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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3)04-0029-09
郑樵(1104-1162)是南宋初期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 (注：顾颉刚：《郑樵传》，载郑樵著、王树民点本《通志二十略》附录四，中华书局1 995年版，第2068页。)。自其代表作《通志》在南宋行世以来，各种评论意见纷纷出现 。在这些意见中，明代布衣学者胡应麟的评论显然值得重视，但学界对此尚无专文论述 ，故笔者不揣谫陋，试为此文，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论《通志·艺文略》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一字明瑞，尝自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曾于明神宗万 历四年(1576)举于乡，但他自9岁从里师习经生业时即不以一第为重，故而此后几次北 上会试，均落第南还。而在万历五年第一次会试下第后，他即“旋绝进取念”(注：胡 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九一《先宜人行状》，续金华丛书本。)，终身以聚书、读 书、研究、写作为务，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和藏书大家。胡应麟在39岁时曾刊有四卷本《 经籍会通》一书，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从其所论各家来看 ，他对郑樵的评价，所用篇幅最多，这当然反映了他对作为目录学理论家和实践家的郑 樵的重视。对此，钱锺书已经有所指陈。钱先生说：“胡元瑞《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云)……按，实斋(章学诚号实斋)《易教》、《文集》两篇议论，四语囊括。同卷称郑 渔仲(郑樵字渔仲)《校雠略》皆前人未发，复屡引渔仲《通志》，又与实斋有同嗜。卷 十三云……实斋《史德》、《文德》两篇指归，已为抉发。不知实斋曾读元瑞书否?”( 注：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3-264页。)然除此之外， 钱先生再无一语论及胡应麟对郑樵的认识和评价情况。考察胡应麟全部传世遗文，可以 看出，胡应麟不仅对郑樵学术表示了极大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郑樵的评论，详核 精到，既探其学术之本，又索其致误之由，并能由其目录学成就入手，进而论及于其学 术全体。
首先，胡应麟从宏观上对郑樵的得失关键进行了把握。他说：“《通志》殊有绝到， 而持论过当，力不副言。”(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载《少室山房笔丛》，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下同。)这就明确指出，郑樵既有“绝识旷论”(注： 章学诚语，见《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下同。)，又存在着“高自称许”(注：马端临语，见《文献通考》卷二○一《郑夹漈通志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据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影印)。)的缺点。此论深得自诩 最为知郑之学的清代史家章学诚的认同，他说：“郑樵校雠，实千古之至论，而艺文部 次，不能自掩其言。”(注：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上晓徵 学士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立论高远，实不副名”(注：章学诚：《文史 通义》内篇四《申郑》。)，“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外 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关于《通志·艺文略》，胡应麟指出：“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钜，剖核弥精， 良堪省阅。第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郑渔仲一概钞入，不复 辨其有亡，大误后学。”“《通志》所载，今古混淆，靡从考核，甚为惜之。”(注： 以上引文见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卷三、卷四。)
