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为什么不景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景气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哲学很不景气。某哲学刊物在十多年前的鼎盛时期，发行量曾高达8万份，这几年已落到万份左右。某党校的哲学教研室，十多年前曾拥有二十多个教研人员，这几年调走的调走，改行的改行，现在只剩下一个零头，而且就连这几个人教学工作量也严重不足。至于全国那些大大小小的报刊加在一起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发表的有关哲学的或用哲学观点分析实际问题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但是读者看的极少，特别是得到读者首肯、受到读者欢迎的更是凤毛麟角，以致于这些报刊都日益在读者中失去市场。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哲学不景气已是不争的事实。
是不是哲学的本性或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就该如此？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应该反映时代的要求，代表人民的呼声，因此，哲学按其本性来说是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是应该受到人民欢迎的。哲学发展史也表明：哲学革命往往是政治变革的前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在酝酿一场全面且深刻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哲学对变革的背景、实质和趋势进行说明和指导，哲学在当代中国担负着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替代的功能。笔者在八九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发过狂言：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当务之急不是进行经济学的论证，而是进行哲学的反思。这里所说的进行哲学反思，并不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开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药方，这个药方可能出自哲学家，也可能出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其他什么科学家，但不管出自哪一种专门家，如果他开的药方真正能够解决中国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的话，那么，他思考问题的方法、高度、角度乃至切入点必须是哲学的。哲学在当代中国没有被冷落的理由。
那么，在目前的中国，哲学究竟为什么不景气呢？有人说，是受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太直接功利化了，哲学不能为之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被冷落。还有人说，中国国民的哲学素养太低，而哲学是“阳春白雪”的学问，所以二者自然难以有缘。我认为这些看法至多只是说明了问题的部分，并未说明问题的全部，更未指出问题的根本。市场经济的直接功利性与哲学社会功效的间接性固然有不一致之处，但无论是市场经济本身还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需要哲学的指导则是无庸置疑的。国民的哲学素养乃至整个文化素养固然有待于提高，但并非中国国民先天地缺乏哲学因子，何况他们曾经有过热烈地拥抱哲学的时候。因此，哲学在目前的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应该从哲学自身去寻找，而不应该到哲学之外去寻找。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现在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指出的这一哲理来反思中国当前的哲学了。中国当前的哲学：你要人们欢迎你，你要人们拥抱你，你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你凭什么要得到人们的喜欢？不要说改变世界了，就是说明世界的任务你完成了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你说明了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你说明了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你说明了吗？也许有人认为已经说明了，或正在说明的过程中。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统统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如果说有些问题“正在说明的过程中”这一说法或许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也要看它以后怎样去说明。我相信，这是我的看法，也是很多读者的看法。如前所说，中国人并非天生地缺少哲学因子，据我所知，很多普通的干部、群众对上面提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很感兴趣的，他们甚至常常在这方面主动提出一些疑问，要求哲学理论工作者予以回答。但是，当他们读了几本哲学书籍、几篇哲学文章，或者听了几次哲学讲演以后，他们觉得你写的或说的这一套理论根本说明不了现实，对他们根本起不到释疑解惑的作用，长此以往，他们对哲学渐渐失去兴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至于目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学生听哲学课，那是为了拿学分，争文凭；干部听哲学课，那是因为组织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对教师的劳动表示尊重；至于教员教哲学课，则就像补鞋匠补鞋——为了维持生计，而并不觉得自己在宣传真理。如果以上对哲学不景气原因的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哲学确实应该对自身的内容进行反思了。
