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楚祖宗谱系到屈原的文学创作——屈原血统与先楚神话传统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从先论文,谱系论文,血统论文,祖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4)01-0083-06
颛顼是楚族先祖，又称高阳氏。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开篇就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称自己是颛顼的子孙，把血统上溯到先楚时期。颛顼是传说的五帝之一，列在黄帝之后，帝喾之前，是古人心目中的圣王。由此而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颛顼为中心的先楚祖宗神谱系甚多，显得纷乱驳杂，甚至还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如果对这些谱系进行认真梳理就会发现，它既是先楚初民生成发展的历史投影，又是先民通过幻想创造的神话，是以神话的方式叙述历史，用朴素的原始思维创造神灵形象。先楚祖宗神灵谱系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所创立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楚文化的精华，把这两类对象放在一起进行审视，可以揭示出先楚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联以及屈原血统与先楚神话传统的纠结，它有利于深化楚文化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展示楚骚与神话、原始思维的渊源关系。
1 先楚水缘文化和屈原的恋水情结
先楚祖宗神灵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山海经·海内经》有如下记载：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由于黄帝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因此，许多部族的始祖都追溯到黄帝，楚族也不例外。《海内经》的上述记载未必完全合乎历史实际，但从中可以发现先楚初民和水缘文化密不可分的关联。“黄帝妻雷祖”，《世本》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产青阳及昌意。”《大戴礼记·帝系》亦有相同的记载。雷祖，有时又写作嫘祖，这位先楚初民的女性始祖是西陵氏之子。西陵指今长江三峡一带，三峡最后一峡就是西陵峡。雷祖传说透露的信息是先楚初民发祥于长江三峡一带，是生活在水滨的原始群体，先楚初民从一开始就和水缘文化相关联，女性始祖出自水乡。“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若水，指今四川、云南交界的雅砻江，昌意率领先楚初民迁移到那里定居，还是生活在水滨。韩流，这个称号本身就暗示出先楚初民与水的极深缘份。韩，字形从
，从韦。“就是早字，……古人以早潮为
，晚潮为夕，也可证明和早是一个字，就是潮的初文。”“朝和其实是一个字，从水或川，早声，均为潮的初文。”[1]韩字从，是潮的初文，源于水得音，也源于水得义。韩字又在构形上从韦，韦是围的初文，甲骨文作兵临城下之象，故有包围之义。韩字的构形显示的是被水包围之义，即生活在江河纵横交错的多水地带。流，字形从水，从
，指水的连绵不断，水势很盛。韩流之名，两个字都是由水而得义，他是生活在水域的先楚初民的首领。韩字的意义来自水，这种关联对于后人已经变得很模糊，甚至遗忘，通常只是释为地名或国名而已，不再深究。其实，地域和国度以韩字命名，最初实是源于临水之故。司马迁生于今陕西韩城，春秋时期秦晋发生过韩原之战，韩城、韩原都位于黄河岸边，离黄河很近。这样看来，对于《海内经》记载的先楚初民首领韩流之名，必须运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加以解析，揭示它所包含的水缘文化的意蕴。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颛顼之母称为淖子阿女，也是由水得名。淖，指积水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三泽水而称为三淖，淖指的是水泽。《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栾范以其族夹公行，陷于淖。”这里的淖指的是沼泽、泥潭，系多水之地。