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笔谈——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农村贫困的根源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笔谈论文,本位论文,根源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贺雪峰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动农民需求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则近乎于农村破坏了。
站在农民本位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农民合作的解体，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农民却没有现金过这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羞愧于自己的无钱。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因为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
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快速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一个外在于农民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向农民说他们的地方性知识是错误的，人生价值是愚昧的，人生目标是无趣的、可笑的。但是，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农民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
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必然带出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虽然被市场经济卷了进来却又无法完全容纳的庞大群体的利益产生了巨大冲突。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但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地减少。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生活意义的丧失；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长，而苦于人际联系解体；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预期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提高太慢，而苦于整体福利丧失太快；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大，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农村老年人因为可以通过老年人协会相互交往和诉说，老年人协会因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空间，而大大地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又使农村的中青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农民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建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
有了农民对人民体育和大众文艺的内在需要，有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的大量资金及人力投入，虽然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文化依然会对农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活动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为有着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
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的城市“民工荒”状态，这无疑可以提供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农民工自由流动于城乡，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的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侧重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建设适应于农民经济收入状况的生活方式，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基础。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必然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的外在的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此基础上，九亿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农村建设战略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对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的寻找，转换为对中国传统文明伟大复兴的寻求。
责任编辑：吴铭
农村贫困的根源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潘维
潘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10087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新农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
一、建设新农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我们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恰当地处理国家的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
我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第一，制造的产品已取代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我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五千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五千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三千多亿元）。我国GDP近19万亿元，粮食只占我国财富总量的5％。大陆与台湾的年贸易额是7300亿元。2006年4月，吴仪副总理率团赴美，一次“团购”即达1300亿元。
第二，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我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在1840年，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其中包括将近五亿农业劳动力。尽管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是固定的，因此，农业领域的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第三，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我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
