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就业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一持续性的增长势头使各种物质财富激增。工作机会的迅速扩大与高水平的就业率曾是中国长期繁荣的两大突出成就。而现在，这两方面均出现险情。有资料报导，现已出现大量解雇，大规模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世界头号劳动力大军正处于何种境况？本报告考察了中国全面就业的前景。
中国的改革以渐进式和试验性为特征，政策和制度与传统的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截然不同，创立市场机制提议本身仅仅是在90年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成果。
中国的改革创造了许多奇迹，劳动力方面的成就特别引人注目。在这一领域中，改革既创造又消除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两方面突出的表现包括：乡镇企业与私有企业对就业的贡献迅速增加、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及新近出现的大规模城市人口失业现象。改革本身并未将劳动力和就业市场列入改革目标，因而这些结果的出现均属意料之外。
虽然保留半市场经济的势力是经中国官方计划并认可的，但最新情况表明，市场经济对就业的冲击已超出政策制定者们的控制和理解能力。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概貌
人口统计数据
表1～4给出1980年以来人口、就业、失业的基本信息。大致城市一胎、农村二胎的全国性控制人口政策，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的但无规律的下降，目前这一指标接近1%（表1）。过去的20年，劳动力的增长远快于人口的扩张，劳动力占总人数比率由1980年的43%增加到1997年的56%（表1）。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胡鞍钢，1998）， 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属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Banister，1996），人口预测表明这种结构还将持续数10年（厉以宁等，1994，第55页）。这些预测还表明（并已被最近的发展所证实），过去重点在于吸收新劳力就业的政策将让位于今后重点为成年和正进入老年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政策。
表1 1980～1997年（百万）人口与就业基本情况
198019901997年增长率1980/97
1.人口 987.0 1143.3 1236.3
1.33
2.增长率%
1.191.441.01
3.劳动力
423.6
639.1
696.0
2.96
4.城市正式就业者
104.4
140.6
146.7
2.02
5.劳动力构成
5A.第一产业291.2
384.3
347.3
1.04
5B.第二产业 77.1
136.5
165.0
4.58
5C.第三产业 55.3
118.3
183.8
7.32
劳动力构成百分率
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 42.955.956.3
(女性职工人数43.445.045.7*
第一产业占比例 68.760.149.9
第二产业占比例 18.221.423.7
第三产业占比例 13.118.526.4
资料来源：《观察》1998，30～34页；《劳动》1997，15页；《妇女》1991，239页；《妇女》1998，322～323页。
*为1995年数据。
劳动力构成状况
过去20年中，劳动力的流动极为普遍。中国统计资料表明，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主要为农业）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大于2/3下降为1997年的不足1/2。同时，第二产业部门的劳动力略有上升，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极低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倍（表1）。
公布的数据大大低估了产业间劳动力的流动。权威性的数据认为第一产业的就业在整个80年代均有所上升，1991年时达到高峰，此后缓慢下降，最近的就业总人数比1980年时约高10%（《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336页）。但同时期的粮食亩产却呈下降趋势， 各种农作物的出工率指标人天／亩直线减少，1979～1993年间，小麦与水稻的这一指标分别下降47%和49%，预示着农业就业的迅速下降始于70年代末期（Rawski和Mead，1998，第769 页）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史若华，1990；陈锡康等，1991，1992）。
这种“高估农业就业水平”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并不罕见（Tomich等，1995，第44～46页）。而在中国尤为突出：标准的说法是，对第一产业部门的就业约高估了1亿人口。高估农业就业率与低估建筑、运输、贸易的就业率同时并存。例如，1992年中国人口统计公布的在饮食、烟草零售业的就业人数为500万，但研究资料显示， 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实际人数超过7倍之多（Rawski和Mead，1998，第775页）。