淖指水域或多水之地，既然如此，韩流所娶的淖子其来历也就很清楚了，她是来自水乡的女子，又嫁给生活在若水之滨、连名字都显示水性的韩流，她和韩流都是水缘文化孕育的先民，是水域男子和水乡女子结为夫妻。对于淖字的这种含义、它和水的密切关联，后人已经很不清楚，难以解释明白，于是就采用改字的方式加以诠释。郭璞注引《世本》载：“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这是改淖为浊，取其音同。浊，繁体作濁，于是，《大戴礼记·帝系》称：“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这是把韩流改换成昌意，把浊山氏改换成蜀山氏。经过连续的误解，颛顼之母在先楚祖宗谱系中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再也见不到她来自水乡的信息。今天，我们以《山海经》的记载为依据，通过文字考证，终于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出她与水缘文化的关联。
颛顼之前的先楚祖宗神灵，都和水存在很深的缘份。颛顼更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篇称：“帝颛顼生自若水”，颛顼生于若水，即今雅砻江一带，后来才迁入中土。《山海经》记载的颛顼的后裔，往往居住活动在多水之地。《大荒西经》云：“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昆吾是陆终的六子之一，而陆终是吴回之子、老童之孙，老童则是颛顼之子，对此，《大戴礼记·帝系》有明确记载。昆吾食于三淖，就是以三淖为自己的领地，管理这个多水之地。《大荒北经》有“颛顼生驩头”之语，《海外南经》则云：“驩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驩头是半人半鸟形象，以捕鱼为生，当然也是傍水而居。颛顼之前的先楚祖宗谱系，黄帝、韩流都是从水乡娶女，颛顼的后裔也有这种情况。老童是颛顼之子，“老童娶于竭水氏”，他也是从水乡娶女。《山海经》及《大戴礼记》等文献记载了许多原始先民的祖宗谱系，但是，除了先楚系统之外，其它祖宗谱系很少见到从水乡娶女的记载。一方面傍水而居，另一方面又从水乡娶女，从而使得先楚祖宗谱系带有鲜明的水缘文化属性，它的这种特征是其它原始先民祖宗谱系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楚族先民发祥于多水之地，又在江汉流域发展壮大，楚文化的水缘文化特征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并旦能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等许多方面找到坚实的证据。但是，先楚祖宗谱系所蕴藏的有关楚文化与水缘文化相纠结的信息，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更谈不上开发利用。先楚祖宗谱系带有神话色彩，所记载的并不全是历史事实，但是，它在恍惚迷离之中所透露的信息是非常可贵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考察楚文化和文学的重要依据。先楚祖宗谱系所蕴含的水缘文化属性，成为后来楚文化和文学的原始基因，通过各种方式不时地显现出来。
在先楚祖宗谱系中，颛顼是一位关键性成员，是谱系的主角，屈原就把自己的血缘追溯到颛顼。由于先楚祖宗谱系与水的缘份极深，颛顼与水的关联也得到了强化和提升。《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把颛顼说成冬季之帝，按照五行说的划分，冬季为水，这是把颛顼视为水帝，与水神玄冥一道与冬季相配。《左传·昭公十七年》又把颛顼之虚与大水星相配：“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卫国位于颛顼故地，所以，大水星是属于卫国的星次。把颛顼说成水帝，和水星相配，是对先楚水缘文化的认定，这个过程在屈原之前就已开始，到战国时期实现了体系化。
颛顼是屈原所崇拜的始祖，又是先楚水缘文化的象征。屈原作为颛顼的苗裔，在社会已经普遍认定颛顼为水帝的文化背景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血统和颛顼所代表的先楚水缘文化传统，都使他的作品具有恋水情结，并且极其强烈和深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采用了以香花芳草来象征峻洁人格的笔法，其中的许多香花芳草都是水乡植物，如宿莽生于洲，兰草生于泽，芙蓉、江离生于水。抒情主人公或是“夕揽洲之宿莽”，或是“步余马兮兰皋”，往往在水滨活动。至于神游境界出现的水域更为众多，有沅湘、天津、咸池、白水、赤水，还有西海。这些水域或是实有其地，或是出于想象。时而天上，时而地下；时而神界，时而人间，都有水的灵气渗透其间。至于《九歌》这组祭歌，不但出现许多与水密切相关的场景物象，而且还有几位水神成为作品的主角，湘君、湘夫人、河伯都是作为水神出现的。
