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社会道德，从唤醒职业精神开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精神论文,职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每个入都是高尚的人，每个人恪守职业道德做好份内事，社会就不会坏到哪里去。一个职业道德得到坚守的社会，虽然雷锋不会成群涌现，但“雷人”会大为减少；高尚的情操或许难得，但质朴的德行随处可见。
这几天，公众都沉浸在对一个平凡司机的感动和悼念中。感动也已经难以表达公众心中的那份深情，更多的是一种震撼。我们无法不被震撼，客车司机吴斌忍受着肝脏几乎粉碎性破裂的剧痛，在被铁块击中后的1分多钟里，换挡、减速、停车、拉手刹、打双闪、开门，让大家安全下车，最后他倒下了。
吴斌身上震撼人心的那种美德，到底是什么呢？那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而是一种职业素养，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品质：职业精神。一个司机，在面临险境时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他一以贯之并内化到道德血液中的职业精神。
也不禁想起前几天另一条让我们感动的新闻：河北保定一个卖油条的大学生，他的油条因坚决不用“复炸油”，而被消费者称为“良心油条”。“良心油条哥”触动公众心弦的，也正是他身上的那种职业精神。这种职业上的坚守，虽然没有吴斌的“伟大一分钟”那样壮烈并震撼人心，但闪耀的道德光辉其实是相同的——做油条的坚决不用害人的“复炸油”，正如司机危急时保卫乘客的安全，这就是职业道德。
这几天引起微博热议的还有另一条新闻，不过它激起的不是爱与感动，而是恨与厌恶。杭州某医院一个实习女护士，因在微博中晒虐待新生儿的照片，言语轻佻，行为恶劣，被网友群起而攻之——作为一个准护士，她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
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份职业，都不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它还有着自身一套内在的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而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最重要的，并不是“路人的道德”（即要求一个人向与自己无关的事、无关的人行善），而是“职业的道德”——每个人首先要履行好职业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做好本职工作，履行本职责任，完成职业的使命。现代社会是在社会分工中形成的，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职业和从业者构成。所以，道德也不是抽象的，公共道德的核心在于职业道德。
对一个司机来说，职业要求就是将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吴斌“伟大的一分钟”中所做的，就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一系列平常看来很简单的“规定动作”。支撑他忍受剧痛来完成这些动作的，正是内化到他道德血液中的那种职业本能。
职业精神，并不只是一套简单的技术规范，更核心的还在于融于规范的对职业的责任感、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的敬畏——有了这种精神，将这种精神变为身体中的一种本能，才能使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超越惰性、自私、懦弱，而习惯性地作出职业反应。吴斌从业10多年来，安全行驶100多万公里，从未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和旅客投诉，从未有过一次违章，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已经能看到那种可贵的职业精神。这一次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内化于吴斌身上的职业精神以让公众震撼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面对吴斌以及“良心油条哥”那样坚守职业道德的好人，我们需要赞美、表彰、致敬，但更需要反思这个社会职业道德的缺失。一个道德的社会，首先是有着职业精神的社会；一个道德失范的社会，首先是从职业道德的沦陷开始的。社会秩序依赖于社会分工的有序，而社会分工又依赖于每个行业的人，按照这个行业的职业规范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各行其职。
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范，正在于职业精神的失范：当医生的不像医生，缺乏那种救死扶伤的情怀；当老师的不像老师，没有了传道授业的责任感；做记者的不像记者，不甘心做一个公正的报道者。当校长的整天想着当官，盖房子图省钱而建豆腐渣工程，的士司机为赚钱而拒载、绕路，商人惟利是图而用臭皮鞋做药用胶囊，官员为了升官而不择手段……道德沦陷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不是老人倒在路边没人敢扶，而是每个职业的道德底线都在以突破公众想像力的方式沦陷，以致走向一种职业上的互相伤害、互相投毒：做面包的从不吃自己做的面包，但做面包的生病时难免要吃不良商人做的毒胶囊。
“最美司机”吴斌，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的猥琐、卑鄙、肮脏、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和丧尽天良。我们无法用浅薄的感动和暂时的震撼，来掩饰“最美”之外的丑陋现实。而吴斌之所以震撼我们，不仅在于其行为的伟大，更在于他在失德现实映衬下产生的强烈反差，现实越是丑陋，“最美司机”越是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拯救社会道德，从唤醒职业精神开始。批判社会的道德滑坡，是一种时尚，但多数批评往往都是笼统、含糊且抽象的，并没有指向具体的对象，无法成为一种能够触及、可以把握的具体规范。而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规范，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中国社会道德的重建，并不是从“路人的道德”做起，而是坚守职业精神。“路人的道德”具有偶然性，职业道德却贯穿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是高尚的人，每个人恪守职业道德做好份内事，社会就不会坏到哪里去。一个职业道德得到坚守的社会，虽然雷锋不会成群涌现，但“雷人”会大为减少；高尚的情操或许难得，但质朴的德行随处可见。
短新闻
6月7日，辽阳市民仲丛贵开车时，听到有人落水呼救，他停车将人救上岸，之后却发现，车里装着女儿婚礼金的包被偷；3日，在广州，一名黄衣男子托起悬挂在4楼阳台的女童，被称作“托举哥”，10日，广州多部门为他送去5万元奖励金，并欲为他推荐工作。
行善，固然取决于人心向度与价值固守，不可否认，人们在做道德选择时，无法绝对地远离现实利益的计量。虽说“法律裁量失衡”“行善代价过大”等不是冷漠挡箭牌，可要人们“舍己助人”，终是道德苛求。洁癖式视角，不宜忖度人性的长度；在物质上为好人“兜底”，才能增强善举的道德向心力。人们常言，“好人有好报”。它不是简单的“因果论”，而是寄寓了人们对善之良性循环的期许。可让好人收获善果，不能只靠“好人一生平安”的馨香寄语。道德话语的劝勉，再怎么动情，也代替不了现实回报。适当补偿与报酬，让“英雄”免于生活末路，让好人不致流血还流泪，无伤道德的纯洁性，反而会提升公众的行善积极性。在此角度上，设“好人基金”，奖励救人者，都应成激励机制的题中义。
（余宗明，华西都市报，2012.6.13节选，成熟社会会为每份善“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