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阻碍中国自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创新论文,中国论文,寻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李约瑟之谜到科斯之问(“与英国18世纪、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中国自主创新的困难在哪里？”)都表明一个事实，我国自主创新存在着困难，我国创新的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说，我国实际的创新远远低于潜在的创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对世界的科技和创新发展的贡献是不对称的。这是一个需要中国学者去研究的大课题。学者们对中国创新不足的原因分析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分析寻租及寻租行为对中国创新的影响，重点探讨寻租影响创新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制度性和组织性根源。 一、寻租影响中国创新的文献述评 历史上以一个国家中产生的重大科学成就超过全世界科学成就的25％以上作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准，近代世界科学中心先后经历了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30-1920年)和美国(1920年至今)这五个中心的转移。这是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研究得出的结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西方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印度兴起？在科学革命前达14个世纪的时期内，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比欧洲文化更有效地了解自然并能运用自然的知识造福人类？这两个问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对于李约瑟之谜有多种解释，李约瑟的解释是“封建官僚制度”。 在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各种观点中，有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寻租。寻租对中国自主创新的影响在国外学者的分析中多有零星的分析。从历史上看，寻租这种现象一直在我国存在。 1.图洛克命题与科举制 在图洛克看来，中国与印度是人类文明古国，为什么长期富强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制度把社会的精英都引导到寻租上来了。我们把这称之为图洛克命题。图洛克是最初几个在经济体制框架内分析极权主义社会的寻租活动的研究者之一。极权体制就是一种寻租体制。把人们引导到寻租上的条件就是寻租比从事寻利(创新)或生产性活动更有利，换言之，在这种条件下创新或生产性活动是不利的。 作为寻租理论之父，图洛克通过对旧中国的长期观察后得出结论说：“在中国，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是不确定的，但是对赢者而言获利颇丰。物质上进步缓慢也是这个体制(寻租体制)的特征。”①官本位的历史是中国最沉重的包袱，官本位与寻租的关系以及这两者的结合对创新的影响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官本位与寻租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官本位，寻租不可能作为一种广泛的现象存在，若不存在寻租，官本位也就没有价值。 寻租不利于创新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使用和浪费上。图洛克和鲍莫尔都把科举制界定为一种寻租制度。②其特点为，一是科举制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其导向是为“上层建筑”选择人才，而不是为“经济基础”选择人才，它使中国潜在的企业家变成政治企业家，最终演化为追求非生产性的既得经济利益的活动。二是科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其形式是公正的，但其考试内容导向是非生产性的(四书五经)，而不是生产性的(数理化)。三是如图洛克所说，科举制使“几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它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从政上来，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人们生产性的努力，并且使社会把过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知识的投入和积累。 2.工业革命、寻租与人才配置 历史上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今天我们又到了这个转折点。“与英国18世纪、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中国自主创新的困难在哪里？”这是科斯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科斯的中国之问。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达不到当年英国、美国的水平，我们又会错过工业革命。为什么英国最早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与英国的制度变迁有关，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寻租及腐败也非常严重。对权力的制约及相关的制度变迁使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遏制了寻租。就像诺思所讲的那样，到18世纪西方国家建立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建立了使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并激励人们从事生产性努力的制度，这时寻租已经不划算了。寻租在西方国家被遏制正是制度创新、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等共同发展的原因。如兰德斯认为，人才的不同配置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法国的原因之一。③图洛克还从寻租角度重新解读了工业革命，他认为，工业革命只是克伦威尔革命的副产品：革命胜利之后，国会执掌权利，国会中人员众多，寻租需要打通更多的关节，也要耗费更多的成本，因而寻租行为逐渐被放弃，大量有才干的人为了赚钱开始进行发明创造，工业革命就爆发了。没有制度变革也不会有工业革命。制度的创新可以大大地提高寻租成本，使寻租成为一种不划算的事情。