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传播学论文,中国论文,概况论文,CSSC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5-0079-09
一、引言
新闻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常运行，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敏感的“晴雨表”，而研究新闻传播媒介发展规律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同样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敏感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新闻传播和其他大众传播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包括技术手段、媒介形式、传播观念、管理模式、传播关系、传播内容等），为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研究资源。一些海外的华人学者也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经历了可谓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无论是大众传播事业的规模、影响，还是其在社会与人的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所依赖的技术手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意义深远的变化。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也在近些年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和重视。”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学”包括了我们所研究的新闻学与传播学①。在中国，以宣传为主要内容的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传播模式，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着不断的革新。从近几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发布的研究课题指南可以看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信息产业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学者眼中，本学科的研究重点也同社会现实的关系十分密切。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选题在继续关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量的向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方向转移。
2008年对于新闻传播学来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是现代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30年。可以说，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官方已经决定在2008年将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在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领域中也都在或将要就30周年展开相关纪念活动。在传播学学术研究领域，围绕这一话题从2005年开始学术界就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研讨。“中国传播学30年”是这两年被提及很多的一个概念。在2007年的年中和年末分别由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持召开了以“中国传播学30年”为主题的高层学术研讨会。在2008年也将有一系列的纪念性学术活动举行，传播学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时期性热点。
2008年又是中国开展新闻学教育和研究90周年。1918年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被称为“报业教育之发端”。这个研究会“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新闻人才”，毛泽东就曾在研究会中听课学习。研究会“影响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1]。所以今年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研究和教育机构也将就中国开展新闻学研究和教育90周年举行纪念和庆祝活动，北大还将复建新闻学研究会。而实际上在2005－2006年对新闻教育和新闻思想史的总结、回顾、研究就已经开始，一批专著和论文就是围绕这个专题展开的。
同时近几年也不断有学者对每一个阶段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提出对本学科学术发展趋势的看法。如著名学者陈力丹等人自2004年起就总结出每年新闻传播学的12个新鲜话题，绝大多数都是对大众传播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研究，或者是对大众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研究[2，3]。浙江大学的学者通过《中国传媒报告》分别总结出新闻学、传播学等二级学科的发展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通过《国际新闻界》杂志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影响力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清华大学教授李彬也作了类似的工作。其他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传统理论的研究，也都注入对学科本身进行总结和探讨的内容。海外华人学者也在全面介绍传播学方面加大了力量，明确提出：“西方大众传播研究学科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这一学科已经逐步建构了一批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和理论观点；第二，这一学科已经确立了一套经过验证的科学方法；第三，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已被其他学科认可或接受、吸收，并派生出一些相互关联的交叉学科或子学科。”① 这几个方面也正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传播学研究的弱点所在。在总结传播学进入中国30年的时候，这几个方面无疑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要努力的方向。对学科的总结反思正是2005－2006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重点。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概况分析
