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名编辑的障碍及对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对策论文,障碍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今年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号召全行业要“按照中央要求,在新闻出版行业努力造就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和著名的出版家,使之成为新闻出版事业继往开来的领军人物”。可以说,这是推动新闻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意义深远。我认为,中国出版业要走向世界需要名编辑;要奉献传世之作需要名编辑;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编辑人才需要名编辑;要构建编辑学的理论宝库同样需要名编辑。笔者仅以出版业为例,对造就名编辑的若干理论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期盼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确立名编辑的定位
名编辑,名牌编辑也。他们是编辑中的佼佼者,是出版社乃至出版界顶天立地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不是全才,而是有着高知名度和高影响力的专家。他们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和骄人的工作成果,赢得社会的赞誉和认可。具体讲,名编辑的定位可表述为:
(一)名编辑是学者型编辑的实践者
学者是一种泛职业的称号,通常是指某一学科领域内具有醇烈的学究气质、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理论建树的人。学者型编辑并不等于学者加编辑,它是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耦合”而成的一种高层次、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当代中青年编辑家、著名的学者型编辑王建辉同志认为“这样的一种编研模式,也就是新一代编辑的人生追求”。他将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喻为人的两条腿:“两条腿支撑起我的事业和我这个人,使我不是一个跛子,使我在编辑生涯的起跑线和跑道上具有相当的实力与潜能;编辑出版的研究使我能参与出版界的对话,使我能够一下子就冲出来;纯学术研究使我能有学术策划的一种保证,有学术判断的眼光,站在学术水平线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同志充分肯定“学者型编辑”的提法,认为“提倡做‘学者型编辑’是很有道理的”。并强调:“第一,编辑应当成为编辑家。第二,编辑应当学有专长而又知识广博。第三,编辑应当通过相关的编辑活动使自己逐步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可见,名编辑带头成为学者型编辑,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学者型编辑是一种高智商的“耦合”型人才,其知识体系应是三维向度的,因为只有多种知识经过交叉撞击,才能生成具有综合性特征的知识点,从而得心应手地驾驭不断翻新的书稿内容;其知识、能力结构应当是情智与理智、科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因为只有多种能力经过交汇,才能产生更深邃的眼光和更缜密的思维,从而对书稿水平有更科学的判断;其学术思想应是相当成熟的,因为只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厚重的学术积累,才能激发起想像力和创造力,从而生产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原创精品。
(二)名编辑是传世之作的催生者什么是传世之作?刘杲同志阐述得十分精辟:“传世之作当然是高质量的,是精品之中的精品。传世之作是高峰,是思想理论的高峰、科学技术的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传世之作的本质是创造,是超越时代的创新与突破。如果我们的编辑一生中能出几本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图书,能传10年、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向当代和后世有一个负责的交代,无疑他就是影响久远的名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传世之作应当是名编辑对事业的最高追求。
我国著名出版家陈原说过:“必须有敏感,必须具备很高的敏感力。一个成功的出版家——或者说一个有重大建树的出版家,必须养孕出超人的敏感,甚至比炒股票还要更高的敏感!”作为名编辑,要想开创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力作,必须具有超人的职业敏感力。这一敏感力要体现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在编辑工作的方方面面。
为何至今心愈小?只因以往事皆非。
《乌鸦》的责编韩敏
