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基本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正确判断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就成为“十五”期间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总的判断是：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制约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以下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一）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的基本判断。[1]《建议》指出：城镇化水平低，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那么，《建议》何以得出上述结论呢？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化发展水平的关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又称同步城镇化，即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日本等，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第二种是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东等，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型城镇化，是一种无工业化的城镇化。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中国、朝鲜、贝宁等，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图1），它是城镇化的更高阶段。[2]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低度城镇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反城市化”。对此，要加以区别。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2、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图1 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城镇化是否适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城镇化不但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效益，而且还会支付较低的各种成本。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各种要素的聚集不是无限制。当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镇化带来的边际聚集效益便呈递减趋势，而边际聚集成本则逐步上升，当二者接近或相等时，城镇化便达到理论上的适度。[3]
（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发展程度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进一步拉升，分别为6.49、10.01、13.82、26.38个百分点，28年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年均落后近1个百分点。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变。1996年城镇化比工业落后13.43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2.95个百分点，到1998年差距进一步减少为11.8个百分点。[4]二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N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5]图2直观地给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国内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表1和钱纳里发展模式（见钱纳里《发展形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的数据绘制。汇价调整不影响所示走势。
图2 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
三是城镇化也滞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从表1可以看出，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6]
表1 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变动 单位：%、美元
年份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城市化水平 人均GNP
ⅠⅡⅢ ⅠⅡⅢ
1952
50.5 20.9 28.683.5
7.4
9.112.46 49.7
1955
46.3 24.4 29.383.3
8.6
8.213.48 58.9
1960
23.4 44.5 32.165.7 15.9 18.419.76 86.5
1965
37.9 35.1 27.081.6
8.4 10.017.98 89.8
1970
35.2 40.5 24.380.8 10.2
9.017.38 109.0
1975
32.4 45.7 21.977.2 13.5
9.317.34 163.4
1980
30.1 48.5 21.468.7 18.2 13.119.39 273.7
1985
28.4 43.1 28.562.4 20.8 16.823.71 262.1
1990
27.1 41.6 31.360.1 21.4 18.526.41 370.0
1995
20.5 48.8 30.752.2 23.0 24.830.00 620.0
2000
15.9 50.9 33.249.0 24.0 27.036.09 848.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2000年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字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0年2月28日）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一年的城市化水平是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普查得出的数字。人均GNP1952～1985年出自张凤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30页；1995年以后参见《世界银行图表集》相应年份；2000年的数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当年汇价实际测算的结果。
四是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化速度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业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业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7]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8]根据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9]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10]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判断
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2001年8月7日发布）在综合分析中国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11]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加速阶段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加速发展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是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比1949年增加11480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到45594万人，比1978年多出28349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8倍。二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1978后到2000年城镇数量由193年增加到666个，22年增加47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万个，22年增加了17827个。三是城镇区域不断扩大。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化水平不断增加。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五是城市综合实力迅速增强。1997年，中国22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GDP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人均GDP超过一万元的有109个。另外，1988～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达19.3%，占GDP的比重也从28.6%上升到37.2%。[12]
第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这个国家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了39%这个分界线。从表2可以看出，1995年至2000年6年间，城镇化率年均超过30%为31.01%。
表2 1995年以来城镇化水平变动情况
年份
城镇人口（万人）
乡村人口（万人） 城镇化水平(%)
199535174
8594729.04(30)
199635950
8643929.37
199736989
8663729.92(32)
199837942
86868 30.4
199938892
8701730.89
200045594
8073936.09
平均38424
8560831.01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各期；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3.括号为世界银行数。
31.01%正好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上。三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种种城镇化水平的测算公式，对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见表3），结果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为30%，最高的为40%，平均水平为34.91%。四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个百分点为36.09%。36.09%、31.01%或34.91这些城镇化率是否是一个合适、适度的合意城镇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注：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为：
；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为：y=40.55mx-74.96）计算可知，200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30%～40%。[13]
表3 不同学者对城镇化率的预测比较[14]
学者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2050年
谢文蕙 40%左右 55%左右 70%左右
胡欣
35%左右 45%左右
王茂林
32% 40%50%
65%左右
顾朝林 34%左右 42%左右
王一鸣 30.4%35% 45%
刘勇30.4% 36%左右45%
李善同 30%
45% 58%左右
叶裕民 31.9%41.9%
45.9%
51.9%
60.9%
谢然浩 30.4%
36.9% 50%
田雪原 31.4%36.5%
47.9%
61.4%
范春水 35% 45%
辜胜阻 34.40% 37.52% 40.23% 42.50% 44.35% 46.98% 49.48%
（四）中国城镇化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发展后果判断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载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及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及市镇人口比重滞后于非农业就业比重。前者滞后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特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同时，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布局过于分散，规模效益没有形成，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后者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的城市化，对工业现代化不利，也有碍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一样，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为历史所证实。滞后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是三大后果与八大弊端。[15]
城镇化滞后从后果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学滞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今天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先老”的现象。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和县分别为6.0%和5.7%，高出0.3%；年龄中的位数，城市和县分别为28.4%和24.3%，高出4.1岁。城市人口老龄化要比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表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城乡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由隐性转为显性，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二是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城市化滞后使大量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村，造成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及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同时，滞后的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严重的制约。三是环境后果。城市化的滞后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环境的恶化程度。前者如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与水荒水脏等，后者如镇镇象村，村村象镇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村病。
城镇化滞后，从负面效应分析，主要是八个弊端：一是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虽有一亿多农民从事非农业产业，且收入明显提高，但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因而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分散、封闭的消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对消费者的需求。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市民。二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城市化和地域城市化都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人口城市化滞后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市，使得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户均耕地的不断下降，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城镇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的效率的高低决定于专业人才和资本积累，而与过多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成反比。因为过多的劳动力滞留于农村，既影响农业专业人才的产生，又影响资本的积累，从而导致农业副业化，农产品市场也无从扩大。四是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而如果城镇化滞后即农村人口无法转移或限制转移到城市，则城市建设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五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人口城市化是城市一、二、三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润滑油和缩化剂。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仅推动了第三产业市场的发展，而且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者和经营者。但如果城镇化滞后，不但第一、二产业发展受阻，也将严重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六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城市是文化发展的中心，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我国国民素质的总体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多少。因为农村的人文环境远不如城市，只有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比重，使他们在享受城市文化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七是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发展，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因其过于分散又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滞后必然是企业分散布局和土地的粗放利用。八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城乡生态建设。生态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城市生态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两部分内容。人口大量增加和过度地开发利用农村资源，必然要造成农村生态急剧恶化，如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进而影响城市生态，如沙尘暴、水污染等，这是近些年的明显例证。
（五）中国城镇化发展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发展速度判断
“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速度应以多少为宜？期末城镇化将达到多少？对此，不少专家作了研究探讨。一种观点认为，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不超过1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十五”时期城市化水平不会高于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但如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上有所突破，则有可能提高1个百分点。[16]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2个百分点，大约是1978～1998年年均增长速度的1倍左右。[17]我们认为，“十五”期间的城镇化速度应为0.8～1.2个百分点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速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城镇化新水平，预计到“十五”计划末，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09～42.09%；2010年将达到44.09%～4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