④ 布鲁克斯、黑吉德拉1988年设计了寻租竞争与科技竞争的动态比较模型，他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是寻租竞争而不是科技竞争。这与图洛克和鲍莫尔等人的分析是一致的。⑤ 3.中国是缺制度还是缺企业家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我们的创新到底是缺乏制度还是缺乏企业家？其实潜在的企业家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存在，问题是这个国家有没有好的制度，如有利于创新的包容性制度使这些潜在的企业家变成创新的企业家。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在1755年的研究中指出，在18世纪的中国城市里有着数量众多的企业家，但严重缺乏开展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⑥ 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是什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中国长期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人的收益得不到保障，谁也不愿意去创新，所以山寨文化和模仿(实质上是变相的私人寻租行为)就是理性选择了。由于体制的原因，到现在我国企业只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而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不足。有利于山寨的制度环境不可能有原始创新。 二是中国在不同时期，政府也曾经想加大资金投入解决中国创新不足的问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我们习惯于自上而下地配置资源(包括科技资源)，由于自上而下的路径是低效的，所以政府加大投入也没有解决创新不足的问题。我们不是缺乏企业家资源，而是缺乏把企业家资源转化为创新的制度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创新方式不仅不利于创新，而且会把企业家引导到寻租上来。 4.为什么我国总是自上而下 从制度层面看，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就是在“在上面控制资源配置而不在下面确立产权”。中国历史上的创新组织方式一直强调自上而下，而忽视自下而上及市场、民间在创新中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发明，而是由于制度和组织方式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发明没有转化成创新。在中世纪，中国整个经济中大量的发明居然明摆着没有成为经济增长和工业扩张的基础，即便在国家繁荣的时期。商业确实很繁华，但是，非农业产品的生产方面似乎没有发生剧变，它们没有从工匠的商铺进入到工厂。和罗马一样，尽管其技术性工艺的数量惊人，然而，这似乎从未在工业部门的意愿上形成任何相当的创新，以便运用这些知识。在中国，游戏规则同样不太有利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⑦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工匠的商铺进入到工厂？从租金理论的角度来说，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高于原材料的原因在于制造业有较高的进入壁垒，例如较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等等。如何通过制度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非常重要。重商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使制成品生产和出口的国家能够获得垄断利润。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专利制度。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新知识的创造并给予保护，该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断绝了竞争者进入某一经济活动的通道，如特许经营权等。第二，对殖民地的争夺和控制。宗主国利用从殖民地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并出口制成品是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所以，宗主国阻止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地区也发展本土的制造业。第三，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和争夺。最为常见的办法是限制国内技术工人的出国，同时招纳他国技术工人，如英国、俄国等。第四，建立贸易保护制度。该制度对于制造业的意义，最为典型的是李斯特等所极力主张的关税保护制度，这是出于保护幼稚工业的考虑。 在欧洲国家开始为企业和个人创造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时，中国还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配置资源。中国的官本位与寻租的相互强化是中国历史上难以实施好制度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国的资源配置(包括技术创新)总是自上而下的原因。这表现为，一是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且宋朝伟大的发明并非市场诱因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赞助、甚至命令而产生。这些发明很少被商业化。宋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政府的掌控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不变的榨取式制度逻辑。和大多数控制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专制君主反对改变、要求稳定，且基本上畏惧创造性破坏。⑧二是创新的支配权的归属问题。创新的支配权是在政府还是在民间将会决定一国的创新潜力发挥的程度。创新者要成功就需要机会和决策权。在欧洲的封建社会，这种支配权是在政府的，但后来就下放到民间了，也就是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但是，在中国，技术进步经常是由政府发起的，并且得到政府的许可，这在唐宋时期的官僚体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要让当局放弃直接支配权，那么寻租就不复存在了。 巴拉兹：“要想更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主要缺的不是机械技术或科学态度，也不是充分的财富积累，而是广泛的私人企业家。