出纵与横、现实与意图的多层面的联系和比较的阐释才符合其要求，若是单纯从80年代新启蒙的批判立场的分析出发，即使跟社会学的分析有关，也往往会囿于个人生活的得失成见，是很成问题的，而绝不可能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分析。这种缺乏也为文学理论和审美领域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讨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再者，社会主义叙事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从意图上、理想类型上实际处于更加“现代”的阶段，然而为什么我们竟然可以从学术上轻易悬置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从现代性的论域中放逐，将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课题加以抛弃？当我们把西方学者自身面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课题摆在台面上时，似乎我们面临的是与西方同样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的考虑究竟应被置于何地？当我们面对本国20世纪的宏观问题或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否继续用“物欲的膨胀”之类的话来搪塞？然而在绝大多数论者那里，现代性理论仅被等同于对普遍资本主义的一种判断或说明，而中国只是被纳入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在他们眼里，现代性言说似乎可以完全抛开中国的制度背景不管；要么就是以为，重提社会主义似乎本身就是在制造二元对立，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思维方式。这种看法无疑是一种误解，它把在历史上作为对象形式而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按照其本性对现代性的回顾混同起来，这使他们的现代性言说不仅缺乏理论资源，而且失去了对象。
本文将以国内现代性研究的上述原则性问题为思考线索，从操作层面上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加以展开：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文论现代性研究中的概念误置问题。分析该问题的目的在于指出国内学术界文论现代性研究中的根本缺陷何在。2.中国本土现代性及文论现代性的质态问题，或其整体结构和根本性质问题。阐述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确认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独特品质，并对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及文论现代性的构造做出适当的分层，认清它的本质规定。3.中国文论社会主义现代性命名的必要性、理解时限、历史描述和重建等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和当代“文革”文论均具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品质规定，并在未来的文论重建中负有责任。有的学者已经能够认同建国以前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品质，然而却把“文革”文论视为畏途，这实际上是不愿承认或不能够正视“文革”文论所导致的结果。为此，分析“文革”文论的现代性和价值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二、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论争的关键性缺憾
近年来，国内文论现代性问题分析和反思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把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当作一个普适性的概念来使用，以分析中国自身的问题。我们吃惊地看到，现代性这一原本来自西方制度系统和学术话语的概念却被众多学者直接拿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诸现象。不少学者在分析中国本土的文论和审美现象时，往往直接地、体系性地移用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及卢梭、尼采、韦伯、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的现代性话语，却不去细审为何这些西方圣贤对西方现代性所作的沉痛反思却可以直接拿来用在对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分析上，其依据究竟何在。尽管不同学者在不尽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着现代性概念，他们对同一现象所下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但他们要么不假思索地移用西方的现代性概念，要么把西方的现代性当作中国现代性方案的标准，且对该概念与作为所指对象的中国现代性实际是否相符、该概念在中国是否发生了歧义等诸多问题不作深入考虑，致使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品格被严重地误解为某种非现代、非本土和非社会主义的他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主张：
一种是否认中国存在现代性问题或否认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主张。有人把这种主张视为“怀疑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解释有效性的看法”⑥，这在逻辑上似乎把问题搞颠倒了，或者把看待事物的方法和被看待的事物混淆不分了。事实上正相反，这类主张之所以能够武断而盲目地判断中国文学和文论不具有现代性，所依据的恰恰是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概念标准，是过度相信“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解释有效性”的产物，而非质疑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解释有效性的产物。这种主张的主要失误在于不假思索地移用西方的现代性概念，然后以之衡量中国的文艺和文论实际。也有学者把该主张所持的现代性观点回溯至心理现代性的分析者齐美尔和舍勒那里⑦，这等于从学理上丰富了该主张，因为该主张的现代性观点实际上只是源于对当下流行观念的简单因袭，并无其他深远的学理渊源背景。杨春时等学者的文论现代性研究可为其典型案例。杨春时以封建蒙昧制度的批判者的姿态进入现代性问题的论争，其思想特点有二：1.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文论和美学不具有现代性，而只具有“前现代性”或“近代性”；2.指出其不具有现代性的理由，即它们还没有像西方文学、文论和美学那样具有超越、反抗或反思“世俗现代性”的品格⑧。这实际上是把整个论述框架简单地确立在一个数十年来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分裂型的现代性概念，即卡林内斯库所概括的两种现代性（指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立⑨）的概念之上。如杨春时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里注明他的现代性概念是来源于李欧梵的⑩。那么李欧梵的两种现代性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姑且不论汪晖的论文及其对卡林内斯库现代性概念的介绍所可能产生的影响(11)）实际上，通过考察可知，李欧梵所引用的现代性概念正是来自于卡林内斯库的，对此，李欧梵自己曾经指出过(12)。因而杨春时的现代性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西方近期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只不过这个流行说法最终也是以席勒、康德和马克思等人的现代性分析为依据的。同时我们注意到，李欧梵在借鉴卡林内斯库概念的同时，还同情“另类的现代性”的说法，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现代性”的现实，要求人们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进行对话，解释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13)，这显示了他的灵活性和独创性，并摆脱了西方一元化和霸权式的理论体系。但杨春时却只认可西方现代性样式的存在，把不符合西方审美现代性标准的中国文艺、文论和美学统统归入“前现代性”的范畴（原因是中国文艺和美学没有超越或反抗启蒙和救亡这类世俗现代性），这无疑是机械搬用西方理论的结果。
