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错配的逻辑机理及政策协同调控分析
李燕燕，杜晓帆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以房地产价格高企为代表的土地资本以及央行扩表带来的巨额货币量投放，“脱实向虚”成为现阶段资本结构错配的集中表现。从资本结构的供需函数入手，以产业资本、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为研究因子，通过分析其内在机理，透视出产生困境的逻辑基础。针对货币传导机制不顺畅的关键症结，央行把定向结构性操作工具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抓手，改善资本对银行投放信贷的实质性约束，真正起到定向调控、精准滴灌的作用。同时，配合资管新规，压缩商业银行在同业市场追逐流动性的空间。此外，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分担央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担。
关键词： 资本结构错配；逻辑机理；政策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得到极大的推进和提升，但以土地资本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本直接引致资本扩张的冲动，促成了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虚高，在新常态下势必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也给宏观政策调控造成困境，增加难度。本文拟分析资本结构错配的逻辑机理，以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政策调控更加有效，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一、资本结构错配的背景
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动因研究的成果众多，有制度动因、要素动因、需求动因、综合动因等。撇开这些动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大规模城镇化进程和宽松的货币投入。目前出现的“脱实向虚”结构性错配与这两个背景密切相关。
（一）城镇化进程开启了以土地为引擎的城市资本化
城市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城市提供了农村所没有的多种公共服务和大规模的非农产业。而多种公共服务和大规模的非农产业需要实实在在落地，需要城市物理空间的拓展，由此城市化初期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说，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但薄弱的农业基础无法持续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积累，虽然工业化的启动跨越了原始资本的临界门槛，但是，经济结构偏向于重化工业，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循环，国民收入无法支撑城市化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巨大的集中性投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首先面临如何解决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于是地方政府尝试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这开启了城市建设市场化经营的序幕，土地出让金占政府基金收入居高不下（见图1），走出了一条以土地为引擎的城市资本化路径。[1]土地不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且附加了信用的功能和金融属性，土地附着物房地产相关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比例持续攀升（见图2）。可以说，独特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中国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土地资本帮助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无论城市化的速度还是规模，都超过改革开放之初最大胆的想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土地资本所处的权重。从图3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之间呈反向关系。2008年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导致房价的快速发展，此时房地产贷款余额快速上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快速下降。随着2010年房价飞涨，通胀升温，房地产融资受到限制，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上升；2011年之后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缓慢上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缓慢下降。可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与土地资本密切相关。
图1 土地出让金占政府基金性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
图2 房地产相关融资在社会融资中占比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
图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
（二）货币创造方式的转变提升了流动性风险
什么样的经济运行决定什么样的货币供给机制，什么样的货币供给机制决定什么样的央行操作。在2013 年之前，央行投放流动性的主要渠道是结售汇。2013年之后有所变化，经济下行进入新常态，出口规模相对减少，人民币对美元走弱，资本外流，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减少，但是国内由于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派生出来的M2惯性增长，使之对应的庞大货币供应量与不断减少的外汇占款余额之间日益形成巨大的差距。如果短时间内不能补充这巨额的货币缺口，势必给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冲击。央行于2013年创设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具有“央行再贷款”性质的新货币投放渠道。过去央行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可以说是无差异化的，不论大中小银行均可经由这一渠道从央行处获得基础货币，当央行开始使用这些新型流动性工具投放基础货币时，鉴于经济下行而更多采用了定向/结构性放松政策，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目的是向实体经济注入货币流量。然而，这些新型流动性工具在操作使用中是差异化的。因为这些新型流动性工具的操作主要针对符合宏观审慎管理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并且需要抵押品或者质押品。合格的抵押品包括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高评级信用债等优质债券。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备一级交易商资质的银行才能从央行获得流动性。比如，2014年9月MLF第一次使用，主要针对五大国有银行，后改为18—24家商业银行。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无缘央行的流动性注入。而这些中小银行为了获得流动性，必然通过间接通道，于是商业银行获得基础货币的成本必然高于外汇占款。所以，精心设计的结构调整无意中却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银行体系，那些无缘直接获得央行释放流动性的银行，由于吸储的分散性和员工成本及工作的压力，更愿意利用银行间市场廉价的资金进行拆借，以流动性缺口为标的的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生成体系必然诱使金融机构通过期限错配、拉长资产久期以增加投资收益，攫取新的利润。这种依托央行在银行间市场的新型货币投放方式，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融资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负债端的膨胀。金融市场创新出来的货币，虽弥补了因储备下降产生的外汇占款缺口，但毕竟不是实体经济实现的外贸顺差带来的，自身带有“期限短、成本高”的特点，正是因为通过同业拆借融入的资金成本较高、稳定性较差，需要商业银行寻找更高收益的资产来对接。当传统的信贷投放不能满足不断升高的融资成本和收益预期时，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增加同业存单、同业理财、资管计划等金融产品，影子银行业务因此兴起与膨胀。[2]由于影子银行具有天然的“杠杆化、泡沫化”倾向，于是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敞口增大。原本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直接传导通道便被改造成密实的交叉网络。资金的流通看似层层加快，但实体经济已成为圈外旁观者。[3]