我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工具书《辞海》,编纂花了20多年,修订再版花了10多年,前后共花了30多年,其中编校人员所花的时间是作者修订时间的4~5倍。江泽民同志把编纂《辞海》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概括为“《辞海》精神”,并予以肯定和提倡。对于立志要奉献传世之作的名编辑而言,“《辞海》精神”就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有了它就有了灵魂,就有了成功的保证。
(三)名编辑是高尚人格的塑造者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作为名编辑,不仅要做才华出众的“经师”,更要做为人师表的“人师”。“善为人,然后善为文”已经成为不少文学大家的信条。名编辑,乃编辑大家也。完美人品要比编辑才能更为重要。对此,王建辉同志在《当编辑首先要做人》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把自己定位在做人的高起点上,讲究做人的品位,才能有最好的人生,才能有最好的智慧,才能奋发向上前程远大。”可见,名编辑须具备大家风范的人格魅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著名编辑出版家邹韬奋说过:“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为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这是人格魅力的激情境界。作为名编辑,要把所爱的编辑事业视同自己的生命,勇于超越世俗、超越功利乃至超越自我,将自己的理性、情感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使图书达到高品位的境界。
邹韬奋先生又说过:“编辑是替作者、读者服务的。”竭诚为作者、读者服务,这是人格魅力的价值境界。作为名编辑,既要尊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合法权益,不徇私情、不因人取文,又要满足读者的知识需求和审美需求,不出错误连篇的书贻误读者,不传播文化垃圾危害读者。
二、解读名编辑成长的障碍
名编辑不是自然而然地凭空产生的。既不能赐予,也不能自封,惟有靠自身的努力和环境的培育。下面,笔者主要通过对编辑环境的透视,进一步解读名编辑成长的障碍。
(一)违背科学分工的编辑定位
随着时代的飞跃变革,出版社逐步以“产业”的面貌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客观上要求编辑从知识结构到职能和角色都要转型。我认为,编辑的转型,是编辑整体理念的变化,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转换和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来达到编辑整体的优化,并非要求编辑个体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人”。科学的合理分工从来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分工才能提高效益。”作为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出版大国,其编辑分工越来越细,有选书编辑、策划编辑、文稿编辑、文字编辑、编辑顾问、编辑助理。对此,刘杲同志认为:“这些分工和出发点是,承认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让每个人做他最擅长的事。这样的分工既可以使出版社的经营保持高效和活力,又可以使图书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可是,我国出版界有不少人对编辑的科学分工一直持怀疑态度。似乎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编辑个体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精通:既要具备策划能力,又要具备文案能力,还要具备经营能力;既要掌握编辑业务,又要掌握出版业务,还要掌握营销业务。就策划而言,要求既能选题策划,又能装帧设计策划,还要能成本效益策划以及营销宣传策划,即所谓全程策划。达不到这些,似乎就不是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就要被市场淘汰。近年来,尽管“全能人”的声调越唱越高,但真正的“全能人”却寥寥元几。然而,不少出版社仍对“全能人”的论调津津乐道,对编辑的工作范围、工作负荷随意加码,致使不少编辑不堪重负,不得不发出“给编辑减负”的呼声。试问,在这种气氛环境下,能造就出我们所期望的“名编辑”么?
(二)违背编辑规律的考核机制
众所周知,编辑工作是一种形散神聚的智力型劳动。选题的设计和组稿,是编辑的职业敏感和创造性思维综合运用的过程;书稿的审读和判断,是编辑独具慧眼,分析、审视、筛选作品的评判过程;书稿的加工和整理,是编辑通过修饰、改错和增删,对相关知识熟能生巧运用的过程。可以说,编辑对书稿的运作过程自始至终融入了编辑的通达睿智和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支撑,恰恰靠的是编辑日积月累的基本功、不断沉淀的文化底蕴和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这种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决不是单凭简单的经济量化指标所能计量考核得了的。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我的野蛮女友》的责编魏里亚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我为歌狂》的责编邵敏