另一种是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论具有现代性，但却视之为有缺陷并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主张。在学术界，这一主张似乎在表面上与上述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文论和美学只具有“前现代性”或“近代性”的观点存在尖锐冲突，但实际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即当他们面对中西方的现代性实际时，都只认同西方的现代性，包括审美现代性方面，而认为中国文学和文论要么不具有现代性，要么就是现代性不充分，或者是一种畸形的现代性。对于这种主张，我们可以陶东风为例作简要分析。陶东风与杨春时在模式上都采取了卡林内斯库的分裂型现代性概念。在中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评价问题上，陶东风似乎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的谨慎，但实际上他的评价不仅以西方的概念为出发点，而且以西方的现代性标准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归结点。可分为几个层面：一是他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虽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但它们共享某些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叙事和人文社科研究也具有某种现代性；二是根据李欧梵的研究，认为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话语中，启蒙现代性一直呈现单一发展势头，而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状态，致使中国现代性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矛盾—张力结构。陶东风关于中西现代性优劣的评价，在于认为现代性的张力结构是西方现代性的优点，反之，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单维性却导致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缺席或被压制，是对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扭曲或“曲解”，主张中国的文化艺术应当像西方一样拥有自治权(14)。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西方的现代性分裂、西方的现代社会政治体制都是值得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加以效仿的。
文论界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态度，如上所述已有两种表现。然而部分涉及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殖民主义（如有些学者对于“中华性”的倡导(15)）等论题的理论表现亦不可忽略。这些理论虽然将主要目标锁定在终结中国的现代性上面，然而其做法要么是将中国80年代前的现代性问题加以悬置，要么就是将中国的现代性误解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单纯寻求或认同。
例一：王宁等人的“后新时期”命名。这个1992年就现于媒体的术语，据说命名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提供“阐释代码”(16)。这里引人注意的是，命名者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或与国际文论界进行对话而参照国际后现代主义论争来发明这个术语的，具体而言就是参照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命名了“后新时期”，并为其注入“众声喧哗”等后现代意涵。后来，王宁扩而大之将“文革”以来的中国历史分为“前新时期”、“盛新时期”、“后新时期”三个阶段，同时指出这三个阶段类似于西方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17)。我认为，这个对1976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断代，除了认同“盛新时期”的现代性以及“后新时期”的后现代性以外，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1976年（这是被怀疑跟“现代”多少有些关系的中国历史开始的第一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还不能算是进入到了历史当中，或者最多可被划入前现代范畴。因而在“后新时期”术语命名的背后，西方概念、西方历史和惟一线性历史观被凸显在外，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历史遂被遮蔽。
例二：张颐武将中国现代性基本形态的内涵仅仅理解为对于“个人主体”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18)。虽然张颐武没有回避建国后至80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现代性知识建构问题，然而他却只将民族国家的建构当作这段时期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方面，其弱点不仅在于遗漏乃至故意从话语上遮蔽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制度依据、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元话语基础等问题，而且回避了此时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存在的、与个人主体的追寻迥异的群体主体问题（在他看来似乎中国只存在个人主义问题），实际上又如何能够将民族国家与群体主体这两个问题相混同？主体性问题又如何能够与个人主体的自由问题通约？既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只表现为与西方现代性的共享共通部分，那么在这里张颐武如何才能证明他所谈论的现代性问题是属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此相关，中国的后现代又如何能解构或走出自身现代性呢？它如何能够在任务上与西方的后现代区别开来？
中国文学、文论是否具有现代性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涉及未来文论建设的策略问题，也涉及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现代性反思或文论现代学题域设置的意义和合法性问题，非常重要。然而通过上述多种意见的陈列，我们看到，国内学术界在中国文论现代性问题上发出的主流声音从一开始就不具有自己的话语立场和概念根基，也就是说，在“谁的现代性？”(19) 这一问题上，人们由于未能够或不屑于细加追究，从而导致概念误置，使论者只能站到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普遍主义立场上，在中国寻找其类似物。而这一点恰恰步了从启蒙主义到韦伯时代诸多东方学家的后尘。
三、现代性问题情境与中国现代性的歧义、质态
我们认为，若想避免概念误置现象的发生，并在此前提下走向事情本身，我们不仅应当考虑概念普遍主义的危害，还应当考虑西方话语中的现代性为什么会成其为分裂的现代性概念、而中国的现代性实际又是什么的问题，这不仅应当兼顾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具体语境，更应当与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应当弄清楚为什么在西方会形成分裂性的现代性概念，现代性及其话语在移入中国时又是如何出现了歧义或转义，形成了一种怎样的质态等。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诱惑，不少学者对于这种现代性歧义视而不见，有人甚至视之为文化和现代性的缺陷。
