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缺失及当代审视
徐 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6)
[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以旨在正确解释世界基础上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为根本任务的。实践观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总体上是缺失的。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梅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施坦和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三条主要线索中，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有旧世界观的影响、时代形势的误断、文本文献的局限以及理论构架等因素，其主要影响不仅产生了“决定论”的重大误解，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还造成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大分野。
[关键词]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总体性缺失；当代审视
马克思主义是以旨在正确解释世界基础上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为根本任务的。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了最为鲜明的表达，据此，我们将实践观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特征和基础性原则。而在以往国内学界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之探讨中，对实践观缺失的问题缺乏明确系统的探讨，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有学者提出，“不同于纯粹的学者，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尽管没有强调马克思的核心范畴实践，但他们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者、领导者，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现实实践问题”[1]；也有学者指出，在梅林、普列汉诺夫等正统阐释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定向集中在唯物主义方面，实践观的视野是在他们之外的[2]。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探讨，可以成为当代重新理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切入点。
一、实践观缺失的主要表现
我们在这里指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实践观缺失问题，首先需要论证和分析的是，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群体那里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缺失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由此，我们将在梅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施坦和拉法格-拉布里奥拉三条基本线索和脉络中来确证这一点。
梅林-普列汉诺夫在整体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实践观的缺失。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保卫马克思主义》两部主要理论作品中，梅林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回击和反对修正主义上。在回击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污蔑”时，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消灭一切任意的历史编造；它取消任何企图把人类的有变化的生活视同一律的空洞的公式……历史唯物主义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毫无成见地进行研究；它简直把它从基础起直到顶端，从它的经济结构向上到它的精神概念来加以研究”[3](P.14)。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排他的、最后真理的体系，而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虽然梅林较为准确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思想道德观念、神学观念与科学方法等层面回击并阐述了上述问题，但并未从科学实践观的角度进一步展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更未能阐释实践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重大作用。
与此类似，普列汉诺夫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为主体分析上述重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现代唯物主义命名的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思想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素朴唯物主义”(古希腊伊奥尼亚思想家特别是德谟克利特的“物活主义”)，这种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并包括历史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现代唯物主义学说直接源自费尔巴哈。他认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的直接的哲学前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奠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固然，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的不彻底性；但是这并没有妨害恩格斯承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4](PP.138～139)。在普列汉诺夫建构起来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体系中，唯物主义学说的底色与辩证的科学方法成为这一理论的基本格制，实践的观点因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底色而完全没有理论空间。同时，普列汉诺夫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重要段落没能引起足够重视，在他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层建筑结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中，虽然不乏重大创新发展之处，但实践观的缺失对他的理论科学性还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总的来看，梅林与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试图以整体的方式来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貌、格局和基本理论观点，但他们却共同地忽视了对实践观的探讨，这也是事实。
