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信用风险分析_金融中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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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风险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但风险程度却大相径庭,尤其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崇尚行政干预的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将引入内生信贷风险及超额信贷风险的概念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内生信贷风险

信贷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从事信贷活动时,由于结果与预期的偏离而造成资产或收入损失的可能性,具有不确定性、或然性、损益性和扩散性的特点。由于信贷活动存在时空差,信贷风险事实上是经济金融活动的必然伴生物,我们将源于希贱金融制度造成的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以及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的信贷风险称为内在生信贷风险。

1.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内生信贷风险累积与释放的制度背景 希贱金融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扩大了内生信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希贱金融制度使资本流通相对独立,形成了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逐步脱离,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符号经济与实物经济背离的可能性就越大,产生信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诺贝尔奖得主阿莱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大赌场,在其中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有关的不超过2%。贷币是流通的轮毂,但一旦轮毂脱离主体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大量游资无法控制的增长,加上实物经济的滞涨,近年来已多次引发了货币、金融危机。在实践中,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所产生的主要表象就是泡沫经济。资本流通独立于实物经济,资本在逐利的天性下纷纷涌向房地产、股市、金融衍生品等投机性市场,金融资产价格飞涨,推动预期逐步偏离实际,信贷风险开始累积。经济虚拟的程度越高,信贷风险在价格高位所累积蕴藏的势能就越大。一旦缺乏新资金的介入,甚至市场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导致投资者信心减弱,高势能位的不稳定平衡将被破坏,信贷风险开始释放,市场力量将预期拉回实际,从前高估的预期被暴露出来,金融资产价格迅速向基础价格回落,金融中介机构成为首当其冲的风险承担者。特别地,金融资产的价格回落往往以一种聚变的方式进行,其下降的速度远远快于上升的速度,因此,经济泡沫不是慢慢地缩小,而是迅速破裂,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狂跌,如果发生系统性的连锁反应,信贷风险将会演变成金融危机,整个经济就将陷入剧烈的衰退——停滞状态,金融机构的前期投入无法收回,资产大幅缩水,形成巨额不良资产[1]。

2.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内生信贷风险微观生成机制 近几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使人们对金融市场微观行为基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使得金融理论获得了重大进展(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及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理论。此前关于金融风险成因分析的理论主要是起源于马克思的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也使我们认识到为什么金融机构在经济环境的变化面前如此脆弱。信息不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困境(Moral Hazard)决定了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信贷链条中还是其自身都存有内在的脆弱性。

(1)无金融中介信贷链条中的信贷风险

斯蒂格里兹以及魏斯(Stiglitz & Weiss,1981)的研究表明,在没有金融中介参与的信贷活动中,由储蓄者和借款人进行直接交易,如图1,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相对于贷款人, 借款人对借款投资项目的风险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最终贷款人储蓄者对信贷用途则缺乏了解,从而产生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困境。

图1 无金融中介的信贷链条

┌───┐ ┌───┐

│储蓄者├─────┤借款人│

└───┘ └───┘

在无金融中介的信贷链条中,信贷风险(R[,t])是道德风险(M[,h])和逆向选择(A[,s])的函数:

R[,1]=f(M[,h] A[,s])

(2)有金融中介信贷链条中的信贷风险

金融中介的参与,如图2,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根据相对风险大小来对借款者进行差别对待,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同时,金融中介机构可以通过事后监督限制借款人的道德困境。设金融中介的参与对信贷风险的影响为E[,m], 则有金融中介参与的信贷风险(R[,2])为:

R[,2]=f(M[,h] A[,s])-E[,m]

图2 有金融中介的信贷链条

┌───┐ ┌────┐ ┌───┐

│储蓄者├───┤金属中介├───┤借款人│

└───┘ └────┘ └───┘

(3)信贷链条中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金融中介参与只是产生了降低信贷风险的可能,具体效果要视不同情况而定。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当

E[,m]>0时,信贷风险降低;

E[,m]<0时,加剧信贷风险;

E[,m]=f(M[,h] A[,s])时,信贷风险完全被消除。

分析E[,m]=f(M[,h] A[,s])是否成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金融中介的参与只能降低而不能完全消除信贷风险,从而形成内生性信贷风险。E[,m]=f(M[,h] A[,s])是否成立,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讨论其前提条件。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到两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一个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只有储蓄者不同时提款,才能保证机构其对零散储户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从长期来看储蓄余额(S[,b])必须是非负增长的,即Sb≥0.

