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荆轲刺秦王》对历史的哲理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理论文,刺秦王论文,历史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的历史题材剧创作一向十分繁荣，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出现了与 传统历史剧在创作方法、创作内容等方面均不同的“新史剧”，这类剧往往不是追求对 以往历史的真实再现，而只把历史当作一个框架、一幅影象，对历史进行较多的虚构和 假设，或者借以传达对历史人生的某种感悟；或者借以探讨一般历史发展规律、普遍人 性等问题。作者往往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或称使命感，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 秦王》就是这样一部对历史充满个人解释和哲理思辨的电影。要言之，《荆轲刺秦王》 的编导不想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荆轲刺秦王等重大事件以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是非评断 ，也不是以单纯的政治评价对剧中人物事件定位，而是试图透过这些事件阐发他对一般 历史规律、对普遍人性等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旨在通过对剧中人物赢政、荆轲等形象 的剖析，谈谈影片哲理反思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
一、编导认为：赢政统一中国是好的动机好的理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
本文认为，影片赋予赢政形象三个特点：1、有对历史规律准确把握的一统天下的宏伟 抱负；2、这一抱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和动机，即解 民于倒悬的大仁大义；3、性格极其残忍、乖戾，视人命如草芥，在血腥屠杀中建立起 了他的“功业”。其一生政治行为可归结为一点：好的动机好的理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 。下面分而述之。
《荆轲刺秦王》共有三个版本，笔者看到的是用字幕分为五个章节、据说是修改后供 大陆放映的那个版本。这一版本在全剧的开头、结尾、乃至剧中多处都反复出现这样相 似的一幕：有人向秦王赢政大声喝问：“秦王赢政，你忘记了一统天下的志向了吗?” 赢政回答：“不敢忘。”这种精心设计的特殊的情节结构，显而易见是为全剧奠定主旋 律，也为赢政奠定形象基调。目的在于明示观众，统一天下是秦王赢政一生的全部奋斗 目标，是他人生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具体情节讲，这个喝问，曾提醒刹那间沉浸于个 人私情(如对吕不韦的父子之情、对赵女的儿女之情)中的赢政，斩断常人情感的羁绊， 扫除来自各方的障碍，一往无前地向这最终目标挺进。
更重要的是，影片一再让赢政宣称，其抱负志向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是出于为天下 人都能安居乐业、不再受战争荼毒的美好愿望。他对画“四海归一图”的韩国画工说： “你们是韩国的好百姓。韩国的百姓都在哭泣，因为你们的王让他们献出一千匹马，十 万斤黄金，一百万束丝给秦国做礼物。我不要韩国百姓的礼物，这些礼物应该韩国百姓 自己用。韩国是要灭亡了，但是你们会有一个更大的、大得多的国家。天下的人都是这 个国家的百姓。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一个好的君王。这个君王在六国灭亡的时候，要 救护那里的百姓、人民；到处都建立郡县，让清廉的官吏来管理，让遍地都长满了禾黍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把弛道修到边疆，把长城铸到远方，匈奴和四夷进犯时，挡住他 们的马蹄；再把石碑立在泰山上，把石碣树在大海边，纪念天下的统一。”影片通过多 种途径告诉观众，赢政有对历史规律准确把握的智慧，他已经认识到，国家的统一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他对太子丹说：“你杀了我，这件事(按：指统一中国)也会有人做的， 不是我，也许就是你。五百五十年了，原来的几百个诸侯国哪里去了?现在只剩下七个 。小国想要变成大国，大国要吞并小国，战争不停止，五百五十年战争不停止，百姓好 象活在水火中，只要六国还在，天下就永不得安宁，百姓就永不得安宁，六国是一定要 灭的，不能改了，谁也不能改了。”