因此，面对巨量的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收益，经济运营过度依赖金融资本、土地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资本结构发生错配，杠杆率不断推高，加大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可以说，近十年是我国金融行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些所谓的“创新”逐渐脱离实体，沦为纯粹的监管套利，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持续攀升，接近或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见图4）。
图4 第二产业增加值和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资本结构性错配困境的基本推论
（2）土地资本
由表4可知，该合成分别采用6种溶剂进行反应，其中以二氯甲烷为介质时，产率可达84.2%。以表4中所列其他溶剂作介质时，产率都没有以二氯甲烷为介质时高,故可选二氯甲烷为反应介质。
（一）资本结构的供需模型
1.资本的需求函数
（1）产业资本
为了保持开发过程中的竞争力，产品开发时最重要的是高效，故而需要模拟仿真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可以模拟物理特性，例如温度、速度、压力或变形情况。相比实物而言模拟方式花费少，可随时改变试验条件、重复试验并进行对比，如此一来，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整个系统的表现、单个组件的变化或物流的改变企业都能提前预见，从而避免了后期的改进、浪费时间和高昂的延迟成本。
其中At 为城市土地加总在t期所获得的纯收入，r 为利率，K2 为土地资本需求量。
β -1为考察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曲线的形状，我们对式（2）分别求关于K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得：
其中，A为大于零的常数，0＜β ＜1，r 为利率，K 1为产业资本需求量。
式（1）中，Y 为产量，L 为劳动投入量，K 为资本投入量，A 为规模参数（且A ＞0），α 、β 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且0＜α ，β ＜1），μ 表示随机干扰项的影响。为便于分析，将推导过程简略① 假定厂商的生产成本定义为：
。其中，C为总资本，C o 为除了资金成本外的其余成本总和，K 为资本投入量，r 为单位资金的价格，即利率。由上式可得出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其中，P 为厂商生产产品的市场价格，此处假设其为外生变量，由整个产品市场的均衡决定。令
，可以简化为：
。对K 的一阶导数为零时，可得到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资本投入量，即：
。这时，可得到厂商的资金需求函数如下：
。，最后得出整个行业通过单个企业的资金需求加总得到总资金需求函数形式：
根据式（3）和式（4）可知，整个产业资本的资金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并且凸向原点，当利率上升时，产业资本的需求量将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
基于制造业而言的产业资本，生产周期、产品销售等环节相对稳定，产业资本的资金需求线相对平缓。
“脱实向虚”成为现阶段资本结构错配的集中表现。我们从资本结构的供需函数入手，以产业资本、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为研究因子，通过分析其内在机理，更加清晰地透视出产生困境的基础逻辑。
土地资本需求通常就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购买未来若干土地收益而投入的资本。土地价格通常采用收益还原法来估算土地未来特定时期内每年的预期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折算为当前收益。或者说，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由地租和利率决定。城市资本中的土地资本就是各单个土地资本的加总，为使问题简单化，城市资本中的土地资本需求为：
同理，将式（5）分别求一阶和二阶导数，可知整个土地资本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当利率上升时，土地资本的需求量将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加之土地供给一级市场竞争不充分，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土地资本化的代表，获得较高的收益率。金融危机之后，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利润压缩，更多行业在超额利润的驱使下“理性”地进入房地产市场。虽然房地产市场会受到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和居民按揭贷款利率的影响，但是在超额利润、刚需以及投资保值的追逐下，土地资本的需求量居高不下，对利率成本的敏感度比产业资本要小，使土地资本的需求曲线在产业资本需求曲线的上方且更加陡峭。
曹妃甸港自2009年建港以来，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港口吞吐量逐年增长，业务不断拓展，逐步成为北方不可或缺的能源大港。为适应港口的业务发展，曹妃甸港近年来加强了在港口生产、管理、决策与服务方面的信息化建设投入，逐渐引进生产系统（PS）、企业资产管理（EAM）系统、办公自动化（OA）系统、人力资源管理（HR）等各种信息系统，以提升港口的生产、管理和经营水平。随着信息系统的增多，单系统服务能力不足、各系统数据孤立、资源分散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迫切需要从全港信息化的宏观角度出发，开展顶层规划，综合考虑港口的发展需求，进行信息系统集成，设计曹妃甸港信息化服务平台。
这里以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来分析产业资本。[4]176假定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青岛市某三甲医院规范化培训护士162名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16年医学院校毕业入院工作、完成2年规范化培训的本科学历护士。其中，男33名、女129名，年龄(25.04±1.18)岁。
据估计，藻类生物质转化为甲烷可回收和提取油脂同样多的能量，同时，留下的富含营养的废弃物（沼液）可以再循环到新的藻类生长培养基中[42]。C∶N比例对厌氧消化过程的稳定和高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沼气生产的最佳 C∶N比例在 20∶1和30∶1之间，而较低的C∶N比例可能导致营养不平衡以致较低的沼气生产率。过低的 C∶N比例可以通过藻类生物质与贫氮有机物质（如纸张废弃物和污水污泥）的共同消化来避免[43]。
（3）金融资本
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金融资本所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将金融资本的总需求函数设定为：
杜朗的徒弟陈洋接替了他在罗恬身边的位置——不光是要替代杜朗在富人圈子里表演魔术，还要替代杜朗做罗恬的情人。
其中，Dt为整个金融资本在t期所获得的收益，r 为利率，K3 为金融资本需求量。