另一个前提条件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是高效的,并且是无成本或至少是低成本的。筛选和监督成本(C[,s])趋于零,

L[,im]C[,s]=0.

由于不对称信息存在,这两个条件的成立并不是绝对的,这样便产生了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正常情况下,S[,b]≥0,但在特殊时期,如30年代大萧条时期,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注:这一经典假设告诉我们,如果其它储户的策略是挤兑,那么某一储户不挤兑时将可能损失所有储蓄,而参与挤兑可能减少稳步发展的损失,此时他的较佳策略就是挤兑;如果其它储户的策略不是挤兑,某一储户的则认为自己挤兑与否不对其储蓄的安全构成影响。所以,无论其它储户的行为如何,就某一储户而言,其最佳选择是参与挤时间兑。)(会造成储户挤兑提款,破坏第一个条件。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备很难使C[,s]趋于零,事实上,C[,s]经常在区间(OP)(P为金融中介投资该项目的收益)上摆动,即0<C[,s]<P,

第二个条件不成立导致了信贷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及金融资产质量的趋降性,C[,s]越趋向于P,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就越差;若无C[,s]>P,金融机构最终将倒闭。

(4)金融机构自身脆弱性

这是决定E[,m]=f(M[,h] A[,s])是否成立的第三个条件。以上我们在储蓄者——金融中介——借款人的链条中,从金融中介所处的地位分析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其实就金融机构本身而言也存有严重的脆弱性,在缺乏有效的监管时,金融中介也存有逆向选择和道德困境的倾向。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隐藏行信息的情形,如金融机构隐藏在知情的情况下向高风险项目提供巨额贷款的信息。委托 代理制③(是形成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根源。首先,委托代理制使金融机构因管理决策造成的收益与损失不对称。金融机构不同于其它企业,其自有资本金只占其资产的很少一部分,而其净>越小,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就越小,他们就越倾向于采用高风险的经营策略,或者在不利的情况下为起死回生下赌注(Gamble For Resurrection)。 管理者的风险决策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巨大收益,失败的损失却相对较小。其次,委托代理制使金融机构在面临的风险越大时,得到政府救助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种假设下,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信用膨胀时期的从众行为就成为不确定性下的理性选择:如果成功了,不仅不会失去市场份额,而且能得到一块超额利润;如果和其它金融机构一起陷入困境,政府就不能进行拯救,以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逆向选择是指隐藏知识信息的情形,如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不同信用级别的企业提供相同利率的贷款,逆向选择的结果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或使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贷款项目。逆向选择并不象道德风险那样是金融机构的主观行为导致了高风险,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风险增加的事实。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金融机构自身产生严重的内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樱炯致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显然,只有当每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L[,r])趋向于零,即

L[,im]L[,r]=0时,

E[,m]=f(M[,h] A[,s])成立。

3.内生信贷风险的形成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当

S[,b]≥0

L[,im]C[,s]=0

L[,im]C[,r]=0时,

E[,m]=f(M[,h] A[,s]),金融中介的参与完全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整性,信贷风险为零。

R[,2]=0.

特殊地,当S[,b]<0,或L[,im]C[,s]>P,或L[,im]C[,r]>0时,

E[,m]<0,金融中介的参与不但没有降低而且增加了代贷风险,

R[,2]>R[,1].

一般地,S[,b]≥0

0<C[,s]<PL[,im]∑[,Lr]<0,从长期来看, 只要所有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之和小零(不排除个别机构的L[,r]>0),金融体系就能运转下去。通常,金融机构对信贷风险的影响(E[,m] )稳定在一个常数(α)水平上,在这个水平上,金融体系运行平稳,经济稳定增长。此时,

0<Em=α<f(M[,h] A[,s]),

0<R[,2]<R[,1],

即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金融中介参与只能降低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信贷风险。这部分信贷风险是在希贱金融制度下,由实体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及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故称之为内生信贷风险。