又说：“《晏子》，墨之宗也，而刘氏《七略》列于儒之首(见《汉书·艺文志》儒家 类，后世史志皆入儒家类，郑樵《艺文略》诸子类“儒术”首列《晏子春秋》)；《董 子》，儒之杰也，而郑氏《通志》列于墨之终(郑樵自注云：“其说本墨氏。”而《汉 书·艺文志》则云难墨子，后世史志皆入儒家)：皆类例之大病也。又《通志》(《艺文 略》诗总集类)有崔光《百国诗》四十三卷，检光传，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国诗，国为 一卷，《通志》书名、卷数皆误。此或因仍前史，然光传失考，亦郑之疏也。”(注： 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郑渔仲《通志略》，宝货(应为“货宝”)类有《玉格 》一卷，似钱谱香谱之属，而下题段成式撰。遍考诸家书目，无所谓《玉格》者，意非 出段氏，而别有撰入。第注成式姓名甚确，则谓《杂俎》目中所列审矣。考《杂俎》‘ 玉格’一门，皆谈二藏事，绝非品玉之书。盖亦因段氏门目而误也。”“《(续)树萱录 》，宋王銍性之撰，盖幻设怪语，以供抵掌，取忘忧之义。而郑樵列于种树家( 见《艺文略》史类“食货种艺”)，大为可笑。”(注：引文见胡应麟：《二酉缀遗》卷 上、卷下。载《少室山房笔丛》，下同。)“郑氏《通志》概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 ，亡所发明。”(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这里，胡应麟在基本肯定《艺文略》的同时，也指出了郑樵的失误与不足。按郑樵的 本意，其《艺文略》是要做成“纪百代之有无”(注：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 谨类例论》(之五)，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本，下同。)、“广古今而无遗”(注： 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之二)。)的通史性艺文志，从而将各门学 术的本末源流、先后因革明晰地表现出来。这就势必“于古今之书不问存亡，概行载入 ，使其先后本末具在，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 社1991年版，第11页。)。因此，胡应麟说他“该括甚钜，剖核弥精”，首先说，是很 符合郑樵的学术本心的。再从郑樵的学术实际考察，胡应麟的这一评论也很恰切，这可 以近现代目录学名家余嘉锡之论为证。余先生说：“《艺文略》虽不免抵牾讹谬，而其 每类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别，至为纤悉，实秩然有条理。”(注：余嘉锡：《目录 学发微》，第10页。)但是问题在于，在通记有无的同时，郑樵却忽略了对各种文献“ 存”、“佚”的注明。《隋书·经籍志》在著录群书时，曾有“梁有今亡”的著录方法 ，如史部正史类：“《齐纪》二十卷，沈约撰。梁有江淹《齐史》十三卷，亡。”但郑 樵却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著录方法，而于一切古来之书，不论其存佚与否，全都不注存 佚。这对于郑樵自己来说，并不影响他“穷百家之学”(注：郑樵：《通志·校雠略· 编次必谨类例论》(之二)。)的宗旨，但于后人考证则不仅无裨实用，而且还很容易为 其误导。此即胡应麟所说的“靡从考核”、“大误后学”。这是郑樵《艺文略》的重要 失误之一。
郑樵的另一个失误，就是疏漏。据王重民考察：“公元1159年，郑樵已是56岁的人了 。他很担心如果病死，他的通史便永远不能完成。因此，未免草率从事，连准备带编写 ，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公元1161年脱稿，这就是有名的《通志》200卷了。郑樵也 于次年春天就死了。”(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 41页。)顾颉刚也指出，《通志》“只是急就而成”(注：顾颉刚：《郑樵传》，见王树 民点校本《通志二十略》附录四，第2086页。)。如此看来，传世之《通志》并非郑樵 的最后定稿，或者干脆地说只是一个未定稿，因此其疏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如将儒家 “难墨子”之《董子》误入墨家，并振振有词云：“其说本墨氏。”而其最具讽刺性者 ，便是躬蹈自己所批评的前人之误。郑樵在《校雠略》中，作有《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指责前人编书苟且，不实考其书内容本旨如何，仅依书名臆会入类，妄为判断。而事 实上，郑樵自己却对《玉格》、《续树萱录》也采取了这种只看书名、望文生义的粗疏 、不负责任的态度。继胡应麟批评郑樵此误之后，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批评了郑 樵“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的失误，指责他将《玉格》“列入宝器类，尤为荒谬 ”(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通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章学诚称之“与其 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叙》，《章学诚 遗书》本，下同。)。而近人刘咸炘则径指其“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故其误如是。樵 所诋之看名不看书者，已实躬蹈之，而且尽其谬焉。”(注：刘咸炘：《续校雠通义· 纠郑第九》，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推十书》本，第1611页。)