屈原的恋水情结使他把大量与水相关的物类事象写入作品，同时，他还把水域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屈原作品多次提到彭咸，《离骚》先是说“愿依彭咸之遗则”，结尾又表示”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要效法彭咸的所作所为，准备以彭咸所居之处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彭咸究竟是什么人？古往今来许多学者有过各种猜测，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人们都承认彭咸彭姓，出自颛顼系统，是视融八姓后裔之一，是屈原的旁系远祖，和他有血缘关系。彭咸居于何处？屈原的作品给出了答案，《九章·悲回风》写道：“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听居。”屈原在水上乘风飘游，到水中去寻找彭咸的住处，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归宿。相传彭咸生活在水域，刘向《九叹》也写道：“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显然，彭咸是把水域作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活得自由自在。《离骚》作于楚怀王时期，那时的屈原还没有自杀的念头，因此，篇末所说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并不是要投水自杀，而是要像彭咸那样在水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脱离现实社会。《悲回风》作于屈原流放期间，篇中先后三次提到彭咸，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诗人要“托彭咸之所居”，把彭咸生活的水域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但不是投水自杀。篇尾写道：“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申徒，谓申徒狄。他生活在殷末，因劝谏纣王无效，遂负石投河而死。屈原在《悲回风》中认为像申徒狄那样负石投河而死，于国于己并没有什么益处。当时诗人并没有下决心自杀，因此，“托彭咸之所居”，是步祖先神的后尘生活在水域，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先楚初民傍水而居，把水滨作为自己的摇篮，对此，先楚祖宗谱系以浓缩的方式加以叙述，通过地名、人名暗示先楚水缘文化的属性。后来，经过对颛顼水帝角色的认定和哲学的升华，先楚水缘文化的特征得到强化和充分的显示。到了屈原的“托彭咸之所居”，使得先楚水缘文化的传统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屈原的恋水情结也抒发得淋漓尽致。屈原反复申诉自己要“托彭咸之所居”，是他恋水情结最集中的表现，因为它和作者的人生归宿、终极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呼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屈原的血统和他所继承发扬的先楚水缘文化传统是一致的，血统和文化传统的协调体现为屈原的恋水情结，他对本族祖先水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先楚祖宗谱系的水缘文化属性，还体现在水乡娶女的婚姻关系上。黄帝娶西陵氏女，韩流娶淖子阿女，老童娶于竭水氏，都是从水乡娶女。这些传说构成一个原型，那就是由恋水而派生出的对水滨女性的依恋、追求，这个原型在宋玉的作品中显现得极其充分，并且具有故事情节，产生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宋玉最有开创性的作品是《高唐赋》和《神女赋》，前者叙述楚怀王和巫山神女的一夜风流，后者写楚顷襄王“梦与神女遇”，都是表现楚国君王与巫山神女之间的缠绵悱侧之情。在先楚祖宗谱系中，那些祖先是初民的首领，和后代的君王有相似之处。同时，祖先从水乡娶女又带有灵异的性质，同神话传说相近。