不可否认，与此相关的有些问题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和争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全球化使用或普遍化的问题越来越引起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总的说来，西方现代性概念平移中国、机械沿用的做法几乎受到一致的责备，这从人们对杨春时所主张的中国不存在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观点的普遍批评就可以看出来。人们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质问，譬如：现代性概念是从基督教文明内部产生的概念，为什么却被用于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呢？(20) 现代性是否就等于“西方性”，西方文论的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有没有特殊性，若有，又在哪里？中国文学理论能否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性追求？“五四”以后的革命性、功利性文论是不是也可视作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合法形态？等等(21)。有人则提出文学现代性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观点，并反对那种孤立、抽象地探讨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划定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取消多种文明文化差异的做法(22)。与此同时，人们也纷纷提出对待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概念的策略，希望借此加深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如余虹提出现代性问题及其用语必须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问题(23)；金元浦提出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当下样态，“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问题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24)；周宪提出我们应适当地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加以修正或进行必要的“中国化转换”，以使之适应于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情境进行有效的解释，等等(25)。理论界的质疑和策略都非常明确，然而却一直没有在理论建构上获得进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探讨问题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原则，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然而，却仍然有两重困境无法跨越：一是西方的现代性无法跨越，二是社会主义和“文革”问题无法跨越。这两个困境往往纠缠在一起。其中第一个困境之所以使人束手无策，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一方面从学理上质疑现代性这个普遍主义概念，另一方面却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建设上倾向于追求西方的现代性，导致了学术方法和生活态度的矛盾，并在学术上暴露出来。比如，有的学者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应当放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结构中去探讨，反对为文学划定统一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尚未达到西方文学的现代性那样完整的形态，把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视为圭臬(26)。有的学者则干脆把“与西方现代文学契合”当作判断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标准(27)。第二重困境难以跨越，是因为当我们认识到应当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情境和现代性实际的时候，却竟然无法指出社会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正是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独特表现形式，绝大多数人仍然仅仅把它们（尤其是“文革”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恶性的发展”，或只能囿于80年代沉痛政治反省的眼界，而非站在人类历史或东西方现代性的整体发展的角度，从现代学的学理、学术上看待这个问题。由于难以跨越第二重困境，所以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主义和“文革”文论话语的现代性问题，或否认中国拥有独特的现代性话语，甚或否认中国文学文化具有任何现代性，这都加重了第一重困境所导致的困难，更加促使人们相信西方现代性概念的普遍性和普适性，而忽略对于东西方不同的问题情境的关注。
西方话语中的现代性为什么会成其为分裂性的现代性概念？它是由什么样的问题情境所导致的？若要整理这个过程，追溯至启蒙运动非常关键。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一文中，依循韦伯的经典性概括指出，启蒙思想家们阐明现代性规划的目的在于使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自由领域相互协调，以丰富社会和日常生活(28)。然而启蒙以后，这三个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现理性所支配的领域并没有构建起一个完美和谐的现代社会，启蒙思想家的天真美梦为资本主义的世俗化逻辑所击碎，导致了理性化危机的出现和各合理性领域的分裂。卡林内斯库指出，“在19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29)。其实，西方现代性的分裂在卢梭时期就已经发生了。从浪漫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反叛至今，不仅是文艺领域，其他如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所进行的现代性反思，既是对于西方现代性分裂的表述与批判，也是西方现代性分裂的表现和结果。因而，西方现代性作为一个分裂性的概念只是对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种说明，它的总体特征在于进步的目的论、对于传统和过去的否定、线性的时间观、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发展、个人主义的自由、分裂性和反思性等方方面面。西方现代性的分裂性和反思性在19世纪催生出它的反面，即反对它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但这种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构建并没有在西方国家获得成功，相反，西方现代性的分裂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非西方国家发生了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非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更加符合中国的问题情境。
在中国，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同时对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其结合形式左右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的选择。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它们发挥的作用各自有别、大不相同，但就整个20世纪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仍然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性方案和现代化建设基本走向和性质的现代性叙事。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态度最初表现为对于两种现代性话语的并行接受，后来过渡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排他性接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往往是冲突关系和共容关系的相互更迭，冲突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惟我独尊（90年代以后几乎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共容的结果则是两种现代性话语面目难分，造成现代性话语类型学上的混淆。当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初期面对这两种现代性话语时，它们表现为共容关系，但最终经过冲突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案。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模式呢？