郑樵在目录编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反对“泛释无义”(注：郑樵：《通志·校雠 略·泛释无义论》。)。他主张一部书目之中，书籍解题的有无要视需要而定：“盖有 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今当观其可不可。”(注：郑樵：《通志 ·校雠略·书有应释论》。)其《通志·艺文略》共著录图书10912部，绝大部分没有解 题性的说明文字。此即胡应麟所说的：“昔人著作之旨，亡所发明。”在此我们看到， 胡应麟虽然明确主张撰写解题(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在评论郑樵、马端临的目 录工作后说：“倘更因当时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题，稍存故实，则庶几尽善矣。” “咸著品题”，即指撰写解题。另参拙文《胡应麟与中国古典目录学史研究》，载《燕 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但他于郑樵之无解题或少解题并无讥评，也没有认为这 是其一项失误或不足，他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笔者以为，胡应麟的这种评价态度，比 起目前一些学者的论述还要客观。
郑樵《艺文略》的缺陷，关键不在无解题，而在其不实，即其不可据性。清末目录学 名家姚振宗说：“《艺文》、《经籍》之可贵，贵其纪实，有存佚新旧之可稽，篇卷异 同之可考。”(注：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 书局1955年版，第1528页。)郑樵以“尽见天下之书”(注：郑樵：《通志·总序》。王 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本，下同。)为标榜，虽未能至，却也读书极博，他于“故家 多书者，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读尽乃去”(注： 郑樵著、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附录一《福建兴化县志·郑樵传》，书目文献出版 社1992年版，第81页。)。在这些藏书中，必有一些遗文故籍为官方所无，《亡书出于 民间论》即是他在访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他在《艺文略》中著录这些书时，却一概 未注明存佚情况，这对后人徵文考献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缺漏，使后人不敢信从。(马 瑞临则明称著录存书，后世当然可以依据。)这还只是就真籍而言，《艺文略》中尚有 误信世人伪作之书而录入者，这就更使其目录不可凭信。明代《文渊阁书目》著录苟简 ，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它“徒草率以塞责”，但也明确肯 定：“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注：《四库 全书总目》卷八五《文渊阁书目》。)就是因为其所录乃文渊阁所现存。相反，焦竑《国史经籍志》的境况就大不同了。焦《志》声誉远比《文渊阁书目》好得多，但 《四库全书总目》却将之列入目录类存目，因为此目在著录群书时，“丛钞旧目，无所 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往往贻误后生。” (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国史经籍志》。)余嘉锡也指出：“今欲窥有明一代之 储 藏，惟此二书(即《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而已。若焦竑之《国史 经籍志》，抄撮史志，多非实有其书，不足据也。”(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 第121-122页。)焦竑《国史经籍志》不足以成为撰修《明史·艺文志》的依据 ，而郑樵《艺文略》亦未能成为后世徵文考献的依据，其弊正相同，这才是《艺文略》 不为后人所重，参考价值不大的最主要原因。
关于《艺文略》，还有一个小问题值得说明，这就是它与《群书会记》的关系问题。 现今学界已取得共识，那就是郑樵《艺文略》是在其《群书会记》基础上写成的。但据 笔者所见到的材料，这一因革关系也是胡应麟首先阐发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八著录《群书会记》云：“大略记世间所有之书，非必其家皆有之也。”这是后人对《 群书会记》一书的最早记载。是后，马端临辑录此文入《经籍考》，将其卷数由陈氏所 记26卷改正为36卷，余皆未作更动。也就是说，陈、马二人对《艺文略》与《群书会 记 》的关系，并未作出任何说明，他们并不知晓二书间的因革关系。二百年后，胡应麟 才 第一次揭示此义，他说：“郑又有《群书会记》三十六卷，今不传，陈振孙云，《会 记 》大略世间所有之书，非必尽出其家。余以为或即《艺文略》草本，则宋世亦未必皆 有 也。”(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近代以来，顾颉刚、王重民等人都持此说。顾颉刚云：“《通志·艺文略》全本此书( 即《群书会记》)而作，惟星数一名易为天文而已。此书有三十六卷，而《艺文略》只 八卷，固以卷帙并合，谅此书于类例存亡之间有甚详之说明，亦未可知。”(注：顾颉 刚：《郑樵著述考》，见王树民点校本《通志二十略》附录五，第2130页。)王重民说 ：“《艺文略》是就《群书会记》改编而成的。《群书会记》原有三十六卷，《艺文略 》仅有八卷，卷数的减少当由于合并，并不是删减了内容。”(注：王重民：《中国目 录学史论丛》，第142页。)《群书会记》乃《艺文略》所因一案，自胡应麟创议，至此 遂成定谳。
