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收入分配差距比较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美国在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趋同比较来看两国之间的可比性并不是太强。然而，抛开以上因素，借助横截面数据，在同一时刻，跨空间对制度变革产生的分配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本文讨论1978年以来中美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趋势。在数据的选取上尽可能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这样可以使数据既有可比性又有权威性。判断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这些数据相互印证、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链条。可惜，这样的数据在我国并不完整也不够一贯。
一、中美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及其分析
(一)基尼系数比较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差距悬殊；而国际上公认0.4为警戒线。表1是1978年以来中美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见表1)。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1978-2010年中美的收入分配差距。(1)初始状态。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1978年基尼系数为0.402，超过了警戒线。对这种状态，学术界有两点共识，一是美国是西方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①也是阶级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②二是1980年以前美国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穷人的，从1980年开始，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不平等现象加剧了。③1978年中国的基系数为0.331，在警戒线以内。绝大多数人没有解决温饱，有2.5亿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2)扩大速度。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402上升到0.466，上升了15.92%，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31上升到0.504，上升了52.27%，中国比美国以更快的速度上升。(3)运行结果。到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美国，表明中国也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的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即使基尼系数相同，也并不表明下层人群都具有相同的生活水平。库兹涅茨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扩大同非常低的人均收入相联系出发，作出推论：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比发达国家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要遭受更大的物质和精神痛苦。即使这两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相同，情况也是如此。④
(二)五等分组家庭收入分配比较
从五等分组家庭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看出美国各阶层收入分配变动情况(见表2)。
中国五等分组家庭收入分配差距国内并没有权威发布，以世界银行的公布数据列表如下(见表3)。
通过表2、表3可以看出，美国最低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3.3%；同期，最高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由43.7%上升到50.2%。中国最低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6.4%下降到2004年的4.3%；同期，最高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由41.8%上升到51.9%。这一时期两国都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因素是政府政策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有利于富人的税收和不利于穷人的社会服务预算消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以最高税率为例，在肯尼迪政权时期最高税率为70%，里根时期将最高税率降至50%，之后又降至25%。尽管我们时常听到所谓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遗产税，但美国的馈赠和遗产税只相当于税收净值的0.2%。所有这些措施都起到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
(三)劳动报酬比较
表4是中美劳动报酬份额。
从以下几方面比较中美劳动报酬份额。一是从主体地位看，美国的劳动份额占主体地位，最高时达75.9%，最低时70.5%；中国的劳动份额并没有占主体地位，最高时为53.4%，最低时为39.7%。中国与美国劳动份额占比，最高时达73.6%，最低时为美国的56.3%。二是从时代背景看，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对劳动产生的不利影响对美国有限，印证了要素份额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常数是平衡增长的典型事实。而我国劳动份额在此期间下降了13.1个百分点。三是从经济学家的态度看，在美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都对劳动报酬这一份额表示赞赏。弗里德曼认为，一个国家越是资本主义化，收入来自被认为是资本的部分愈少，而被用来支付给人类劳务的部分愈大。舒尔茨认为，劳动报酬递增的源泉在于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凭借个人的人力资本，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位资本家了。对中国劳动份额下降，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也有学者认为是不合理的。
(四)贫困线比较
美国的贫困是指相对收入状况，当某一家庭的消费不到平均家庭在食品、服装、住宅消费的50%时，该家庭即可定义为贫困。这些数据被作为不同年份不同家庭人口的贫困线，用于区分贫困和非贫困家庭。贫困线的数值随家庭规模的大小而逐年变化(见表5)。
中国的贫困线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种，农村贫困线低于城市贫困线。如1994年农村贫困线为人均收入440元，城镇居民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130元。表6是1978-2009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线。
中美两国的贫困线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别。一是标准不同。美国以人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标准，中国由贫困线的政府根据贫困人口每天的食物消费确定。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贫困线只考虑吃饭，没有考虑其他方面的需求。这就造成中国贫困标准低和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局面。2008年中国贫困人口4007万人，贫困率为3%；按照人均收入2300元的新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可达到1.28亿。同期，美国贫困人口3982.9万人，贫困率为13.2%。
二是贫困的含义不同。在美国3000多万贫困人口中，46%的贫穷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平均每个穷人家庭拥有三间睡房，1.5个卫生间，一个停车间，一个阳台或者一个院子。接近60%的家庭每个人都有两间以上的房间。73%的贫穷家庭有自己的汽车，其中27%有两辆以上。97%的家庭有彩色电视机，其中55%家庭有两台或以上彩色电视机。接近3/4的家庭有录像机，1/5有两台以上。64%的贫困家庭有微波炉，50%有立体音响设备，76%的家庭有空调。美国穷人在医疗上更具有先天优势。比那些中产阶级更有条件进行医疗消费，并实实在在地按标准享受服务。穷人看病自己不拿一分钱，全部由政府埋单。⑤
三是中国富人收入增长得更快。由于中国贫困标准定得过低和调整不及时，出现富人收入比穷人收入增长得更快的状况。这并不只是富人变得更富而穷人变得更穷的问题，而是富人变得更富有的速度比穷人更快。⑥
二、挑战与可能的前景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比美国要快得多，这对我们的价值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意识形态的挑战
