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叙事中的一事并见两说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见两说新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它特定的时空段内，只会发生一次，最终只能有一种结果，照常理也只应有一种符合历史的记载。但历史学家具体记述这一事件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却可能不只存一种记载，从而使这些材料的呈现方式比较复杂。《史记》中就出现了不少一事而并录两说的情况。对此，以班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曾批评其“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① 但是，一事并见两说，作为《史记》叙事行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具体情形远非疏略抵牾这样简单。诚然，班氏之语，是注意到了某些史事记述中的前后不一，但他同时忽视了太史公此种记事方式的深意。若细加揣摩，探本求源，就不难发现，这些前后不同的说法之所以在文中出现，实际上是有着多种情况的。
一 婉约其辞 以明真相
同是对黄帝的记载，《封禅书》中的说法较之于《五帝本纪》中的说法可谓殊多不同，尤其对黄帝之死的描述更是大相径庭。
《封禅书》中引申公言：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且战且学仙，得与神通，并最终骑龙上天的黄帝。
《五帝本纪》中写黄帝之终，却云：
黄帝崩，葬桥山。
言辞间更强调他是一个德泽万世，却也难逃生老病死的人。
《封禅书》中虽然盛推鬼神之异，对神灵怪异之事渲染得浓墨重彩，但太史公最终以“然其效可睹矣”终篇，就足以表明其实属子虚乌有。而既然上古圣王一样也是血肉之躯，那么，秦皇汉武如此地大造舆论、敬天尊神、大举封禅，就实在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意欲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罢了。司马迁曾亲身扈从封禅，对于上至君王、下至方士的这些欺世惑众的伎俩与说辞，可谓“具见其表里”。② 但是，史公毕竟身处汉廷，“先代褒贬，诚无所讳，而于汉时之君相，岂敢放笔直书，明知褒贬乎？”③ 所以，推测这种自相抵牾的说法，应是司马迁在以杂见错出之词，委婉刺讥。余有丁也指出：“太史公论神仙祷祀迂诞之说，极意妆点，皆寓讥武帝且明其不然也。”④ 凌稚隆的《史记评林》中荟萃有诸家评说，众学者于此节虽措辞稍异，但从观点上大都一同此理。
这种暗含深意的一事两说，有的是如上文载于不同篇章中遥相呼应，有的则是在同一篇中便前后互见，彼此异词，使得悬念重重。
对于孝惠帝有无亲子的记述，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太史公先是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⑤、二年（公元前186年）⑥、六年（公元前182年）⑦、七年（公元前181年）⑧ 分别记载了刘怀、刘义、刘武、刘太以孝惠子的身份受封，而后，在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即兴灭诸吕的事变当年，却又说：
非子，诛，国除为郡。
常山王与梁王、淮阳王等就是在这次铲除诸吕的政变中一起丧命。这些皇子们以子封，却以非子诛，直让人如坠五里雾中。
在《吕太后本纪》中亦有这种先后是子又非子的颠来倒去的论定。先言：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字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予武为壶关侯。
……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
据此可推知孝惠后宫有子，只不过孝惠皇后本人无子罢了。但是，在周勃安刘，兴灭诸吕的时节，又云：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若据诸大臣之言，则孝惠帝根本没有嫡亲的子嗣。少帝与诸王只不过是“他人子”，被扶立仅仅是因为吕后要借以增强吕氏党羽的势力。
史公说法，前后错综，但只要细心对比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一些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指出：“前云美人子，直非吕后子耳。未必非孝惠子也。此直名他人子，是当时深文。”⑨ 柯维琦《史记考要》亦曰：“少帝非张后子，或是后宫所出，亦不可知。史谓大臣阴谋，意少帝毕竟吕氏党，不容不诛耳。”⑩ 梁玉绳也赞同这种观点，并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公于《纪》两书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诛’，皆有微意存焉，非歧说也。”(11)
这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从通篇的语境看，诸王和少帝确实极有可能就是孝惠帝亲子。诸大臣之有此言，只不过是决心要对吕氏斩草除根的同时，怀疑这几位王子也是吕氏党羽。而且，扶立新君，拥戴之功，也能更方便他们日后的飞黄腾达。是此，“非真孝惠子”，只不过是挥起屠刀前的欲加之罪。而就在这一借口下，在新皇入朝听政的当夜，这些人便对孝惠帝的子嗣展开了血腥的杀戮，“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12)