到了宋玉的上述两篇作品中，楚国的两位君王先后和巫山神女相遇，从角色设定到叙事模式，都可以发现先楚祖宗谱系所生成的原型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只是男性角色由先楚几位祖先转换成楚国的两位君王，女性角色由水乡女子变成巫山神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巫山神女所渗透的同样是水缘文化的属性。神女活动在“巫山之阳，高唐之阻”，是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女性；她“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本身的形态变化也显示出水的属性，云、雨都是水的具体存在方式。《高唐赋》、《神女赋》所继承的同样是先楚水缘文化的传统，是先楚祖宗谱系所生成的水乡娶女原型的艺术显现。只不过这里继承先楚水缘文化传统的宋玉并不是楚族血统，他本身的血统和他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出自同一个部族，这和屈原是有别的。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在文化传承上出现的这种现象表明，某个部族的文化传统，并不总是由该部族的后代传承发扬，有时是由其他部族成员来承担这种继往开来的使命。人的血统和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往往并非同源而生，这是正常现象，是文化继承显示的开放性，也是促进文化、文学发展的正向推动力量。当然，屈原、宋玉之所以不约而同地继承先楚水缘文化的传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本身就生活在水乡，而不是栖息在以陆地为主的北方。
2 西南大荒的擢首麟身单臂渠股之神
先楚祖宗神灵谱系是简略的，是以浓缩凝炼的形态出现，不过，其中也有形象鲜明的神灵。先民怎样创造出这类形象，他们和屈原笔下的神灵有什么共性和差异？先楚祖宗神灵谱系的编撰者和屈原在创造神灵形象时受什么样思维方式的制约？这些都是饶有趣味而又很有价值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先楚祖宗神中，韩流的形象最为奇特古怪，甚至有几分荒诞和恐怖。他“擢首、谨耳、人面、豕喙、渠股、麟身、豚止”，是杂糅多种动物形体特征而生成的复合类形象，也是半人半兽的形象。也许由于韩流形象不够雅驯的缘故，《大戴礼记·帝系》篇在叙述先楚祖宗谱系时干脆把他略去，变成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这样的谱系，而不是像《山海经·海内经》所记载的那样，是黄帝、昌意、韩流、颛顼四代相承。《史记·五帝本纪》同样把韩流排除在外，按照《大戴礼记·帝系》篇的模式叙述先楚的发祥史。韩流在礼学家和史学家那里受到冷落和排斥，而对于研究先楚文化、古代神话和屈原的文学创作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从中能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因素。
韩流豕喙、豚止，他长着猪的嘴巴、猪的足趾，两种形体特征都取自猪。另外，《山海经》把韩流所居之地称为“司彘之国”，还是和猪这种动物相沟连，韩流形象和猪的关系实在是密不可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要从韩流与水缘文化的关系说起。如前所述，韩流二字的形义均与水相关，他又娶水乡之女阿淖为妻，是一位充分体现水缘文化属性的神灵。按照《周易·说卦》所作的划分，“坎者，水也。”“坎为豕”。坎和水、猪被整理到同一个系列，确定为同类，属性相通，可以彼此确证。既然先楚祖宗谱系中的韩流是充分体现水缘文化属性的神灵，因此，先民在创造他的神话形象时，也就把猪的两个器官移植到他的身上，变成他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把韩流生活的地区称为“司彘之国”。把措和水相沟通，划为同类，这个进程最迟从《周易》卦爻辞编撰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普遍认定是在殷周之际。《姤》卦初六爻辞称：“羸豕孚，蹢躅。”瘦弱的猪受到人的豢养，在那里徘徊。初六是阴爻，豕在这里作为阴柔的象征物出现。《睽》卦上九爻辞写道：“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引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这里讲述的是一位孤独流浪汉有惊无险的一段经历：他在行进途中见到猪伏路而卧，又远远望见一车鬼模鬼样的人，紧张之际，拉开弓想要射箭自卫，后来才发现是化妆娶亲的队伍，于是放下弓，松口气；继续前行又遇到雨。这条爻辞的宗旨是以柔济刚，上九是阳刚过盛的爻位，流浪汉又是一位莽撞的形象，于是，用一系列属于阴柔的事象来中和它们，使阳刚得到抑制，不致于造成危害。娶亲队伍、伏在路上的猪、降落的雨水，都列为同类事象，属于阴柔的范畴。豕和雨同是阴柔之物，这就使得豕和水可以彼此互证。把豕和水划为同类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观念，起源甚早。先民在创造韩流神话时受这种观念制约，在运用类比思维展开联想的过程中，由于韩流称号本身鲜明的水缘文化属性，于是把他描绘成豕喙豚趾，把他所在的地域称为司彘之国。