从数据看，2005－2006两年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平稳地向前发展。CSSCI两年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文献是10 694篇，平均每年5 347篇，比前五年的平均数（4 665.6篇）明显增长，增长比例为12.8％。由于开始强调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倡导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本学科研究成果表现出了一些喜人的势头。例如在2000－2004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是，在2000－2004年间CSSCI共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23 328篇，引用文献46 977篇，篇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有引文文章和无引文文章之比为50.5∶49.5，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研究中的关注，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场所向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界的同仁表示了忧虑和呼吁。令人欣喜的是，2005－2006年的相关数据有了明显的变化，如表1、表2及图1所提供的数据。
图1 2000－2006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篇均引用文献变化情况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10694篇，引用文献36 012篇，篇均引文数为3.37篇，比上一个报告中的数字多出了1.36篇，增长40.3％。“有无引文文献比例”的数字也达到了64.6∶35.4，也就是说无引文的论文数量由原来占总数的将近一半，下降到了1／3稍强（在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3）。但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表2中列举了与新闻传播学学科性质相近的社会学等6个学科“有无引文文献比例”和“篇均引文量”的数据，看到了新闻传播学在这一指标上的明显差距。在本研究报告涉及的学科中，新闻传播学在“有无引文文献比例”这一指标上是有引文比例最低的学科之一，而在“篇均引文量”的数据上则是所有学科中最低的（根据CSSCI所提供的数据，2005－2006年CSSCI所收论文的篇均引文量为8.62篇，“有无引文文献比例”为79.6∶20.4）。苏新宁对引文量的重要性有如下分析：“一般来说，研究深度越深，引用的文献也会越多。一个学科整体学术规范程度越高，成果引用的文献也相对较多。总之，一个学科整体引用文献多，表明了该学科学者具有良好的研究习惯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在2000－2004年的报告中已经就本学科学术论文引文量少的原因作过简要分析，根据近两年的情况和数据看，在专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研究人员中，对学术研究的规范已经有了相当的关注。特别是在所承接的各类基金研究项目的完成和所形成的报告中，有关管理方面对学术规范问题有越来越明确的要求。在同行的交流中，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的考察也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硕士、博士论文的答辩中，对学术规范和学术作风的考察、要求已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可以说，在本学科内部，对学术规范的重视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遵守学术规范成为研究人员正在形成的普遍行为。对曾经不够注意学术规范的研究人员来说，有意识地关注并遵守学术规范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压力。尤其是在本学科内也爆出了几件学术规范和学术作风的不正常事件后，对学术规范的强调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特别是在研究生的教学中，学术研究的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良好的学术作风的培养已经成为众多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在一些重点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中普遍开设了研究方法的课程，有的学校开设了研究规范和学术作风方面的讲座[4]，这对培养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术规范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方面，近几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华人传播学界的一些有知名度的学者如李金铨、陈韬文、祝建华、潘忠党等人，依托国内的一些高校研究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国内进行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的培训，每年的暑假都有数量可观的青年研究者们集中在上海、深圳、武汉、北京等地系统学习世界传播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许多高校还不定期地聘请海外学者开办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的讲座。这都成为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规范水平不断提高的支持性因素。
本学科学术论文引文量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上次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即CSSCI所收录的本学科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新闻传播实践第一线的职业新闻工作者的“职称论文”。尽管在给记者们评定职称时完全照搬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论文数量要求是一种不尽合适的做法，但在规则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只能面对这一现实。在目前情况下，无法对实践第一线职业人员撰写的经验总结、心得体会类的文章提出过高的学术规范要求和引文数量要求。当然，这不应成为本学科降低学术规范和学术作风要求的借口。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学科内的许多期刊（包括以研究期刊、编辑、出版为内容的期刊），为保证内容的通俗性，有意不使用引文。在这些期刊上还有为数不少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或安排类的文章，同样很少或干脆没有学术引文。第三个原因是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拍脑袋”式的文章，即“就一现象提出个人的意见，从形式到内容更像感言或杂文”[5]，这些文章当然也就没有严格的学术研究程序。就以2005－2006年的数据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同其他学科相比，学术论文的引文数量是最少的。引文数量最高的历史学论文篇均引文量已经达到了17.11。尤其是同学科性质相对接近的社会学（8.76／篇）、政治学（8.64／篇）、管理学（8.00／篇）等相比，引用文献的指标还很落后。由此除了不得不承认学科相对年轻以外，在学术研究的深度、学术规范程度、学者们良好的研究习惯和严谨的学术作风这几个方面，本学科还需要深刻检讨和反省。
