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一分为二的吗？——以西方自我图式的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是论文,图式论文,为例论文,为二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06)03-0043-05
1 引言
自我图式是人们关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图式。实际上，个体所处理的多数信息是有关自我方面的。当人们在处理有关自己的信息时，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在选择和组织信息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最为显著的。1975年，Markus开创性地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将自我视为加工与自我相关信息的一台“计算机”，引起了广泛的重视[1]。近二十年来，有关自我图式的研究大量出现[2]，而这些研究的范式基本上都源于Markus的这篇开山之作，研究即以该文为例来谈西方将自我一分为二带来的困境。
Markus首先找到一条女性选择分布比较均匀、重要性及跨情境稳定性较高的维度——独立与依赖。通过三个标准：(1)被试在两极特质量尺上的选择是否极化；(2)该特质维度对个体而言是否重要；(3)被试在形容词核对表中是否选择该词，Markus将人分成独立图式组、依赖图式组和无图式组。接着，Markus通过五个程序来比较无图式组与有图式组（独立图式与依赖图式）的差别：(1)“我／非我”按键反应：图式组会选择更多的图式相关词，而且处理图式相关信息速度更快；(2)回忆过去的行为证据：图式组会回想起更多的图式相关行为；(3)预测将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图式组会更确定将来图式相关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对反图式信息的处理：图式组对反图式信息更易产生抵制；(5)以上程序重测结果的稳定性：图式组的行为更为稳定。在具体操作中，Markus借助了自我二元构念、特质决定行为假设以及与之相应的跨情境稳定性。
Markus采用组间比较(intersubject)验证了她的假设。从组内比较(intrasubject)来看，既然图式是二元构念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在第一个程序中，独立图式组应当会选择较多的独立相关词，较少的依赖相关词；依赖图式组应当会选择较多的依赖相关词，较少的独立相关词。而实际上，独立图式组在两组词的选择数量很接近，没有显著性差异，依赖图式组对两类词的选择数就有显著性差异(p36)。独立图式组还倾向于选择“积极词”，包括独立相关（如“自信”）和依赖相关（如“宽容”）词，确认这两种积极词的反应时也很接近(p48)。在Markus的第二个程序中，让被试回忆图式相关行为，独立图式组对两类积极词都提供了较丰富的行为；而依赖图式组对两类积极词提供的行为都比较少，反而在依赖类中性、消极词方面提供了较多的行为证据(p50)。这里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独立图式组采用印象管理策略来答题，他们的印象粉饰能力较强，只要是积极词他们都确认为已有。二是独立图式组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们的自我欺骗水平较高。三是独立图式组在做这种选择时是“既不欺己也不骗人”，他们本来就认为自己“既此又彼”。
如果证实独立图式组是受到印象管理或自我欺骗（社会赞许的两种类型）的影响，那么它与依赖图式组间的差异就不能排除社会赞许因素的解释。如果证实独立图式组本来就认为自己“既此又彼”，那又跟图式的构念相冲突。自我图式被视为“人们在他们自己的社会行为中所发现的不变性”，具有“跨情境稳定性”，怎么能够在两极之间游走呢？在Markus的第三个程序中，让被试预测未来行为的可能性，虽然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但从组内视角来看，被试预测这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均不高，图式组认为与其图式相应的行为也只有50%的发生可能，那么又何来跨情境稳定性及特质决定行为呢？自我的二元构念在这里遇到了两难困境。整个研究分成两个部分：研究一先复制出Magus的研究结果，看看独立图式组是否还将两类积极词归为已有；研究二检视独立图式组是否受到社会赞许的影响。
2 研究一
研究者重复了Markus研究中“我／非我”按键反应的程序。前测发现，女性在独立依赖量尺上的选择分布较均匀，研究延用这条维度，只选用女性被试。
2.1 方法
2.1.1 被试
对选修一门公选课的155名女大学生施测20条自评量尺（11点），其中包括独立依赖量尺，在每个量尺后面都会让被试判断该特质对自我的重要性水平（11点量尺），最后列出自编形容词核对表，让被试在符合其性格的形容词上打钩。在自评量尺靠近独立一端（1-4点）打钩，重要性在8点以上，并在形容词表中选择“独立”，即归为独立图式组；而那些在依赖一端（8-11点）打钩，重要性在8点以上，并在形容词表中选择“依赖”的被试为依赖图式组。找到独立图式组44人，依赖图式组18人，愿意承认自己依赖的人比较少。
2.1.2 实验材料
通过小样本调查找到独立相关词和依赖相关词各15个，其中5个积极，5个中性，5个消极。自编形容词核对表，从王登峰《台湾与大陆地区大学生社会赞许度、意义度、熟悉度、洋化度评定表》(1999)中选取155个熟悉的词。
2.1.3 实验程序
在电脑上随机呈现102个特质词，其中包括了30个独立依赖相关词，每个词呈现前都在屏幕中间加一个注视点“＋”（呈现时间500mm)，让被试做“我／非我”的判断，E-prime软件自动记录其反应。有一半的被试在按键时，数字键1为“是”，数字键2为“否”，另一半被试则刚好相反，数字键1为“否”，数字键2为“是”。