同理，将式（6）分别求一阶和二阶导数，可知整个金融资本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当利率上升时，金融资本的需求量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以银行体系为主导，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再由商业银行向经济主体进行信用扩张，而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不直接对准实体，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实体利润压缩，央行投入的基础货币表现在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导致商业银行较容易在同业间融资。出于对利润扩张且规避监管的诉求，商业银行开始“金融创新”，寻找新的出口。于是，信托、基金、委外等“类信贷”业务活跃。该类业务往往以“同业资产”或“投资资产”的形式出现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或者以表外同业资产的形式转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虽然利率波动对金融市场来说应该是最敏感的，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作为一个以银行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本身对利率变动不像资本市场那么敏感。同时，在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实体的安全性及利润压缩，往往通过多重的“类信贷”同业交易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金融机构同业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总需求量反而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大打折扣。所以，金融资本的需求曲线在土地资本之上，甚至更加陡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总资本中的资金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其中产业资本的需求曲线最靠近原点且更平缓，土地资本的资金需求曲线在产业资本的需求曲线上方且陡峭，而金融资本的需求曲线则在产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需求曲线上方，离原点最远，并且更加陡峭。
2.资本的供给函数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资本的供给曲线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转型经济特征。央行是货币资金的总闸门。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包含数量型和价格型，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与再贷款、存贷款基准利率、SLF、MLF、PSL七大类。货币政策框架处于由基础货币规模及信贷规模向货币供应量转变，[5]并进一步从数量型中间目标（货币供应量）向价格型中间目标过渡的转型调整阶段。所以，货币政策呈现出数量型、价格型货币工具混杂使用的现状。城市资本中的资金供给曲线并非央行外生决定的一条数量型的垂直线，不过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城市资本的供给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且较陡峭的曲线S0（见图5）。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困境
1.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
图5 资本结构供需曲线
假设央行采取数量型紧缩性货币政策，资金供给曲线从S0 向左上方移到S1 ，将导致金融资本量从K30 减少到K31 ，土地资本量从K20 减少到K21 ，产业资本量由K10 减少到K11 。由于产业资本的需求曲线较之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需求曲线都更为平缓，所以产业资本量减少的数量K11K10 相对较多；同时，金融资本需求曲线在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之上，更加远离原点，加之资本的供给曲线较陡峭，注定原有获得的资金数量较多，且受紧缩性政策的影响比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都要小，即K11K10 ＞K21K20 ＞K31K30 。反之，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资金的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此时金融资本、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需求曲线越往右下方，均越平缓，所以资金供给曲线右移，虽然说产业资本获得的资金会增加，但是产业资本增加的数量与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相比并不显著，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获得的资金同样会增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水漫灌效应，本来是为了让产业资本获得资金，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也一起增加了（见图6）。
图6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
2.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
由于年轻时对事业的追求和奋斗，当人们进入中老年时期后，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逐渐衰退，骨骼逐渐僵硬、灵活性差。人们可能刚从忙碌、快节奏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此时打乱了身体机能的运行规律和节奏，不利于身体健康，进而诱发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而舞蹈的出现，则能驱散中老年人的消极、负面情绪，有益身心，通过运动排汗的形式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的灵活性，还能消磨中老年人的无聊时光，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
假设央行采取价格型紧缩性货币政策，当利率由r0 提高到r1 ，产业资本减少的资金最多，即K11K10 ＞K21K20 ＞K31K30 ；若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由r0降为r2，产业资本获得的资金最少，即K32K30 ＞K22K20 ＞K12K10 （见图7）。
总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可以冲销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过度膨胀，但是，对产业资本造成的影响则更大，使得产业资本“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产业空心化”。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产业资本的增加效应，会被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挤出效应所抵消，却能放大虚拟资本的乘数效应，导致城市资本的进一步错配。
图7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显然，无论是数量型调控还是价格型调控，宽松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受阻，无法解决实体经济的紧缩困境；然而，在实体经济萎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更加不适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迫切需要将淤积在银行同业间市场的巨量货币顺畅地传导到实体经济。
三、单一的货币政策到宏观政策的协同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由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再由商业银行将基础货币变成贷款和存款。显然，货币传导的中枢在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逐利冲动，完全可以通过同业间市场绕过中央银行直接进行拆借或贷款创造存款完成货币创造。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央行与商行之间、商行与实体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否顺畅。产业资本受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加严重；扩张性货币政策反而推高融资杠杆率。央行似乎陷于两难境地。所以，中央银行既需要在流动性方面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约束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行为，也要把流动性投放直接跟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联系起来，比如央行设立的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多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就是用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定向投放，同时推动银行发行永续债，通过表内贷款来缓冲其他融资渠道的收紧。以往过于依赖准备金的调控，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所以，央行将这些定向结构性操作工具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抓手进行配合，能够对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改善资本对银行投放信贷的实质性约束，真正起到定向调控、精准滴灌的作用。