(二)论《通志·校雠略》
《通志·校雠略》是郑樵目录学理论最集中的篇章，是他为配合《艺文略》的编目实 践而进行的理论阐述，其中涉及图书分类的原则、著录图书的原则以及搜求图书的方法 等目录学一般理论问题的诸多方面。胡应麟说：“郑渔仲于文史考核最精，《经籍略》 (应为《艺文略》)后，别著《校雠略》一卷，皆前人未发，后学当熟参者。然其失，往 往多自蹈之。……其过在概录前志，原文不复精核故尔。”(注：胡应麟：《经籍会通 》卷二。)既肯定了《校雠略》的卓识，又明示了他的缺点与不足。
作为一名“限于(财)力”，只能“收残缀轶”的“寒士”(注：胡应麟：《经籍会通》 卷二。)藏书家和一名“九龄入燕，往来吴越，垂三十载”(注：胡应麟：《经籍会通》 卷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藏书家，胡应麟更多地着眼于郑樵求书之法的论述，他 说：“郑樵之论求书，备矣精矣。……渔仲求书之说，穷极苦心。”“渔仲论求书之道 有八，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 ，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沈湎典籍者不能知。然可藉以求唐 宋以下之书，秦汉而上亦难致也。今唐人书亦难得，宋元差足访求。”(注：以上引文 俱见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
郑樵对其求书八法，都举例予以具体说明，因与本文关系不甚大，这里不再详述。但 必须指明的是，这一求书八法的方法论原则，是郑樵在前人搜求遗书经验的基础上，加 以自己的访书读书实践而总结提炼出来的，对当时的官府求书以及私人求书都很有现实 意义，就是现在也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胡应麟对之大力褒扬，这也得到了素以文史校 雠自诩的清代目录学家和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认同。章学诚说：“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 ，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注：《章氏遗书》卷一四《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章学诚遗书》本。)“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注：章学诚：《 校雠通义》内篇一《校雠条理第七》(之一)。)不过，求书八法虽然意义很大，但它也 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缺陷。这里胡应麟对八法求书的范围作了具体界定。中国古籍虽富， 但亡佚者亦不在少数，特别是先秦古书，历时久远，加以秦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之后 ，存者已经不多。《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书596家，至南朝梁阮孝绪时已亡552家(注 ：见阮孝绪《古今书最》，附载于《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后，四部丛刊本。)， 这期间只有四五百年。从阮孝绪(479-536年)至南宋郑樵(1104-1162年)之时，又是六百 余年，即使方法再缜密，也不可能将千余年前就已散亡之书搜集回来。这其中虽有部分 古书散落民间，并未真正亡佚，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确实亡佚。“凡书籍，时 代近者，势易流传，……时代远者，迹多湮没。”(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 这是胡应麟在夷考昔人书目，参以己所校书之后得出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郑樵自己 亦云：“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注：郑樵：《通志·校雠略·求书之 道有八论》(之九)。)求书八法虽然精绝，但对秦汉以上之时代远者，也毫无办法。因 此，胡应麟对其适用范围做具体限定，不但完全是应该的，而且正是为其更好地发挥作 用而做出的重要补充。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 志之士为之弥缝。”胡应麟这里为郑樵所弥之缝，真是非常恰当。胡应麟又说：
