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实践哲学的文化内蕴——兼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蕴论文,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哲学的价值并不囿于学理层面，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所必需的文化精神，发挥着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规范功能和批判功能。对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实践哲学具有文化启蒙的功能。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各种理论争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人之主体性而展开的。而人之主体性问题落到实处，则是实践范畴和实践哲学的重新确立。经过实践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争，无论人们在理解上还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实践哲学理论已成为今日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然，实践哲学并不是全新的、独创的哲学构想。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已经表述了实践哲学的基本思想，而在本世纪，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法兰克福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等，都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实践哲学的思想。这些理论对中国当代哲学的争论和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尽管实践哲学不是全新的哲学构想，但它在中国哲学领域的生成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其价值并不囿于学理层面，因为实践哲学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一种工业文明所必需的文化精神，而这正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深刻地展示实践哲学的理论内涵和文化内蕴。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构想
对于实践哲学理论内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处于争论之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从学理层面切入有关的学术之争，而是回到实践哲学创造人马克思的理论构想，以展示实践哲学的一些最基础的思想，从而为发掘实践哲学所体现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而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中，我们可以截取1844—1845年这一片断，作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基本确立的时间定位。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表述实践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三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上，即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两个方面揭示了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思想，他把实践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确定为哲学的立足点和视角，确定为人的感性世界和人的认识的现实根基；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以分工为线索，通过人类社会结构的产生和社会力量的异化来展示人类实践总体的分化与发展过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抽取出马克思实践哲学构想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内涵。
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基点在于，它从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存在物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即从实践活动入手，来确定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根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理解，实践是一种活动，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动，而是规定着“人的类的特征”，即规定着人的本质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自然界，”进而创造人本身的活动〔1〕。作为活动， 实践综合了人之为人的所有根本特征：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等等。同时，实践是一种存在方式，它不是与自然界万有齐一的存在方式，而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自由的存在方式；它以自身的存在（活动）赋予自然界其他一切存在方式以意义和价值。作为存在方式，实践构成人之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为人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在这里，人的理性、情感、感性、直觉、意志、直至本能均取得一席地位，它们构成有机的总体。这样，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本体论结构）的实践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给定性（自然的和自身的）的否定、超越和扬弃，在于对人自身和人的世界的创造与再创造。因此，实践成为人的全部感性世界的基础，是属人世界的总体，是现实世界分裂与统一的根基，因而，也就是人理解自身及世界分裂与统一的契机。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都不再是自然给定的二元对立的，而是在实践结构中的现实生成。在人所独有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质活动中，展开着并不断重构着两种基本的关系或生存结构：一是主体一客体结构或主客体关系，其中既包括人与自然在实践层面上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对客体的技术征服，也包括认识主体与客体在符号层面上的相互作用，即人对现实对象的理性把握；二是主体间性结构或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由此而不断建构和结成人的各种社会关联、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这双重结构的展开，从历时态来看，是人的历史或实践总体的演进，而从共时态来看，则是人的世界或人类社会的建构。由此可见，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应该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对主体—客体关系和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理性展开。从马克思的各种论述中，我们可以提及以下几个理论要点。
其一，实践是人与自然分裂与统一的根基。诚然，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从自身分裂出人类这一对立面。然而，人并非自然史的简单延伸，我们无法以自然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直接说明人的生成。相反，人诞生的秘密在其对象化劳动，即实践中，在人本身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 〕人并未停留在自然的对立之中，他不但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活动中寻求建立自身与自然的统一。人具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普遍尺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3 〕于是，通过对象化活动中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人一方面扬弃了主体的纯粹主观性，另一方面扬弃了客体的自在给定性，不断再创造出对象和自身，从而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因而，马克思断言，“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4〕
其二，实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分裂和统一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不应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人由于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普遍尺度，必然是“类的存在”，亦即“社会的存在物”。因而，正象社会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而创造着社会。“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不仅如此， 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自然的再塑造与对社会关系的创造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过程，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与社会的统一本质上是一致的，均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人与人之间并非赤裸裸的建立关系，而是通过占有和建构手边的物，即自然提供的质料而彼此关联；而自然的属人本质也只有对社会的人而言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因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6〕
其三，实践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分裂与统一的基础，旧认识论（包括传统反映论）的致命缺陷是把认识主体与客体当成自然给定的和二元对立的，因而总是寻求某种外在的东西作为二者统一的基础或中介。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认识活动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过程，相反，它只是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之内在环节，无论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对象，都是实践的生成。在这里，认识主体之所以能依据价值尺度和审美尺度设定对象，是因为实践本身具有现实选择性和能动性；认识主体之所以能按主体结构与客体结构进行双向建构，是因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按照双重普遍尺度实际地创造和再创造出主体和对象；而主体结构与客体结构的“同构”或“耦合”的根基正在于主体与客体在人之实践过程中的同时生成。由此，认识本身的普遍性和真理性由实践的本性内在地设定，不需要再求诸某种超越的实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是以实践总体（人的世界）的分裂与统一的运动为本体的本体论；是关于主体与客体在实践总体中生成与创造、建构与重构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本体论结构）的人本学。人的世界的一切均在实践总体中生成、演变、分裂和统一。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一实践哲学代表了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深刻哲学立场，它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文化精神。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以扬弃异化和消灭私有制为核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7〕