考茨基-伯恩施坦在理论“修正”中对实践观的缺失。我们对考茨基的分析主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分册第四篇“理论与实践”为主体。考茨基认为，以往的考察是从直观和思维的人的立场考察认识，在这里必须要把人看作是一种“行动的存在”，人与动物一样都有“自由运动器官和认识器官”，它们是在相互制约下共同发展的，对有机体“在生存斗争中保存自己都是同样必要的”。[5](P.121)在认识论视野中讨论实践是没有问题的，但考茨基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则显然是在有机体理论、社会进化的层面上进行研究的。对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性质，可以从这种发展过程得到说明”，即从“运动器官和认识器官就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发展”；尽管考茨基也不无正确地说，“认识的界限是由它的实践的根源决定的”，但这种决定说明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有机体从其动物祖先那里只继承了某些认识能力”。[5](PP.122～123)因此，尽管考茨基也经常用到“实践”来说明认识中的相关问题，但他理论具象的真正焦点是“认识与行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基本视野是人类进化史中的有机体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般理论、历史性内涵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实践原则等内容完全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外，这是一个可以得到确证的基本事实。
在很早的时期，专家们对表皮生长因子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该方面能够诱导肿瘤进一步的生长，然而，该提出的内容在临床上不具有意义，这是由于人体内因为多方面的内源性机制，可以对正常细胞起到保护作用，从而使得非程序的有丝分裂情况不会出现。但是，EGF及EGFR和肿瘤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性[1-2]。
对伯恩施坦来说，我们将主要选择集中代表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加以分析。一是在区分纯粹的理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的理论基础上框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除此之外，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学说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建筑的那些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6](P.220)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起源的问题。伯恩施坦认为，这种历史观根源于唯物主义。“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因此，“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而唯物主义理论(历史观)需要解释的是，“必然性是以什么方式在人类历史中贯彻的，什么力量要素或者哪些力量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力量因素彼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法制制度、思想在历史中各起什么作用”。[6](PP.220～221)上述内容，最为直观地反映了伯恩施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式理解，其必然性的分析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体及其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实践观视野的缺失，既让伯恩施坦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体向度”和实践基础，更为以后的“康德主义修正”提供了前提，直接导致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误读。
第一，“决定论”成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从梅林、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的大量著作及论述看，他们都在极力地反对“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的历史观”等带有“决定论”含义的提法和认识。但吊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指责是从恩格斯晚年特别是第二国际开始的。对此，非常不利的佐证来自这样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第二国际重要成员的拉法格撰写的《思想起源论》一书，其副标题恰恰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样的文本状况不能不授人以柄。二是在马恩生前影响力最大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一版“序言”(1867年)中，马克思尤为强调了“铁的必然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再结合《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断，确实容易引发“决定论”的误解；正是因为上述几篇重要文献，马克思晚年在回应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和俄国女学者查苏里奇的相关问题时，主要面对的也是发展规律的刚性与俄国乃至东方社会的现实落后状况的问题。三是恩格斯晚年曾经在相关书信中所承认的，他与马克思由于较多地关注论敌，因而在强调唯物主义、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时，却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方面。由此，我们只能得到一个事实，即在第二国际时期产生“决定论”的争论是有原因的。问题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此问题的回应和辩解由于缺乏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根本维度，因此，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这样的误解持续下去，甚至直观地表现在他们的理论之中。
四是理论架构的定位问题。库诺夫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清晰、明确的方式阐述其理论，尤其表现在唯物史观方面，这种情况不仅带来了对唯物史观理解阐述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也给第二国际理论家自身理论的总体定位带来了诸多问题。[12](导言)其一，着眼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战阐述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论战体的风格造成了理论正面阐述和深化研究的不足。恩格斯指出，因为批判的需要他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13](P.344)；而在19世纪90年代他也曾反思性地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4](P.698)。遗憾的是，这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第二国际理论家身上。在梅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的主要理论作品中，由于当时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需要，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与其他社会思潮、理论家的误解、误读的辨析和论战上，总体上忽略了正面的理论阐述和建构，忽略了对包括科学实践观在内的重大理论的深入解读。其二，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使得他们的理论建构总体上缺乏重大维度的开创力，缺少重大理论问题的创造性理解和阐释，这也是他们在实践观问题上基本上停留在认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的原因，全无社会历史内涵的具体指认，更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精髓。
二、实践观缺失的原因分析
怠速是指速度v(t)=0且加速度as(t)=0的车辆工况，即车辆已经完全停止，无加速的倾向的时间段为怠速状态. 车辆在怠速工况时，需要保持燃油燃烧来维持发动机转动. 根据国际上节能技巧总结，t>60 s的长时怠速，对油耗影响较大，出现此类情况即统计为一次长时怠速事件. 连续出现的长时怠速事件合并作为一次事件.
