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等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机会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上看，教育机会均等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命题”，这是因为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传统与变革的一个永恒命题，因而“教育的历史是人类不断探索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历史，是教育机会均等与不均等不断冲突的历史。”（注：刘建丰.教育传统与变革的一个永恒命题：教育机会均等——读《教育的传统与变革》.外国教育动态.1991）但在国际社会中广泛使用“教育机会均等”一词，作为教育改革的重大目标之一，那是在本世纪60年代末。其原因为各国在本世纪50-60年代之间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贯彻“人力资源政策”(man-powerpolicy)和“社会平等化战略”以及“教育资源”(educational resources)的均等化分配方案，学校教育已经迅速地膨胀起来，但是，在60年代后半期，人们逐渐发现“教育机会均等”的愿望或命题并没有真正获得实现，于是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议论便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局面。作为对“教育机会均等”命题的重新审视最初导源于美国的“科尔曼报告书”（Coleman Report 1966年）和英国的“伯劳登报告书”（Plowden Report 1967年）。从此以后，人们将注意力逐渐地转向探讨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上来。可以说，许多国家的负责人都把“教育机会均等”列为教育政策优先要达到的目标和优先研究的层次。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与社会制度不同，因此，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和努力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就像西方从阶级差异和种族歧视方面来揭示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根源，这种途径虽然正确，但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本文试图从我国国情出发，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机会均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如何看待我国女性教育普及和机会均等问题
致力于女性教育普及和机会均等一直是中国现行政府和社会各界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剥夺女子的受教育机会，限制女性进入社会。尽管近代革新志士几经努力兴办女学，但到1949年解放时仍有90%的女性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因此，普及女子教育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是新中国政府纳入宪法的重要事项。解放初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女性教育机会均等的第一步必须是从女童的入学率和扫盲抓起。面对如此庞大的女性文盲群体，这项工作的困难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民经济还比较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在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的30多年在女性教育普及上所做出的努力。据查，“全国6岁及6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总计为60611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24397万人，占40.25%；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计算，1987年在全国6岁及6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中，女性占42.36%，提高了2.11%；6岁及6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女性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女性总人口数的56.33%，也就是说，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女性人口已具有小学文化水平。”（注：钱民辉.女性教育资源、区域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虽然我国女性在近30年来接受各种教育的学校数量和人数都有显著增加，较大范围的扫盲运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并且女性的教育程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世界各国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的女性文盲均高于男性，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全世界60%以上的文盲是女性，而中国的女性文盲、半文盲已超过世界的百分比数，”（注：刘建丰.教育传统与变革的一个永恒命题：教育机会均等——读《教育的传统与变革》.外国教育动态.1991）单说扫盲这一项工作就已经显示出它的紧迫性、艰巨性、广泛性和持久性。
从现阶段我国女性总体教育程度来看，不用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教育程度相比，就是同我国男性相比其教育程度仍显示出偏低的态势。“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人口平均教育程度值为，男性平均值E=2.65，女性平均值E=2.21，女性仅停留在小学低年级程度上；另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的抽样资料计算，男性平均教育程度值E=2.98，已接近初中水平；女性平均教育程度值E=2.51，仍为小学水平，而我国西部广大农村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教育程度却在小学水平之下。”（注：这一比例基本反映了80年代我国女性文盲、半文盲的现状，但是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女性文盲、中文盲百分比是随着年龄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45-49岁女性中75%是文盲，而20-24岁女性只有25%是文盲或半文盲。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女性文盲比率高主要表现在高年龄组别中，由于这一组别的人数过大，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30多年普及女性教育的成就；钱民辉.女性教育资源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女性教育程度的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很大，“1987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的女性人口中，城市每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36人，农村则只有4人，城市高出农村34倍；城市每万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数为822人，农村为186人，城市高出农村4.42倍；城市每万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417人，农村为816人，城市高出农村1.74倍；而城市每万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420人，农村为1955人，城市少于农村500多人。（注：熊郁.面对21世纪的选择——当代妇女研究最新理论概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234）