第四，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即农村与城市急剧扩大的鸿沟。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二十一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第五，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我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概括起来，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1）制造的产品取代种养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2）我国农民太多，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太少， 农业不成为产业，甚至倒退回自然经济；（3）我国农民自由独立，不善合作， 难以组织起来闯入非农领域，甚至无力组织起社区劳动来改善自身的社区生活环境；（4）不合作的家庭小农正在被国内和国际的规模农业市场无情地淘汰和摧毁。（5）破败的农村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更难组织起来从事改善生活的劳动。
在上述条件下，我国农村向中央政府发出了SOS求救信号， 也向城市发出了警报。对流动民工犯罪的恐惧已经把居民区变成了城市监狱，变成了铁窗铁门和保安警卫的天下。在市场机制下，城乡逐渐呈现的对立，正在取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工农联盟”，威胁我国的社会统一，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
有了这样的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途径也就清楚了。答案在于减少农民，把农村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亿人以下。危机中孕育着机会，也预示了光明的前途。若保持以往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农村人口将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我国将逐渐呈现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一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乡村中国”，将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城市中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是政府
税费负担没有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减少了，基层政权也不做事了，但农村会依旧贫穷，依旧走向衰败。在我国辽阔的乡村，国家四处散财的“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社区衰落破败问题。建设新农村需要认识市场时代农村社会和经济的运行规律，制定符合发展规律的、有前瞻性的国家长期战略规划。
许多学者对国家在农村投入巨额资金产生幻想。他们激烈地争辩投入的具体领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却忘记了“村民自助”，忘记了农民才是“主力军”的道理。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高达三万亿元。但即使全部赠送给全国三亿农户，也只是每年每户一万元，每人每月不到三百元。把共和国搞到彻底破产的“转移支付”，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国家准备每年投入三千亿元，其中的两千亿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一千亿，相当于农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几块钱。
有学者认为，国家投入主要应当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建设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范畴，理应由“国家”来投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一，“公共”分成社区集体和全民的“公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还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农村都是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来，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通往三百万个自然村或五十万个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细血管，比国家交通的大动脉还长得多，更不用说连年持续不断的养护费用了。富裕强大如美国，联邦政府也负担不起“毛细血管”公路的建设。
第二，“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应城市经济需求而来的。“自然经济”不催生“基础设施”概念，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交易是建设昂贵“基础设施”的动因。当今农村正处在劳力向外流动的大潮之中，出现了许多“空心化”村庄。硬化了路面，却只走人力和畜力交通运输工具，当然不经济。办小学，二十几个学生一所学校，很不经济。办有线通讯和电视，也不经济。强行投入不经济的事，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财力。“国家”本身并没有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包办所有的农村社区经济，就要获取农村社区所有的收入，至少是城市经济的全部收入。那是“集权主义”了。
“新农村”的建设者不是“国家”，只能是我国农村人民，是农民的“自助”。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新农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资源投入主要不是国家财政，而是农民的劳动。“劳动创造财富”。人均一两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三四个月的简单劳动，八个月失业在家赌博，当然贫穷。我国向有“救急不救穷”之说。每月人均十块钱的慈善扭转不了农村的衰败、贫穷。
责任编辑：吴铭
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重建
刘老石
刘老石，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100732
农村的文化确实不同于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可以依赖于昂贵设备投入和商业化的操作，是物质化的甚至过分商业化的追求。但是农村的文化却是另一种情境，简陋、粗放是外表，实质却是纯朴、真诚和简单。
新农村建设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个是如果一旦提及文化建设的问题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不解，经济问题没有解决还谈什么文化啊？富裕了以后再说吧。
另一个是如果真的还有人愿意关心农村文化发展问题，习惯的做法是把我们认为的城市优秀文化带到农村去改造农村的愚昧和落后。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人们也是从事着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但是并没有因此导致散沙状态，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一直保持着群体的文化生活，这种活动成为在小农状态下维系农村群体存在的精神纽带。但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分田单干却成为真正的分家，没有任何公共财产，没有任何群体活动存在，没有公共事务，没有公共权威，再加上掠夺性的税收又“打倒”了唯一可以作为公共权力来源的基层政府。于是农村就再也没有合作的基础了。但是像中国农村这样脆弱的经济基础，没有群体合作又怎么存在和发展？散沙状态的农村对于权利的侵害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也就必然分崩离析。失去文化基础的农村社区必然衰败。所以，今天的文化的恢复与重建已经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文化重建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1、农村文化具有独特的动员作用。在农村很难让大家聚在一起， 开个会都成为很难的事情。但是一旦你说要唱戏，来的人就多了，而且来的人也会很高兴地参与组织和管理中来。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在农村开会一般都会把文艺配合起来。我们一般的思路是：在新开的实验点，一般都要建起一支农民文艺演出队。