在学术论文的引文方面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指标是引用文献的语种分析。苏新宁认为：“引用文献的语种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学科的研究与国外研究接轨的状况，对国外研究成果、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的引入情况。通过对引用文献的语种分析，也能看出一个学科研究人员的整体语言能力和获取学术资源的范围。一般说来，外文文献引用较多的学科，该学科研究的发展较为迅速，与国外研究接轨的能力也越强。”在2005－2006年的36 006篇次的引文中，有4 759篇为外文文献，仅占被引文献的13.22％，加上翻译文献合计8704篇次，占被引文献的24.17％。与2000－2004年相比[6]，分别增加了1.52个百分点和3.64个百分点，无明显变化。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一数据的停滞（或缓慢增长）说明本学科的研究中存在特殊问题。
表3 2005－2006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单位：篇次）
中文英文 德文 法文 俄文 日文其他语种 译文
2005年124042145
37171055171703
2006年148982357
24189 46242242
合计 273024502
613519101
413945
按理说新闻学、传播学都是在20世纪才引进中国的学科，本身带有明显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特征。21世纪以来，国内引进的原版和翻译的新闻传播类图书的数量也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同国外境外学者的交流同样日益频繁，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已经投入了足够的关注。但为什么反映在CSSCI的收录论文中，引用外文文献的比例如此之低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研究中，对外文文献的使用和关注度是不一样的。在新闻学研究中，受长期以来党报研究的影响和中国新闻媒介特殊性质与使命的影响，学科本体的更多的成分侧重于新闻媒介政治功能的研究，侧重于党报理论的研究。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业的共性以及新闻工作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更要着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性，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闻事业应当遵循的原理、原则、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7]。因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可供借鉴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前苏联的新闻理论著作。在新闻学的研究中来自西方现代社会的新闻传播学文献较少能直接被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所借用。导致在新闻学的学术研究论文中对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的引用明显偏少，自然也就影响了新闻传播学整体学术研究成果中的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的引用量。其实，“当代大众传播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理念的总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①。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如果不注意对外来文献，特别是西方文献的引用，将使研究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状况。
影响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成果的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引用量的另一个因素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论文的作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受过严格的外语训练，在研究和教学中外语是他们的“短腿”，在大学的教学中也很少用外语授课，目前有关方面所倡导的“双语教学”也还处在试验阶段，新一代研究者中的多数人仍然没有解决研究过程中熟练使用外语的问题。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能够使用流利的外语进行研究和用外语完成研究成果的，也还是凤毛麟角，许多人连熟练地阅读原版外语文献都还做不到。所以直接引用外文文献自然会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
可以使人稍微感到安慰的是，在2005－2006两年中，引用的译文文献数量明显上升，由前五年的年均826.6篇，增加到了年均1 972.5篇，呈翻倍的增长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年来中国对外文文献的翻译介绍非常活跃，研究者可以接触、借鉴的翻译文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说明了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大家对来自海外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在不能熟练地使用外语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借助于翻译接受国外的研究成果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对外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仍然有积极意义。
对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进行分析，对了解本学科的成熟度以及学科的新颖度有一定作用。“一般说来，新兴学科以及发展迅速的学科引用文献中期刊论文、研究报告等类型的文献较多，而较古老的学科以及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引用文献中图书的比例较大。例如，自然科学整体上发展迅速，其引用的期刊论文占整个引用文献的70％以上，而人文社会科学引用的期刊论文仅有30％左右。另一方面，一些学科引用图书较少，也说明了该学科的经典著作也较少。”[8]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属于一个新兴学科，但在学术论文的引文文献种类的分析中却发现，他们对期刊论文和研究报告等类型文献的引用比例较低，而对图书文献的引用比例较高。在2000－2004年的报告中的情况是“引用文献中图书被引量是期刊论文被引量的1.5倍，如果加上其他图书类文献（汇编文献），则前者是后者的1.7倍”，在本次所收集的数据中，期刊论文和图书论文分别是12 32l篇次和15 409种次，图书文献数量是期刊文献数量的1.25倍，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说明研究者们对期刊文献的关注度上升，也就是说本学科的成熟度和新颖度开始上升。