上述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女性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状况，除了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经济发展的不均等是造成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把女性教育机会均等的标准定位在基础教育的入学率和成人教育的扫盲上。而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已经将教育均等的注意力由入学率均等转向中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1970年，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倡导下，人们对“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命题又赋予了新的含义，从前是指受教育机会均等，现在渐渐是指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正如1977年国际教育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教育民主化和教育平等这一概念在不断地取得进展。几年前，它几乎只限于入学机会的问题上，今天我们把它向前推进了。入学机会均等这概念正在扩展到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注：张人杰.西方“教育民主化”初探.高等教育学报.1986(1).(2)）由此看来，“教育机会均等”的命题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不断演变着。教育机会均等是相对的，每个国家都在不断地发展着“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努力。而我们国家长时间地停留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初级努力阶段，这除了有我们国家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以外，还有与外界长时间的隔离所造成的原因。
如果从西方发达国家对“教育机会均等”命题的推进和努力的进程来看，我们国家对“教育机会均等”命题的理解和努力的进程正处于初步阶段。就是让所有适龄女童全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一项我们还在努力之中，“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在我们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其中一条是，必须要以历史的眼光，根据我国的国情去看待现存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以及致力于“教育机会均等”的努力。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以消极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还要用积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何况，就我国30年来所有的女童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所付出的努力，是西方任何国家的教育财政都难以支付得起的。再说，中国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也说明了中国社会致力于“教育机会均等”所做出的具体行动。“希望工程”捐资助学是一项持续的、逐渐扩大的社会行动，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让所有贫困地区失学的孩子特别是女童实现教育面前机会均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进一步扩大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努力，开始把眼光瞄向提高女性教育程度的机会均等方面。
二、市场经济发展对女性“教育机会均等”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和扩展了女性“教育机会均等”的努力。这是因为，仅强调女性在入学率方面的机会均等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从我国现阶段的女性劳动力资源来看，她们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有6.06年，全国女性就业者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为76.12%，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99年，由于教育程度低下，女性群体在参与经济活动和就业竞争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是女性劳动者再就业以及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受阻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人口经济参与的程度来看，女性从业人员占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73.02%，男性从业人员占15岁及以上男性人口的85.03%，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比男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低12.01个百分点。但是，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女性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度与参与方式是不同的，与同年龄男性人口或同行业男性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度相比差异程度是不一样的，形成了明显的“结构”分布异同。“如20-24岁的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为89.63%，男性人口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为92.61%，男、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只相差2.98个百分点。而55-59岁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为45.08%，男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为83.55%，男、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相差38.47个百分点。”（注：蒋萍.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度与参与方向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7(1)）
如上数据可以看出，20-24岁年龄组经济活动参与度的性别离差仅为2.98%，反映出了这一年龄段男女在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面前接近均等化的趋向；但是，55-59岁年龄组经济活动参与度的性别离差达到38.47%，这也许是由于男女在退休年龄不同引发的经济活动参与度的性别离差，是男女在就业机会面前非均等性的重要表现。然而，也许是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与工作标准的要求所造成的非均等性因素。
从现阶段我国女性就业构成的层次来看，1992年我国女性劳动就业者占女性劳动年龄总人口的72.3%，占全部社会劳动者的44%，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世界全部就业者总人数的34.5%的比例，说明我国女性就业的广泛性，也说明了我国在争取女性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均等的初期效果。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我国女性教育程度的低下对女性就业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就业主要分布在一些对知识与技术要求较低的农、林、牧、渔、水利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76.09%）、工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12.76%）、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4.14%）；而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女性只占该行业职工的36.98%；在金融保险业女性只占39.51%，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女性供职人员更少，只占22.65%。这些数字说明，我国女性就业层次低与女性的教育程度低有关。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许多新兴产业的出现，使人们对供职者的教育程度和技术资格或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按人才市场对求职者的普遍要求在大专以上，那么，应聘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14-15年以上；然而，“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03年；在金融保险业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59年；国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就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09年，而在农、林、渔、牧和水利业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是最低的，只有4.99年。”（注：庄平.论女性教育的社会回报.社会学研究.1996(2)）
