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收益论文,资本积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9)03-0020-06
一、引言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理论界似乎已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种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特别是资本的高投入，这种增长方式低效且不可持续。[1]在实证研究上，大量学者借助索洛残差法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估计，结论一般倾向认为中国经济TF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低，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程度有限。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种推断隐藏着一个推论：在外生技术进步率低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规模收益将递减，投资应该会逐渐衰减。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固定投资增长速度经常高于GDP增长率1倍～2倍，如2005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高达35.7%。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涨的背后，是否存在资本积累规模收益的可能呢？
观察资本积累是否存在收益递增现象的一个方法是分析资本回报率。如果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能够持续保持较高的回报，那么就说明资本积累存在收益递增的可能。国内研究者在对中国工业资本报酬率估计中，除国有工业资本报酬率在1997-1999年低于5%外，中国工业资本报酬率其他年份都高于5%，高于世界5%的平均水平。[2]在对中国1978-2005年资本回报率的估算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3]通过这些研究判断，在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中，存在着整体规模收益递增的可能。
研究中国工业的资本收益递增与否有两重含义。如果判断中国整体工业资本积累处于收益递增时期，那么一是据此可质疑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低效的说法，各种实证研究得出的TFP增长率低未必符合工业实际，它可能只是中国近十年来城市化进程导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二是据此可推断未来中国工业高投资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工业部门投资需求将推动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为此，本文对中国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增问题进行研究。
二、资本收益递增的现象观察
传统的规模效率测算方法有工程法、生存检验法、利润率分析法。在这些传统方法中，由于企业技术资料收集极为困难，采用工程法存在很大的障碍。生存检验法的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我国存在大量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保护的情况下，用生存检验法来测算规模效率也不适合。比较之下，利润率分析法是相对简单和直观的观测规模效率方法。
我们可以从资本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指标来观察资本收益递增现象。资本生产率指的是每单位资本的平均产出水平，资本利润率指的是每单位资本的平均盈利水平。当资本收益递减时（新古典生产函数），产出—资本比是资本的减函数；当资本收益递增时，产出—资本比是资本的增函数；当资本收益不变时（AK生产函数），产出—资本比固定不变。因此，如果企业资本生产率随企业规模扩大而提高，那就说明资本投入存在收益递增，反之可能存在收益递减或不变。由于在竞争市场上，大企业和小企业面临的单位资本的成本是一样的，资本利润率能部分反映资本积累是否存在收益递增现象。下面我们分别通过资本生产率和利润率指标来观察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增现象。
（一）资本生产率分析
用工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固定资产，就得到历年各地区资产生产率。为减少观测误差，我们分别求出1996-2006年各年度各地区资本生产率水平，然后分别求得1996-2000年平均资本生产率水平和2001-2006年平均资本生产率水平，将两者相比较，以此观察进入新世纪后，工业资本生产率水平是否提高，分析结果见图1。
图1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本生产率
在图1中，除北京、湖北、云南和西藏外，各地区工业企业资本生产率普遍有较大的提高，东部沿海地区提高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各地区工业经济资本积累，资本生产率也随之提高，总体上存在着资本收益递增现象。因而，图1不能拒绝我国工业企业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判断。
（二）资本利润率分析
表1显示了中国工业按企业规模分解的利润率差异，整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资本利润率相当，小型企业利润率低于这两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的利润相当，大型企业利润率大大高于中小企业。2000年以后，大型企业资本利润率一般仍高于中小企业，小型企业资本利润率略高于中型企业。在中国，大型企业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而大多数国有企业又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因而，表1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工业企业存在资本积累规模收益递增现象。
三、工业经济规模效率的非参数法分解
不论企业生产函数是属于新古典式还是AK式，对资本的规模效率分析一般是先假定函数形式，然后用线性回归进行拟合，该方法的缺点是在预先假定函数形式之前，往往已经隐含资本收益是递增还是递减的结论。为此，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笔者不预先设定函数形式，而是根据非参数方法来判定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资本规模效率。
我们可以用图2来说明用非参数法计算规模效率的思想，在图2中，横轴表示企业资本投入，纵轴表示企业产出，图中散点表示每个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产出随着投入增加等比例地扩大，生产前沿面就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如图中CRS直线所示。在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下，生产前沿面就是一条位于生产前沿的数据组成的包络曲线，如图中VRS曲线所示。这样，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判断就不同，例如，对C点来说，在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下，它处在生产前沿面上，技术效率为1。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它就不处在生产前沿面上，技术效率小于1。
图2 企业规模效率图示
根据企业技术效率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可变假设前提计算的结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企业的规模效率。例如，对D点来说，在规模收益不变前提下的技术效率设为
，在规模收益可变前提下的技术效率设为
，那么它的技术效率分别为：
＝AB/AD
＝AC/AD
它的规模效率SE就是两者之比：
SE＝/＝AB/AC
式中的含义是，D点不但可以通过提高纯技术效率，使得减少CD之间的资本投入来达到同样的产出，也可以通过提高规模效率，使得减少BC之间的资本投入来达到同样的产出。在图2中，技术效率的计算使用的是非线性规划方法，读者可从任一数据包络分析(DEA)教材中找到该方法的介绍。
笔者用本文第二部分的数据进行DEA分解，为剔除价格因素，工业增加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年平减，固定资产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年平减。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的各地区工业经济的规模效率见表2。
在表2中，绝大多数地区表现为资本收益递增，在1995年，有13个地区表现为资本收益递减，2000年减少为5个，到2007年除了江苏、山东、广东表现为资本收益不变外，其他地区都表现为资本收益递增。由于根据DEA计算的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只会加强，而规模收益递减的性质却可能转变为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从总体上判断，我国工业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时期。
四、中国工业收益递增的源泉
（一）技术进步
后起国家要迅速促进技术进步，从国外技术引进和模仿成熟的技术是一条重要途径。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程度。对中国而言，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相当大，即使到目前为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也相当巨大。目前中国科技实力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为英、法、德的五分之一，为俄罗斯的三分之一，这种技术落差是中国在未来能继续利用技术引进和模仿的后发优势源泉所在。在通过贸易途径引进技术的同时，通过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可同时解决资本、技术、市场和管理问题，不少国际资本在带来新技术的同时，还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基地，到2002年，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已超过150家，包括微软、英特尔、通用汽车、东芝等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全球制造基地兼具全球研发基地的角色。这种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管理的改善一起，必定会促进我国资本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从而保证资本积累的递增收益。