郑渔仲曰：“古之书籍，有上世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 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而今出于荆州之田 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案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 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 》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 散落人间者不胜计，求之未至耳。”案，渔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坟》自是毛渐伪 作，《师春》是宋人集《左传》卜筮事为之，《甘氏星经》要亦天官家后人所补，《正 训》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补之，而谬题以陆机。盖藏书者好事之过，务多得以侈 异闻，而伪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辩。(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
胡应麟这里所引郑樵之论，乃是其《校雠略》中的另一名篇《亡书出于民间论》，只 是个别文字稍有差异，但对理解并无大碍。此篇中所谓“上世所无”、“唐世与宋朝并 无”、“三馆四库所无”者，皆是指与民间相对应的官府而言，也就是说，这里的“亡 书”是特指官府所无。如此，这一篇主旨便与求书八法中“求之私”基本相同。“求之 私”条云：“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 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 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注：郑樵：《通 志·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之七)。)
古书确实往往有官府所无而民间保有者，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出于民间 者”也不尽属实，这就是伪书的存在问题。自汉以来，许多朝代都有徵遗书之举，于是 有目的的伪造古书以应徵之事也便开始出现。郑樵为搜求人间遗书秘籍而穷极苦心，但 也有为伪书所愚之时。因此，胡应麟全引其文，对其所举例证逐一剖析，明确指出，一 定要提防伪者投其所好(“务多得”)，乘隙而入。是后，章学诚也从这一角度为郑樵补 阙(注：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七《和州志·艺文书·例志》，《章学诚遗书》本 。)；而刘咸炘则在其《目录学·存佚第二》中引录郑樵之论后，即径引胡应麟此论， 然后加按语云：“按，胡说甚核。大氐散落人间，亦必有传授端绪，若都无所见，则其 伪不疑。……务求不择，必受作伪之欺。郑氏亡书复出之论，不可据也。”
(三)论郑樵妄讥班固之误
《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郑樵时指出：郑樵学问淹博，记诵之富，考证之勤，两宋之 际无有过之者，但他因此而傲睨万状，不可一世，“放言纵论，排斥古人，秦汉来著述 之家，无一书能当其意”，“其量殊嫌浅狭。”(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夹漈遗稿》。)揭示的正是实情。而郑樵排斥最酷、诋诃至烈者，无过班固。不但在《通 志·总序》中对班固痛加诋毁，就是在《校雠略》中也不断对其《汉书·艺文志》频频 攻弹。但郑樵之所以如此，首要一点，就是因为在修史问题上他主会通，而班固主断代 ，由是，他不屑于对班固学术进行认真地分析探讨，以致他对班固未能有真正深入的了 解和研究，评论也往往有失公正。对此，胡应麟批评了郑樵的偏激之论。
其一：“郑渔仲诮班孟坚，汉武以前，尽窃司马迁书，不以为惭。此不足为班病。子 长于《左传》、《国策》固有全录旧文者。要在各成厥体耳。郑作《通志》，《礼略》 全袭《通典》，《艺文略》率本《唐书》，亦以来后人之讪。第中间考索精到处，真有 汉唐议论未及者，不可诬也。”(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郑樵讥班固之语，见《通志·总序》。在胡应麟看来，“固窃迁书”一事，并不算是 失误。历史著述必须依据前人的历史记载，而不能自己凭空虚造，司马迁《史记》不也 是因袭了《春秋》、《左传》、《战国策》等书吗?问题在于，引录前人的记载，是否 能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史记》、《汉书》各有因袭，但都各成一家之言，即“各成 厥体”，因此所谓“窃者”，并不足以成为二书之病。郑樵又说：“凡著书者，虽采前 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注：郑樵：《通志·总序》。)可见他也并不反对采择前贤 ，但他对班固是否自成一家却不屑理会，因而发论不免草率，有失根柢。