从就业机会来看，“男性人口就业于农业部门的人数占69.1%，女性占76.09%，女性比男性高于6.99个百分点；男性在业人口就业于商业部门的人数占3.85%，女性占4.14%，女性比男性高0.29个百分点；男性在业人口就业于卫生部门的人数占0.68%，女性占0.95%，女性比男性高0.27个百分点，其他10个行业均为男性高于女性”。（注：刘建丰.教育传统与变革的一个永恒命题：教育机会均等——读《教育的传统与变革》.外国教育动态.1991）这些数据显示，女性就业机会高于男性的行业，如农业、商业和卫生行业对女性教育程度和技术的要求并不高，特别是农业部门吸纳了大批的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劳动者，女性从事农业工作的相对比重不仅比男性高，而且在13个行业里差异最大。这种情况说明，社会能吸纳女性劳动力的行业较少，我国女性与男性在教育和就业等社会机会面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要提高女性教育机会均等的标准，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女性教育机会均等的命题，尽快让更多的女性接受中等后教育，扩大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积极拓宽女性就业渠道，扩大女性就业机会和社会发展的机会。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女性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标志着“环境时代”开始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M·斯特朗最初提出“生态发展”(ecodvelopment)一词。当时，D·H·默多斯等人出版了一本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对当时西方式的经济物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该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取代西方发展模式。斯特朗把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称为“生态发展”，后改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ed Development)。（注：陈昌笃.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笔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从此，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把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协调起来、把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从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而论，两者的含义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点：一是公平性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既要注重女性在教育面前的机会均等，如提高女性教育程度的机会和学业成功的机会，又要注重女性在社会参与和发展的机会均等，如提高女性就业层次的机会和事业成功的机会；二是可持续性原则。这一原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既要考虑现在一代女性教育机会的均等（女性教育代内的普及与提高），又要考虑后代女性教育继续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环境与条件（女性教育的代际发展）；三是共同性原则。这条原则让我们做到所有女性在教育、就业、事业发展、生活资料和社会成果等公共资源上与男性一样得到共享。
此外，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还可以从三个宏观方面去理解。首先，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做到人与自然的共同协调进化，达到人与自然在发展进化中的互惠性。许多国家的经验都已证明，女性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和区域，人类具有轻高的保护大自然的意识；其次，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女性的教育程度与人口数量和质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中国而言，发展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关键取决于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人口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分子’，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分母’，要扩大它成为‘分子’的作用，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数量，大力提高人口的质量”（注：郑志晓.可持续发展纵横谈.求是.1997(7)）。还有许多研究证明，“提高女性教育程度对于晚婚、晚育、子女存活率、子女数量和质量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注：钱民辉.女性教育资源、区域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最后，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是实现我国广大农村区域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区域人口、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看到，贫困地区女童教育机会被剥夺的现象还存在着，许多家庭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对女童的歧视。贫困与女童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加剧了这些区域和家庭的恶性循环，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受教育水平如果无法提高到接近男性受教育的程度，由于提高男性教育水平而取得的社会效益就会被抵消掉。”（注：庄平.论女性教育的社会回报.社会学研究.1996(2)）
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教育机会均等的命题，也许能给我们一个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思考。在我国，女性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普遍存在于贫穷和落后的区域，人们对女性的传统观念和经济贫困是造成女性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原因，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才能在贫困地区实现女性教育机会均等。如果能让人们看到女性在社会、经济、人口、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未来社会诸方面所起到的潜在影响，那么，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诸多前提条件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女童在所有的教育面前机会均等，在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面前均等，在实现就业的机会面前均等和社会发展的机会面前均等。
最后，笔者需要提出几个要认真进行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其一，“我们怎样才能把以追求质量或提高标准为特征的女性教育机会均等化的想法付诸实践呢？”其二“怎样协调女性教育机会的均等与就业机会的不均等现象？”其三，“把所有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到与男性的一样，是否就实现了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了？”其四，“如何评价教育机会均等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以及相容性与不相容性”。这些问题，正是笔者写完这篇文章后所引发的思考，也许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借此机会求教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