非子之诛，在刘汉王朝是已成定论的说法，尽管太史公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也仍然不得不依样录入。但是，正如韩兆琦所说：“他不甘心让历史这样地欺骗后人，故而在《史记》的几篇之间，甚至在同一篇里有意地参错其词，留着一些明显的疑窦，让后代细心的读者自己明白其底蕴。”(13) 观史公于《匈奴列传》赞中感叹：“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4) 这是他在感慨当年孔子的无奈，可以说，也是在感慨时下自己的悲哀。迫于现实政治的压力，一些时候，太史公自己也不得不隐寓而微其词，“此等处需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15)
二 假托叙事 为得其情
“三年不蜚不鸣”的隐喻在《史记》中两度出现，但时间、地点、人物各自不同。在《楚世家》中曰：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
在《滑稽列传》中却又云：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讽喻庄王之说又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16)，但讽齐威王之说则未知何据。对于这种前后相左的记述，有的学者从《史记》中年代记述混乱的事实出发，批评史公：“前后彼此一任错综”。(17) 邵泰衢《史记疑问》曰：“齐威元年后于楚庄元年二百三十二年。淳于乃齐威之臣，优孟谓楚庄之人，《滑稽传》云：‘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以谈笑谏楚庄王’。是以齐威而反前楚庄矣夫？”(18) 而另有一些学者则从揣摩史公笔法的角度出发，推断其说是暗含深意。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泷川资言就引徐孚远之语，曰：“楚庄、齐威，皆有雄畧，故先纵乐以观群臣，大鸟之喻，为得其情也。”(19)
从具体情节分析，这是一个激励一代明主振作奋起的重要隐喻，在性质上它不同于行文中的细枝末节，在文中的不同场景下竟前后出现两次，照常理推测，史公不会全无所觉。而且，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史公已明确交代，“楚庄王侣元年”是在“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而“齐威王因元年”已经到了“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78年）。那么，楚庄王在位当早于齐威王二百余年。但在《滑稽列传》中，楚庄王反而晚于齐威王。一代霸主的起讫年代上下竟出现了几百年的偏差，照理史公亦不会全无所察。是此，这种抵牾便可以基本排除主观疏略的可能，既非疏略，便是有意为之。
设若再从叙事手法上分析，徐孚远所言的假托叙事，为得其情的处理，在古代载籍中也确实时有所见。就连《李将军列传》中记述李广射术之精，“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也有学者推断是一种未必信实有证的比附，而事件的真正原型当为《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养由基。《史记会注考证》中就引何焯语，曰：“《吕览·精通篇》云：‘养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饮羽。’诚乎虎也，与此相类。岂世因广之善射，造为此事以加之与？”(20) 李笠也认为这是为了“夸张术艺之精，初非信有其事也”(21)，并进而从书法叙例的高度总结：“史贵翔实，然亦有意主形夸词务奇谲者，不可以循名而责实也”。(22) 观《滑稽列传》，其戏谑调笑与其他篇章的雄浑酣畅相比，的确是一部风格特异的迥出之篇，就连学者钱大昕于此也指出：“此传之言，多不足信”。(23)
综合分析这两种意见，当是喻事假托之说较为合理。淳于髡一节，太史公很可能只是纯用赋笔。正如学者吴见思所说：“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至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调笑嬉戏之文。但见其齿牙伶俐，口角香艳，清新俊逸，另用一种笔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论其事之有无也。”(24)
三 信以传信 疑以传疑
《孟子荀卿列传》中有：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齐太公世家》中有：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
这样的一事两说的材料，从行文上看，很明显是作者有意留存下来的，司马迁分析这种处理是闻疑传疑。(25) 这种疑者传疑的传统，又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孔子时，这种方法就曾经被提倡和使用。《论语·为政》：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26) 《史记·三代世表》中太史公也提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显见，太史公对孔子的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极为推崇的。于是，在孔子卒后500年，太史公再次发扬了这种“多闻阙疑”的精神，对无从详知和难以判断的材料，进行了疑者传疑的处理。
何焯《义门读书记》云：“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分析指出，《史记》中叙事不同，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来源不同，太史公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27) 显见，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史记》叙事中的这一重要特点，同时多数学者也都对太史公的这种处理给予了肯定。