关于郑樵对班固的“窃迁”之讥，以前学界均引章学诚之说予以反驳。章学诚非常赏 识郑樵，在学界大多讥讽郑樵之时，特作《释通》、《申郑》、《答客问》等文章，为 之申解辩诬，自诩最为知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学界引录他对郑樵的批评，是很有代表 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胡章二人的有关言论对比互勘，就可发现，是胡应麟创议在前 ，二百年后的章学诚只是继志之士。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章学诚这段议论：“史书因 袭相沿，无妨并见(自注：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 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 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可以说，这段话正是胡应麟“不足为班 病，要在各成厥体”一语的翻版。
在上引胡应麟之文中，所谓“后人之讪”是指马端临。郑樵讥班固窃袭迁书，但他自 己写作《通志》，也有类似行为，而且还自称“虽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诸史之文”，故 马端临责其“不堪检点”，“不亦诬乎”(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郑夹漈通志略》。)。郑樵讥班固之处，正是马端临批评郑樵之处；郑樵夫之偏，马端临也 同样失之于偏，只论其失而不计其得，是他们的共同毛病。胡应麟以各成其体为标准， 既批评了郑樵、马端临的失误，也为班固、郑樵进行了雪诬辩白。对于胡应麟为郑樵在 马端临这里辩白，章学诚也同样加以继承，他说：“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 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 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所谓“诸子之意”，即指一家之言，而 所谓“古人不能任其先声”者，当然就是“汉唐议论(所)未及”了。
其二：“郑渔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论已过，不已则訾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谓其胸 中全无伦类，不当取扬雄《太玄》、《法言》、《乐箴》三书，总列儒家。余考固《艺 文志》，雄之前，刘向六十七篇，则《七略》旧目也，下注《新序》、《世说》、《说 苑》、《列女传》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旧耳。乃以固步趋刘氏尚可，搀入《七略 》所无便失之。然则向书《新序》、《说苑》，子类也；《世说》、《列女》，史类也 。必訾其失，当归于歆，固何与邪?”(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郑樵原文见《通志·校雠略·编次不明论》，为便于理解，兹引录于此：“班固《艺 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 ，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 ，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 三十八篇，入于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 玄》易类也，《法言》诸子也，《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无 伦类。”(注：据《汉书·艺文志》，《乐》、《箴》本为二书，儒家旧有51种，郑樵 于此并误。)继又在《编次之讹论》中说：“班固以《太玄》为扬雄所作而列于儒家， 后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书为儒家类。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讹，则后人不 复能反正也。”
但事实上，班固将扬雄文字总为一类入录，正是沿袭了刘歆《七略》对刘向著述的处 理方式，而且是亦步亦趋，完全照搬，即郑樵所说的“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者 ，因此，要说失误，也是刘歆失误在先，班固虽说脱不了干系，但也只是误袭或者说以 讹传讹。郑樵却不加深考，舍本逐末，置刘歆于不问，而独责班固，讥其胸中全无伦类 ，不免意气用事。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也就此条批评了郑樵：“刘向所叙六十七 篇，部于儒家，则《世说》、《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四种书也。此刘歆 《七略》所收全无伦类。班固从而效之，因有扬雄所叙三十七篇，不分《太玄》、《法 言》、《乐》、《箴》四种之弊也。郑樵讥班固之混收扬雄一家为天伦类，而谓班氏不 能学《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刘歆也。乃于刘歆之创为者，则故纵之，班固之因仍 者，则酷断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恶也。”(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三《汉志 诸子第十四》(之八)。)毫无疑问，章学诚此论可说是对胡应麟“必訾其失，当归于歆 ，固何与焉”一语的申论。
