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驱动力论文,现阶段论文,土地利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585-(2001)02-0129-10
1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解释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获取一定的经济、环境或政治福利（利益），而对土地进行保护、改造并凭借土地的某些属性进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的方式、过程及结果。土地利用是人与土地相互作用构成的动态系统，因而从本质上讲，土地利用的变化基本上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1)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对土地产出（或服务）的种类或数量的需求发生改变，由此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可称之为内生性变化或主动性变化；(2)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土地的属性发生变化，或者社会群体目标发生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可称之为外生性变化或被动性变化；(3)技术进步导致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可称之为技术性变化。然而，无论哪种原因导致的变化，都源于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对于地用类型间边际效用的比较。
1.1 土地收益的边际效用——土地利用的基本竞争模型
人类开发利用土地的最终动力是希望获得一定质与量的收益（用b表示）。我们将特定类型的土地收益（第i类收益用b[,i]表示）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程度，称之为土地收益的效用（用U表示）。于是有土地收益效用函数：
U=u(b[,i])
它具有与一般的效用函数类似的性质，即：
U′=u′(b[,i])＞0
U″=u″(b[,i])＜0
即随着土地收益的增加，它对于人们的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效用的增加速度趋于减缓（边际效用递减）。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土地收益不仅指经济收益，也包括环境安全收益和社会安全收益等。
对于具有多宜性某一地块来讲，地用类型的改变取决于对几种可能的地用类型边际效用之比较(max｛u′(b[,i])｝,i=1～n)。
不同地用类型的收益是用地面积(a[,i])的函数，即b[,i]=b[,i](a[,i])。对于具有均衡的地用结构的某一区域而言，不同地用类型的边际效用相等。当内生性、外生性或者技术性驱动力发生作用时，一种或多种地用类型的边际效用便发生变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将促使人们调整地用结构，最终产生新的均衡结构。
1.2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层次和类型——宏观分析模型
将土地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应用上述基本竞争模型容易解释土地利用微观主体的行为。然而土地还是生态环境的载体，而且依赖土地的农业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因此，要了解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作用，需要从土地使用者个体行为和社会群体行为两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表1，图1）。
(1)个体行为驱动 或称经济福利驱动，主要有两种类型。1)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基本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状态，土地产品商品率低，工商业不发达，土地利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土地的直接物质产出，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人口迁移率较低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和土地质量的下降往往造成农用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张。2)最优经济福利驱动：在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地区，人们开发利用土地主要是为了市场交换。土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供求状况和比较效益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故又称比较经济利益驱动。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比较经济福利驱动，耕地被非农产业占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2)社会行为驱动 主要有两种类型。1)环境安全驱动：人类通过土地利用活动改变地表覆被状况，由此产生许多负面的环境效应，如土壤侵蚀和环境污染。土地生产力的降低是土地利用本身所受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造成土地的一种或多种可利用属性的丧失，迫使人们改变地用类型，以恢复和保护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于是土地利用的环境收益开始受到重视。在生态环境脆弱及其外部影响强烈的地区，这种驱动力量尤其重要。由于土地的环境收益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所以以改良环境为目的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土地利用的宏观主体（政府或集体）的行为。2)食物安全驱动：食物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土地是食物生产的最终源泉。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保证一定的农业用地和基本的食物供给，直接关系着国家或集体的生存安全。因而，政府的农业和土地保护政策构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耕地稀缺地区和重要粮食产地，耕地的保护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表1不同类型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社会—自然指标特征
Tab.1 Soci-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riving forces of land-use change
图1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宏观分析的逻辑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on the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s in land-use change
2 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的基本矛盾
许多学者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利用变化[1]，特别是耕地面积的变化[2,3,4]，将总体趋势归结为：耕地总量持续减少，非农建设用地发展迅速；林地面积有所增加，而草地面积有所减少。其中，东部地区优质耕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西部脆弱生态地区农业的扩张表现最为突出[5]。近年来，国家土地利用政策也突出表现两个方面，即东部地区耕地的保护和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作者认为，上述趋势是现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土地利用的两个基本矛盾的集中反映：