韩流“擢首”，对此，郭璞注：“擢首，长咽。”郝懿行义疏：“《说文》十二又云：‘擢，引也。’《方言》云：‘擢，拔也。’拔引之则长，故郭训擢为长矣。”郭璞、郝懿行的解释是正确的，有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撑。擢首，就是头部修长，远远超过正常的头脑。在先楚祖先神谱系中，头部修长的神灵不止韩流一位，还可以找到同类形象。颛顼在先楚祖先谱系中是韩流之子，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头部锐长之义。颛，字形从颛、从页。页为头，“耑，甲骨文作
，在不之上增一止，点状表示溅起的泥土。……耑的造字与麦的造字密切相关，均取象于小麦播种以后的情景。小麦是越冬作物，在播种以后刚冒芽尖时，需要践踏压实，使来年小麦生长更旺盛。故麦字从止，而耑字则是直接描绘踩麦田的形象。”[1]耑是踩麦田的形象，从其动作取义，耑表示践踏；从动作的对象麦苗取义，耑表示尖。颛字从耑、从页，指头部尖而长。顼，字形从王、从页。页为头，凡字形从王者多有硕大之义，顼，头部硕大之形。这样看来，颛顼之名，表示的是头部尖长硕大之义，是一位很特殊的神灵形象。
为什么先楚祖宗神灵谱系中多有头部锐长硕大的形象？显然，事实绝不是如此，而是其中自有奥秘。这要从先楚初民所处的地域寻找原因。从昌意到祝融，先楚初民活动在雅砻江和长江流域，在中土先民看来处于西南大荒。神话的创造者正是从西和南这两个方位展开联想和想象，推出一系列形体特征明显有别于普通人的神灵形象。先楚那些头部锐长硕大的祖先神，就是先民由南部方位展开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中国地处北半球，北方寒冷而南方炎热，造成南方气温高于北方的重要原因是日照的充分和强烈。太阳在天空中运行，正常情况下都是首先照射在人的头部。既然南方日照充足而强烈，因此，先民就想象居住在那里的先民一定头部非常发达，锐长硕大，先楚祖先神中一系列头型特异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创造出来的。《山海经》中出现的头部硕大的形象，不限于先楚祖宗谱系中的成员，还有其他先民。《海外南经》提到的羽民国，“其为人长头”，一说“其为人长颊”，总之是头部发达，可以和先楚那些祖宗神灵的形象相互印证。古代先民还认为，南部居民头脑发达，不但体现为头形硕大，而且往往不是一个头颅，而是同时长出几个。《海外南经》称：“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世间不会有这种形体的人生存，如果偶而出现，那也是怪胎畸形。但是，古代先民在其朴素的空间方位观念统辖之下，还是把这类形象顽强地创造出来，视为一种奇观。了解到古代先民这种思维定式，那么，先楚祖宗谱系中往往出现锐首硕头形象的神灵，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不再是令人困惑的难题。
在先楚祖宗神谱系中，还出现了单臂及无臂的神灵。《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如下记载：
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袁珂先生指出：“此噎即上文之嘘，亦即《海内经》之噎鸣。”[2]袁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可从。噎是颛顼的后裔，也是先楚祖先神，主管日月星辰的行次，是一位时间神。噎的形象非常古怪奇特，他没有双臂，是把双腿屈曲之后向上举起，固定在头部，用其发挥手臂的作用，可以推断出他的双腿很长，用腿代替手臂的功能。据《大戴礼记，帝系》著录的先楚祖宗谱系，颛顼生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吴回作为先楚祖先神之一，只有一只左臂，没有右臂，是独臂之神。噎、吴回形象无臂和一臂的特征，仍然是先民在创造神话时从先楚祖宗神所处地域切入展开想象的结果，把这两位神灵定位在西方。如前所述，古代先民把东方和西方分别与人的上肢和下肢相配，认为东方之人上肢发达，西方之人下肢发达而上肢是弱项，因此，两位先楚祖宗神被描绘成无臂或独臂。类似形象在《山海经》中还可以见到，《海外西经》提到一臂国，其人“一臂一目一鼻孔”；有奇肱国，“其人一臂三目”。《大荒西经》提到一臂民；“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这些独臂神灵无一例外都被安置在西部大荒，把身体只有一臂作为西方神灵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往往是先楚祖宗神。