为了表示弱国人民对秦统一四海的支持和向往，影 片让韩国的画工为秦王画“四海归一图”，让善良、正义的赵国人赵女受其感召而毅然 为其统一大业主动黥面赴燕寻找刺客……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影片中的赢政是怎样去实 现他这一伟大宏愿呢?他一方面口口声声说不要韩国百姓的贡赋，要救护天下的人民， 要让百姓安居乐业，满口的大仁大义；另一方面，在他进行的统一战争中，有无数的人 战死沙场；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秦军屠戮；有几百名赵国儿童被他灭绝人性地 活埋。在秦国内部，他将生父吕不韦门灭九族；活活摔死两个童稚无知弟弟；射杀已投 降了的嫪毐门客并将他们乱刀戳身……
总之，从影片整体的思想倾向看，编导想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赢政统一中国是好的 动机好的理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
这里，本文不想过多涉及历史上的赢政究竟如何，因为影片的编导本来就没太顾及历 史，而只是想借题发挥，抒发自己对历史的感悟。但有一点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历史上 的秦王朝和秦始皇确实是以极端残暴的手段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的，即确实是好的理 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的。编导看到了这种历史进步与残暴手段之间的联系，想通过对荆 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上实有的戏剧性事件，阐发他对这种联系的理性解释，表明他的历史 观。
二、赢政残暴的根源：王权对人性的异化
笔者认为，《荆轲刺秦王》历史观中“坏的手段”应有两层意思，一是历史不得已而 为之必须采取的“坏手段”。二是王权对人性的异化，使历史必然的“坏手段”人为地 变得更加残暴。举例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要想统一中国，就必须消灭六国； 要消灭六国，六国必然反抗；六国反抗，秦就必然进行战争；进行战争，就必然要流血 死人。所以可以说，秦要统一中国，必须采用暴力的“坏手段”。这种“坏手段”是历 史的必然，属于前一种。赢政出于对赵国儿童可能复仇的惧怕，而将数以百计的幼小生 命全部活埋，王权使他的人性转化为兽性。这种“坏手段”属于后一种。前者是历史的 必然；后者是人为地、变本加厉地将历史的必然残酷化。影片认为，赢政统一中国中， 虽然两种坏手段都存在，但即使是后一种，也有它出现的必然性。这必然性就是：王权 对人性的异化。
影片显示，幼少时期的赢政是天真无邪和善良的，在赵国做人质时的困顿及与平民子 女的来往培育了他这一美好品格，并使他与正直、刚毅的赵女产生了纯洁的爱情。赢政 的残暴乖戾是伴随着他登上秦王宝座而形成的。活埋赵国儿童、灭吕不韦九族、及虐杀 嫪毐与太后所生两个儿子等登峰造极的残忍，都是王权对人性的异化使历 史必然的“坏手段”以更残暴的手段表现出来的结果。
在对吕不韦的关系上，编导出色地诠释了形势之必然和王权对人性的异化的双重作用 。影片表明，赢政要想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就非杀死亲生父亲不可。因为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赢政如果不是秦王的血脉，他将不仅不能做秦王，甚至连做一个平 民百姓也不能，他将成为嫪毐说的“叛逆”，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所以，证明自己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对于他的王位，他一统天下的抱负，乃至于他的生 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要证明这些，就只有像吕不韦所说的那样：“你杀了 我，就是告诉天下人，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也只有杀了我，才能让天下人相信，你不是 我的儿子。因为，儿子是不会杀父亲的。”所以，尽管赢政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眷恋， 尽管为保全吕不韦的生命，他苦苦地寻找种种理由，但最后，王权终于变成了统治他的 异己力量，使他彻底丧失了人性，造成他生父的死亡，甚至将生父(也是自己的)九族宗 亲全部斩决!