2.2 结果与讨论
独立图式组选择独立相关词较多(
=7.86)，依赖相关词较少(=6.89)；而依赖图式组选择依赖相关词较多(=9.94)，独立相关词较少(=5.83)。组间比较发现两组在独立词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t=-2.117,p＜0.05)，两组在依赖词的选择上也存在显著差异(t=2.197,p＜0.05)。这个结果与Markus的结果是一致的。然而，从组内比较来看，独立组在两类词上的选择数量很接近，依赖组则相差较大。
采用“多维量尺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对独立组与依赖组在30个图式相关词上的按键反应进行分析，被试的反应数据均为0或1的分类变量，0代表“非我”，1代表“我”，采用欧氏距离SQRT(b+c)来计算。多维量表的拟合效果良好，分析的结果与Markus的结果很接近，依赖图式组将依赖相关词聚于一处，独立相关词则较散布于另一侧。独立图式组似乎要执两端而用其“最优”，将独立类积极词与依赖类积极词都归于已有（见图1与图2）。
图1 独立图式组对两类词的选择分布
图2 依赖图式组对两类词的选择分布
备注：图中数字对应特质词，i1-i15 为独立相关词，i16-i30 为依赖相关词i1：独立 i2：自主 i3：能干 i4：理性 i5：成熟 i6：好强 i7：主观 i8：现实 i9：老练 i10：倔强i11：固执 i12：世故 i13：自负 i14：冷漠 i15：孤僻 i16：感性 i17：天真 i18：温顺 i19：可爱 i20：单纯i21：听话 i22：敏感 i23：害羞 i24：内向 i25：传统 i26：依赖 i27：脆弱 i28：被动 i29：犹豫 i30：胆小
两个图式组多维量尺分析的RSQ值分别为0.86、0.82。在经过迭代之后S-stress值变化小于0.001，达到收敛标准。这样，研究者得出与Markus相似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独立图式组是不是受到社会赞许的影响？
3 研究二
要确定独立图式组是否受到社会赞许的影响，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独立图式组在宣称自己两边都“好”时，是否也感知到这些词是“积极”的吗？只有在证实独立组与依赖组对刺激词感知无差异后，才能进一步验证个体本身是否受到社会赞许的影响。所以研究二其实是两个小研究：一是检验独立组与依赖组对词的社会赞许感知；二是检验独立组与依赖组在社会赞许方面的差异。
3.1 方法
3.1.1 被试
前面参与实验的被试中，有30个独立图式者、12个依赖图式者参与了词的社会赞许度判断；有21个独立图式者、12个依赖图式者继续参与了人的社会赞许测量。
3.1.2 实验材料及程序
一周后，让被试对30个图式相关词，采用七点李克特量尺做社会赞许度的判断。对独立图式组和依赖图式组继续施测平衡式赞许作答调查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其一为“自我欺骗”(serf-deceptive enhancement,SDE)，指个人在自陈式测验中给予诚实，但具有正向偏差的倾向；其二则为“印象粉饰”(impression management,IM)，指个人故意夸大社会期望的行为，而掩盖非期望的行为。两个分量表各20个测题，其中正负向题题数相同，共计40题。采用李克特七点量尺进行评量，计分时先将负向题反向计分，之后则根据受试者填答极端值（6或7）的题数进行计分，只有选择极端值时才计1分，使得夸张性填答的个人才会得高分，两个子量表分开计分，得分范围为0到20分。信度方面，过去研究显示“印象粉饰”的内部一致性为0.75至0.86，再测信度则为0.65。效度方面，过去研究显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详细信效度资料可参阅杨中芳等人[3]。
3.2 结果与讨论
独立图式组对独立类词的整体评价偏高，对依赖类词的整体评价偏低，依赖图式组对依赖类词的整体评价偏高，对独立类词的整体评价偏低，对两个组别在独立积极词、中性词、消极词和依赖积极词、中性词和消极词六类上的社会赞许度打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并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见表1）。
表1 独立、依赖图式组对两类词的社会赞许评价
独立类独立类独立类依赖类依赖类依赖类
积极词中性词消极词积极词中性词消极词
独立组 6.12 4.21 2.75 4.56 3.66 2.43
s 0.65 0.66 0.87 1.00 0.71 0.63
依赖组 5.91 3.89 2.49 4.66 3.97 2.57
s 0.89 0.77 0.52 0.80 0.88 0.99
独立图式组确认某个图式相关词的数量与他们所感知该词的社会赞许度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784,p＜0.01)；依赖图式组确认某个图式相关词的数量与他们所感知该词的社会赞许性均值之间没有相关关系(r=0.006,p=0.977)。独立图式组倾向于将他们自己认为“积极”的词确认为已有，依赖图式组所确认的词跟该词的社会赞许性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独立图式组是不是受到自身的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对两组被试的社会赞许测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虽然独立组与依赖组在印象粉饰的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依赖组的均值还高一些，但是独立组在自我欺骗的得分上显著高于依赖图式组（独立组=5.71，依赖组=3.08，t=-2.423,p＜0.05）。独立图式组是那些自我欺骗程度高的人，他们是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人。自我欺骗量表高分者通常报告自己适应良好，因此跟自尊量表、自控量表会存在高相关关系，低分者通常报告自己适应不佳，因此会跟他控量表、社会焦虑呈相关关系[4]。这样独立图式与依赖图式在Markus研究结果中的差异就无法排除这一社会赞许因素的干扰。