综上所述，先楚祖宗神多是奇特怪诞的形象，先民在创造这些神话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联想、想象：一是先楚的水缘文化属性，二是先楚居民所处的地域。先民在创造这些神话时，运用的是类比思维，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在具体分类的过程中，着眼于神灵的形体特征。把先楚水缘文化和猪划为同类，于是赋予韩流多种猪的形体特征；把空间方位的南和西分别与人的头部、手臂、下肢、耳朵建立起对应关系，因此所出现的先楚祖宗神有的头部硕大锐长，耳朵微小收敛；有的长股，有的无臂或独臂。先民在创造这些神话时，运用的是古老的原始思维，带有明显的朴素直观的性质，有几分幼稚，又有几分可爱，显示出人类童年的天真。这种原始思维的朴野性在后代很难见到，其思维方式的奇特在古代西方和其他原始先民那里也很少有类似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准确把握古代先民原始思维的具体方式，才能找到他们创造这些神灵形象的依据和遵循，否则，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揭示这些形体怪诞的神灵之迷。要解开神灵形象之谜，必须首先解开古代先民原始思维之谜。这种解谜破译工作不是单靠书本知识、已有的理论所能奏效，而必须对大量的神话事象进行系统的梳理，通过量化研究达到定性，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此过程中，要运用逻辑推理，还要有联想和想象，同时也需要人生的体验和感悟。
3 青衣白裳的日神和高冠切云的屈原
屈原是楚族血统，是颛顼氏的苗裔。他的作品中出现众多的神灵形象。那么，屈原在创造这些神灵形象时，在思维方式上对先楚祖宗谱系神话有哪些继承，又有哪些超越呢？
屈原所塑造的神灵形象，按其和历史传统的关系划分有两种类型：一种以继承为主，是以不自觉的方式运用原始思维；一种以超越为主，以自觉的方式运用阴阳五行哲学，具有独创性。
屈原在《招魂》和《天问》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材料，没有进行过多的改造加工。这样一来，他在运用古代神话传说的同时，也继承了早期先民的原始思维，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早期先民的思维方式、联想和想象机制。《招魂》写道：“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长人即高大的巨人，对此，《山海经》有多处记载。《海外东经》提到大人国，《大荒东经》提到大人之国、大人之市、大人之堂，《大荒北经》也提到大人之国。以上出现的大人之国都位于东方，或是正东，或是东北。古代流传的大人之国在地域上都锁定在东方，这与早期先民的太阳崇拜密切相关。太阳升起在东方，太阳给万物以光明、热量，因此，东方被视为生长的方位、生命力旺盛的方位，设想东方之人一定身材高大，于是产生一系列大人国神话。屈原的《招魂》把东方描写成巨人生存的国度，这样一来，他在引用古代大人国神话的同时，也接受了早期先民创造大人国神话的思维方式，即把空间方位和人的形体特征相沟连，根据神灵所处地域赋予神灵相应的形体特征，创造出相应的神灵形象。当然，屈原在这里对原始思维的继承是不自觉的，而不是有意识地接受。古代东方有大人国神话，也有小人国传说。《山海经·大荒东经》写道：“有小人国，名靖人。”小人即形体短小之人。形体矮小而称为靖人，从称呼上可以推断出小人国传说得以产生的思维方式。靖，字形从立，从青。青，“甲骨文作肖，金文作
，……从
或从生，井声。《释名·释采帛》载：‘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这说明青和生音义相通，古文原为一字。生系
出生之形，自然可以表示‘物主时色’义。”[1]青和生都是小草初生之形，小草初生自然低矮，所以称短小的人为靖人。那么，为什么把矮小的靖人也说成是居于东方呢？这还是源于古人的空间观念。太阳升起于东方，因此，东方被视为始生之方，万物始生必弱小，青有微细之义，所以后来的五行说把青与东方相配，表面是取其色彩，实质是由青字表示微细的原始意义而来。古代东方有大人国神话，又有小人国传说，屈原在《招魂》中引用的是大人国神话，为的是表现东方之地的恐怖性，东方巨人是作为一种威慑性的因素出现的。屈原在继承原始思维时是不自觉的，但对写入作品的神话却是有选择的，有明确的目的性。