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涉及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当时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时候，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现代性话语也都是可能的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冲击，儒家传统无法在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获得现代化动员的功能，而自由主义话语的现代性方案也因其多元主义的分裂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价值伦理之间的深刻断裂而被悬置（不过，作为现代性基本方案被悬置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中国失去了作用）。再者，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还存在许多阴暗面，如个人的惟利是图、社会的不平等、民族国家的动荡、个人与人民大众命运的脱离等，很多中国人将这些现象当作多元主义的流弊来看。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某种价值的亲和性、一定同构性的现代性话语类型，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没有上述多元主义流弊、又能够在各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支持的、整合型的现代性模式，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反思和冲突中做出的适应于中国国情的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形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出现，成为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发生的最根本的歧义或转义。
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在中国发生的歧义，就文艺审美方面而言，我以为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西方审美现代性概念的对抗性和分裂性特征的整合和克服；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及其本土化形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主导地位的确立。这两点同时也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格局的主导性特征，它们表现于艺术创造理念和理论构建两个方面（分别是对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追求）。在艺术创造理念的确立上，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即西方现代主义的追求，绝不能够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叛、对于人文主义的厌腻和对于艺术的非个人化及为艺术而艺术原则的追求相等同，毋宁说他们的艺术追求的根底仍然是追求光明与忧国忧民，这样就将卡林内斯库所说的“两种现代性混在了一起”(30)。正如史华慈所说，这里存在一种中国特色，即“对个人的信念与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种着眼于使民族富强的目的”(31)。因此，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决不是对于戈蒂叶提出的同一个口号的沿袭，其实它本身就是对于西方分裂型现代性的一种克服形式。另一方面，在文学理论思想的构建上，中国的主流文论吸收、整合了游离性的文学知识分子和创作方法，使他们服从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人类解放的最高目的，倡导、提出和阐明了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理。这一点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关系，因为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它是在与传统和西方进行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才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和本土现代性特色，使之呈现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面目。
但是，若论及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质态结构，只强调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而言的中国现代性的歧义，这在答案上也不能说是全面的。中国文学与文论现代性的质态结构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即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歧义，同时又体现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部分原义。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并没有拒绝对于现代性共性的某种认同，如对于以否定过去的传统为旨归的进步的目的论和线性时间观的信仰；社会各领域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展开；遵循主体的自由原则等。若从该层面去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则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末的一些显著表现，如一种偏重当代的观念的日益增长，从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于新异的趣味的追逐等，这种追求伴随着旨在使中国走向“现代”的每一场社会和知识运动。诚如李欧梵所言，它意味着“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32)。同样，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革”文学所体现的现代性也绝不是与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现代性完全一刀两断的，这种文学仍然表现出了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对于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于人权、民主和自由（另一种人权、民主、自由观念）的维护。而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建设上，我们也强调具备科学化、逻辑化、概念清晰化的工具理性形态等。不过，上述文学文论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仍然只是局限于中国审美现代性质态结构的第一个层面，若忽略对于中国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歧义层面的分析，则又势必陷入一种浅薄的共性的怪圈里去。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言述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般仅止于关注中国现代性中与西方现代性的共享共通部分，或者只是用西方他者的语言命名中国的现代性实际，而遗漏了作为中国现代性特殊质地的非共享部分。如当人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表现进行探讨时，可以把现代性话题从“五四”及30年代的现代主义追求一下子跳到80年代以后，似乎这中间发生的一切与该话题无关，而且遗漏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和实践中对西方的现代性曾发起强烈质疑和力图进行超越的部分，这可以说是中国90年代以来现代性言述的最大失误。
四、社会主义现代性与中国文论的过去和未来