这里没有个人自由和对私人企业的保护，没有保障除了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利的法律基础，没有除了地产之外的其他投资方式，无法保证人们免受官员肆意征敛之患，以及免受国家的干预。但是，也许最大的抑制因素是国家官僚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声望，它从一开始就摧残了资产阶级使自己与众不同，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并且为争取在社会中具有自决地位而斗争的任何努力。因此，那些准备并且勇于承担风险的自由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从来就是十足的例外和另类。困扰中世纪中国工业增长的障碍之一是以下事实：人们在工业上找不到受尊重的财富，因此不得不沿着欠生产性的路径去追求财富。”⑨就像帕累托讲的，人类有两种劳动方式，一种是生产与交换，另一种是掠夺与冲突。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走出掠夺与、冲突的阴影。 中国一直延续了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历史上我们是自上而下的配置资源，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更强化了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在产权分析和寻租理论的标题之下，经济计划者对经济的无知、短缺经济现象、软预算约束和经济职位的任命制被放在一起来解释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模式，在这个制度下，分配稀缺资源不是无知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随机，而是根据统治精英的寻租活动。安德森和波特克提出把苏维埃制度解释成一个寻租社会。科斯的这些分析对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用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投入不仅低效，而且是有利于寻租的。前苏联人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比美国多，但因为他们是中央计划体制，所以取得的进展很小。在那里，实验室中所有最聪明的人都在钻中央计划体制的空子，而只有第二层的人在从事实际研究。⑩社会把过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上，就会降低一国的创新能力。 二、寻租阻碍创新的传导机制 在大多数国家和在大多数时期，有才能的人总会选择寻租活动，而选择企业家活动则是相当罕见的例外情形。作为一种职业选择，寻租似乎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优势。(11)为什么寻租会有优势？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是我们理解寻租阻碍创新的关键所在。反过来讲，只有那些寻租不利的国家，自主创新才有可能。研究寻租不利于创新的传导机制，我们必须先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为什么寻租比创新更有利；二是寻租不利于创新的多重效应。 1.为什么寻租比创新更有利 一是奥尔森现象，在奥尔森看来，任何组织在原则上都可通过两条途径为其成员谋取福利，一是通过生产与交换使全社会的财富增加，从而使其成员按原有份额分配到更多的产品；二是在既有的总产量内为其成员争取更大的份额。一般经验表明，很少有组织选取前一条途径。(12)前者叫做蛋糕，后者叫分蛋糕。若没有制度约束，大多数组织都会选择分蛋糕，我把这叫奥尔森现象。如果一个社会分蛋糕比做蛋糕有利且持续较普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寻租社会。欧洲国家在产业革命之前，寻租也是有利的，只是后来的制度变革遏制了寻租。为什么寻租的回报比较高、甚至比寻利还要高？也就是为什么非生产性报酬高于生产报酬？一个社会不可能都是寻租，也有寻利和创新。寻租，被定义为“任何占用资源的再分配活动”，寻租降低了经济增长，因为寻租活动显示了提高回报的程度。其内在作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这样一套寻租体系可能需要固定成本，比如一套法律制度。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说建立一套有利于寻租的制度体系，但是寻租已经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却是客观现实。寻租体系形成后并产生路径依赖。二是寻租者“人多力量大”。如果只有很少的人行窃或抢劫，他们就会被抓获；但如果许多人这样做，每个人被抓获的可能性就小得多。(13)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事寻租的往往是社会的精英。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寻租是高回报的。寻租收入高于寻利收入就会把精英引导到寻租上来。一个社会再分配大，寻租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增加。寻租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更高的收益才能补偿人们去冒险。寻租的高收益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寻租。 二是图洛克悖论，与寻租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寻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应该讲，这是寻租为什么存在、寻租不利于创新的重要根源。一般来讲，收益与成本是对应的，在竞争的条件下，一般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而寻租的收益却远远大于成本。图洛克对图洛克悖论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其中重要的有三点：(1)寻租的成本可以转移，因此寻租的成本实际上是由选民或纳税人直接承担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更容易转移这个成本，因为利益受损者无法用脚投票。(14)(2)寻租实质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创造了公共产品，因此，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就有可能搭便车，从而不用承担成本。(3)寻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结果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参与这一活动。(15)为什么寻租者付出的成本低？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制度上。因此，寻租者直接承担的成本低，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却非常高。 