这些错误并未被广泛认识，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还在继续使用不准确数据。胡鞍钢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始于90年代，每年有500万农业工人外流，并引用周其仁的每年从农村进入城镇的移民为500万的结论（胡鞍钢，1998a）。 这一描述在农业劳动力外流的时间和规模上似乎均不准确，特别是如考虑到一些报告指出农业劳动力的净流出率在1993年和1992/1993年分别高达6.9%和9.3%（陈治平，1994），他们的描述就更直得怀疑。
我们可从这些低估大规模移民的数据中得出两个重要推论。第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数值（经常引用的是1亿或1.3亿以至更高，例如Challenges，1997），看来被大大夸张了；第二，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和劳动力改革失败的报导（Korzec，1992），忽视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顺利转入新职业的现象，那确实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是唯一的通过自发市场机制完成的移民。
正式就业
城市中的正式就业人员称为职工（直到最近，这一名称都具有所有权的含义）。1980～1997年间，城市职工年均增长2%， 略低于每年劳动力约3%的增长率（表1）。表2 为包含乡镇企业工人在内的广义正式就业总人数。乡镇企业就业人员有时被称为职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年，第327页），但有时不用这一称呼。职工意为正规的、 定期的或永久性的从业人员。1980～1997年间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乡镇企业的就业率以年均9.2%的速度超前上升。 广义的总正式就业率年均上升5.2%，远高于同期劳动力总数的增长。
表2 1980～1997年（百万）正式就业情况
19801990
19941995
19961997
国有企业
80.2
103.5
112.1
112.6 112.4
110.4
集体企业
24.235.532.831.5
30.228.8
其他0
1.6 7.6 8.99.611.1
私有企业0.8 6.715.620.4
23.326.7
城镇集体 105.2
166.2
184.1
190.9 198.2
202.1
乡镇企业
30.092.6
120.2
128.6 135.1
135.1*
总数 135.2
258.8
288.3
302.0 310.6
312.0
注：总计与各种所有制构成之和不等，原资料未对差异给予解释。
*采用1996年数据。农业部报告提出乡镇企业1997 年“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996年基础上减少了458万”（姜永涛，1998，第9页）。但也有用解雇人员做解释的报导：“去年（即1997年）458 万农业工人被解雇并回田劳动”（Chen Chunmei，1998，第2页）。
资料来源：《观察》（1998），第32页：《劳动》（1997 ）， 第401页。
农村改革虽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别，但在对正式劳动力的过度需求下，仍有数百万从业人口在80年代早期从农村流入城市。在过去的10年里，持续性的过度需求由于城乡收入差别再次扩大而得以强化，由此引发愈演愈烈的大规模劳动力向城镇涌入，终使中国学者笔下出现“移民朝”。
表2的数据有两个缺陷：第一， 那些未被正式解雇的“下岗”人员虽已部分甚至完全闲置，但仍继续作为“就业人员”计算，这些人员主要出现在国有部门。下岗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1993 年300 万人， 到1996及1997年分别上升到900万和1200万人（胡鞍钢，1998a，表1）。第二，城市工业企业，同样以国企为主，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移民作为临时性工人，这些工人的所得远少于正式工人，极少或没有工资外福利，未被列入正式就业者名单中。90年代的正式就业人数由于第一个缺陷被略为高估了，而且这种高估被放大，但如我们考虑到第二个缺陷，即可以以大量临时工抵消1997年底的1200万下岗工人，则这种偏差的幅度就是很小的。表2中1997年的正式就业人数约有2%的偏差。1200万的下岗人员中约一半实现了再就业，另一半完全闲赋在家。
如果表2数据大致准确，我们可将其用于吸收就业模型的分析。表3为不同部门吸收正式就业的增长率情况。未计入正式就业部门的劳动力被列入“非正式就业部门”，这些包括个体农民、非就业人员及临时工。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在表3中可一目了然。 这个市场曾出现过三个明显的不同时期：（1）80 年代正式就业部门对新增劳动力的吸收率为50%，其中，乡镇企业占1/2强；（2）90年代前半期， 正式就业的扩张远快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3）1995年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工人的需求大规模减少。正式就业的年增加人数从1994～1995 年的370 万猛减至1995 ～1996年的860万和1996～1997年的140万。在中央政府继续推行缩减编制情况下，国企、城市集体企业（First Quarter，1998，第6页）和乡镇企业都大量消减冗员（见下文）。这种停滞就业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胡鞍钢（1998b）预测城市的显性失业率1999年将达到8%～9%。