在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的现代性论争中，社会主义言述可以说是一种被不协调、不恰当地边缘化了的声音。其特点有二：一是这种声音虽不太引人注目，但在本民族所处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它却是立足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实际所作的思考，与西化趋势中的国内主流现代性话语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二，它基本上是就原则问题发表看法，尚未对社会学与文学的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时间上未能对现代与当代作一个贯通的理解，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这里首先对国内就该题域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识见做一个回顾。
最早从现代性视野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象的国内学者是汪晖。汪晖于1994年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乌托邦”则是隶属于现代性的“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的现代性思想形态(33)。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汪晖提出和论述了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以及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理论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34)。这一观点也许受到了卡林内斯库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35) 的论述的启发，不过确是符合中国思想状况的一种看法。汪晖提出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同是现代性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一度受到学术界的激烈批评(36)，但确实富有现实意义。汪晖的现代性研究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对中西方现代性的差异和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思考，找到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描述的基本语汇，研究了本土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传播过程及其功能。虽然这种研究还不是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但它却可以为我们思考文学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因为正如上文所论，国内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一直为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和概念所湮没。9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在国内继续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如刘小枫在审理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表露出了建立自己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的意图。在谈到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社会实在这一问题时，刘小枫依据欧美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及社会实在的差异，提出应当使用“与社会主义式民族国家的社会实在相切合的分析性概念”（如“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等），去分析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课题，甚至去分析“文革”(37)。这种构想和实践在中国本土现代性理论的构建上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其思路和看法值得国内文学学者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大胆地指出和分析了“文革”的现代性，视之为“社会主义式启蒙”的“顶点”和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现代化事件”。对于文学理论而言，若能够沿着这一思路，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视域重新审理20世纪中国文论和“文革”文论，则不啻填补中国文论的历史空白。
世纪之交把上述设想付诸文论实践的研究者主要有余虹等人(38)。由于在思路和言路上受到了刘小枫的影响，余虹使用了刘小枫提出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等三项分析性概念去分析中国文论话语。他主张从政党实践上去理解中国的“现代”制度文化，继而把中国式政党实践当作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钥匙，把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元话语”分为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两类样式加以阐述。同时余虹在定义“现代性”这个概念时也基本上采用了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等人的拆解式口吻，以之指述一种基于“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的“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39)。在外延上，各种革命工具主义，从较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两结合”，都被纳入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话语之列。这样的做法也许是认为中国文论不具有现代性以及怀抱启蒙主义策略的学者难以接受的，然而他们从中也可以得到些许共鸣，因为余虹毕竟对文艺独立路线充满同情，毕竟对政党意识形态和革命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表示不满，毕竟对革命和政治话语的正当性表示怀疑，具有一种消解革命文论的元叙事、力图回归艺术自由和“文学本身”的潜在意图(40)。这样一来，余虹的文论既带有“后”的特征，又朝着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分裂回归，因而兼具启蒙和消解（偏向于政治批判和抗争）双重身份。我们认为，余虹关于新文论建设提出的新历史主义观点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他关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论说则存在一些不足，如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孤立化、忽视西方现代性语境的牵动效应、过度贬低中国文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把“文革”文论说得一钱不值等。换言之，其主要失误在于研究方法和策略方面，一是忽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现代性语境，再就是未能告别80年代的情愫和眼光。这样的不足是应该在中国20世纪文论史的重写和未来文论的构建中加以避免的。
我以为，若要富有成效地探讨和构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就不能不解决以下这些问题，它们都是具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1.命名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给中国的文学理论指认现代性这个共名，或为什么要确认中国文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品格的问题；2.历史描述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命名去理解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和文论史，这一命名在国际语境中所体现的规定及所揭示的歧义是什么；3.重建问题，即如何构建未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问题，未来的文论构建如何考虑以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规定和作用。