可是,现在仍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社根本不去研究编辑规律和编辑特点,为了推行其短、平、快的“发展战略”,对编辑干脆一刀切地用组稿件数、发稿字数、周期天数、码洋多少、利润大小等量化指标去考核,并同工资挂钩。另外不分资深编辑与年轻编辑、高级职称与初级职称,都是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尺度,美其名曰:“指标面前人人平等。”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有的编辑为了完成组稿件数指标,大搞广种薄收,有什么稿子就用什么稿子,凑足数就行,结果书稿不是资料陈旧、内容重复,就是攒迹凸显、侵权严重。有的编辑为了完成发稿字数指标,竟然快字当头,“浏览式”加工书稿,发现疑问既不找作者切磋,也不跑图书馆核查,编辑含量极低,以致年发稿量高达500万字以上,成为“状元”。有的编辑为了完成码洋利润指标,竟然与书商联手搞“协作出版”,图书由书商包销,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无疑于饮鸩止渴,既损坏了出版社的声誉,又弱化了编辑的索养。不难看出,上述考核机制实为单一的创利机制、短期行为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导向下,编辑只会更多地关注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工资水平不下降,如何利用既定政策挣到更多的钱,根本不可能激励出我们所期望的名编辑。
(三)编辑的失衡心理和浮躁行为
江泽民同志于2002年4月28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五点殷切希望,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大家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作风。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这同样适用于对编辑的自律要求。眼下,一些编辑经不起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骚扰,心理上失去平衡、作风上显得浮躁,这些都成为制约自己通向“名家”道路上的障碍:有的编辑只把编辑当职业,不把编辑当事业,当汹涌的商潮拍打编辑脚下这块净土时,把握不住自己,心灵的天平失去了平衡;当自己囊中羞涩而看到款爷们一掷千金时,忘记了“守土有责”的重任,以致于出卖书号,搞文钱交易;有的编辑自我感觉良好,对读书没有热情,对练基本功没有激情,从组稿、审稿到加工,老想着走捷径,一蹴而就,以致于偷工减料,短流程出书;有的编辑热衷于以政客的作派游戏学术,什么学术前沿、学术争鸣、学术发展,一概不知所云,以致缺乏学术亲和力而无法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与上海科技出版社社长吴智仁的一段精辟对话。李问:“你知道我国唐朝是谁最有钱?”吴回答:“不清楚。”李又问:“你知道唐朝哪些人最有学问?”吴回答了一大串人名。李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所以,你们不要把赚钱看得太重了,还是要留下一些好书给后代。”的确,古往今来,无数富商巨贾风流一时,至今却没有人记得他们的“丰功伟绩”。李政道先生的肺腑之言,应该是医治编辑急功近利的浮躁病,引导其迈向名编辑成功之路的一帖良药。
(四)领导的狭隘心理和短视行为
出版社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能否人尽其才,关键在于领导。领导者不一定是业务专家,但必须要有最优秀的人品,要能影响人、感染人、鼓舞人。所谓优秀的人品,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民主;就是廉洁自律,淡泊名利,心态平和;就是心胸开阔,富有远见,决策科学;就是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惟才是举。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编辑能翻多大跟头,领导就会给搭多大的舞台,编辑必然会心情舒畅,业绩骄人,当然叩开名编辑之门也就不会遥遥无期了。
可是现实生活中编辑所期望的高明领导并不多见,一些不高明的领导其狭隘心理和短视行为,对编辑的成长乃至名编辑的造就,往往产生消极影响甚至成为障碍。比如有的领导上任伊始便发布豪言壮语,搞不切合实际的“跨越式发展”和追求短期效益的“形象工程”,以致做出违背编辑出版规律的决策,采取令编辑难以苟同的拔苗助长行为。有的领导在乎权力重于一切,认为有才之人往往直言犯上甚至才华出众容易功高震主,威胁自己的“宝座”,因此,宁用亲信、庸人,却不容贤才、能人。有的领导具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似乎对编辑重用就应该提拔为“主任”、“处长”。事实上一些人在编辑岗位上得心应手、硕果累累,本来可以在通向名编辑的道路上有着辉煌的未来,可是当了部门主管后被众多繁杂的事务缠身,反而工作平平,一筹莫展。有的领导似乎求才若渴,迫不及待招人充实编辑队伍,可是新人一旦进社后,领导便大功告成,不再问津,令人困惑不解。有的领导出于本位主义考虑,希望编辑较快地成长,但不希望编辑进修、深造,更不希望其冒尖、成名,其真实思想是怕编辑一旦羽毛丰满便流失、高飞。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拉丁美州文学丛书》的责编刘存沛