三是为什么创新者更容易受到寻租行为的影响而处于不利地位？任何经济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寻租对于所有部门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对创新者的影响最大。这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创业者没有已建立的游说团体。其次，创业者通常信用受限而不能轻易获得现金以付索贿。第三，创新项目是典型长期的，这给了寻租者未来掠夺的充分机会。第四，创新项目是典型冒险的，这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寻租。”(16)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寻租会从多方面阻碍创新。 四是私人寻租和公共寻租都不利于创新，而公共寻租的存在更不利于创新。(17)私人寻租采取偷窃、盗版、诉讼和其他种类的私人转移的形式，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中国99％的娱乐软件和93％的企业应用软件是盗版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企业宁愿复制、山寨也不愿意研发创新的原因所在。在极端的私人寻租有利的情况下创新就很难产生了。私有产权保护不严的国家就容易产生私人寻租。而公共寻租则包括从私人部门向国家的再分配，比如税收，以及从私人部门到政府官僚的再分配。因为这些政府官僚影响着私人部门的命运，后一种类型的公共寻租包括游说、腐败等形式。私人寻租和公共寻租对创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私人寻租会对经济中的生产部门而不是创新部门造成冲击。相反，公共部门的寻租更多地会冲击创新者，而不是已有的生产者，因为创新者需要许多政府提供的服务，比如审批、许可证、进口配额等。客观地讲，这两种寻租现象在我国都存在。公共寻租(政府职员和官员的寻租行为)对创新领域来说尤为沉重，而且是寻租降低增长的第二条途径：“为创办一个新公司，创业者必须获得业务、建筑、水和动力许可、税收凭证……以及通常多达数十种的其他凭证……创业者对这些政府提供的物品的需求是强烈且非弹性的，因此他们就成为腐败的主要目标”。(18)值得强调的是，私人寻租和公共寻租是相互强化的，尤其在公共寻租存在的情况下，私人寻租会更加严重。不能限制公共寻租就很难限制私人寻租。 综上所述，寻租对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已定的情况下，寻租会把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引导到寻租上来，从而减少了一个社会在创新、创业上的投入；寻租的回报高于寻利的回报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更不利于创新者；寻租的首当其冲的受损者是创新者，更不利于创新；公共寻租对创新的影响更大。 2.寻租不利于创新的多重效应 (1)错配效应 为了分析的简化，我们把经济部门分为两类，寻租部门和非寻租部门(生产性部门)，一旦寻租部门扩张，生产性部门的劳动力、其他资源及生产性收入就会减少，创业和创新也相应减少。如何衡量寻租部门的扩张？这可以有多种方法，一是对一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进行测量，二是人才向寻租部门流向的测量。本文主要是采用人才向寻租部门流向的思路来研究寻租是如何阻碍中国自主创新的。 寻租对创新的错配效应除了物质、资金等方面的外，寻租最严重的后果是人才的错误配置。这种错误配置会把社会精英吸引到寻租上来，从而减少了创新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并且这种错误配置还会产生自我强化，并形成路径依赖。人才向寻租部门配置的危害表现为三重挤占，第一重挤占是资源配置上的挤占，寻租部门会挤占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而减少了生产性投入。一些欠发达国家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就说明了这种现象。如我国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员远高于其他欧美国家。第二重挤占是再分配的挤占，寻租部门给生产部门所强加的税收减少了社会对生产性及创新活动的投入。寻租部门是一个再分配部门，它会挤占生产部门的资源。第三重挤占是人力资本上的挤占，从总体来看，若社会大多数有才能的人成为寻租者，那么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就会较低，由此创新率就较低；若寻租部门给这些精英的收入比生产部门更高时，收入和增长就会低于潜在的水平。(19) 如果一个社会抑制了寻租，那么企业家或社会精英就会去从事生产性活动和创新。如果寻租存在并有利，那么企业家会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活动中选择，这就会产生替代效应。掠夺之手下的经济必然导致人才更多地向寻租部门配置。这种资源的错误配置将降低一国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并且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长远的。 值得强调的是，寻租最大的错配是对企业家的错配。企业家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上的配置，将对经济中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发明的扩散程度产生深远的影响。(20)第一，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寻租有利的环境会使企业家或经济主体学习或积累与寻租有关的知识。第二，如前所述，在寻租回报更高的情况下，人们创新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创新的动力就不足。如这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的暴利使经营实体经济不划算，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传染效应 在一个寻租社会，寻租与寻利并不是决然分开的，它们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寻租的传染效应。寻租会对生产性领域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应对这种传染效应，一是那些非寻租的领域(企业或个人等)为了抵制寻租对其影响，而不得不花出成本或代价。寻租导致有价值的资源被误配到经济上的无效活动中，而且迫使受侵害的企业为了自卫，不得不把自己的活动也调整到非生产性方向上。(21)二是在寻租有利的条件下，那些从事所谓生产性活动的人，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寻租的方法用于本行业中来。因此，寻租在社会所占的比例可能不高，但其传染效应却非常大。如中国科技界的资源配置就在许多层面采用了寻租的方法，从表面上看，我们投入的资源越多，似乎创新就越多，但事实相反，在寻租的方法下，这种增加投入可能事与愿违。