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三代论文,发展战略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发展战略，是指共和国三代领导集体为使我国科技含量低的农业生产力转变为科技、知识含量不断提高的工业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而采取的总的方针政策，其目的在于使我国由落后的社会状态转变为更为先进的社会状态，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迈进。本文主要从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这三个方面考察新中国建立后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生产力发展战略。
一、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之比较
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是指战略主体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奋斗目标，是预期达到的对未来发展的总要求。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因素：产值水平或速度；经济效益；人民生活水平。其中产值水平是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产品数量和发展速度作为物质前提，战略目标就失去了根基。经济效益是劳动耗费与劳动成果（或投入与产出）之比，只有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值和较高的速度，才能使生产力获得真正的发展。经济效益是构成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且是实质性的因素。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人民生活水平理所当然地要包含在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之内，并且是战略目标的首要因素和核心内容。根据上述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的原则要求，我们对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作一比较分析。
第一代领导集体先后于1956年和1964年提出过两个生产力发展战略，其总体目标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分两步进行：从1953年算起，第一步基本实现工业化，时间大致为15年左右；第二步，再用50-75年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体分三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
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发展生产力既要有较高的速度又要有较好的效益，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21世纪的发展目标。为此，“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即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
1.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的相似之处
比较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步骤，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第一，都强调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现代化方向，即：一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二是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成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是三代领导人的共识。第二，都为总目标的实现规定了具体发展步骤，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第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大致都在21世纪中叶，可以说这是三代领导集体对共和国百年建设的共同规划。第四，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通过具体战略步骤的实施，逐步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2.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的各自特点及其关系
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是粗线条的，只有比较笼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构想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总体目标，又在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战略措施等方面把总体目标具体化、科学化。
首先，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要达到的程度，即富强、民主、文明。而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没有涵盖整个社会生活。
第二，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定性的现代化，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而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量化为一定的综合指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使生产力、综合国力所要达到的水平一目了然，更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以产值、速度为中心，在实践中把实现产值的高速增长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目标，对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有所忽视，有时为了速度而牺牲效益和人民生活。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是以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为中心的，是一个综合性、多层次的战略目标体系，在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效益、人民生活三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对比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过分强调产值速度的单一性目标，既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更有益于发展生产力的实践。
第四，与前两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相比，第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项制度。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讲，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容忽视，我国的现实国情更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逐步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逐步调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关系，才能保证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二、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重点之比较
战略重点是社会总劳动投入的重点。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特别加强那些对战略目标的实现能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部门、环节或地区，这些部门、环节或地区因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优势或比较薄弱需要加强而成为战略重点。战略重点应是多元的，而不应是单一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态也依次演进。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换，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由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再向知识生产力的质的飞跃。选择、确定战略重点，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顺利实现经济形态的转换，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战略重点选择得正确与否，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形态的提升，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根本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以此观照三代领导集体确立的生产力发展战略重点及其实践，会深有教益。
1.第一代领导集体：农业经济的扬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得失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的客观现实和苏联模式的示范作用，使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式发展战略。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标志就是缺乏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工业不发达，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经济建设的雄厚资本，人民的生活就无从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也就难以建立与巩固。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为此，第一步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但是，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容乐观的。就国内情况看，工业化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当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50美元，资金高度匮乏；农业和轻工业对工业化的支持有限，1952年，农业和轻工业所提供的国民收入份额高达69%，由于产业技术落后，产出能力过小，造成国民经济的积累能力不高，工业化动力源不足；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劳动力份额过高，1952年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7.5%，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也高达83.5%。从国际形势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封锁、威胁新中国，使我国不能吸收和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来支持国内工业化，新中国只能在比较封闭的经济环境下自力更生实现工业化。
在上述环境下，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工业化经验，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战略。