三、探讨造就名编辑的对策
综上所述,要造就一批出色的编辑使之成为“名家”,确是一篇大文章。但大文章要有大手笔,要有统筹兼顾的远见卓识,要有造就名编辑的软环境。笔者认为,现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出版人要树立全面准确的效益观
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思想文化单位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正确结合。”这无疑包括出版在内。两个效益的“正确结合”就是科学结合,是尊重事物客观规律的结合。两个效益的“正确结合”应该就出版社的整体而言,走合乎编辑出版规律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出版社内部形成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双轨并行的运作机制(包括考核机制)。前者需要关注读者热点和畅销态势,后者需要关注学术前沿和编辑学养,从而在出版社内部组建两支编辑出版队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有些书必须赚钱,有些书持平就行,还有些学术性较强的书可以允许亏一点;有些人要求赚钱,有些人要求保本,还有些人出学术精品,要求精雕细琢做好本岗工作就行。出版社的经营决策者切不可将整体的经济责任简单地分解、转嫁到每一个编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编辑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心态平和、无后顾之忧地从事精品之作和传世之作的严审精编,为其更上一层楼,造就成编辑名家营造成长的沃土。
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但必须向前滑
“哈利·波特”系列书的责编叶显林
(二)出版主管部门要建立科学的评定机制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名编辑是相对于普通编辑或一般编辑而言的,只能是极少数特别优秀、特别超众的英才。真所谓成才不易,成名更难。因此,对名编辑的栽培,出版社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用人之长、惟贤是举、保护个性、培育风格。要从上到下形成这样的共识:培养名编辑要像培养院士一样,是对国家的贡献,是评价一个单位领导者工作业绩的一项主要内容。反之,搞武大郎开店,阻碍编辑冒尖、成名,甚至诋毁其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则应是评价一个单位领导者工作失职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使中央关于在新闻出版行业努力造就名家的要求得到贯彻落实,并形成一定的氛围,而不是流于一般性的号召,建议新闻出版总署在制定评定出版社等级的实施条例中,将是否有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名编辑,与是否有国家级图书奖一同列入评定内容。名编辑不同于社级先进、地区模范、全国百佳,应该视为出版行业有真才实学的“院士”,这就需要有较规范的全国性评定标准,而不能各地自行其是,自定标准,以致造成名编辑的贬值。因此,建议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制定严格、科学、权威的“评估名编辑的指标体系”,否则靠印象、眼光、照顾、平衡等非客观评价标准,难以产生出令全行业所公认的名编辑。
(三)编辑要自觉地砥砺职业操守
编辑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又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智力支出。所以说,每一个选题、每一部书稿、每一本图书的质量高低,都与编辑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心理状态、行为习惯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编辑必须自觉地砥砺职业操守,做到“慎微”和“慎独”。慎微是指重视小节问题,防微杜渐;慎独是指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也能清雅一高洁,谨慎不苟。慎微和慎独是编辑索养的一种境界,是优秀编辑乃至名编辑共同具备的品格。所以,编辑要想成为名编辑,必须从慎微、慎独开始,不断地克服自己的惰性、侥幸、浮躁和功利心态。编辑的生命被碎割在他人的成功之中,编辑的时光被消耗在他人的辉煌之中,编辑的智慧被融化在他人的果实之中。编辑的苦,是无言之苦,是燃烧之苦。而名编辑的“名”正是与编辑的“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编辑只有立长志,有锲而不舍的韧劲,心甘情愿地咀嚼看、品味着这份苦,才能使编辑素养得以升华,为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名编辑打造坚定的人格基础和职业魅力。可见在通向名编辑的征程上无任何捷径可走,指望像歌手一样,一首歌打响,一夜间走红,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哈佛女孩刘亦婷》的责编杨葵
(本文照片均选自《责任编辑》一书,照片下面是影响他们自己一生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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