(1)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 粮食总量安全是食物安全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6亿，在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的严峻形势下，保证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在努力提高单产的同时，维持必要的耕地面积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保障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供给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自1986年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粮食安全问题，国家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6]。但是，根据国土管理部门的统计，1986～1995年间耕地年平均净减少21.5万hm[2]，1997～1999年间更达到27.8万hm[2]。
(2)农业发展与环境安全之间的矛盾 在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普遍存在着耕地面积扩张的现象。这些贫困地区往往同时存在下述问题：自然环境恶劣，尤其是自然灾害频繁，造成农业产量低而不稳；农业技术投入的资本缺乏；农民在当地除了土地农业利用外，很难找到其他的就业出路；人口的迁出率低。因而，一方面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食物需求，人们不断开垦新的耕地。另一方面，为增加收入，扩大耕地面积也成为客观需求。脆弱生态地区耕地的盲目开垦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的发展。针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自80年代以来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的生态工程建设（表2）[7,8]，这些生态工程主要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生态脆弱地区。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和2000年春季北方地区沙尘暴天气的发生，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视，政府提出了大范围“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政策。然而，农牧交错带等生态脆弱地区生活着1亿以上的农业人口。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农业仍将是这类地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在土地利用方向上，以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环境安全要求和以个体利益为目标的经济福利要求之间的矛盾尖锐，成为这些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表2 中国部分生态工程及其分布
Tab.2 Some important ecological projects in China
3 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空间分异
根据上述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宏观分析框架以及对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中基本矛盾的分析，作者认为，现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4种驱动力（即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最优经济福利驱动、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驱动以及粮食安全驱动）正是两个基本矛盾具体表现。
3.1 驱动力指数的计算及意义
为了定量地观察和比较各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的差异，根据一定的社会—自然指标，我们计算了各省市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指数作为其作用强度的标示。
根据对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社会—自然指标特征、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矛盾的分析，我们计算各地驱动力指数所依据的社会—自然指标包括：人均GDP（1990～1995平均值）、单位GDP人力投入量（人／Rmb）、人口自然增长率、贫困人口发生率[7,9,10]、城市化速度[6]、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比例(1988～1995)、耕地面积变化比例(1987～1995)[10,11]、环境脆弱性（沙漠化、水土流失面积比例）[6,12]、政府重点生态县建设投资[6]、人均余粮率[7,10]、单位面积耕地负载量（人／hm[2]）[10,11]等11项，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对各指标值作指数化处理，得各省市区的指标指数矩阵X（表3）。根据不同驱动力与各指标的联系（表1），并结合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及专家评判，确定权重矩阵N（表4）。由X和N计算驱动力指数矩阵F（表5）：
F=XN[T]
各类驱动力指数以全国平均水平100为基准，一个地区某类驱动力指数越高，表明该类驱动因子在此地区的作用越强；反之，则弱。
3.2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空间分异
依据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指数特征，结合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矛盾及其社会—自然特征，我们对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作如下空间分区（图2）：
Ⅰ青藏—西南地区——生存型经济福利—生态安全驱动区：包括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或以传统农业为主；土地开发利用以农业为主；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目的的农业土地开发利用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力量，农业土地面积趋于扩大，1986～1995年青海、云南、广西的耕地面积均呈增加的态势（分别增加了3.25%、1.74%、2.59%），1987～1995年以牧业为主的西藏和青海的草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和28.8%（增加比例分别占据全国第一、二位）。但农业用地面积的增加以及过度放牧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特别是西南山地高原区生态脆弱，存在较大的环境压力，被政府列为重点生态保护区之一。
Ⅱ中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区：包括四川（含重庆市）、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新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贫困人口比重均较高；在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下开垦和利用边际土地（陡坡地、易沙化地），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同时这一地区是我国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自北向南依次为沙漠化高危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区，由于这些地区是自然灾害易发、高发区，而且自然灾害的类型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我国东部地区和全国的环境安全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所以这一地区的环境安全受到全国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的生态工程和生态建设投资大部分分布于此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安全的矛盾在这一地区表现的最为突出。土地利用的变化也取决与两者力量的对比和变化。另外，四川盆地人口稠密，农业基础较好，自古就是我国的重要粮食产地，这一地区的耕地保护对全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表3 各省市区社会—自然指标指数矩阵(X)