同样，这种形势之必然，王权对人性的异化，也体现在赢政对嫪毐及其 与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处置上。为了说明这种权力对善良人性的异化，编导改变了《 史记》及《说苑》等典籍记载的赢政与嫪毐斗争的性质，大大淡化了嫪毐政治阴谋家的形象(注：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记载 ，吕不韦与“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其有孕后献给了秦始皇之父子楚，生下了 赢政。赢政继位为秦王后，太后与吕不韦仍有来往，吕不韦恐怕事泄另为太后寻找了嫪毐。嫪毐冒充宦官侍奉太后，与太后秘密生有二子。嫪毐依仗太后迅速暴发，被封为长信侯，权势与吕不韦相侔，有政治野心。后来 ，嫪毐与太后之事被告发，嫪毐与太后所生二子均被秦王赢 政所杀。)侧重于写嫪毐和太后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上的欲望和需求， 并以现代价值观对此事进行诠释。嫪毐对太后说：“是我对不起你，我对 不起那两个儿子。现在事情败了，人都会以为我是贪恋富贵，才惹杀身之祸。其实只不 过是你想做我的女人，我想做你的男人，夫妻一样过日子。要在民间，有何不可?!偏你 是母后，就难了。……来世吧。”“不哭，一哭，倒像是咱们错了。”对秦王赢政说： “你好一个孝子，那里知道做母亲的寂寞。……”嫪毐说的多么符合人性 ，多么符合人情!太后也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女人，她应该有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的权利。从这一角度看，嫪毐没有错，太后也没有错。那么，是赢政错 了吗?从封建道德看，太后与人私通，实在有违天下国母的母仪，其后，赢政将何以治 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孩子，而且是两个男孩!诚然，赢政太凶狠，将两个孩子活 活掼地摔死。但事实也确实是两个孩子对他的权力、地位、甚至生命具有巨大的威胁。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本部电影，都表现出了这一点。影片中，孩子跑出来被赢政看见的 时候，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刀光剑影在影壁中闪现，嫪毐的手下已经作好 了刺王的准备，只待嫪毐一声令下了。其后，嫪毐更是率众 谋反了；此时此刻，赢政怎么办?若不杀嫪毐、留下二子，那将后患无穷 ；杀了嫪毐，留下二子，也有危及未来秦国政权平稳承传的可能。影片中 赢政对太后说：“你让哪个替代我，是大的还是小的?”赢政的这种担心，是为自己， 也与国家利益攸关。总之，从影片看，嫪毐没错，赢政也没错。双方的行 为都有道理，都符合逻辑。由此可见，是王的权力、是太后的地位，使他们之间必然发 生这种血腥冲突。陈凯歌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从道德上判定孰是孰非，而是 出色地展示了王权与正常人性的矛盾，王权与人性的二律背反。
三、提升赢政的思想境界，为赢政成就大业提供必然性和合理性
陈凯歌用王权扼杀善良人性来解释赢政的一系列暴虐行为是否合乎实际?——即是否符 合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即影片在阐释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方面所做 的探索是比较成功的，编导对赢政性格的刻画已经挺进到了其性格的深层。
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这种阐释中，显示出较强的人为痕迹。这种人为痕迹就是影片 把赢政的思想起点和境界起点定得太高了!赢政那源于解民于倒悬的使命感的宏伟抱负 ，以及高瞻远瞩、拉住历史缰绳的理想国蓝图的设计，都显示出了古今中外罕见的仁德 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思维。编导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仅仅是为了表现王权对人性异化的理 念吗?非也!我们认为，其更重要的目的是：为残暴的赢政统一中国提供必然性和合理性 。
秦王朝是历史上最残暴的朝代之一，其残暴几乎是尽人皆知。它焚书坑儒，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有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然而，它又是一个在历史 上建立了赫赫功勋的朝代，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 伦”，结束了战国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自此，“中国开始成为一个伟大的统 一国家”。也就是说，“秦始皇是一个暴虐的皇帝，但又是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皇帝。 ”(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35页。)这种“暴虐”和 “贡献”的关系，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伦理道德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体现在秦王朝和秦始 皇身上这种历史与人道的巨大矛盾，曾引起明清之际的王船山的注意：他说：“秦以私 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注：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中华书局1975年版3页。)“以一时之利害言 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 …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 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注：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 武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60—61页。)从眼前利害看，秦王朝的行为给天下造成巨大 苦难；但放到历史长河中考察，则“即其罪也以为功”，以其罪恶造成大功，“天假其 私以行其大公”。王船山看到了秦王朝在历史上建树的大功与人道即伦理上的“德”的 巨大矛盾。