有一个例子，或许能够更具体地说明问题。去年秋冬，《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论证“美国人要学点东方文化”，文章批评美国人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出版的有关美国的各类著作，包括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比美国出版的有关中国和亚洲的书要多得多。据说，作者曾参观过美国一所中学的图书馆，馆内有关中国的藏书只有三四本，还都是40年代以前出版的。作者就此大发议论，批评美国人的文化观过于封闭、狭隘，远不如中国人的文化观开放、开阔，因此美国人应该学点东方文化（见《光明日报》1995年9月25日《美国人要学点东方文化》）。像持有这种观点的哲学能够说明现实吗？能够让读者产生兴趣吗？这里暂且排除那种认为关于某种文化的出版物多就一定对之了解、关于某种文化的出版物少就一定对之不了解这一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论，单就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简单并列的文化二元论来说，也完全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映。我们知道，东方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是在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本质上属于农业文明或农业文化；西方文化，包括美国文化，是在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本质上属于工业文明或工业文化。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高文化总是向低文化流动。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0页）。马克思还以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入侵印度的例子作了对比的说明：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因其文化低于印度文化，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英国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化不仅影响不了他们，反而印度的文化要被他们所影响。美国作者的书籍，介绍美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书籍遍布中国文化市场，而很难在美国的书店、图书馆里找到有关中国的书籍，这本是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十分正常的现象，是完全符合文化交流规律的事情，它体现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在向东方的农业社会渗透，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今日西方的工业文明在许多方面已发展到了极致，以致于暴露出许多内在矛盾，从表面上来看也正在采纳某些与东方文化包括与儒家学说相类似的主张，比如在天人关系上正从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转而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人关系上正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转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这里所强调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客未分的“天人合一”观以及缺乏个人独立性的“和为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它不是在向东方的农业文化回归，而是在向更高的文化形态过渡。因此，美国人学习东方并不能解决工业文明自身所遇到的问题。人类的21世纪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儒家思想复兴的世纪，而是对东方来说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世纪，对西方来说是由工业文明向更高形态的文明（暂且称之为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世纪。如果我们用这一观点来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来分析美国为什么出版有关东方的书籍少而中国为什么出版有关美国的书籍多这一文化现象，是不是更符合实际呢？持有这种观点的哲学是不是会得到更多读者的首肯呢？我相信会如此的。
最近我经历的一件事，可以为这一看法提供佐证。今年4月，我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调整》。文章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人们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因此，当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人们会由原来的崇尚整体价值和道义价值转而崇尚个体价值和金钱价值；当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淡化，人们会由崇尚个体价值、金钱价值转而重新崇尚整体价值和道义价值。但后工业社会中的整体价值观和道义价值观不是对农业社会中整体价值观、道义价值观的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重现。文章对人们价值观的这些转变，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价值上给予了肯定（详见《新华日报》1996年4月18日）。文章发表两周以后，我到省内一（地级）市委党校开会，遇到该校常务副校长，他一见面就告诉我，说我最近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即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他一连读了三遍，并认为文章的观点很有意义。（请读者诸君给予理解，本人在此绝无自我炫耀之意，只是想以此例来说明一些问题）诸如此类的对上述文章的观点给予口头的和书面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肯定和支持的还有多人。就本人直接感触而言，确实有不少读者对上述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感兴趣，并且认为有意义。为什么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广大的干部、群众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上确实感到迷惘，而我们的哲学书籍、报刊的哲学论文基本上还是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或抽象的、泛道德主义的道德标准对他们进行所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空洞说教，这种脱离实际地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的哲学受到人们的冷落是十分自然的。与此同时，在这种一片沉闷的气氛中，一遍哲学论文，只要稍微讲出一点符合实际情况的道理，马上就会受到读者的关注，得到读者的接纳，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本哲学书籍、每一篇哲学论文都能发现真理，都能提出一个新的理论，那是不可能的，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求任何一本哲学书籍、任何一遍哲学论文维护真理，讲真话，却是完全合理的。讲真话，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却是哲学的使命之所在，也是哲学的生命之所在。人们一定还记得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好，从哲学理论的发展来说，都谈不上什么创新，都只不过重说了一遍哲学上的一个常识性命题。