同时，配合资管新规，压缩其他商业银行因差异化政策在同业市场追逐流动性的空间，鼓励同业业务回归流动性管理本源，减少同业负债的依赖性，鼓励商业银行回归传统的资产负债表业务，即资产方对应贷款和债券，负债方对应存款。当然，压缩影子银行业务仅是手段，目的是要让淤积在银行间市场的货币传导出来，注入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同于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的金融体系以金融市场为主，国债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比较高，美联储主要是通过国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传导，重点在于对银行行为的把控调节上。虽然目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但货币市场与社会融资之间不畅通，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就不一致，货币市场的资产定价不仅仅由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因子决定，更多取决于流动因子，流动性因素则成为资产定价的关键因素，所有估值的逻辑要让位于流动性总量及结构的变化。这时，央行货币政策越宽松，就会导致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越低，商业银行就越有冲动追逐廉价资金，运用行政手段阻止商业银行扩表就显得被动。[6]所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央行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调控短期利率影响整体利率曲线，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逐步过渡到价格型调控，将货币市场利率与市场信贷利率并轨，缓解利率约束，才能真正起到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作用，扩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4.2 施肥习惯：重施有机肥、足施磷钾肥、少施氮肥，比少施或不施有机肥、磷钾肥用量不足、氮肥施用过量的地块，整体发病危害轻，配方施肥比常规施肥的发病轻。
但是目前我们遇到了央行和商行同时缩表的情况。2001年中国加入WTO，贸易顺差递增，伴随着大量外汇储备积累，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央行被动扩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银行信贷和影子银行类信贷大幅扩张，中国出现了十年的央行缩表、商业银行大幅扩表的组合。其中，商业银行扩表和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有着紧密联系，导致非银行部门杠杆率过度上升。于是，2017年从加强金融监管开始，实施资管新规，促使商业银行开始缩表，出现了央行和商行同时缩表的罕见景象。实践证明，大水漫灌的政策已不适宜，容易回到央行两难的路径上。所以，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由去杠杆转向稳杠杆；另一方面，应该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分担央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担。[7]商业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可以创造广义货币，虽然在信用紧缩的环境下后续乘数效应小，但在银行信贷扩张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其作为补充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渠道，稳定货币增长的作用还是显著的，可以起到对冲银行信用紧缩的作用，把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同时减少同业间货币市场资金量，减少贬值压力。此外，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作用比单纯的货币放松更有利于经济的内外平衡。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了满足现代化教学的需求，一些多媒体工具被运用到高中数学教学中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替代一些落后的教学方式供教师所用.它与传统教学方式不同，能够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使学生接触到更多教材之外的知识点，同时也有效地达到了吸引学生的作用，使得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但同时，多媒体教学也并不一定就能够发挥积极正向的作用，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教师如何对其进行运用.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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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Mechanism of Capital Structure Mismatch and Analysis of Policy Coregulation and Control
LI Yan-yan, DU Xiao-fan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capital represented by high price of real estate and the huge amount of money put in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 bank have led to th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from substantial to fictitious”of capital structure mismatch at the present stage. Starting from the supply and demand function of capital structure, industrial capital, land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are taken as the factors,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t shows the logical basis of the predicament. In view of the key crux of the unsmooth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central bank regards the directional structured operation tool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monetary policy, improves the substantial restriction of capital on bank credit, and really plays the role of directional regulation and precise drip irrig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line with the new regulations on capital management, commercial banks will have less room to pursue liquidity in the industry market.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should be played and the burden of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 of the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shared.
Key Words: capital structure mismatch; logical mechanism; policy coregulation
中图分类号： F0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59（2019）03-0066-08
收稿日期： 2019-02-27
作者简介： 李燕燕（1968- ），女，河南三门峡人，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资本化结构错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17BJY050）
责任编校 虞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