4 总讨论
综合上述，从组内比较来看，自我的二元分法跟独立图式组宣称“既此又彼”不相吻合，被试预测图式行为的可能性都很低，跨情境稳定性不存在。从组间比较来看，独立图式组是自我欺骗的人，他们与依赖图式间的差异无法排除社会赞许因素的干扰。
许多西方的研究者也看到了这种困境，并且为解决这种困境做出努力，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转变：(1)自我的构念从两极模型转为双变量模型：将对立的两极一线的连续体重新界定为两个维度或变量的做法，在西方有关自我的研究有蔓延的趋势，Cyranowski和Andersen在比较女性“性自我图式”的“两极模型”与“双变量模型”之后，认为双变量模型有助于对两极维度中在落于中间的那部分被试进行更精确的划分[5]。(2)行为从跨情境稳定性转向分情境稳定性：Mischel和Shoda指出个人的行为倾向并不能等同于人格稳定性，他通过对一个夏令营的田野观察证实了个体内部稳定的“If...情境，Then...行为”的关系[6]。(3)至于社会赞许因素的干扰，西方的研究者则转向脑电、皮电、反应时等内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生理指标并不能直接与心理指标挂钩，当研究者通过外显的自我报告法建立二者的关系时，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Markus的老路，表面上看反应时数据也是支持自我报告的分组方法，实际上，社会赞许的问题被掩盖了。
重新解读Markus的研究数据，研究者发现这一困境的深层原因：主客观视角的偷换以及情境绝对化。与在图式的定义中(p3)，Markus指出对事物或事件规律性的观察会导致认知图式，她强调了这些规律观察的“主观性”，也就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思考，遗憾的是，在后面的实验程序操作当中她还是采用了“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标准，即是比较物化的观念。如Markus找来15个图式相关词，其中5个积极，5个中性，5个消极。从主试的角度来看，这30个词的挑选是“无偏见”的。那么，被试是这样来思考的吗？研究者用“独立、依赖”词做了个联想实验，让被试依据每个词写出一些相关的特质词，52个女性被试参加了这一实验，结果发现：独立所引起的联想词多是积极的，依赖所引起的联想词多是消极的，而且各个词与联想源的联结强度、相关性也是有强弱之分的。Markus将“无偏见”的30个词物化为“图式相关词”，是把被试当成“理性人”，在看哪一个词或行为时似乎都要看到它的好处与坏处，而且要不偏不倚。Markus第三个程序中列举的一对对立行为（假想你某次会议上）：你会特意避免与人展开争论（依赖行为）；你急于反对别人的看法或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这样会引起争论（独立行为）。从被试的角度来讲，“争”与“不争”的行为依据其在特定情境中的意义是可以贴上很多特质标签的，争可能被认为是“有主见”，争得过头可能被认为是“争强好胜”，不争可能被认为是“宽容”，也可能被当作“胆小怕事”。行为从情境中完全脱离出来。
前面的双变量模型和分情境稳定性虽然已经允许自我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相反的行为，却依然将“情境”视为完全外在于“人格”的东西，试图将情境固化，因而常常会谈到“冲突”与“矛盾”。Kitayama认为情境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7]。杨中芳也指出，分情境稳定性将情境物化仍然会招致特质论相同的批评[8]。能不能有一个更彻底的解决方案？
杨中芳对中庸元认知进行构念，提出中庸的世界观是情境与自我交融、交感、交变，视对立的阴阳两极为“状态”，在“过”与“不及”之间“拿捏分寸”，行动的目标是要达致“和谐”[9]。杨中芳认为，过去自我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定势，一是去物化之，找出它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结构，有什么特性，如何去评价它，再去探查它与个体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二是将之视为中介变量，去看它如何参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一些事件或刺激的各种应对行为。然而，中庸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看到自我可以不是一个先于行为的心理概念，而是思考如何选择行动后果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在日常场景中的自我呈现本身就是自我！因此，杨中芳建议，可以把自我行为化，视为一个因变量来研究，来向前理解自我呈现的思考过程。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多年来对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一直争论不休，以及为“应然”如何能产生“实然”、人格的无常性与场依性、判断与行为的断层以及内外归因的纠缠感到困扰之际，也许对中国人的中庸实践思维的研究，可以对这些困扰及争论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及启迪。这一方面的研究正处于静待起飞的阶段，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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