中美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其差异的关键之点美国经济学家瑟罗曾做过精辟概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主张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的利益，而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大家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对比之下，中国的意识形态提倡一体化，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提倡个人主义。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再争辩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更优越的问题，秉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友好相处的理念，使我们的意识形态有了更多的张力和更强的包容性，但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以前的竞争我们更注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问题，那么目前的竞争更要注重发展成果的共享即社会公平问题。我们之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从规范的意义上我们相信它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更能有效地防止和避免两极分化。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比美国小才能表明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但现实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短的30年内超过美国，从差距扩大的速率上看，比美国快得多。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挑战。
(二)理论参照系的挑战
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概括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这一分配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参照和回应，按劳分配没有占主体地位，大大低于美国目前的水平，也低于美国人均GDP4000美元的水平。1966年美国人均GDP为4008美元，当年劳动份额占国民收入的74.28%。我国劳动报酬并没有占主体地位有两种解释。一是U型变化规律。一些国内研究认为，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U形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为人均6000美元。⑧按照这一研究结论，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方法就是“等待”。但就美国收入分配的实践来看，这一规律并不普遍存在。美国1972年人均GDP达到5900元，当年劳动份额为76.0%；1973年人均GDP6525美元，当年劳动份额为75.6%。所以，其结论是不可靠的。
第二种解释，工资水平低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市场供求关系造成的。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但供求规律发挥作用也是有其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但真实世界中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管制以及政府政策的偏好都可以影响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决定工资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斯密认为，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斯密，1994：62)。生活费是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是一种最低必需，必须保证个人和家庭足以恢复自身，因此相应地随习俗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李嘉图认为，劳动有其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在增减不变的情况下让劳动者继续生存并维持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有如下特征：一是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价格。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一直有上涨的倾向。三是劳动的市场价格(供求均衡决定的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境况就相当困难；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才处于幸福状态(李嘉图，2005：65)。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古典经济学劳动工资决定方式。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价值总和。包括应当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以及教育费用；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马克思，1975：194-195)。
马歇尔认为，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不是同质要素，这两类要素不能适用同样的原则。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资料的买卖不同的。工资有等于劳动边际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一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决定的，也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支配需求和供给的一系列因素来决定的(马歇尔，2005：204)。
美国也没有遵循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假说。为防止雇主“把工资强行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⑨，美国于1938年规定了大多数非农业劳工的联邦最低工资。当时，政府要求企业支付给某些工人的工资不得少于每小时0.25美元。随后，最低工资逐步上升。1955年为每小时0.75美元，1975年为每小时2.10美元，1995年为每小时4.25美元，2009年为每小时7.25美元。
我国目前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体现为劳动者包括部分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收入大大低于其生存工资的水平，我国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企业效率的提高而相应地提高。比较优势原理演化为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并使之上升为国家的长期对外开放战略，靠着这种战略，发展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的大国。这种“衬衫换飞机”式的战略在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使工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工人的工资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同时，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费用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工资、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这对于一个长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国家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本质的挑战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通过“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已经成为现实。由于资源禀赋、市场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先富未必能够带动后富；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先富要以后富的绝对或相对贫困为条件。也就是说，部分先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必然导致共同富裕结果的出现，而有可能包含着贫富分化的趋势。先富帮后富作为一个市场原则或制度约束在实践中不好操作，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尽管可以提倡和鼓励，但最终是无法依赖的。理论上的思辨虽然能够把“先富与后富的关系”统一起来，但在现实中避难就易、重近轻远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政策的主导方面多在“部分先富”上给以倾斜，而对“共同富裕”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这就出现了“贫困人口减少”与“贫富差距扩大”两种趋势并存的格局，以及“先富带后富”和“先富汰后富”双重效应同时演进的状态。现代国家对它的主义是否忠实，只要研究分配问题便可以解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如果长期差距过大的趋势得不到扭转就会对社会主义本质构成挑战。
(四)“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4400美元，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但我们目前已经具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些特征。
一是我国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国家行列，其差距仅次于拉美国家。墨西哥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分配差距恶化的国家之一。从1984年到2000年，最低20%人口所占比重由4.1%下降为3.1%，同期，最富有的20%人口收入55.9%上升为59.1%，基尼系数高达0.519。到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的财富逐步集中到大城市和大公司手中。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并没有去解决南部人民的贫困问题，因而导致了1994年吉巴斯地区的起义，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也在2000年下台。