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多余，因为有人确曾认为与现代性有关的命名属于学术化约的无谓之举，这种对于命名的怀疑其实也是对于相关学术策略的怀疑。我认为，对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命名，其意义并不止于扩大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还在于能够改变人们的历史观。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命名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起码有四个好处：1.引发研究方法的重新调整。从现代性视野出发的文学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性研究，而是一种以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现代转型之关系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融合了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反思密切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对话理论等多种视界。2.有利于在学术上突破狭隘的时间阈限，承认“极端的年代”的现代性。它促使我们走出80年代的激越和政治的狭隘的思维定式，以更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建设历史，检视社会主义大背景下不同时代的不同启蒙形式，理解诸如“五四”的启蒙、“文革”的启蒙和80年代新启蒙的各自的特异性以及相互间的对话关系。也许人们将会发现，“五四”现代性的弱点可能并不比“文革”现代性的弱点来得更少。3.有利于在学术上突破狭隘的空间阈限，把文化对话引入其内。现代性研究自明地包含着中、西方视野，舍弃、忽略任一视野的中国文论现代性研究都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在中国的单一语境中研究，也不能以西方文化为规范进行排他性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文化间的交往活动的过程”(41)，因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提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形成、实际发展、歧义出现和转型，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发生的。4.在现代性概念系统的内部，通过命名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则又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性概念和理论自身所存在的不足，以更真实地描述中国的现代性实际，这不仅有利于反思西方现代性，而且有利于整体地检视、反思和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由于上述作用的存在，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反思的视野出发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重新理解，就既不同于80年代以前文学教科书对于中国文学现象的过度政治化的阐释，也不同于80年代对于文学的短视距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及“文革”叙事的过度反应。
第二个问题表现于历史描述方面，涉及文学史和文论史的重写问题。我们认为，通过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关键词的把握，可以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和文论史的整体基本精神、这一命名在国际语境中所体现的基本的现代性规定及所揭示的歧义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性追求的主体与内核，也是中国新文学事业的灵魂，同时，这种追求不只是建国以后文学文论和“文革”文学文论的基本精神，也是建国前和80年代现代性方案调整后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基本精神。按照这一线索，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中国社会和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史或现代性的追求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国以前为前社会主义阶段，50到70年代为典范性社会主义阶段，80年代后为后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调整、重建阶段。建国以前，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虽没有确定，但相对说来，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知识界、文学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和文学的多元现代性追求逐渐被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主流追求取代的趋势。30年代以前是中国文论多元现代性的追求期，这时社会主义还只是其中的一元。4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使中国文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主流追求得以显现。50到70年代则是一个典范社会主义阶段（至少在文学上），因为该阶段表现出全国性的对文学理论观念的纯化的努力，社会主义的追求不仅仅是主流，而且被纯粹化为惟一的选择，因而，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文论观念相对于西方审美现代性而言的极性特征，这个时期应当是最典型的。在80年代以后的调整、重建阶段，中国文论实际上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40年代以前对于多元复合现代性的追求路径。
通过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关键词的把握，既能够使中国文论在国际语境中所体现出的基本的、中西共享共通的现代性规定得到描述，又足以自明地揭示中国文论现代性追求的根本歧义所在，尤其在描述典范期社会主义文学时，这种作用能够更明确地彰显出来。首先，典范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典型地体现出了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共通方面，尤其体现了韦伯所说的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兹举两点为例：一是对于前现代的传统文化遗产和资产阶级文化所表现的决裂和批判姿态。这种姿态在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的名义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攻击和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二是非个人化或极度理性化创作方式的出现。工农兵创作组的非个人化写作是理性化创作的典型方式，这种方式使写作、阅读、观赏都成为一种有理可循的透明化行为和可以分解的、按部就班进行操作的过程，这对于文艺的感觉学特质是一种较为彻底的否定。其实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也只有在它发展到中高级阶段时才会形成这样的非个人化主张和创作导向。综合这两点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论所体现的禁欲主义和理性化特征与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化具有相通之处，甚至达到了大卫·格里芬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理性所难以达到的程度(42)。其次，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命名还能够揭示出中国文论现代性追求的歧义所在。这种现代性追求的歧义主要表现于共产主义事业和群众利益的价值理性追求方面，这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所不具有的方面。既然中国文论现代性的歧义在于为群众利益服务，以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这一本质方面，那么，脱离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规定，而尝试从西方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去理解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论史，其疏离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问题表现于重建方面，即如何重构未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的问题。