我国科技投入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用于科技本身，而是被科技领域的寻租行为所损耗。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我国研发投入的漏损严重，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22) 在寻租有利的社会，人们投资和创业主要限于自己能有效保护的领域，否则就成为寻租的对象。这就会大大地限制人们创新、创业的范围和空间。奴隶制下的民族更多地致力于保护财富，而不是获取，而一个自由的民族则更多地致力于获取财富，而不是保护。(23)某些类型的生产或多或少具有自我保护的性质，如粮食采集、手工艺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但是许多其他类型的生产要求有价值昂贵的资产，如机器和工厂，它们无法被藏匿起来，因此就有被攫取或充公的可能。为了防止被掠走或被榨取，人们不愿意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24) 寻租有利的传染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举例说明，一是高考后填报专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这个国家是寻利还是寻租。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国高考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一直是热门专业，而不愿意学工科、理科？国内外的数据都表明，这种专业偏好是与社会导向有关的。这种偏向会大大地减少一国流向生产领域和创新领域的人才。如图洛克所说，中国的官本位情结背后是以寻租有利支撑的。二是大学生毕业后的择业趋势。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热，那么表明寻租现象较严重。中国大学生把公务员作为择业首选的比例是最高的。自从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正式实行以来，全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激增。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呈现出报考人数多、录取比例低、受社会关注程度高等特点，已逐渐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考”(25)。近些年来，由于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有所下降，但由于我国官本位加寻租相互强化的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而优则仕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上述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做是寻租阻碍创新的传染效应。这种传染效应是潜移默化的，寻租侵蚀创新机理。 (3)累积性扭曲效应 从长期来看，寻租对创新的影响还有累积性扭曲效应。寻租增加了社会的交易费用，减慢社会的增长率，不利于创业和就业的增长。管制导致寻租——寻租阻碍创新——创新不足又强化管制——导致进一步的寻租——寻租阻碍创新……寻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那些投资于寻租领域的固定成本也涉及收回(折旧)的问题。 累积性扭曲效应就是向社会发出信号，在寻租社会里，寻租是有利的，那么这对人们的投资选择(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知识积累、职业选择等都会产生影响。寻租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产生了比较统计预期。这些是指资产越值钱，个人就越乐意耗费更多的资源去获取它。总体而言，想得到资产的竞争者们会根据收获的价值来投入。当权利条款的说明不是足够详尽时，为竞争某资产，人们会大量浪费社会净资产，直至其变为零。用于寻租的资源越多，社会财富就会变得越少。(26) 由寻租造成的“累积性扭曲”降低了增长。一是寻租过程(人们为自己特殊利益进行疏通而组成集团)给社会带来了限制和约束，寻租的非生产性活动的累积使生产性活动和创新越来越不划算，减慢这个社会的增长，甚至导致经济的停滞。二是经济体制的创新能力缺乏。在奥尔森模型中，造成无效率的因素是分利集团(寻租集团)不断增长的力量使体系具有了刚性(27)。寻租色彩浓厚的经济体会设置各种限制，如产出进入壁垒和创业壁垒，这些壁垒会限制创新或不能促进自主创新。 寻租对生产部门的掠夺使激励机制更加扭曲，与前面的错配效应有联系，在一定时间内，当错配比例确定后，寻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还有一个挤占效应，因为寻租是非生产性活动，它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所以它的存在还会对生产部门造成挤占效应，也就是要把资源和财富从生产部门转向非生产部门。这种挤占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除了强加了税收以外，还有各种收费。寻租有利还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三、寻租阻碍创新的制度性根源 19世纪美国和英国也存在一些寻租，但却没有广泛的影响。而且，19世纪很多国家开始模仿英国的基本体制，结果寻租在世界范围内减少了。在图洛克看来，寻租减少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规模相对变小了。(28)更重要的是制度和组织的变化。图洛克从寻租角度重新解读了工业革命，如前所述，国会制度不利于寻租，制度创新增加了寻租的成本。没有机会寻租，人们就转向创新。 寻租主要根源于汲取式制度。制度激励可能促进创新和积累发生，也可能导致寻租、腐败和偷窃。(29)布坎南指出：“寻租活动的原因在于制度规则，而不在寻租者个人本身。当制度从有秩序的自由市场转向直接政治分配的混乱状态时，寻租就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出现”。(30)寻租社会就是各种资源的直接政治分配及其制度化。 寻租到底是由什么性质的制度决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把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主要分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制度类似于诺思讲的权利开放秩序，而汲取式制度类似于诺思讲的权利限制秩序。权利限制秩序利用设立租金和限制权利来维持秩序的稳定，而权利开放秩序利用竞争和权利开放来达成这个目标。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有财产权是核心，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愿意投资和增进生产力。企业家若预期他的生产会被窃取、征收或因为课税而荡然无存，将失去工作的诱因，当然更不会有投资和创新的动机。但这种权利必须赋予社会中绝大多数人。 