Tab.3 The index matrix of soci-natural characteristic of every province in China
Ⅲ东部地区——以最优经济福利—粮食安全驱动为主多种驱动力量并存的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福建、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这一地区是我国人口最稠密，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平原地区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因而这一地区的耕地保护对全国的粮食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地区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地发展，城市化发展速度高，在市场和比较利益驱动下，大量耕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粮食安全与最优经济福利两种驱动力量相互作用，成为这一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由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同时存在其他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量。如河南、广西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贫困人口较为集中，仍存在着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因素；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和洪灾防御的重要地区，在土地开放利用中国家生态安全居于重要地位；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近邻环境脆弱带，环境安全保障也是其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量。
表4 不同类型驱动力计算权重矩阵(N)
Tab.4 Conefficient matrix in the computation of different type of driving forces
表5 各省市区驱动力指数矩阵(F)
Tab.5 The index matrix of different type of driving force in every province
图2 不同类型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指数的空间分布及中国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空间划分
Fig.2 The index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land-use change of every province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整体态势、基本矛盾以及驱动力的空间分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中国西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以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和环境安全驱动为主，维持生存、扩大开垦的动力与保护生态、退耕还林还牧的压力并存；2)东部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在最优经济福利驱动下，大量耕地被占用；同时，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政府部门也对实行了严格的耕地保护。
应当指出，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同一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既受主导驱动力的制约，同时也是多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中国的西部某些省份也存在着比较利益型经济福利驱动、粮食驱动，而中国东部也同样存在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和环境安全与环境福利驱动。在这一意义上讲，上述的驱动力空间划分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中国的土地利用变化受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驱动力的作用，而今后的发展趋势也取决于未来各种驱动因子的作用强度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
(1)西部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 随着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减少，将减弱中西部地区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的力量，耕地减幅将有所增加或增幅将有所减小；另一方面，其本建设和城市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使最优经济福利驱动有所增强，非农建设用地将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在中西部开发中生态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预料中西部地区非宜耕土地还林还牧以及植树造林规模将有所增加。综观西部开发的效应，耕地减少、林草地面积和建设占地增加将是其基本的方面。
(2)经济发展与改革、城镇化和耕地保护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时期，基本设施建设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基建占地规模增加将不可避免；中国城乡经济之间的差距较大，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和大量农用土地弃耕或非农化；1998年以来来实行的住房制度改革和信贷优惠，推动了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城市住区面积的扩张。与此同时，政府迫于粮食安全的考虑，正在实行更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虽然这有利于减缓耕地减少的速度，但无法逆转在经济发展与改革和城市化发展的大环境下耕地减少的趋势。
(3)土地管理与政府效率 经济福利驱动依赖于土地利用的微观主体（个人、地方集体或公司）的利益需求，而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驱动下的生态用地（林草地）和粮食安全驱动下的耕地变化则依赖于政府宏观主体的土地管理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效率的增加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有效地利用市场手段诱导和协调微观主体的利益需求，努力使微观主体行为与宏观需求一致；二是真正实现各级政府土地管理的法制化，使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府目标尽量一致。就发展趋势看这两个条件正在不断改善，政府的土地管理效率也在不断提高，这将促进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和粮食安全驱动的增强，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时间性，因政府效率增加所造成的这两种驱动力的增加幅度在短期内将是有限的。
收稿日期：2000-10-13；修订日期：2001-2-21
标签：粮食安全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土地类型论文; 农业类型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