年代久远，传闻异辞，难免会歧说并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材料支持，考辨真伪的工作便很难进行。没有一位史家不想在历史撰述中给后人留下一个确切的说法，但牵强地别裁去取，未必得当，搞不好，还会曲解历史，贻害无穷。所以，“历史上有若干不能解决之问题，指出其不能解决，便是解决”。(28) 太史公的“盖”、“或曰”等这些不确定的字眼虽然给后人留下的是不确定的答案，但这也实在是无奈之中一种最负责任的做法。将委实难决的材料照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来，留待后人研讨，这不仅表现了采编史料应有的严谨性，更表现了一位史家求真的精神和超凡的勇气。
在《史记》中还有些一事两说的材料，虽然并没有鲜明地表明作者有意存疑的态度，但是，我们从它们与现存古籍的对读比较中推测，很可能也是史公难以决断，故两言之。
如：对于春秋末年“吴晋争长”这一历史事件，《史记》中就存在着“长吴”与“长晋”两种不同的说法。
于《晋世家》曰：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此说同于《国语》(29)。
于《吴太伯世家》又曰：
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
此说同于《左传》(30)。
既是两君争长，自当有一胜一负，或长吴，或长晋，历史现实中绝不会是两种结果并存。但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却偏偏就是各执一词，一说“长吴”，一说“长晋”。《左传》与《国语》中的这些相应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史记》中这种前后不同的说法并不是史公疏忽间造成的抵牾，它们都有依据，只是各自依据的材料说法不同。设若大胆推测，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可靠的材料支持做进一步的判断，故而吴晋争长之事，才胜负难分。“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31)，在难以取舍的情况下，太史公最终选择了这种两说并存。
韩非使秦之事，《秦本纪》和《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也颇有出入。于《老子韩非列传》曰：
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
于《秦始皇本纪》却云：
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
这两种说法，虽然我们今天都没有可供对读的文献证据，但是也有学者推断，这是史公杂采秦、韩两国史记，疑以传疑。徐孚远就曾提出：“韩非弱秦，即李斯谮非之辞载于秦史记。”(32) 此说虽无确凿的证据，还是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设若联系韩非亡于秦国的悲惨结局，联系李斯与韩非的微妙关系，从情理上推测，这种分析与解释也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
以往的学者，著书叙事之间常常有自己特殊的凡例义法，而后来的读者，如果不能明白这些叙事方法，就往往会感到扞格难入，不解其意。学者靳德峻正是有感于此(33)，才著《史记释例》，专门探究太史公义法，并强调：“不知厥例，何以知史公之史法与史意？不知史公之史法与史意，何以究史公之史学乎？”(34) 史公著书，多微文见意，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我们在研究《史记》时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史记》中那些有文献证据乃至没有文献证据（尤其是没有文献证据）的一事两说，都是太史公有意为之的匠心安排。像《吴世家》、《楚世家》中对边民争桑引起两国交兵的记载：一说是“楚边邑卑梁”(35)，一说是“吴之边邑卑梁”(36)，就很难说是因为史公依据了不同的记载，从而才有不同的说法；还是因为史公在吴、楚两国的边界问题上本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从而导致了不应有的抵牾疏略。而且，《史记》中像这样的一事两说的材料还有一些，如《武帝本纪》中，尧、舜时期流四凶的不同说法；《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中，对吕不韦献赵姬时赵姬是否有孕的不同记载；《殷本纪》和《周本纪》中，对纣囚西伯于羑里的不同记述，等等。虽也有学者推测其可能是太史公主观上有意为之，但是在没有进一步材料佐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史公疏漏的可能。毕竟，《史记》一书，洋洋五十余万言，上下贯通两千余载，所钩稽参考的材料林林总总、错综繁杂，采录中难免会有错漏重出的地方。正如班彪《略论》所言：“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
诚然，太史公之书法，义旨深远，寄兴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子彼，有若鱼龙之变化”。(37) 我们推崇史公的书法义例，本无可厚非，但因爱史公之甚，就为之牵强附会，巧为弥缝，却是不可取的。与之相对，像有的学者，对材料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问题，不假思索揣摩便穷究责难，我们亦应引以为戒。(38) 正如学者刘知幾所言，我们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39)，而面对《史记》行文中的这一重要特点，我们也只有态度公允，平心静气，既不偏爱护短，又不穷究责难，认真研读，细心体会，才能深刻认识《史记》行文中的这一重要特点，才能真正领悟太史公所欲撰著的“一家之言”。
注释：
①《汉书》卷62《司马迁传》。
② 《史记》卷28《封禅书》。
③ 靳德峻：《史记释例》，商务印书馆，1933，第18页。