二、政府干预与超额信贷风险

在信贷资产中,信贷风险表现为不良信贷资产占信贷资产总量的比率。内生信贷风险的存在与发生服从某种概率统计规律,西方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的不良信贷比率一般不超过2%。 反观政府主要导型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其不良信贷资产比率远超过2%,见表1。本文将由政府干预造成的、超过2 %内生信贷风险以上的信贷风险称为超额信贷风险,其有系统性、高比率的特征。

表1 部分国家1997年不良信贷资产比率

单位:%

国别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泰国 印尼

比率 领2

2

14 20-25 30

20

注:①美国为控制比率,根据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评级体系换算得出。

②美、日、韩、印尼等国的数据来源于《参考消息》1999.3.24。

③美、日、韩、泰、印尼皆采用五级分类法,即将信贷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不良资产为后三类;我国的不良资产的划分标准为一逾两呆。

对于东亚经济,无论是昔日辉煌还是今日的危机,政府的作用及金融体系的角色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东亚经济强劲增长时,人们高度赞扬东亚各国政府及其创造并管理的金融体系。然而,正是这些当年被夸成是促成亚洲发展的因素如今被指责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人们对政府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亚洲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特征——一种有效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政府、银行与企业间的合作,被看成亲情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政府主导型投资以及缺乏效率和透明度的证据。关于政府在信贷活动中的作用,不能因为东亚奇迹而使之永恒化,也不能因金融危机而抹杀它的作用,关键是要看政府在什么时候做、做了什么。

1.经济起飞阶段政府在信贷链条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的参与影响了信贷链条中金融中介和借款人的经济行为,如图3。如前所述, 金融体系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到两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内在条件的制约。毫无疑问,经济起飞阶段,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内在缺陷,对这三个条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信贷风险。

图3 有政府参与的信贷链条

┌───┐

┌─┤ 政府 ├─┐

│ └───┘ │

┌───┐ ┌──┴──┐ ┌──┴─┐

│储蓄者├─┤金融中介 ├─┤借款人 │

└───┘ └─────┘ └────┘

(1)牵颈的政府干预不仅增强了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而且积极地促进了储蓄

经济起飞时期,东亚国家的储蓄率高达GDP的20%以上,是美国的4倍,政府至少在三个方面推动了高储蓄。一是直接地通过连续的高积累率及经济发展计划动员居民储蓄,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二是间接地通过宏观经济的稳定,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和安全感,鼓励人们更多地储蓄;三是通过一系列金融规制来影响居民的储蓄倾向,如不支持居民购买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实行低利率政策等,这些都利于社会总储蓄的增加。金融体系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S[,b]>0,

dS[,b]且────>0

S[,b]

(2 )牵颈的政府的参与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变得低成本或无成本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模型中,投资和储蓄是各自独立变动的,但多数实证研究表明高储蓄会转化为高投资,东亚的高资本积累率一直是由高储蓄维常灸。高投资是否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投资总会流入高收益的部门,推动经济沿着生产函数去增加产量、提高居民福利;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投资不会自动流向有效率的部门,而且还会造成很高的调整成本,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有着很高的投资率,经济发展速度却不高,且伴有严重的结构问题的原因。东亚经济能沿着一个不变的生产函数前行并维持多年,的确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政府及政府管理的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政府制定发展计划,然后要求中央银行以统制方式提供资本动员,政府及政府管理下金融体系不仅高效地配置资源,而且充当了信息中枢的角色,牵颈地传递信息,使单个经济体效率及其组合变得更高,这些都很好地促进了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强制性地浓缩了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个框架中,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并不重要,只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就可以放款,项目选择、投资决策、甚至是还款计划都有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和筛选尽管可能不是高效的,但却是低成本或是无成本的。设符合国家政策的投资项目的监督和筛选成本为C[,s1]显然有,

C[,s1]<C[,s],

(3)牵颈的政府干预降低了金融中介的风险偏好

在牵颈政府干预下,金融机构按照政府的引导从事信贷活动,风险偏好大大降低。

2.信贷链条中行政干预发挥积极作用的自然前提

(1)政府决策正确

在起飞之前,东亚经济本质上说是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场经济,不具备帕累托最有效率。二战后,日、韩及东南亚各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极其困难的,为了摆脱困境,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积极地赶超政策。赶超政策所要做的是投资主要的产业部门、构建工业化的发展框架,此时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计划满足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信息,政策取向、制度安排与基本国情容易龋久一致。起飞后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工业化和基础框架构建完成,社会需求变得纷繁复杂,决策当局不可能掌握满足这些需求的完全信息,作为一个发达或半发达国家,政策取向与制度安排应做适时调整。