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重建，既要结合当今社会后现代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社会主义”在未来文论思维中存在和以何种方式存在的维度。在中国语境中，文论现代性问题的表现应有其特殊性，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规定早已进入文学学术的题域，因此，作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传统，它理当成为未来文论的重要维度，而不应该被淡化甚至被忽略。纵使在“一切皆可”的后现代语境下，独独将社会主义排斥在外也是不合常理的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有多种模式相继涌现，如人文精神、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理性主义、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文论学说大多与对世俗现代性的反思有关。作为文论现代性的重建理论，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基本上能够综合折射出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的以上多种理论追求，如审美自律论、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更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话理论等，同时提出了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基本要求在于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43)。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是从另外一翼或从后现代生态学背景下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提出重建的学说，目的在于克服工具理性和“扭转一个时代的偏向”(44)。可以说我们目前已经提出了不少对于未来的文论颇有价值的学说，这里难以尽述。不过我以为，值得补充的地方还是有的。如果我们真正打算对历史和已有的现代性实践持一种对话的态度，并且真正在中国本土挽救现代性危机的话，那么，重新审视、辩证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典范时期社会主义文论现代性追求的得失将是无可避免的，这一任务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采取70年代末以来文论界对该时期文学追求的“罪状”进行彻底清算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没有把该时期文化、文学和政治中的“进步”追求（即指向使劳苦大众全面解放的未来共产主义的追求）当作“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来看，而是笼统地将其划入了阴谋文艺、“前现代”封建残余和法西斯主义的范畴。
中国文论的后现代重建既要求我们对本土的现代性加以反思，又要以建设性的眼光去对待和审视其内在精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弱点在“文革”中得以夸张地显现出来，对此人们已有大量探讨。在许多人看来，“文革”政治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专制主义，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以致有学者将其纳入“前现代”范畴去思考，其实他们没有考虑到，专制主义并非“前现代”的专利，它与现代性也会存在必然联系（如民主的专制），吉登斯就曾说过：“极权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45)。因此，专制主义、阴谋文艺虽然是现代社会应当克服的对象，但现代性的整体并不应因此被推翻。专制主义问题之外，社会主义新人主体的盲目自信、基于进步论的对于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对于自然的破坏性改造，都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现代性后果”，是值得在理论上加以反思的。不过，后现代视角的文论现代性重建既要针对上述现代性弱点提出文艺学的新命题，又不能抛弃中国现代性传统的有价值的方面。
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未来重建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在进行充分的后现代理解的前提下仍可为中国文学与文论提供元话语基础。从后现代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有意误读，因为后现代解读的可能性已经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中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是前现代，而是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共产党宣言》不是从前资本主义，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从后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所进行的系统反思，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见。马克思的这种针对整体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超越意识，自然涵盖美学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觉和超越，可以说，它已经先行具有了类后现代视角。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一方面具有破坏性和疯狂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需要用理性来控制的“未完成的工程”，“正如哈贝马斯著作里所表现的”(46)，这种理解将马克思置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在当今中国面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触目惊心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因此有人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一日不能革除，地球的生态危机就一日不会好转”(47)。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后现代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深层上有多么大的一致性，因此，在二者结合和相互阐发的基础上创生中国新的独特的文学理论观念，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同时，典范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理念精神应当继续得到倡导。社会主义制度一度显示出有史以来人类最崇高的价值精神，并与西方现代性相区别，这种价值精神深深渗透到文学中来，至今仍为许多人所追念。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展开形式，“文革”及其文学文论中的启蒙性和道德崇高感是不可否认的。近年来，由于学术追求的多元化和学理意识的加强，个别学者就典范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追求的性质问题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如洪子诚在认识到“文革”文学体现了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和封建主义等级制色彩、埋藏着人类精神遗产中残酷和落后的沉积物的同时，把它与“五四”的文学追求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启蒙文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层的一致性，表现出反对物质主义的道德理想和“人类追求精神净化的崇高冲动”(48)。“文革”文学文论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中国未来文学文论现代性的重建来说应当是一种可贵的资源。除此而外，社会主义现代性在妇女解放、消除专业领域、精英与广大群众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分裂、协调各合理领域（如文学与世俗）之间的矛盾等诸多方面，对于今后的文学理论仍有启示意义。如在妇女解放方面，有人从西方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压抑了女性的个性(49)，这种结论具有一定的蒙蔽性，实际上，1949—1976年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要超过西方，而当代女性主义者的片面性在于，他们只认同西方式的妇女原欲的破坏性的解放。当然，社会主义现代性能够为中国未来的文学文论提供的资源还不止这些。