电影《荆轲刺秦王》的编导同样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也正是这一点，才是影片在政 治目标和思想境界上拔高秦王赢政的根本原因。即影片编导不愿、不想、或认为不可能 是“恶”的动机或目的竟然能造就历史上前无古人、惠及万代的伟业；不愿、不想、或 认为不可能奠定两千多年一脉相承灿烂文化基础的大帝国竟然是恶的动机造就的。而是 宁愿相信，历史规律是向“善”的，只有具有把握了历史规律的明确政治理想、目标， 并且自觉去体现“善”的伟大政治家，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这个伟大的政治家所 表现出的残暴、恶德，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权力对他原本善良的人性异化的结果。
由此我想到了秦王赢政的对立面荆轲和燕太子丹。影片中这两个人的形象，是很难唤 起任何人的审美共鸣的。影片把荆轲设置成一个原本是一个为了金钱而不问青红皂白杀 人的职业杀手，形象愚鲁，没有善恶是非感。他的弃恶从善，是从一次受雇杀死铸剑者 全家的过程中、受这家唯一没有死在他屠刀下的女孩的感召开始的。也许是这个长得很 干净的失明的女孩的纯净形象净化了他的灵魂，也许是女孩的孤苦无依处境和悲愤欲绝 的话语激发了他人性中尚未泯灭的良知，总之，他从此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了。并且， 以后无论谁让他去杀人，他都决不从命，哪怕是酷刑的折磨，死亡的威胁。这个转变很 难让人相信，一个杀人专业户与“恶”决绝得竟然如此干脆利落!影片中的燕太子丹也 被刻画成一个莽撞无谋、残暴无义、喜怒无常之人。这些都与历史记载有很大距离。影 片为什么要如此改造荆轲和燕太子丹形象?笔者以为与编导的历史观有关。即编导认为 ，既然赢政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者，他吞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六国中企图 阻止秦统一的人就都是违背历史潮流、阻挡历史车轮的行为，这种行为的代表人物荆轲 和燕太子丹，理所当然地应是头脑简单，目光短浅的。刺杀秦王的策划者燕太子丹也应 该是残暴的，与赢政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小巫见大巫而已；刺杀秦王的执行者荆轲本 来就是职业杀手，尽管在杀人方面可以表现出“勇敢”和某些“智慧”(如在秦国大殿 上秦舞阳吓得面如死灰、浑身战抖时荆轲的从容解释；在燕国地图被秦国的检查者渐次 展开，匕首即将暴露时，荆轲突然猛击秦舞阳背部，说是有个飞虫，吸引检查者目光， 使之终止检查行动等)，但对政治上“大是大非”他是不明白的。即编导不想把荆轲当 成英雄来处理。其原因大概与如下观点是一致的：“秦始皇是一个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历 史人物，所以荆轲刺秦是不顾大局的行为。不必要否定荆轲，但也不必要夸大他的精神 。”(注：张传玺语，见《中国广播影视》1999年第9期45页。)“历史的进程是个人无 法阻挡的。即使荆轲杀死了赢政，还会有下一个秦王来继续统一事业，所以他这种行刺 的举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注：陈成军语，见《中国广播影视》1999年第9期45页。 )
总之，在理想境界上拔高秦王赢政，用“王权对人性的异化”解释“好的理想用坏的 手段去实现”，为赢政目的与手段的巨大矛盾既找到了必然性，也找到了合理性。它反 映了影片编导的历史观：伟大的动机和高尚目的是残暴的赢政成就统一中国大业的根本 原因；荆轲、燕太子丹刺秦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值得肯定的行为。
四、编导历史观上的误区
如上所论，影片编导通过在理想境界上拔高秦王赢政，用“王权对人性的异化”解释 “好的目的好的理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为赢政统一中国既找到了必然性，也找到了 合理性。但这些，仅能说是就影片本身而言是成立的，也许还是不乏深刻的，如果用以 解释历史事实就不灵通了。因为历史上的赢政统一天下的动机并不是那么伟大，那么境 界高尚，那么大仁大义。诚然，历史上的赢政是一个气魄很大的君主，他勤于政事，一 天要读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天的半市斤)重的竹简；他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所进行的 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等措施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对战国以来思想界关 于天下统一问题的讨论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些都一定是出于伟大的动机吗?都一定 得以天下百姓的安乐幸福为目的的善良的愿望和美好人性驱使的吗?显而易见，未必如 此。如果秦始皇真的那么伟大，那么仁德，他就不会那么残酷地杀戮异己，那么惨无人 道地役使百姓修建在当时并不是非修不可的长城，那么不顾民之死活地为自己建造坟墓 ，耗费那样巨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寻找不死之药了……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影片所描绘的赢政那种“仙人指路”式的理想国设计“敬 畏得发抖”；才会使人感到不切实际，“煞有介事”，才会被人讽刺说：“好伟大哟! ”(注：转引自《荆轲护秦王?——一个中国名导演的美学困境》见1999年10月7日《中 国青年报》。)
本文认为，影片对赢政思想境界的拔高，来源于编导历史观上的误区。这一误区就是 ：缺乏对“恶”是历史发展杠杆、历史前进动力的认识。
古往今来，试图阐释历史进步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人很多。以中国而言，尽管人们 信奉有德者有天下：“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 土”(注：见屈原《离骚》。)，认为“天德合一”，美善道德对历史进步起推动作用。 但也确有人对此怀疑，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就曾愤激地对“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说法提出过“是耶?非耶?”的质问；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更自觉地从哲学角度指出 了秦王朝以伦理上的“恶”成就了万世伟业。正式形成于十八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也 以大量篇幅讨论历史与伦理之间关系。