在引用文献中，对网络文献的引用仍然较少（2 438篇），只占引用文献总数（36 006篇）的6.77％。虽然比前五年的比例（2.8％）明显增加，但在引用文献总量中仍然偏少。其原因一是许多作者还不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用于学术研究的新信息，或者还没有掌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和技能；二是目前对网络上所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除将传统报刊上的信息搬上网络外，直接在网上发表的信息还没有被认可为正式公开发表。其实在个人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在国外引进的教材和专著中也越来越多地提供了利用网络进行深入研究与学习的建议和广泛的信息来源。作为以研究媒介发展、传播形式更新为目标的新闻传播学，理应将网络媒体的使用作为本学科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发表成果的重要平台，使网络的使用在本学科内部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过渡，是否可以像传统学术研究中对期刊质量的认定一样，制定一些标准，对目前有影响的一些专业学术网站进行认定，为扩大网络资源在学术研究中的使用创造条件。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本学科的引用文献中，对会议论文的引用数量极少，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在2000－2004年的研究报告中就已经看出，会议论文的引用只占引用总数的0.52％。在2005－2006年间，会议论文的引用占引用总数的0.55％，虽略有增加，但仍然无足轻重。相对于每年所召开的数量很多、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而言，形成鲜明对比。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中，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的数量是不少的，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各高校都争先恐后地召开名目不同而内容并无太大区别的学术会议。每次会议的参加人数、提交论文的数量都有一定规模，大多数会议都印刷了装帧精美的论文集。但这些论文除一部分在不同的期刊上发表之外，多数被束之高阁。从CSSCI收录论文基本不引用会议论文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些会议论文对学科的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学位论文的引用情况也不乐观。在2005－2006年的论文中引用学位论文的比例不到0.3％，也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实际上现在每年会生产数量可观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的大多数还是有较高水平的，无论是材料的引证、观点的开掘、数据的使用、案例的分析，都下了较大的工夫。但除了在答辩时会在很小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外，大多数论文在答辩后就打入冷宫，永不见天日。这是对广大学子和导师辛勤劳动的漠视。其原因一是对博士、硕士论文本身的宣传不够到位，研究人员并不了解这些论文的实际水平和在学术上的贡献；二是对如何利用博士、硕士论文的技术路径不清楚，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获得这些论文。
对网络资源的引用近几年来呈大幅上升趋势（图2）。虽然同所引用的其他类别的资料的比例相比，对网络资源的引用比例还比较低，只占本学科引用文献总数的6.77％，但2006年引用网络资源的数量是2000年的31倍。网络资源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已经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图2 2000－2006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使用网络资源情况
表5提供的是2005－2006年间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类型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仍然是以研究性论文为主，占发文总数的63.5％，而评论性论文有3 398篇，占发文总数的31.7％，它反映了本学科在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方面已有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看出本学科评论性文章数量的巨大，实际上表现出的是论文学术含量的整体缺失。表6中的提供的是相关学科发表评论性论文的情况对比，可以看出在新闻传播学论文中评论性文章占发文总数的31.7％的情况下，其他相关学科中评论性文章在本学科论文总数中的比例没有超过4％的，是一个极低的数字。大量评论文章的出现，自然也是造成本学科学术论文中引用文献少的重要原因。所发表的外文文献的译文也很少，只有可以忽略的36篇，与同期出版的大量翻译图书形成了对照。译文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目前的学术考核机制中，对译文的认可远不如对论文的认可，有的单位在评定职称时甚至不把译文算作研究者的成果，挫伤了人们翻译国外文献的积极性。传记资料只有38篇，同样少得可怜。对于有一定历史的行业来说，保留和抢救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资料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就目前的成果数量而言，离实际的需求相差很远。
三、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基金论文的分析
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受各种基金资助的情况比较普遍。仅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就有许多迄今有名的研究成果、理论模式等是在各种基金支持下完成的项目中形成的。有些著名的基金项目至今仍然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引以为范本的成果。虽然对这种行政化或商业化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基金的介入确实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条件。综合2000－2004年研究报告中的数据和本次获得的数据，我们通过表7给出了1999－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资助情况，通过表8给出了2000－2006年CSSCI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基金论文的分布情况。
从数量看，2006年相对于1999年而言，国家社科项目增加了3倍，但实际上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已经大大增加。作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金，社科基金的研究指南每年都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学术指南，项目资金基本上也是在学术指南的范围内安排的。研究指南、在指南的圈子内设计项目，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活动。
图3 1999－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资助课题增长情况