表3也清楚显示了处于胚胎期的中国私有企业在90 年代对增加就业起到了令人惊奇的巨大作用。中国的私企规模至今很小，1990年占正式就业的2.6%，1997年为8.6%，但它对就业的影响却很大。表3表明， 1990至1997年间，官方登记的私企（包括雇佣人数少于8人的个体户和8人及8人以上的私有制企业）在全国新增正式就业中比例高达37.6%。 如果仅限于比较城市中新增就业，其比例更高达55.7%。 这说明， 在1995～1997年间，国内私有企业新增工人的数目超过了国家、集体、乡镇企业新增工人数的总和。如再考虑到一些私企“因害怕纳税而不愿在官方登记”（Zu Qiwen，1998）及另一些假冒成城乡集体制的私企，则我们更可以肯定地说，私人企业在90年代对增加就业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了。中国在制定就业政策时，确实应更多地关注私企的作用，尽管目前它的规模还很小。
表3 1980～1997年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吸收就业的贡献
1980/90 1990/94 1994/95 1995/96 1996/97
劳动力增加
数(百万) 215.532.97.5 9 7.5
吸收劳动力的情况(%)
正式就业部门49 147 183 96 19
国家11 26
7 -2 -27
集体 5 -8 -17-14 -19
其他 1 18 17 8 20
私有 3 27 64 32 45
乡镇企业29 84 112 72 -1
非正式就业部门* 51 -47 -83 4 81
资料来源：根据《观察》1998，第32页和表1、表2计算而来。
*包括自我雇佣的农民和失业者。
失业、下岗及剩余劳动力
突如其来的工作机会骤减，与工商业、政府、银行、铁路及军事部门压缩规模的改革，同时将失业难题摆到中国决策者面前。表4 为官方公布的失业情况。数据定义为城市居民中在当地劳动部门登记的无工作者，但未提供无城市身份（无户口）的失业者数字。官方的失业率分子、分母都不包括那些来自农村的长短期移民。
表4 1980～1997年官方公布的和经修正后的城市失业情况
年份 数据年青人失业城市失业率(%)
(百万)情况(%)官方数据 修正后数据
A*B*
1980
5.4
70.64.9
1990
3.8
81.62.5
1991
3.5
81.92.3
1992
3.6
82.42.3
1993
4.2
79.02.6
3.33.7
1994
4.8
63.22.8
3.64.1
1995
5.2
59.72.9
4.04.7
1996
5.5
- - 3.0
4.95.9
1997
5.7
- - 3.1
5.77.0
资料来源：《观察》1998，第36页；胡鞍钢1998a，表1。
注：修正的城市失业人数包括官方未统计的下岗工人人数。A*假设60%的下岗工人重新就业。B*假设40%的下岗工人重新就业。
中国学者曾指出，被注册的城市居民显性失业人数被大大低估了。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实际城市失业率在1994和1995年分别为3.5%和4%（公布的数据是2.8%和2.9%）。其原因为：官方的数据“仅包括在劳动部门注册为失业的人数”。1995年以前，城市失业人口主要为中学毕业生。“待业”一词委婉表达了中国人失业的真实含义，准确描绘了赋闲在家的年青人期盼得到国有部门的工作机会。
近期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失业的规模和特点。多年来，政府支持企业去雇佣超过需要的工人，以达到让城市人口充分就业并享有福利（住房、医疗等）的目的。这种储存劳动力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改革时期，其累积效果为冗员的积聚。一般认为，在国有企业中，高达30%的劳动力为富裕人员，集体、乡镇企业甚至外企，虽没有国企的情况严重，但也都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富裕人员（《观察》，1996，第12页）。官方的阻力、企业内部的社会压力及长期以来对失业一词的禁忌，使企业不能解雇剩余工人。甚至在1992年，旨在放松国企主管对劳动力控制的法规公布后，企业仍不能自行解雇工人（Regulations，1992，第30～31页）。 企业用各种方法确定多余人员的范畴并设法在不出现失业的情况下将人员在内部消化。这些方法包括，将多余人员分流到企业的副业机构（以旅行社、饭店和其他服务性设施为典型）；创造出“劳动服务公司”这一为内部富裕人员寻找外部市场的形式；出售土地使用权，将回收资金用于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工程的扩充，这些方法虽继续使用，但现在企业领导又多了一项新的重要选择：让工人大规模下岗。
1990年后不久，某些劳动力严重富裕地区的政府允许管理人员以付极低报酬的形式让工人回家，这一被称为下岗的新举措，切断了工人与企业维系的纽带，极大的减少了这部分人员的收入。下岗工人仍保留在雇员（职工）的名单中，名义上仍享有在单位分配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权利，但实际福利所得变化很大，现金收入极少（一般低于名义工资的一半），并经常发生拖欠现象。福利大打折扣，如医疗费，常需先自行支付，而报销则遥遥无期。
让工人下岗的实践代表着一种在岗的失业，下岗在不直接解雇工人的前提下鼓励他们自寻出路。显而易见，大规模下岗的始发地是1993年的上海，随后迅及各地部门，1996年成为全国企业中就业状况的重要特征。但像以往一样，政策的执行远非全国一盘棋，在1997年5 月我们与鞍山钢铁公司长达3天的会谈中， 这一严重超编企业的领导从未言及“下岗”二字。
胡鞍钢重新预测了包括下岗工人在内的城市失业率，他的方法是按60%或40%的比例核定下岗工人再就业人数（表4）。 胡的数据虽仍然只包括城市居民的失业，但明显比政府公布的数据略胜一筹，两者的差距在5年内迅速扩大：到1997年，胡的城市失业率高达6%，或两倍于官方的数值，1998年差距进一步明显增大。但即便按他的计算仍旧可能过低：1995年大约7000万人因企业全面或部分停产而下岗回家，此后停产关闭的工厂数目肯定有增无减，所有这些还都不包括来自农村长短期移民中的非自愿失业者。