而且，许多历史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看到了恶劣 的情欲在历史上的作用。如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哲学家巴蒂斯塔·维科认 为，“人们由于其堕落了的本性而受制于自私欲。由于这种自私欲，他们主要只追逐自 己的利益……。”(注：维科《新科学》，转引自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65页。)“人们的活动除了追逐自己预先设定的目标之 外，还造成了不包括在人们的意愿之中的客观的历史结果。”(注：李秋零《德国哲人 视野中的历史》，65页。)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是一种进步，一种 善，“然而，这一对族类来说是一种从恶向善的进步过程，对个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 了。……从这种状态走出的第一步，就是道德方面的一场堕落；而在物质方面，这一堕 落的后果便是一大堆前所未有的生活灾难，因而也就是惩罚。……对于在运用自由时仅 仅着眼于自己本身的个人来说，这样的变化就是损失；而对于有关于人的目的是针对族 类来说的自然，这样一场变化就是收获。”(注：《康德文集》第8卷115—116页。)即 “康德认为，各种各样的自私的情欲是竞争的源泉，而人类的理性能力也只有在竞争中 才能发展开来。没有恶劣的情欲，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理性才能的发展，也 就没有历史的进步。……恶本身带来不幸，但以恶为动力的历史却是向善的、进步的。 ”(注：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116页。)恩格斯则更直接地说：“卑劣的 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 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 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173页。)恩格斯还说：“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 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 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 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 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 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 杆……。”(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233页。)
笔者以为，以上这些理论是深刻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这一辩证的、历史主义的论断说明：“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文明的 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页。)这些，对《荆轲刺秦王》一剧，乃至于对当今许许多多的历史剧创作，都有极 大的参照价值。
影片《荆轲刺秦王》的编导由于缺乏对恶劣情欲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所以，尽管 影片对人性、对历史规律的反思达到了某种深度，但由于赢政形象与历史事实有相当大 的误差，因此对历史规律的阐释也就缺乏普遍意义。如果真正想解释历史与伦理的巨大 矛盾，就不能拔高干赢政，就必须说明秦王朝和秦王赢政为什么和怎样以“私天下之心 ”，“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达到了“行其大公”使“圣道以弘”的结果 的(注：引文为王船山语。出处同前注。)；即必须说明历史进步与以满足私欲为出发点 的动机、与残暴的手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这些，都与赢政乃至荆轲、燕太子丹的 形象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的，但不能 因此就认为他统一中国的动机有多么高尚，他的思想有多么博大；也不能认为荆轲和燕 太子丹刺秦就缺乏正义性，就不是英雄。所以，这样评价这段历史才是公允的：“荆轲 是一个反暴的英雄人物，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应该肯定的。但并不是说荆轲就是要维护割 据的反面人物。秦国在统一过程中对人民构成了伤害。人民赞成统一，但不一定赞成秦 国这种残暴的统一方式；虽然秦不采取武装暴力的方式也不行，但荆轲的作为还是正义 的。我们应该把荆轲刺秦和荆轲之死看成是统一大业中人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注 ：张大可语，引自《历史学家谈荆轲刺秦》，中国广播电视1999年第9期45页。)“我们 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但同时也肯定荆轲的精神。荆轲是个抗暴的英雄和勇士，他刺秦不 为报私仇，也不是为太子丹个人，而是为了所有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就像在拿坡仑发 动的战争中，拿坡仑推进文明的进程，但反拿坡仑的人同样也是民族英雄。”(注：韩 兆琦语，引自《历史学家谈荆轲刺秦》，中国广播电视1999年第9期45页。)这就是历史 发展的悲剧性二律背反规律。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与此还差半步。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尽管影片出色地展示了王权与正常人性的矛盾，成功地阐释了 王权与人性的二律背反，但编导试图通过提升赢政的思想境界，以表现伟大动机和高尚 目的是赢政成就统一大业的根本原因的做法，则反映了编导历史观上对伦理道德与历史 进步的关系尚缺少辩证的认识。正是作者的这种历史观，导致了影片对历史规律的阐释 缺乏普遍意义，导致了赢政形象与历史事实的误差，导致了观众对影片中赢政、荆轲乃 至太子丹形象的难以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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