二是寻租腐败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成本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11)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在秘鲁首都利马郊区开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从开始填写各种表格，长期间排队等候，到最终完成了企业注册，需要289天，花费1231美元，这是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12)我国同样存在像秘鲁这样国家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并呈现出制度化的特征。各种项目审批、行政许可、工程投标、人事调动、司法过程中都伴随着设租寻租活动。利用行政许可收费或直接参与牟利活动造成市场运行成本上升。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公路收费占运输企业成本的三分之一。据计算，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美国西海岸需运费1.5—2.0元，而从上海运到昆明则需6—8元。
三是教育投入水平低且不均衡影响公平。2006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4.1%，高收入国家为5.4%。2006年，这一指标巴西为4.0%、墨西哥为5.4%。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00年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但到2009年只达到3.59%。这是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地位不相称的。即使是低投入水平，其使用也是不均衡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重点学校，能上重点学校的都是城市人和富人，教育的“马太效应”由此形成。
(五)社会和谐稳定的挑战
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人们对改变现状的要求就越具有革命性。有研究表明，基尼系数的大小与犯罪率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在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贫富悬殊越大的年份，整体犯罪率也上升。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19上升到1994年的0.37，与此相应，我国刑事案件总数由11.2/万上升到34/万，杀人案由1.6/10万上升到4.1/10万，抢劫案也由4.0/10万上升到34.9/10万。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6年的0.31上升到1994年0.41，刑案总数由1986年的3.7/万上升到1994年的7.9/万，杀人案由0.35/10万上升到1.7/10万，抢劫案则由0.91/10万上升到7.0/10万。(13)可见，基尼系数越大，人们相对剥夺感就越强；而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事犯罪活动的相对性就越大。这一结论应用于地区差距的研究也成立。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刑事犯罪率越高，并且地区差距既可能直接影响刑事犯罪率，又可能通过其引发的跨省流动人口而间接影响刑事犯罪率。(14)
三、结论与反思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且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也比美国差得多。这对我们的已有观念和未来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需要从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行反思。
(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解决目前的分配问题，那么就准备解决将来更为复杂的分配问题
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杠杆；不过有的时候是自我调整，有的时候是以动乱乃至暴力的形式来提出改变收入分配秩序的要求。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乃至占领全美国的抗议示威活动，是美国30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生存状况变坏的反映。我们应从美国忽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吸取教训，是到该反思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时候了。
(二)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反思我国的增长模式
中国收入分配迅速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如何解决差距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些人相信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差距会自动地缩小。这导致了一些人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乐观而又有害的想法，事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缩小，那么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理应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增长，我们期待已久的库兹涅茨“拐点”并未出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应当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跳过早期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弯路，使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更好地兼顾，以便能够通过广大人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来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要反思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的作用
社会保障的底线是“安全网”功能，目标是改善社会中最差人群的福利。参保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是“过得去”而不是过得更好。现实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同的保险水平在终点上又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对收入分配差距起着逆向调节作用，对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上应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不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保金缴费率上应根据收入水平高低而有所差别，税率和受保人缴费率由地方政府根据受保人收入确定。高收入阶层缴纳金额相对较高，低收入阶层缴纳金额相对较低。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注释：
①[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萧琛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②[英]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张聚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页。
③[美]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杨晓雄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00页。
④Kuzen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cian Review.Vol.45，No.1,March,1955.
⑤http：//www.stevenxue.com.
⑥阿里：《不平等和亚洲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第13页。
⑦[美]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⑧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形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81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5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11)[美]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论文集)，刘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2)[秘鲁]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13)席泽芸等：《相对丧失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133页。
(14)史晋川等：《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