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的现代性及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追求相对于西方而言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未来的重建方面，也不可能和不应当是对西方现代性和西方审美主义的模仿，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真正的现代化在任何领域都是同创造性相联系的”，它是对于普遍标准和模仿性的排除(50)。
注释：
①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编者前言”。
②③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5页，第353—354页。
④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⑤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⑥ 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⑦ 杨飏：《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⑧ 参见杨春时《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论审美现代性》（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和《文学性与现代性》（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等系列文章。
⑨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47页。
⑩ 参见杨春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11) 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概念引入中国约有十几年时间。汪晖最早于1994年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1994年第6辑）一文中对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的观点作了介绍。
(12) 参见李欧梵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探索“现代”》，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13)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200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陶东风：《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15) 参见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6) 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载《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
(17) 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谢冕、张颐武编《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8)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19)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0)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12页。
(21) 金永兵：《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意识》，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2) 龙泉明：《近代性，还是现代性》，载《南方文坛》1997年第2期。
(23) 余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24) 金元浦：《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25) 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26) 把龙泉明的《近代性，还是现代性》与其另一篇文章《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这种矛盾。
(27) 刘锋杰：《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28) 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1页。
(29)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47—48页。
(30)(31)(32)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9页，第235—236页，第235—236页。
(33)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9、11页。
(34)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0页。
(35) 称毛泽东思想为“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应当更准确一些。
(36) 可参阅郜元宝《学术“化约”与“化约”的学术》（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2期）、杨春时《“现代性批判”的错位与虚妄》（载《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韩毓海《“相约98”，“告别98”》（《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文章。
(37)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9页。
(38) 刘小枫、余虹之后，逄增玉、陈建华、陈晓明、王一川、陈占彪等人在自己的著述中对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主导的文学、文论与现代性的关系作过不同程度的勾连。
(39) 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40) 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87页。
(41)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34页。
(42)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63页。
(43)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44) 鲁枢元：《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
(45)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46)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22页。
(47)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的原则》，载《新东方》2001年第1期。
(48) 洪子诚：《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49) 刘慧英：《女权／女性主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50)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360—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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