其三：“任宏所录兵书凡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伎巧。凡兵书五十三家 ，班氏悉仍其旧，独出《司马法》入礼类。郑渔仲大讥之。余读《汉志》及此，未尝不 绝叹孟坚之卓识，而惜渔仲之妄讥也。《司马法》而为兵书，谁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 种，皆后世行兵者流；凡《司马法》之言，率据道依德，本仁祖义，将置之权谋乎?形 势乎?阴阳、伎巧乎?夫吉、凶、军、宾、嘉，兵固五礼之一，而《司马法》之言，一与 《周官》相出入，是书弗置诸礼类，将奚置焉?益以信坚之识，非渔仲所窥也。”(注： 胡应麟：《九流结论》卷上，载《少室山房笔丛》。)
应该说，郑樵此误，正是自蹈其“见名不见书”之弊。而胡应麟批郑佑班，则正是实 事求是之论。班固改变《七略》分类方法，出《司马法》于兵而入于礼，说明他不但已 阅此书，而且还对学术源流及学术分类有着独到看法。胡应麟对班固这一“绝识”的大 力推奖，也得到了后世的肯定。章学诚说：“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 ，……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 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 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 ：‘出之兵权谋中，而入于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 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 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 处未能如是，而独于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注：章学诚：《校雠 通义》内篇二《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之二)。)
无庸烦言，章学诚所谓“最为知本之学”、“独于此处能具别裁”云云，正是胡应麟 “绝叹孟坚之卓识”、“益以信坚之识”之处。如果再进一步细究起来，还可以看出二 人论点虽同，但在评价态度方面尚有很大差别。因为，“军礼”二字尚未可遽断为郑樵 所删。《汉书·艺文志》“六艺·礼类”著录此书时虽云“军礼司马法”，但在通计此 类书籍总数时，班固自注云“入司马法一家”，计兵权谋类书籍总数时又自注云“出司 马法入礼”。是则班固自己已简称“军礼司马法”为“司马法”，又怎能责之于郑樵呢 ?“不为推寻本末之弊”，郑樵固亦有之，但这里是章学诚自己犯了这一错误，因此， 章学诚所谓“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者，未免夸大其词，反不如胡应麟之论平 情易近。
其四：“《尉缭子》，兵书也。自汉至隋，咸列杂家，郑渔仲以为见名不见书，马端 临大善其论。然《汉志》兵家，自有《尉缭子》三十一篇，盖即今所传者，而杂家之《 尉缭子》，非此书也。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故郑以为孟坚之误，舛矣。”(注：胡应 麟：《九流绪论》卷上。)
郑樵语出《通志·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其言云：“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 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 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马端临在其《文 献通考·经籍考》“史部·霸史类序”之后全引此文并加按语云：“按，夹漈言，古 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订历代艺文志之失；所谓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者，尤足 以究其所失之源。”
按，《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兵形势类著录 有“《尉缭》三十一篇”。班固在著录群书时已做了删并重复的工作，而于此《尉缭》 一名两见，不但说明这两部书诚如胡应麟所言，绝非同一部书，而且也说明班固绝非简 单的依缘他人，他还是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工作。郑樵不加深考，径指班固将之误入杂 家，正是其“意有不可，不为推寻本末”，“强坐班氏之过”的表现。胡应麟责之以舛 ，诚为公论。