④ 茅坤：《史记钞》卷40《封禅书》，明泰昌元年西吴闵氏刻本，第7～8页。
⑤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元年：“四月辛卯，初王怀王强元年。强，惠帝子。”
⑥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二年：“七月癸巳，初王义元年。（皇子）哀王弟。义，孝惠子。故襄城侯，[后]立为帝。”
⑦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六年：“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
⑧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七年：“（七）〔二〕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⑨ 吴见思：《史记论文》第一册卷九，广益书局，1936，第11页。
⑩ 凌稚隆：《史记评林》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第183页。
(11)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第250～251页。
(12) 《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
(13) 韩兆琦：《（史记）书法释例》，《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14)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5) 茅坤语，见《史记钞》，载《史记读法》卷首，明泰昌元年西吴闵氏刻本，第5页。
(16) 《吕氏春秋·重言篇》：“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因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榖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榖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榖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66页。
(17) 邵泰衢语，见《史记疑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8册，第726页。
(18) 邵泰衢：《史记疑问》，第726页。
(19) 泷川资言（撰），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004页。
(20)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780页。
(21) 李笠：《史记订补·叙例》，载《广史记订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5页。
(22) 《史记订补·叙例》，第5页。
(2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史记考异》，载《钱大昕全集》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6页。
(24) 《史记论文》第4册，卷126，第12页。
(25) 《史记索隐》：“太史公闻疑传疑，事难的据，欲使两存。”见《史记》卷86《刺客列传》。
(26)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第2462页。
(27) 张守节：《史记正义》，见《史记》卷3《殷本纪》。
(28) 傅斯年致胡适信中之语，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第58页。
(29) 《国语·吴语》：“晋乃命董褐复命曰：‘寡君未敢观兵身见，使褐复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请贞于阳卜，收文、武之诸侯……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13页。
(30) 《左传·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见《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2171页。
(31) 刘知幾语，见《史通·采撰》，载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17页。
(32) 转引自李笠《史记订补·叙例·抵牾例》条下，载《广史记订补》，第3页。
(33) 靳德峻：《史记释例，序》曰：“往哲造书，各具其例。后之读者，不达于此，每致扞格。”见《史记释例》，商务印书馆，1933，第1页。
(34) 见《史记释例·序》。
(35) 参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36) 参见《史记·楚世家》：“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37) 吕祖谦语，见凌稚隆《读史总评》，载《史记评林》第1册，第151页。
(38) 例如王若虚的《滹南集·史记辨惑》中，对《史记》分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姓名冗复、字语冗复、重叠载事、疑误、杂辨等十类，穷就责难，多为学者所不取。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册。
(39) 刘知幾之语，见《史通·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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