表8显示，在本学科中，基金论文数量在7年中（除个别年份）呈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20篇增加到2006年的256篇，增长了12.8倍。在这些基金论文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其他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论文的数量相当，表现了国家级基金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省（市）基金和其他基金论文的数量合计占基金论文的66％，成为基金论文中数量最大的板块。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省（市）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有极大的挖掘潜力。以2000年和2006年相比，国家社科基金论文增加了10倍，而同期省市基金论文增加了10.5倍，其他基金论文增加了15.9倍。它表明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关注热情不亚于国家。当众多学者为连年申请不到国家基金而沮丧的时候，不妨将目光投向地方政府，或转向广泛的社会力量寻求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学术期刊或作者的投稿中有些基金论文没有注明基金的信息或相关情况，因此就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实际的基金论文数量要大于表8中的数字。循国际惯例，在今后的论文发表中不论是期刊还是作者都应该注意提供基金信息，这是对资助方的一种尊重和感谢，也为读者准确了解学术论文的背景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在2005－2006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论文的篇均被引是0.991次，而表9显示，新闻学与传播学基金论文的篇均被引数是0.920次，又是一个低于平均数的数字。考察新闻学与传播学本身，2005－2006年CSSCI总计收录10 694篇，减去基金论文417篇，非基金论文10 277篇，这一期间本学科论文引用CSSCI收录论文5 057篇，减去被引用的基金论文383篇，被引用的非基金论文4 674篇。因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非基金论文这一期间的篇均被引率为0.457篇，远低于基金论文的平均被引数，说明本学科基金论文的整体学术影响力远高于非基金论文。在一般情况下，基金论文毕竟有项目本身的要求和结项的压力，在学术规范、投入的研究精力、学术创新等方面比一般论文的情况普遍较好。
表9是2005－2006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基金论文的分类被引情况。由其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基金、其他部委基金、其他基金的论文篇均被引明显高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其他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论文的篇均被引数，而国家社科基金论文的篇均被引数依然是各类基金论文中最低的。自然科学基金类的论文被引情况普遍好于社会科学基金类的论文，其中的原因值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思考。特别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旗帜性、标志性研究项目，理应发挥在学科内的引导、示范作用，而就目前的被引情况看并不能令人满意。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中论文和著作的影响分析
学术论著是历代学者在本学科的研究过程中留下的成果，是宝贵的学术财富。我们说某学者在某学科领域中具有显著的学术影响力，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学者的某一部（几部）学术著作，或是该学者的某一篇（几篇）学术论文在发挥作用。在这些论著中集中展现了该学者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贡献，体现了学者的学术思想，反映了该学者研究精神的科学性和学术作风的严谨性，是后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典范性成果和依据性材料。例如提到徐宝璜，人们必定想到他的《新闻学》，提到戈公振，则必然知道他的《中国报学史》，见到麦克卢汉的名字，第一感觉就是“媒介即信息”。虽说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能一篇文章（一部书）打天下，但一部成功的书（或一篇文章）所能产生的学术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随着中国学术研究规范同世界学术界的接轨，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不断严格收录、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一些期刊已经开始试行国际上通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CSSCI等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对入选期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事实上督促了众多学术期刊加强期刊的学术规范性，这对于提高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整顿学术作风，杜绝“学术垃圾”，通过学术期刊见诸于社会，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目前CSSCI等权威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学术影响力还没有真正发挥，在许多地方人们关心得更多的是这些期刊所发表论文在提职晋级过程中的权重，而权威学术期刊论文在学术研究中的实质性作用并不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学者们更青睐的是学术著作的出版，很多学者的代表性成果是通过学术专著首次面世的，忽视了研究成果通过学术期刊先行发表或同时发表。尽管在一些基金项目结项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都有成果先行发表的要求（有的还提出了明确的比例），但在实际执行时并没有完全兑现。
（一）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
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认为：“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它是写作风格的一部分。写作要求作者有一定的地位，从而能引起别人阅读。”[10] 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对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关注度都很高。对于学者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于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关注。
由2005－2006年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情况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05－2006年期间被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仍然是关于期刊研究的论文。在60篇论文中期刊研究的论文有40篇，占全部被引6次以上论文的2／3，充分显示了期刊研究学术力量的强大和学术规范性的水平。在本学科中，期刊研究成为学术成果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研究领域。但要指出的是，经过对入选论文的阅读发现，期刊研究的许多论文是在期刊工作的研究人员发表在自己所在的期刊上的，有的则是通过同仁关系在兄弟期刊上发表的，这是否影响到这些学术论文的质量值得考虑。
本学科中2001年以前的学术论文已经很少被引用，在60篇论文中只有潘忠党的《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和陈玉堂的《集约经营，联合办刊，集中专业，分科出版——高校学报工作改革的思考》（《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7年第8期）两篇发表于1997年的论文在两年中分别各被引7次。与2000－2004报告中所提供的期刊半衰期指标相近似，本学科学术论文的学术生命力也是一个有待提高的元素。