三是文本文献的局限。实践观的缺失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文本文献的局限性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以《共产党宣言》(184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资本论》(1867年)、《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他们指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上述文献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地位毋庸置疑，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隐约可见的。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论断，在《序言》中马克思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一文献被考茨基、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命名为“经典论述”，其地位可见一斑，但它在系统、全面论述方面的局限性却并未受到重视。在《资本论》特别是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尤为明显地强调了“铁的必然性”，即“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1](P.100)。而在恩格斯晚年的两部作品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总结，却沿着“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向前进，实践观主要限定在认识论视野中，这些都给第二国际理论家在世界观意义上理解、运用实践观带来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为代表的彰显科学实践观系统、丰富内涵的文献不在第二国际理论家视野中。现在看来，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为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架构，同时，实践观的社会历史内涵得到了最为详尽的阐述，比如“现实的个人”“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分工”“世界历史”等问题都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性”内涵的重要维度；而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指认了自己新世界观的第一次表达是《哲学的贫困》，其中的实践原则、实践思维方式展现为“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科学视野和研究方式，并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微观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文本，第二国际理论家要么没有看到，要么就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与实践观的科学理解失之交臂。
二是时代形势的误判。第二国际是应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时代总体形势发展起来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然而，在时代语境发生重大转换的前提下，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误判，并与他们对实践观的漠视关联起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过分乐观，导致他们对马克思“危机论”的质疑；在革命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主张议会道路的倾向逐渐占据上风，从根本上否定了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径；机械地对待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消极等待理论，忽视了阶级主体、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的重大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挑战有一定的意识，但当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运动时，却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把握和科学理解这一重大原则性问题，对自身存在的重大理论误解的问题没有自觉地意识；等等。归结到一点，第二国际理论家无法在科学意义上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所蕴含的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所以要么机械地遵从经济发展规律，要么用过气的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成为他们缺乏对实践观科学理解的基本表现。
为什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视野、重大理论缺失会发生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身上，为什么马恩生前一以贯之发展的重大理论会在第一批学生、战友身上成为重大的理论“盲点”呢？
一是旧世界观因素的影响。旧世界观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现在较为确定的是考茨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梅林的拉萨尔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拉法格的蒲鲁东主义、拉布里奥拉的黑格尔主义等。这种旧世界观因素对他们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没有自觉地区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自身旧世界观之间的本质区别。梅林认为，“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9](P.99)，这是他回击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考茨基在晚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认为，他原来的历史观(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整体的，而当他阐述自己历史观的时候，前者的痕迹明显地超过了唯物史观；伯恩施坦竟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10](P.15)；完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梅林对待马克思与拉萨尔关系的认识上，他指出，“拉萨尔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条道路”[9](P.292)。另一方面，是没有科学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内在本质。第二国际理论家站在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唯心主义、反对黑格尔哲学，却没有看到唯心主义在彰显主体性、抽象地发展实践观上的重要性；由此，他们又普遍地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反复地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并以此来说明后者的革命性，恰恰忽视了马恩在实践观上根本的革命性。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就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的直接的哲学前辈，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奠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固然，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的不彻底性；但是这并没有妨害恩格斯承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纯粹唯物主义的”。[4](PP.138～139)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的，他们的新世界观与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革命性就在于科学实践观的出现，这种革命性包含了认识论、社会历史和整体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而决不是仅仅恢复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去。
其实阮小棉是记得的，她在装傻。她总不能告诉顾盼，那个贼她认得，叫老八，他们是同伙，她也是故意被顾盼撞到，好让老八逃之夭夭。
与决定论立场的拉法格不同，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等文献中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提出了“实践哲学”。为什么拉布里奥拉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称为实践哲学呢？原因有三：一是唯物史观结束了唯心主义(神学)，因此它是一种有着自我批判意识的方法论，是一种与科学相融合的“科学的哲学”；二是这种科学历史观主要以人类实践为基础讨论知识的来源和社会历史领域，因此，唯物史观可以称为关于“实践的哲学”或“历史哲学”；三是这种学说是一种有自身理论基础的完整的学说，不需要包括“普遍发展理论”“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康德主义”的补充修正，这个基础就是实践的哲学，即以社会经济结构为核心内容的学说。[8](P.7)但非常遗憾的是，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忽视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的系统准确解读，更缺乏微观层面具体历史性内涵的深入拓展，这一学说的主题更应该被定位为“关于实践的哲学”。
三、实践观缺失的重大影响
站在今天的理论和实践视野上重审第二国际理论中存在的实践观缺失这一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由于这一理论原则、视野、观点和科学方法的缺失，造成了他们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连锁反应，这里仅择其主要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
（四）明确基本建设投资功能定位，细化支出方向。切块管理的基本建设投资与其他通过预算开支提供公共服务的区别，在于可以集中预算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建设社会公众需要的、无法通过市场配置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工程。因此，应当明确其上述功能定位：一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的重大投资活动，应当坚决退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为社会资本留出足够空间。二是加强中央基本建设投资的清理整合力度，对属于地方事权的，不安排中央投资；对属于中央事权的，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不再要求地方配套；对属于共同事权的，明确各自负担比例；对地方事权因地方财力不足的而需要给予支持的，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行。