二、现代实践哲学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
以上只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几个理论要点的概括，而远不是对这一哲学构想的全部展开，而且，即使对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内涵的界定，也还有许多争议，更不要说20世纪众多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从不同视角对实践哲学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了。然而，在这里，对于我们的主题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对实践哲学理论内涵的更为深入的探讨与揭示，而是要思索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所提出的实践哲学构想能在20世纪焕发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文化感召力？为什么20世纪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如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都对实践哲学予以极大的关注？为什么在中国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实践哲学成为超越原有哲学体系的最强有力的哲学构想？
概而言之，这一切均与实践哲学的本性有本质的关联。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实践哲学不再属于那种单纯地“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理论，而是革命地、批判地解释世界并现实地“改变世界”的现代哲学理论。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实践哲学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并不体现在它把自身变为某种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的工具，或把自身变成一种应用理论，而在于它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而发挥着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规范功能和批判功能。这是实践哲学的本质和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揭示现代实践哲学同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之间的本质关联。
第一，现代实践哲学深刻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层文化精神，即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
人类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种主要的文明形态，而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一种内在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作为文化支撑力量。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是人类迄今经历的最深刻的文明转型，这一转型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在这一深刻的文明转型过程中，人类也经历了内在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转变。
对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许多思想家都做过深入的探讨。德国社会学家特尼斯曾把传统社会界定为以民风、习惯、惯例、宗教情感等维系的“乡土社会”或“礼俗社会”，而把现代社会定义为以契约、法规和公共舆论维系的“法规社会”。韦伯认为，从宗教改革中转换出来的以世俗化和理性化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是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因此，西方近现代历史变迁的核心是理性化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以传统、习惯和情感为基础的行为让位于现代工业社会以理性的目标取向为基础的行为的进程。帕森斯对社会进行了类型学的探讨，他从情感、利益、规范、地位和义务等五个方面制定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方式变项”，如，由情感性向非情感性的转变；行为评价方面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转变；社会地位和职分的决定因素由天赋向后天成就的转变，等等。总而言之，这些著名社会学家的共同之点在于，他们都把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理解为从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行为方式向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转变。
显而易见，在这种深刻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然经济是一种自发的“客体性经济”，其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是自在的“天人合一”观念，它具体表现为活动主体的“无主体性”，即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以及外在的超人的力量（如神、自然规律、铁的必然性等）对人的自发的统治。而工业文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性经济”，其主导性文化精神是人之自觉的主体意识，它具体地体现为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或用韦伯的术语，体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断言，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科学技术理性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精神之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形成一种超越狭隘经验主义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以可计算性和数量化为特征的科学思维，这成为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内在机理和现代人的根本素质。而体现在现代艺术、哲学中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主导精神，它所强调的是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的本质特征，这正是现代社会中的活动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全面发展也应是现代化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
可以断言，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哲学形态中，没有哪种哲学构想比实践哲学更能深刻地体现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因为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是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其基本的理论内涵。一方面，实践哲学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并非自在的、原始的“天人合一”，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活动为基础所建立起的人与自然的自觉的统一，即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这其中所强调的核心正是人对自然的自觉的理性把握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实践哲学对于人、人的世界、人的自然、人的历史等等的全部理解都是建立在实践所具有的批判性、超越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之上的，这正是以主体参与意识、批判意识和创造精神为核心的人本精神。
第二，现代实践哲学代表着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危机和现代人的文化困境的深刻的批判意识。
实践哲学并非像某些批评家所断言的那样，是对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夸大，是在强调人之无所不能。实际上，实践哲学只是守着这样一个基点：在人的世界中，一切存在物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具有积极的意义还是具有消极的意义，都不是自发地给定的，而是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即是说，对人的世界的一切，都只能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视角，而不能从外在的、超人的实体的角度去理解。因此，实践哲学既极力弘扬人的实践所具有的创造性，也承认人的活动在特定条件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坚持只有从人的活动方式的调整入手，才能不断地消除人的活动所导致的各种负面效应。现代工业文明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发达形态，情形亦是如此。它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人的各种创造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也由于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某种张力或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和某种冲突而导致了人际交往关系的破缺、物对人的统治、人的本质的异化等等。因此，实践哲学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的体认不仅表现在它对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弘扬上，而且也表现在它对现代危机和人的文化困境的不懈抗争上。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从人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两个方面来展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及矛盾冲突，以此来建构实践哲学。他指出，按照劳动价值论学说，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工人付出的劳动量与他得到的产品数量应当成正比，但现实中则相反，工人生产的越多，他得到的越少，他的产品成为统治他的异己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造成劳动生产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活动，即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人的对象化劳动扭曲为折磨人、统治人的强制性劳动。而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不能求助于人之外的某种实体或力量，而只能求助于人类实践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本性和否定本性，从而扬弃异化，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性。