汲取式也称作榨取式制度，它也会有经济增长，但在本质上不同于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汲取式制度无法长久持续，它受限于本身的特质，无法培育创造性破坏，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进步。它们激发的成长因此无法持续长久，前苏联经验为这种极限提供了鲜明的例证。(31)寻租就是建立在汲取式制度基础上的。之所以说汲取，是因为这些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是为了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32)这种制度必然带来掠夺与冲突，寻租与腐败。 汲取式制度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制度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类型是不一样的，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与那种极端不均的政治权力分布是不相容的。汲取式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的特点：一是不能威胁到社会中那些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二是这种经济增长要有利于社会中现有的企业和精英；三是运用的是已有的创新，从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四是汲取式制度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在投资拉动型经济中可以这样做，但对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的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产生高速的增长。随着更多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型增长的收益也将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赶，必须转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创新需要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的结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创新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开放和自由。 我国在转型时期，存在一些汲取式制度的现象。在我国经济转型中，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太大，于是造成寻租现象较普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过于重的税收和收费让政府占有过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财政补贴等)把这些资源分下去，并且是低效的配置。这两方面是相互强化的。这种体制不仅会带来政府收支过程中的双重损失，而且给各种寻租和榨取行为提供了机会。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方面减少企业的税负，藏富于民，另一方面，减少政府的投资和对产业发展的各种补贴？我国现在宏观上整体配置资源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寻租成本和再分配成本。 发明不等于创新。汲取式制度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家的影响上。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汲取式制度扭曲了创新的激励机制。生产性报酬与非生产性报酬的差别是由制度决定的。企业家是创新还是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甚至去寻租，就主要取决于制度决定的激励机制。(33)在汲取式制度下，寻租就成为企业家理性的选择，这时候创新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制度框架使盗版行为受益，那么盗版组织就会滋生蔓延；如果制度框架奖励生产性活动，那么企业组织就会纷纷诞生，从事生产性活动。(34) 二是汲取式制度不利于发挥企业家创新潜能。制度还决定企业家潜力的发挥及资源的运用方向。鲍莫尔把企业家活动区分为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并且强调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是理解企业家活动对经济繁荣贡献的关键。在广纳式制度下，企业家就会从事生产性活动和创新活动，而在汲取式制度下，企业家就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甚至破坏性活动(如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这种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还有一个自我强化机制。鲍莫尔还从制度质量角度区分了企业家活动的类型和企业家活动的总水平，并把制度、企业家才能与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质量实际上是制度性质了。高质量的制度就是广纳式制度，它有利于企业家创新才能的发挥并提高了生产性活动水平，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低质量的制度就是汲取式制度，它有利于非生产性活动，并把企业家才能用到了寻租上，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Acemoglu和Mehlum等分别构造出理论模型试图说明：才能往往是相通的，这种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关键就取决于制度及其激励机制。(35) 三是汲取式制度使创新企业家数量大量减少。制度决定企业家的多少。在一国创新中，企业家的多少非常重要，而企业家的多少是制度的函数。在汲取性制度下，企业家会发掘政治机会，通过政治关联和权钱交易，谋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在广纳式制度下，企业家通过创新，在使自己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使社会获益。产业革命以来，由于政治形态的变化，寻租和机会主义行为不再盛行，而生产性活动变得更具吸引力。(36)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从市场规模、企业规模及合同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企业家是创新还是寻租问题(见表1)。我国企业家80％的时间用来与官员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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