占城市失业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量下岗工人改变了无职业者人群的构成情况。与在册的失业人员相比，下岗工人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以女性为主。观察人员的评论是存在着“两高”（年长者和女性比例高）及“两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低）（杨京波，1996）。下岗者集中为女性职工的现象值得关注，1996年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的就业中，女性为42%（《劳动》，1997，第16、21页），根据1996年大范围内的调查，妇女占下岗工人的比例在工业中最多，为59.2%，上海68.9%的下岗人员为女性（SSB，1997；Shanghai，1998）。1996 年的调查还表明仅有11%的下岗工人年龄在25岁以下。
中国失业的三个范畴
周期性失业：仅出现于改革以后。1978年以前的计划体制下，新就业者在农村成为当地人民公社成员，在城市则被分配的工作单位，雇主与工人双方都很少有选择的机会，分配工人进单位的过程是官僚式、命令性的，且多数情况下是永久性的。基本上与偏好、生产能力、财务状况无关。这种体制有明显的缺陷，但也产生出一个优势做为补偿：接近于零的周期性失业。
市场力量的逐渐强大将凯恩斯的失业概念引入中国经济。当出口大量增加时，沿海地区的市场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当销售困难时这种机会则随之消失。悬殊不同的地区间就业水平说明了总需求与对就业需求之间具有越来越大的相互影响（以前由行政命令决定就业需求，现在市场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大）。上海市领导允许企业辞退工人，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绝大多数工人能够在当地有活力的服务部门重新就业。当竞争的力量把下岗引进中国东北部地区的老工业城市时，结果是“转移失业”的增加。
转移失业：仅发生在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是一种由于制度变化使原本具有生产效率的工人的贡献贬值。直到前不久还出现政府对企业施压，迫使他们雇佣利润贡献为零或为负的工人，甚至在追求利润已成为管理者的主导思想后，仍让千百万剩余劳动力与市场隔绝。到90年代中期，当企业管理者有了可解雇多余工人的权利时，多余人员队伍已十分庞大。中国学者的一般论述是40岁以上国有企业工人中约30%是多余人员（《观察》，1998，第34页）。胡鞍钢引用1996年的数据表明国有与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多余人员为2200万（略高于20%）。乡镇企业也未能幸免：对江苏省苏州市的调查表明，企业重整将减少23%的劳动力需求（陈楚久、钱洪明，1998），许多工人仍闲呆在企业而无法接受市场的检验。设立在边远地区的三线投资项目本意为预防外来者的入侵，现在多为亏损严重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取消补贴或完全放开市场会突然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这种失业与基本的劳动供求无关，在市场体制中没有明显与这一概念相关连的对照物。
结构性失业：产生于对劳动力质与量和劳动力补充资源的错误配置。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国家一样，结构性失业主要出现在劳动力／土地配置比例欠合理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有限，人均产值和人力资本都处于低水平。我认为被广泛引用的数字大大夸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Ng等，1998）经大量研究后认为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达30%～40%；他们的分析以1978～1992年60个江苏与四川的村庄为基础，剩余劳动力的最高比例江苏（1984）为4.35%，四川（1986）为3.07%。
当50～70年代计划体制下工业的过度建设及80年代与90年代初无约束的投资热潮结束后，城市中即出现结构性失业。大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其发展体制是在1910～1920年形成的半殖民化、非市场体制，在90年代后期受“转移性失业”的威胁最大，与此同时，也隐藏着更为棘手的“结构性失业”难题。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正式就业的巨大扩张与工资的迅速增长紧密相连。表5 为城市与乡镇企业就业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长期以来，国有部门的货币工资一直处最高水平，工人享有最大的福利，而现在包括外资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其工资水平已取代国有单位而居首位，所有部门的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都呈现迅速增加的局面。
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在数据所反映出的结论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争论的焦点在国有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确定上：（1 ）一些人把不断上升的工资看作继续存在非市场行为的证据（如Woo，1996， 第164页），这种观点从抱怨对工资增长过快的学者中得到支持， 认为工资的上升是对劳动力调节的失败，尽管出现大量的失业和消费品价格下降，工资却仍持续性上升，这一现象支持了上述观点（First Quarter，1998）。另一支持这种“工资缺乏调节作用”观点的现象是国有企业中几乎一直未变的货币工资与总产值比率，这一比率从1980年的7%仅上升到1995年的8.2%。（2）多数的管理者们看到可以用工资来提高雇佣者的努力工作程度。进一步来看，管理者们可以靠授权增发工资以防止职工骨干未创造出显著的社会性价值之前就离职。从这一观点出发，给职工以补偿的趋势反映出“效率工资”的模式。 （3 ）Dong