从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来看，像我国这样后发型、追赶型的国家，如果走先行工业化国家的道路，靠市场经济的逐步积累渐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则永远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希望。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才有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以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高工业化的水平。实践证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我国很快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巩固了国防，有效地抵御了外来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初步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难以消解的矛盾。如，这一战略的长期实行，忽略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农、轻、重三者之间关系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人民日用生活品匮乏，人均收入水平得不到提高，消费需求低，造成工业化缺乏消费需求这一推动力。尽管党中央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顺序，合理兼顾，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抬头，在经济发展中重速度轻效益，致使这一战略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十年“文革”中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建设，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战略已不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了。
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为了实现农业经济的扬弃，即促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先进的工业经济转化，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同时实现以农业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落后，轻工业萎缩，重工业发展失去持续动力，生产力发展陷入低质的“二元经济”困境。
2.第二代领导集体：“二元经济”的发展——综合发展战略及其必然
为了走出“二元经济”的困境，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到本世纪末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重点——多元的、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起搏作用的、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3](p.9)
(1)农业。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在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通过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来实现工业化目标，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加强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自身的发展，在农业内部开展工业化（如乡镇企业），使农业人口就地向非农业人口转化，使农村向小城镇发展而实现城市化，才能实现传统农业生产力向现代工业生产力的飞跃，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另外，与工业相比，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政府要对农业发展实行扶植和保护政策，使之与工业共同发展。为了重点发展农业，十二大提出，必须“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且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以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4]。十三大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1]。
(2)能源和交通。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能源是工业生产的粮食，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我国能源紧缺且浪费严重，交通运输能力有限，邮电通讯设施落后，这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重点加强这两个薄弱环节，缓解国民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为此，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将发展能源和交通运输业作为战略重点之一加以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3)教育和科学。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重要动力。要实现现代化，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就要多方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基础性研究、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和开发研究，全面推进科技进步。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5](p.40)教育是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薄弱、落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失去其源泉和后续力量。因此，发展教育，一定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投入，发展各层次教育，多层次、多渠道办学，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经济建设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3.第三代领导集体：知识经济的预迎——科教兴国战略及其实质
正当我们向着工业文明奋力迈进的时候，知识经济又向我们扑面而来。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科教兴国战略，为我国生产力实现跨跃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首先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20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这是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正确抉择。”[6]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包括：第一，加快传统产业领域的科技进步，促进知识、科技向传统产业部门的渗透，不断提高传统产业中的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把我国的传统产业推向知识技术化，最终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升级。第二，加强基础研究、产业开发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促使知识产业迅速崛起，使之逐步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三，把教育作为一项产业大力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把注意力从建设一些具体项目转移到建设人才上来，加大教育投入，用高新技术更新旧的教育手段，真正把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全社会的智力水平，保证我国经济走向知识化，完成向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迈进的双重历史使命。
三、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措施之比较
战略措施是指为实现总体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发展模式，不同的战略措施所带来的发展效果是不一样的。从以下对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措施的对比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1.“速度型”与“台阶式”
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在生产力发展上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把实现产值的高速度增长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大跃进”是其极端表现。“大跃进”的结果是不仅没有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跃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造成资源、财富的巨大浪费。“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急于摆脱落后的焦躁心理，又有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有对革命方式、群众运动方式的惯性使用，还有一种普遍的盲目乐观和骄傲自满心理，认为只要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热情，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一种缺乏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过分强调主观意志作用的战略措施，它是在毛泽东个人、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接受的心理状态下实施的。
邓小平提出的“台阶式”发展战略，是一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措施。它包括经济加速发展和稳定协调（或治理整顿）两个方面、两个阶段，是一种掌握着主动权的理性发展战略。它是邓小平“机遇论”思想的体现。一个台阶就是一次机遇，一次机遇就是一段生产力快速发展时期。抓住了机遇，就能达到加速发展的目的，就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如此，生产力才能持续提高。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贯彻“台阶式”发展战略，提出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7]。
上述两种战略措施的优劣一经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没有速度的保证，尤其像我国这样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只有实行高速度的赶超式发展战略才有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这种高速度一定要有良好的效益保障，否则，生产力就不能实现飞跃发展，并且最终会因为效益差而影响发展速度。既要速度又要效益，这就是“台阶式”发展战略的合理性所在。
2.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协调发展