屈原作品中的许多神灵形象，和先楚祖宗神灵相比，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又有明显的超越。《九歌·东君》是祭祀太阳神的歌诗，屈原笔下的太阳神是“青云衣兮白霓裳”。太阳神为什么是上青下白的服装呢？对此，王逸注：“日出东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为饰也。”王逸的解释是正确的。按照五行说的划分，东方与青色相配，西方与白色相配，太阳升起于东方而降落于西方，因此把他描绘成青衣白裳的神灵。太阳神起行时还“驾龙辀兮乘雷”，洪兴祖补注：“震，东方也，为雷、为龙。”洪兴祖解释的依据是《周易·说卦》对震卦所作的比附，符合作品的实际。屈原是根据太阳升起的方向为这位神灵配置仪仗，使之与阴阳八卦的理念相协调。《九歌·大司命》的主角是位天神，诗中描写他出行时是“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大司命乘玄云出游，也与他所处的空间方位相关。古人认为天宫位于北方上空，按照五行说的划分，北方与玄色相配。既然大司命是从天宫出发，当然所驾乘的应该是玄云，而不是其它色彩的云气。屈原在塑造上述神灵形象时，把神灵的衣裳仪仗与神灵所处的空间方位联系在一起，按照神灵所处的空间方位配备相应的色彩，空间定位是色彩调遣的基础和依据。就此而论，这与先楚祖宗神形象所体现的原始思维是一致的，都是从空间方位切入展开联想和想象，把相关物象与神灵所处空间方位相配，构成同类，运用的是类此思维。可是，如果把先楚祖宗神灵与屈原笔下的神灵形象相比，又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早期先民在创造先楚祖宗神形象时，着眼于神灵所处空间方位与神灵形体特征的关联，兴奋点投放在神灵躯体的形态、各种器官的配置，既着眼于形体器官的结构，又注意到它们的功能。屈原在从空间方位切入塑造神灵形象时，聚焦点已不在神灵的形体器官，而是他们的服饰仪仗。早期先民在创造先楚祖宗神形象时，所运用的原始思维，不但朴素直观，而且富有感性，显得幼稚粗糙，带有人类童年的天真。屈原虽然也把空间方位与相关物象加以搭配，继续运用原始的类比思维，同样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但他所依据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八卦理论，是已经精致化的原始思维，不再带有早期的朴野和幼稚，是经过蒸馏提纯的原始思维。就此而论，屈原在创造神灵形象时，在思维方式和艺术描写上对先楚祖宗神形象又有所超越。
最后顺便提及屈原自身形象的塑造。《离骚》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九章·涉江》开篇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屈原把高冠长剑作为自己的奇服，并且乐此不疲，虽年老而兴致依然。佩带长剑是战国时尚，是新兴起的风气。盂尝君的门客冯驩先后三次弹剑而歌“长铗归来乎”；荆轲刺秦王，秦王惊，“拔剑，剑长，操其室”。这些事实都可以为屈原喜爱佩带长剑找到现实根据，比较容易理解。至于屈原为什么要高冠切云，则在当时社会见不到类似习俗时尚。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要到楚族的历史中去寻找。先楚的三位祖宗神韩流、颛顼、术器，都是头部锐长硕大的形象，尤其是屈原在《离骚》开篇提到的始祖颛顼，这个称号本身就是头部锐长之义。屈原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颛顼，他本人又博学多识，对于颛顼二字的含义应该了如指掌。既然如此，屈原的高冠切云是否在按照祖先神“擢首”硕头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以返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世时嫉俗之情。退一步讲，即使屈原没有自觉的返祖意识，但是，从客观效果上考察，尽管抒情主人公高冠切云的服饰起着领导时尚新潮流的作用，实际上却是向自己的祖先神形象回归。
收稿日期：2003-11-15
[1] 尹黎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93,339,315.
[2] 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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