但是，它们的根本的可贵之处就是讲了真话，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特别需要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因此，就是这样一个常识性的哲学命题曾经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全国人民那么热烈的拥抱（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并非天生地缺少哲学因子在此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哲学要改变不景气的局面，要想得到人们的欢迎，说难也不难，关键就在于讲真话。其实，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人学习东方文化”的例子和“社会转型期价值观调整”的例子也是说明这个道理的。不过，这两个例子中所包含的道理包括例子本身目前可能还不能为所有的人所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例子及其所包含的道理，应该是能被所有的人所接受的：哲学要改变不景气的局面，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实事求是，讲真话。
实事求是、讲真话这个问题大概是中国哲学著述最多、演讲最多的一个题目。然而，中国哲学，包括以实事求是为题的文章、论著、演讲本身做到实事求是、讲真话了吗？当下的中国，假货充斥市场，不仅物质产品有假，精神产品也有假，在哲学著述、演讲中，包括在以实事求是为题的著述、演讲中，也充满了假、大、空。何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当然是社会环境所使然。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种诱逼人们讲假话的机制。这在行政系统方面已表现得相当突出，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数字出官”就是司空见惯的一例；“数字出官”也包含着它的否定性涵义，即“数字降官”。如果说前者是用利诱的办法诱使人们讲假话的话，那么后者就是用威逼的办法迫使人们讲假话。在哲学研究领域（当然也包括在其他理论研究领域）也大致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今年的《读书》杂志第2期发表了一篇以17世纪巨人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为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有思想，然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体制却要求人们不要有思想：没有思想者有尊严，有思想者则失去了尊严。（见1996年第2期《读书》）回顾几十年的历史，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多少没有思想讲假话者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弹冠相庆；又有多少有思想讲真话者历经磨难、人格扫地、性命难存。由此看来，要改变哲学不景气的状况，首先必须改变哲学工作者不讲真话的状况；而要改变哲学工作者不讲真话的状况，首先必须改变阻碍哲学工作者讲真话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环境。
但是，如果把哲学不景气的原因全部归咎于社会机制和社会环境，我也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哲学工作者本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就哲学工作者整体来说，尚缺乏独立的人格。由于缺乏独立人格，存在一种严重的依附心理，因此使自己成了一株名符其实的墙头草——风刮两边倒。哲学在这些人的手里变成了什么东西是可想而知的。群众常常把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这是对玩弄辩证法的哲学的莫大讽刺，也是对缺乏独立人格的哲学工作者的莫大讽刺。因此，培养哲学工作者的独立人格已成了改变目前哲学状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哲学工作者的这种独立人格的形成，就其总体来说，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要依赖于市场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其个体来说，则不一定完全与经济关系的成熟程度相同步，早于经济关系的成熟而先行完成独立人格塑造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不乏其人。因此，为了改变我国的理论发展特别是哲学发展的不景气的状况，我们有理由要求理论工作者先于其他人完成独立人格的塑造；而在理论工作者中，我们又有理由要求哲学工作者先于其他理论工作者完成独立人格的塑造。
哲学工作者应负的第二方面的责任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由于长期地生活在某种社会环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一经形成，他们又用它来思考一切问题，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禁锢在某种既定的框框之中。为了说明这种思维定势，我们在这里不妨讲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主人翁颇能代表当前中国大多数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一位哲学家到某外星球上去侨居。一天他想吃水果，于是就向一外星人买水果。外星人问他：你要什么？要梨子，还是要苹果？
哲学家说：我不要梨子，我的身体不适应吃梨子。以前我在地球上吃了几十年梨子，吃得身体极度衰弱，差点丢掉老命，因此我要苹果。
于是，哲学家就开始挑选苹果。但是他看到外星人的摊子上只有青苹果，他就对外星人说：我不要青苹果，我要红苹果。
外星人说：我们的星球上只有青苹果，没有红苹果。
哲学家说：我从来就只吃红苹果而不吃青苹果。既然没有红苹果，那我就不买苹果了，我还是买梨子吧。
外星人说：你不是说你不宜吃梨子吗？
哲学家语塞了。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决定苹果性质的、决定苹果对人体之营养的不是苹果的成份，而是苹果的颜色，所以他的思维方式是：如果得不到红色苹果就宁愿舍弃苹果，而重新垂青于几使自己弊命的梨子。
这位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大致代表了当前中国哲学家队伍（就整体而言）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家们大致就是在这种形式主义的、舍本逐末的、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中运行，因此一直走不出脱离实际的、逻辑混乱的、自我封闭的怪圈，致使哲学的命运日益悲惨。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中国哲学，你何时能够彻底，何时能够掌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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