拉法格与拉布里奥拉在实践观上的对比性研究。保尔·拉法格极为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等同，但在他的《思想起源论》中却存在着对科学历史观的重大误读。拉法格强调，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科学方法，其科学之处在于，“马克思不是用具有公理、定理、系统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解说得既简单又扼要，为的是鼓励我们在实际中去试验它”[7](P.7)。但拉法格并未将老师的这种方法论要求贯彻到自己的理论研究中，他不仅将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决定论”来解读，还提出了“宇宙的环境”(自然环境)和人们自己创造的“经济的环境”的理论，而两种环境的共同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了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由此，拉法格用了大量的篇幅考察了“抽象思想、正义思想、善的思想、灵魂观念以及上帝的信仰”等思想形式的起源和发展问题。问题在于，在人与环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引入实践观，才科学地阐明了这些问题，而拉法格的“决定论”立场只能将这一问题限定在唯物的方面，而主体维度和具体历史性内涵就会在他的理论视野之外。
在考茨基晚年撰写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他一方面极力地为马恩进行“决定论”辩解，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注解和阐释唯物史观，从生物有机体理论出发理解自然，用进化规律来理解社会发展，这样的辩解由于完全偏离了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主线，只能是更加深化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决定论的误解。在梅林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他不仅给拉萨尔以错误的评价，并过高地评价了费尔巴哈，更在理论上提出“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贯性、一致性，这一点与伯恩施坦提出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可以同时容得下“杜林和马克思”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同样，普列汉诺夫在明确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方面功劳巨大，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认，对费尔巴哈等唯物主义传统的回溯，使他始终没有走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问题上的窠臼。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或许是最接近于在实践观上出现突破的新认识，但他的实践哲学集中于“上层建筑”诸因素反作用的理论阐释，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新理论上，仍然缺乏对实践观的内涵、理论视野和科学方法的全面建构，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理论局面。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第二国际多数理论家(伯恩施坦除外)都在反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误解，但这个问题非但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得以克服，最终倒成为我们现在指认他们的一种主要理论形象。
[8]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44092/content.html，2016-03-24。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分野。第二国际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列宁及苏俄学者的理论发展路径，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状况从重大问题的争论看，都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相关问题有关，且重大转折点发生在对待“十月革命”的问题上。
作为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代表，考茨基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态度和理论表现彻底暴露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1918年撰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考茨基在坚持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后，直接抛出了“早产论”对列宁的革命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攻击。他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以上的这一句话，因为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他们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会主义‘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15](PP.375～376)在此一阶段，考茨基顽固坚持和强调的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革命的对应关系，社会历史特别是实践辩证法的缺失使考茨基远远地落后于时代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而循着这样的思路，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中的“右派”，始终坚持其“等待革命论”“议会道路”等主张。
与此相对，列宁在一系列关于“十月革命”的阐述中，从主客观条件和历史、实践辩证法的高度，不仅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还特别强调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必须从自身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出发具体地、历史地和实际地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深刻地反映了科学实践观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指导上的重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撰写了《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其理论矛头并不是主要地反对马克思，而是反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决定论”的理解和运用。[16]几乎与此同时，以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为代表的理论家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强调“总体辩证法”“阶级意识”“主体性”和“实践哲学”的理论传统，主要针对的正是第二国际及其实践观缺失的重大问题。
第三，实践辩证法与改造世界可能性的当代思考。巧合的是，在1938年苏联建构起的第一个教科书体系中，实践观是完全被排除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认识之外的；直到195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仍旧将实践观严格地限定在认识论视野中加以阐述，而实践观的社会历史内涵、实践辩证法视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尽管苏联学界对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持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其理论体系的主导倾向仍是一种与之类似的机械决定论”[1]。虽然是一种有限归纳，但从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曾经在理论建构中出现的实践观缺失问题看，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怎样的重大价值，它解决的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借用王南湜教授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根本上为我们解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规律与实践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此关系出发我们会发现，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理论失误恰恰是固守于规律的“决定性”，而忽视或完全取消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并走向了消极的“等待革命论”；与此相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发展中又表现出“唯意志论”的倾向，特别是在与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有重要联系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统中，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都在人学思潮视野中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实践内涵，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底色让他们的实践观阐扬走向了另一种理论抽象，暴露出的重大理论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在《求是》撰文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创新河湖管理体制机制，破解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治水领域的具体体现”。构建健康河湖体系，必须深刻把握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方针为导向，以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规矩，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树牢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河湖长制深入实施，持续发力打赢荆楚碧水保卫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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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历史性建构考察”(编号：13CZX00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项课题“第二国际时期重要著作文本阐释及当代价值研究”(编号：NJ2019034)。
[收稿日期] 2019-05-07
[作者简介] 徐军，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6.007
[中图分类号] B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6-0042-06
(责任编辑 冯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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