（二）人力资本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教育的普及，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中国人力资本积累迅速提高，197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102万人，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1333.5万人，提高了13.1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为602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5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达457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53%，绝对数提高了6.6倍。1978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598所，到2004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731所，提高了1.9倍。在毕业生中，约有50%是理工科学生。在全国工业大中型企业中，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84.2万人，科技活动人员144.9万人，有科技机构的企业6467家，占总数的23.4%。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提升，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将很难找到研发性质的工作，当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时，这部分人必定到生产第一线，这将提升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结构。
（三）制度变迁
改革的过程也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原有的制度约束逐渐解除，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率得以提高，这对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在改革初期，中国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一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经济的比例几乎为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严重束缚了经济活力。改革在放松微观经营机制的同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它包括物资、外贸和金融管理体制等多方面改革，使得资本配置效率得到很大提高，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化的重要力量。到2006年，国有和集体以外的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占全年社会总投资的50.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达到了52.4%。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更加明晰，激励机制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当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的时候，管理和技术的创新已经被内生地决定了[4]。因而，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制度变迁将极大地促进企业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这是资本积累保持递增收益的重要源泉。
（四）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生产率具有关键作用。政府支出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其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二是保护产权，三是解决市场拥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开始提速，运输、电力、教育等需要大量的基础先行资本，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1996年以后，制造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开始迅速下滑，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迅速上升，说明工业化进程对基础先行资本的需求增加。城市化进程尽管进展缓慢，但是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城市化未来道路相当漫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财政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无疑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只要财政投资不是投入竞争性行业，它对民营经济的生产率就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他财政支出如教育支出、科学研究开发支出也会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这是民营经济资本收益递增的另一个外在环境。
（五）二元经济结构
对我国而言，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使得二元经济结构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农业部门还存在隐性失业，工业部门的制度工资就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于是在产出中资本所取得的报酬大于资本边际产品。如1978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5.7%，到2004年反而下降至12.4%。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6.9%，低于年均9.6%的GDP增长速度。自1978年以来，尽管高速经济增长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340万人，但是我国的劳动就业形势并未随经济形势而好转。在低端行业，我们看到，劳动者的月工资往往十多年一直处于500元左右。工资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这在分配制度上保证了资本收益递增的源泉。
图3展示了提供资本收益递增的源泉。从图3中可以看出，分析中国资本是否存在收益递增，需要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分析，即新古典式增长、二元经济结构和转轨三者的紧密结合。新古典式增长体现为工业化进程，后者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和开发，促进了技术进步（包括组织管理水平提高），同时，通过分工协作范围的扩大，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也提高了。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得大量隐性失业存在，在吸纳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之前，不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劳动者工资会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从而使资本的边际收益高于资本边际成本。同时，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宏观和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制度变迁。这些因素与政府支出的外溢效应、教育扩大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一起，成为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源泉。
图3 中国资本收益递增的源泉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处于高投资推动经济扩张时期，工业部门物质资本迅速积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业资本积累是否在总体上处于收益递增时期呢？本文对近十年来工业部门的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十年来中国工业部门资本生产率和利润率普遍提高。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解工业部门产出，发现大多数地区工业生产规模收益递增。对此，本文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进程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变迁、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等5个角度说明工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
根据本文对中国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处于收益递增时期的判断，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工业部门投资需求仍会很强烈，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业部门的投资驱动，这种情况将持续到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带来的递增收益释放完毕。
［收稿日期］20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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