2、文化建设起到了矛盾和解与社区和谐的作用。 各个村社几十年来都积累了深刻的矛盾，最后导致整个村社的分崩离析。但是，文化活动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文艺活动无界限，不同姓氏的人，甚至于不同信念，从来不说话的人，只要不是死敌，都可以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慢慢地就造成了一种和解和交流的氛围。这个作用在那种曾经有过冲突的社区作用非常的明显。
3、文化生活和经济组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文化的匮乏使得农村变得难以协作，没有合作文化基础的合作是很难想象的。在建立合作组织实践过程中，就不断地有农民问我们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组织，我们搞文艺队干什么？后来农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艺队和合作社互相补充。合作社借助文艺队给自己提高影响，增强凝聚力；而文艺队则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可持续发展。像合作社这样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为基础的组织，虽然可以在现有的农村村社建立起来，其基础却相当的脆弱，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任和道德维系，只靠金钱和利益的作用，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所以，合作社需要形成合作文化作为纽带。不仅仅是合作社，像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文娱活动都是其中必有的内容，没有文娱活动为内容的组织，发展多半都会出问题。
4、文化建设具有教育、舆论功能，创造了公共空间。用街头剧、唱歌、快板、戏曲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农民会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让农民高高兴兴的接受。不仅如此，这种娱乐也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并进一步形成了公众舆论。舆论空间的形成，是农村社区真正形成的开始。在此之上，农村的公共生活才得以恢复，社区的完整性才会体现出来。
5、文化重建是社区再造的一个部分。文化建设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尤其是农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村和城市不同，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活动形式，但是农村的文化活动却相对单调。除了电视外，就剩下打牌、打麻将、聊天了，所以单调的生活不仅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畸形的文化方式，如赌博、六合彩、黄色的泛滥；同时，也使得农村原本顺畅的人际关系更加变得冷漠，农村社会生活失去了光彩。如果想重新造就一个和谐农村生活，就必须先造就一个新的农村和谐文化。
我们要建设怎么样的农村文化呢？
农村现实是传统文化被我们的城市文化淹没了，其实农村因为缺少城市的物质基础和生存方式，根本没有可能“享受”城市的所谓现代文化。在农村盲目推行城市文化的结果是把农村变成了半人半兽的妖怪。类似于我们在一位纯情的少女身上重妆涂粉，让她走猫步，结果是把一个好孩子变成了既不是少女，又不是贵妇那样的人。
而且这种城市文化对于农村发展而言很有危害：调高了农民的胃口，让她向往城市文明，但是城市又无法接纳他们进入，最后就是心在城市身在农村。或者虽然身在农村却拼命想去获得城市的奢华，以低微的收入去换取奢华的城市生活，最后必然头破血流。这是被城市文化入侵造成的怪胎。这些城市文化已经为害农村几十年了，所以这些文化的入侵要对农村的衰败承担相当的责任。用所谓城市的先进文化去摧残农村，农村的衰败就几乎是没有任何医治的可能了。这种文化下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可能达到的。
农村的文化确实不同于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可以依赖于昂贵设备投入和商业化的操作，是物质化的甚至过分商业化的追求。但是农村的文化却是另一种情境，简陋、粗放是外表，实质却是纯朴、真诚和简单。所以伴随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活动也就要求自然、简单、直白和不过分依赖设备。比如唱歌，基本要求是要声音大、直白，不能过分忸怩，同时色彩要鲜亮等；农民的舞蹈一般也要贴近生活，和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农民的学习活动也要求和自己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
农民一般比较喜欢的娱乐类文化活动形式是唱歌跳舞、秧歌、龙灯、腰鼓等。只是村里已经很少有类似的活动了，也没有什么人来组织这些活动了。合作组织正在改变了这一切。几乎有合作组织的地方就有文艺活动，有合作组织的地方就有学习，农民的认识是：不学习的合作社是愚蠢的合作社。大学生们入村以后举办的“十佳儿媳”评选、“五好家庭”评选就成了村里一个很好的文化庆典活动，这种活动具有很好的恢复公共生活和道德传播的作用。
以倡导合作和奉献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文化其实是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合作的文化而指望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健康发展是很难想象的。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关键是能否重新建立农村的合作文化。所以，一个经济体就应该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体。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我们怎样给农村文化定位？
我们可以把文化活动分成两类：一类是精英型的文化活动，如只有少数人能够参加的腰鼓队、龙队、豫剧团等，这类形式的文化活动一般参与的人较少，技术含量高，只适合少数人参与，而且成本高。另一种是大众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大众参与型的，一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成本，甚至对参与人员也没有什么限制。这种活动具有着相当的大众娱乐性，如秧歌队、象棋等。农村文化既是大众的，也是精英的。我们要靠精英的文化给我们提高水平、比赛表演、也作为获得收益的手段；但是同时也是大众的，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让大家都玩的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我们不能为了好看，为了赚钱就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精英文化，那样我们就失去了农村文化活动的目的。
我们要什么颜色的文化？
农民们把文化分成三种：灰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是指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没有好处，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坏处；黄色的就是色情文化，现在在农村开始泛滥；红色的文化，就是有利于农村进步和农村文明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的是农民自己创造的，有的是经过对灰色的文化改造的。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要红色的文化。红色的文化也应该是进步的文化，应该是合作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出来的特点应该是本土的，进步的，生活化的，真实纯朴的，体现群体合作的。本土的要求是为了保持本地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应性；而进步性、真实纯朴性则是为了和旧文化和物利文化相对抗；它要求返回到本真生活中去，恢复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而群体合作性则更是体现出今天农村发展现实的要求。
责任编辑：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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