均衡和非均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唯物辩证法认为，均衡是矛盾各方势均力敌、同消同长的状态，是矛盾暂时的相对统一的表现。非均衡是矛盾各方由于力量对比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均匀、不同步发展的状态，是矛盾经常的绝对的斗争性的反映。[8](p.167)均衡是相对的和暂时的，非均衡是绝对的、经常的。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均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9](p.326)但是，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这一辩证法思想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地区间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力成果的分配中，毛泽东过于强调一种均衡态势，区域经济发展平行推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平均主义泛滥。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既源于“要准备打仗”思想的指导，更主要的却是为了区域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三线建设”虽然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使内地与沿海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但是，由于平衡地分配资源，甚至不惜抽肥补瘦，动员东部地区的大量资源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大大限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并进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力成果的分配中，平均主义表面上似乎体现了社会公平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实际上平均主义损害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均衡发展战略的非现实性和不合理性，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3](p.155)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单位、个人合法地先发展、先富起来，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增加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国力，又可以凭借积累的大量经验和财力带动后进，还可以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国家的整体生产力，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但是，这种非均衡发展不是无限制的，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否则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共富原则。因此，在承认生产力的非均衡发展的前提下，还必须对地区间差距进行宏观调控，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p.27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反思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均衡发展战略后，实行的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既不放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和目标，又现实而理性地走出一条先富、后富、共富的道路。
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并着力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向共富迈进。“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7]“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7]现在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为协调区域生产力发展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同时，为了避免各社会群体、个人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国家制定了法律法规（如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遗产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等）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在生产力成果的分配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产力地区布局和生产力成果分配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的认识和决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特别关注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的，以为共富就得同步富裕；而邓小平、江泽民更注重过程，其战略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另外，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也体现了邓小平的“机遇论”思想，那就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有能力的个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迅速致富，不要徘徊观望、坐失良机。
3.分割封闭与高度开放
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环境有两种：一种是分割封闭的，一种是高度开放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我们自己也封闭自己，以致我们几乎是在对外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国内，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地方和行业保护主义严重，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市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当时是在分割封闭的环境下发展生产力的。
第二代领导集体抓住机遇，及时地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时代，更要实行高度开放战略，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市场开放，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要促使“引进来”开放战略向“走出去”开放战略转变。通过建立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循序渐进地向国际市场进行产品输出、技术输出和资本输出，使我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真正融入到世界大市场中，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二是对内开放，即反对行业、地方保护主义，打破条块分割，建立公平竞争、高度开放、统一有序的全国性大市场，使生产力要素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自由合理流动，实现最优化组合，促进生产力高速高效发展。
4.非持续性与可持续性发展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在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索取和掠夺性开发中进行的，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潜在危机。
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走的也是这种传统的路子。它使人口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源，成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负担；土地品质下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不断；人均资源相对短缺，能源结构不合理，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与循环再生能力非常低，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这种发展路子达到一定程度，将使生产力的发展难以为继，这是一种非持续性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观。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特点，放眼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可持续发展就是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道路，其本质就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它的实现有赖于科技、知识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推进社会全面发展。为此，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进行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统筹规划城乡建设，有序发展一批小城镇；推进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成员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对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措施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速度型、均衡发展、分割封闭等发展战略措施由于感性特征强和缺乏弹性变化，造成的是生产力和社会的非持续性发展。而台阶式、非均衡协调发展、高度开放等发展战略措施实现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几种类型的发展战略措施更加实事求是，更具客观现实性和科学合理性，是理性的发展战略。
四、结语
从总体上说，三代领导集体时期都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来抓。但是，三代领导集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我国以农业经济为主，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为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知识经济又在全球兴起。为此，在制定生产力发展战略时，必须准确把握不同时期基本国情的共性和个性。这是必须遵循的总的原则。
此外，科学制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战略，还要坚持以下原则：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要坚持开放性和知识化，时刻关注、逐步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三要循序渐进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克服急于求成的情绪，同时又要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四要不断对生产力发展战略作适时的调整，防止任何形式的惯性发展，保证其现实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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