20世纪的实践哲学倡导者都十分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都把异化理论发展成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20世纪人类实践的发展在带来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异化普遍强化，不仅人的具体劳动产品可以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而且许多文化力量，如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等也都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因此，只有进一步唤醒人类实践的超越本性和批判精神，才能使现代人不断与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相抗争。可以看到，对人之主体性的弘扬和对人之自我异化的扬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它们构成了实践哲学的深刻的文化底蕴。
三、实践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精神
当我们把视角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境遇转向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社会时，就会发现，实践哲学除了具有上述弘扬人之主体性和扬弃人之自我异化两个方面的文化内蕴外，还具有另一十分重要的文化内蕴：对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实践哲学具有文化启蒙的功能，它有助于形成一种自由自觉的现代化的内在文化精神，即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自觉的主体精神。
应当看到，尽管各个民族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但是，如果从深层的文化精神来看，则所有汇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民族都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具体说来，无论是原发性的现代化国家，还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后发展的或欠发达的国家，都必然要经历共同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转型，即活动主体必须经历从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自在自发的行为方式向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自由自觉的行为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进程使得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相隔绝而孤立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性的和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化。”〔8〕
从这样的理解着眼，可以发现，后发展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处的历史条件或境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优势会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压力和一定的阻力，但是另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形成的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及其自觉的理论形态，即实践哲学又会通过自觉的文化启蒙而加速这些民族完成文化精神由传统向现代、自由在自发向自由自觉的转型，从而缩短这些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这是由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特有的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精神，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由于沉重传统的羁绊而异乎寻常之艰难。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至今我们只是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农民依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对土地的天然依赖和宗法血缘式的人身依附使传统农民终生被闭锁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被束缚在自然的和血缘的关系之中，他们基本上停留于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主体的水准上。在这里，没有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人的行为以重复性为基本特征，起支配作用的不是创造性思维，不是科学逻辑，而是那些被人们世代自发地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戒律，以及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显而易见，这些自在自发的文化因素所塑造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行为模式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而同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哲学和文学始终是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的，而没有形成人和自然相分离的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这种自在自发的“天人合一”的伦理文化观念体现出对具有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日常生活图式和结构的肯定，由此产生出重伦理不重科学、重经验模仿不重理性思维、重“品德”不重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式。这些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即使在从事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时，也无法摆脱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图式的束缚，无法进入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结果，人们常常是以日常生活的自在自发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态度来对待需要强烈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现代社会活动。例如，在许多已致富的个体工商业者中，扩大再生产的势头被远为强大的消费主义浪潮所吞没；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中缺乏工人的积极的参与意识；经营管理中处处可见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例行公事的官僚主义；经营活动中充斥着狭隘的经验式决策模式和短期行为；甚至哲学和艺术这种最需要自觉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也变成按固定模式和框架进行归类或复制的重复性活动。
显而易见，背负着如此沉重的文化传统，面对着农业文明所遗留下来的自在的文化精神的严重束缚，要在中国民众中塑造或生成一种支撑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确是异常艰难，同时，又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型，是人自身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它将从根本上制约或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成败。这正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一片重建人文精神之呼声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确立有赖于诸多因素，取决于很多条件。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改变现有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推动力常常直接来自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或活动模式的触动或冲击。例如，在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扩大，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在高科技的推动下向生活的全方位渗透，普通民众对新的生活用品的采用、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接触、对充满创造性和充满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了解，以及社会各阶层和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和重建、人的职分和地位的重组，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行为模式，从而逐步激发普通民众在其生存中发挥出创造性和自由自觉性，去接受一种新的文化精神。
然而，如果我们满足于新的文化精神以自发的方式去逐步生成，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漫长而无期的、乏力的进程，而世界历史进程似乎不会再留给中华民族如此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因此，一种自觉的文化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现代实践哲学由于其深刻的文化内蕴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现代实践哲学所包蕴的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的文化精神一方面自觉地同中国普通民众中已逐步萌生的改变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冲动会面，并使之走向自觉，另一方面则同儿童义务教育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相结合，实施自觉的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启蒙，那样，中国文化精神由传统向现代、由自在自发向自由自觉的转型将不再遥远无期。
认识到现代实践哲学的建构与中国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建构之间的本质关联，我们就会清楚过去十几年间实践哲学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根本原因，同样，也会自觉地承担起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建构实践哲学和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精神的哲学使命。
（本文系作者提交在南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50页。
〔2〕同上，第48页。
〔3〕同上，第50—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
〔5〕同上，第29页。
〔6〕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75页。
〔7〕马克思：同上第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