对此，清代以来发表意见者较多，如章学诚云：“(焦竑)以《尉缭子》入杂 家为非，因改入于兵家，则郑樵先有是说，竑更申之。按《汉志》，《尉缭》 本在兵形势家，书凡三十一篇，其杂家之《尉缭子》，书止二十九篇；班固(于此二书) 又不著重复并省，疑本非一书也。”(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二《焦竑误校汉 志第十二》(之十三)。)这是肯定了胡应麟二书非一的观点。刘咸炘说：“今按，兵家 、杂家皆有《尉缭》，章氏疑本非一书是也。”“今《汉志》明著省刘者，固是互 注， 其仍复见者，篇卷不同，非必一书也。”(注：分别见《推十书》之《目录学·名 目第 四》(第1749页)、《续校雠通义·匡章第十六》(第1641页)。《汉志》中存在的班 固未 省之同名书，并不是同一书。胡应麟是通过论《尉缭子》、《鬻子》(详见后)等书 阐述 此意的，这是他的论述内容及主题所限，未能从一般性上予以说明。今有学者专门 著文 讨论《七略》中“同名书”非“同一书”的问题，见《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所载 杨新勋《<七略>“互著”“别载”辨正》一文。)刘咸炘熟读胡应麟著作，却未能 发现 胡应麟已先发此意，不免失于目睫之近。嘉庆四年(1799)，钱侗辑释《崇文总目》 ，于 《尉缭子》条云：“侗按，《隋志》一卷，《旧唐志》、《唐志》并六卷。《通志 ·校 雠略》云：《尉缭子》……(与上引郑樵文同，不录)。侗考《汉志》，兵形势家自 有《 尉缭子》三十一篇，与杂家内二十九篇各别，郑渔仲讥之，非是。”(注：(宋)王 尧臣 等撰、(清)钱东垣(侗)等辑释：《崇文总目》卷三兵家类《尉缭子》条，许逸民、 常振 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侗按” 、“ 侗考”云云，说明钱侗根本就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胡应麟通过详细考察郑樵妄讥班固的谬误，非常清晰地揭示出，郑樵由于主观对班固 的排斥，在学术问题上也未能静下心来，以致根本就没有对《汉书》进行仔细研究。胡 应麟就此指出：“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丘山之钜，目睫之 近，有蔽不自知者。”(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这段议论，平实质朴，语切 心长，不啻郑樵之药石，整个学界都应引以为诫。相比之下，章学诚的纠误态度显然并 不平和，他直斥郑樵有“偏恶之心”，“不近人情”，是搞“狱吏锻炼”，语气之苛， 殊失学者风度。
(四)总论郑樵学术
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反映意见，胡应麟又专作《读通志略》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郑樵 学术的总结性评论。他说：
郑渔仲《通志略》，谓其十五略皆汉唐诸儒不得闻者，番阳马氏驳之，审矣。大都郑 之学术，深于探索而短于会通，密于典章而疏于故实，知得而不知有失，知己而不知有 人。其以博且雅不足为大[太]史公惜，似也，而剧骂孟坚，使之容足无地。马、班一体 ，不知孟坚，能知太史乎?至谓编年纪传，书生皆足办之，而表志非钜儒不能，然则太 史、左丘见重百世者，果以编年耶，纪传耶，表志耶?此皆乡社老人动止供笑之论也。 若其殚心毕虑，欲度前人，独到之思，偏精之识，往往有不可泯没者。要自宇宙间必传 之书，读者取舍焉可也。(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四《读通志略》。)
深于探索而疏于事实之考证，胡应麟这一评论很符合郑樵的学术实际。至于说短于会 通，则是揭示了郑樵实际工作与其主观目的未能完全符合，亦即“力不副言”这一客观 事实，这也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如白寿彝先生就曾指出：“尽管在个别篇章上，( 郑樵)对于旧史的取舍有点见解，但总的看来，很难说对于‘贯通’作到了什么程度。 ”(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8页。)《通志》的典 制部分基本沿自杜佑《通典》，后人有评论，顾颉刚先生说：“能知《通志》是补正《 通典》的大缺陷(即顾先生所云“忽略了学术与文艺”)之书，则知《通志》典故诸略虽 全抄《通典》，正自无害其为一家之书。”(注：顾颉刚：《郑樵著述考》，见王树民 点校本《通志二十略》附录五，第2152页。)胡应麟既指出了郑樵的学术弱点，又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他的远见卓识。章学诚也说：“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 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中》。)这 诚如王重民所说：“是不应该也不必以某些琐屑错误或枝叶问题去责备郑樵的。”(注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第152页。)
收稿日期：200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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