“开放存取”成为热点话题，从事期刊学术研究和出版学术研究的学者同时对此表现了浓厚兴趣。在60篇论文中仅标题上涉及“开放存取”的就有6篇，占总数的1／10。“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是20世纪90年代在国外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出版模式，旨在促进学术交流，扫除学术障碍。它依托网络技术，采用‘发表付费，阅读免费’的形式，通过自归文档和开放存取期刊两种途径，实现开放期刊、开放图书、开放课件和学习对象仓储等内容的知识共享。根据有关规定，凡是开放存取的作品，其作者不能再向编辑部投稿，否则将受到处罚；读者引用开放存取作品而生成新的学术成果，必须注明其来源”。从理论上说，“开放存取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信息自由传播的思想，也是一种信息公平获取的思想，它倡导的不是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追求学术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现了对国际上信息传播新模式探索的跟进，同时也适应了中国在信息传播障碍的克服方面的实际需要。体现了学术界“密切跟踪国际开放存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开放存取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积极性。
加强学术期刊的规范，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创建学术期刊的品牌，是新闻学与传播学近两年研究的重点之一。有的论文直接提出了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科技期刊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思考、论文学术质量问题、参考文献的失真度问题、审稿制度问题等。对学术期刊质量、品牌、学术规范等问题的讨论，不仅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一级学科，也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和军事科学，是整个知识界的大事。加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而达到提高学术期刊质量的目的，是本学科对中国科学界的贡献。
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2000－2004年的报告中，被引超过10次的22篇文章中，除孙玉胜《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频道专业化与付费电视》一篇外，均为期刊研究、图书馆研究和出版研究的论文，作为本学科基础研究的新闻学、传播学论文无一篇入选。此次发现两年中被引超过6次的论文，期刊研究、图书馆研究和出版研究的论文仍占绝大多数，但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研究的论文有了4篇，分别是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李舒《“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1期）。其中潘忠党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蔡雯的论文则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这就使人们对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学术研究环境产生了一些思考。潘忠党一人有两篇文章入选，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力在不断增加。而蔡雯和李舒的文章所研究的“公共新闻”和“民生新闻”均为本学科实践领域的最新问题。尤其对中国而言，公共新闻和民生新闻两个概念的引进和在一些地区及媒介上的试验，以及取得的成果，均具有开辟学科研究新方向的积极作用。
（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
对学术著作的引用是本学科学术论文引用文献的最主要形式。从2005－2006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引用次数较多的80种图书看，无论是单部（篇）论著的引用次数，还是引用文献的总数，对图书的引用都明显超过对论文的引用。
除了对革命导师和鲁迅著作的引用外，本学科学术论文引用图书文献主要来自于本学科内部，在所列的80种图书中几乎没有其他学科图书的影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学科学术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成果的不重视和不熟悉。
与学术论文的引用中外文资料和译文资料很少的情况相比，在学术著作的引用上对外来文献的引用则非常重视。从数字可以看出，不含马列著作，近两年中引用超过8次的译著有28种，占总数的1／3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进入21世纪后对外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学术著作、教科书、工具书的翻译出版受到空前重视，一些综合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新闻学和传播学翻译图书方面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工具类图书和史料类图书的被引情况始终较好。如陈浩元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等。
五、结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5－2006年的数据对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一学科领域作了多角度的分析，通过分析并对比笔者曾经做过的2000－2004年本学科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学这样一个与时代紧密联系和发展迅速的学科，正在平稳发展并走向成熟。但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如：选题的科学性还不够，总体的研究深度还不够，理论方法和手段还很原始，本学科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著作还很缺乏，这些问题已经通过论文的平均引文量少、对外文文献的引用较少，高被引的著作缺乏等反映出来，另外，从国家重视的程度看，也还不够，每年国家基金资助项目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个，且基金项目的选题重实用而缺乏对有深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改善这些状况，必须依赖学界、业界和国家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作为学者，应提升对基础理论的重视，加强研究深度，为赢得本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而努力。
收稿日期：2008－06－22
注释：
① 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前言”第1、2页。在本书所介绍的传播学19个研究领域中，第一个就是“新闻学理论”。他们是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划分将新闻学研究纳入传播学之中的，契合了中国官方学科划分中的“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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