andPutterman（1997，1998 ）认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如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者，从众多的竞争性市场参加者中仅雇佣较少的工人。这一观点冲击了广为报导的人员过多、富裕职工达30%的论述。但经验分析表明，在劳动边际产量不下降的情况下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原因之一是低估了劳动力的非工资成本。扩大劳动成本使之包括看似合理的养老金预估现值（见World Band，1997），就可逆转这一边际产品收入超过边际劳动成本的结论，这就推翻了他们上述关于垄断劳动力的解释。
表5 1980～1997年正式就业人员的年货币工资，（元）
1980 1990
1995
1996
1997 1997年指数
(1980=1)
国有部门 803 2284
56256280
67478.40
城镇集体 623 1681
39314302
45127.24
乡镇企业 398*676*
3618*
4195
n.a. 10.54
其他 n.a.
2987
74638261
8668*
n.a.
价格指数 100 203392 4274404.40
资料来源：*由工资额和年终就业人数计算；
1996年指数，以1980年数据为1；1997年数据来自《观察》1998，35和39页；n.a＝没有数据；国有部门数据；1997年年鉴，123页；城镇集体数据：数据来源同上；乡镇企业数据：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7）》，第121页；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6）》；1980及1990 年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87）》；其他所有制数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123页，其中的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包括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国内联和外商投资企业人员的工资；价格指数：城市零售价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67页；《观察》1998，第70页。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市场的力量已明显渗入到国有部门的就业决定，其表现为：（1）职工所有权的废除使职工地位的稳定性大大下降。（2）调动工作的人数迅速增加，在高学历的年青职工中职业流动性特别明显。国有企业80年代每年离职者在150万和230万之间，并无上升趋势，而1990～1996年之间，几乎增长了3倍，达650万（或占劳动力的5.9 %），（《劳动》，1991，第321页；《劳动》，1997，第18、290页）。这个数字不包括1200万国企下岗职工（《劳动》，1997，第18页）。1995年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1193万人调离使岗位调动率达8 %（《观察》，1996）。这一比率已开始达到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工作调离水平，虽缺乏精确的比较，但我们仍可知1994年的美国，由于工厂关闭，工作机会削减，岗位取消的解雇率为总就业水平的3.9%（Abstract， 1995，第419页）。（3）改革为在获利与报酬之间建立了关联点（Rawski，1994），收入的增长与小组（如不是个人的话）的努力正相关。（4 ）住房、医疗、养老金领域的改革正带来一个虽缓慢但却意义重大的进步：将雇主—工人之间的关系“松绑”，使劳资关系明显地趋于简单明朗：以劳动服务换取工资收入。
现将上述内容小结：1995年就业率突降之前，正式就业的增长水平超过劳动力的增长水平；新劳动力的需求从国有企业转向农村集体（乡镇企业），最近又转向新就业主要的容纳部门——私有企业；尽管由于长期存在的制度安排为城市就业带来困境，但即使国有部门内部，仍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结果逐渐产生出劳动力（派生）需求的市场化，一旦我们的研究超出国有部门，就会发现，大多数工人，实际上还包括整个农村人口所面临的劳动市场具有显著的“自由市场”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高度流动性、工资与就业条件的灵活性等等。总的看来，市场安排程度大大超乎意料之外。如上所述，非规范化的市场充当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媒介，这一转移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竟有高达1亿的转移者逃脱了国家统计部门的注意。 中国的工资体制已出现市场经济的迹象，如出现以基于教育程度不同的收入差别（这点与过去明显不同，见李潍左，1998）及性别上的工资差别等（Maurer－Fazio，待发表）。
二、市场发育程度与就业出路的决定因素
纵观改革的20年，中国大规模劳动力就业的成果主要来自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决策，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将继续增加。在市场化的同时，中央政府的多目标化、有限的财政能力和政治手段及对农村地区的相对忽视，意味着官方在就业上的影响将主要产生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性经济政策和结构上。我们从对劳动市场效果特别重要的一般性政策入手，进而再研究政策对特定部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