(2)政府、银行和企业经济利益关系耦合

政府干预是否有效依赖于政府、银行、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利益的高度协同性,这与一国的整体国民素质高度相关,一个命运共同体构成了这一制度安排的初始条件和有效硬约束。受儒家文化影响亚洲各国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在战后生存危机及国际环境的压迫下,这种民族认同感在各经济利益主体间得到高度升华,不仅在客观上产生了以国家强力动员资源赶超先进国家需求,而且在主观上也达成了通过谋求国家利益实现个人目标的共识。随着生存发展条件的改善及价>观念的西化,这些初始条件遭到破坏,随即出现了个人(集团)利益的膨胀、政府官员的腐败等问题。

(3)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借款人经营正常

高负债率是东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受政府、银行扶植的大企业尤为如此。企业负债主要是银行资产,企业经营政党是银行如期收回贷款的前提。进入90年代,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政府保护的东亚大企业严重缺乏适应变化能力,相继陷入经营困境,使大量银行信贷沉淀,形成不良资产。

3.信贷链条中政府过度干预的负面影响

政府干预积极作用的发挥用严格的自然前提,这些前提条件具有暂时性和偶然性。当这些条件开始消失时,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淡出对经济的干预;二是继续推行经济计划,此时政府必须改变干预手法,增强干预程度,这就导致了政府的过度干预。

(1 )金融制度扭曲加剧了金融中介和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偏好增强

在起飞时期,通过信用强制合同,金融业成为政府<行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官办金融,政府并通过金融实现了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控制,如主办银行制度、开发金融等。在信用强制合同中,政府往往是通过信贷配给或提供担实施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把经营风险转嫁给政府,政府成了完全的风险承担者;金融机构不仅是严格的风险规避者,而且即便是在经营亏损时也能得到某种支付(注:这支付可能不是以货币支付的收益,而是某种进一步获取收益的能力或手段,如更多的信贷配给权、有稳定收益的信贷项目、央行低息再贷款等。)U(p)。这种不平衡的收益、风险分摊机制使政府、银行、企业形成了一种特殊地利益关系,政府利用强制合同得到更多的租金,银行、企业则想通过合同得到更多的支付,在这种利益关系下,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得到其他方的纵容,如在经营机制不做任何改革的前提下向不健康的企业注入贷款、给有问题银行组织存款、对外界隐瞒真实信息等等。这种机制一方面鼓励了政经勾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又诱使银行和企业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经营规模越大从政府获取更多支付的资本越大,倒闭的可能性越小,结果造成了银行超贷、企业超借,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必然造成信贷风险的暴露与累积。

(2)经营主体缺乏竞争和适应能力

在有政府干预的信贷活动中,经营主体没有开拓市常灸压力和动力,也不缺乏市场竞争是能力。由于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是由政府替代的,银行也就缺乏甄别客户的能力;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只注重规模的扩张,忽视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一旦失去保护直接面对市场,因缺乏相应的适应能力而陷入经营困境,并累及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

(3)信用基础遭到破坏

信用是金融活动的基础。从传统道德价>观来讲,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各国的信用基础是比较稳固的。然而,多年实行的政府干预或计划经济体制却几乎摧毁了传统文化所建立的信用关系。因为,政府干预或计划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计划和命令组成的责权关系,每个人处于这种纵向关系之中,对上负责,对下行使权利,所有的义务仅在于完成计划。而信用关系则是一种向契约关系,每个人都是平等交易主体,在享受权力的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纵和横的矛盾决定了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是排斥信用关系的。当他们在纵向的体制中运用贷币、信贷、金融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手段时,契约关系被责权关系所龋贱,信用关系随发即遭到破坏。

4.超额信贷风险的形成 过度的政府干预通过金融中介和借款人对信贷风险产生了影响(E[,g2]),过度政府干预下的信贷风险(R[,4] )为:

R[,4]=f(M[,h] A[,s])-E[,g2]

在政府的过度干预下,产生政策性贷风险R[,p],且R[,p]>0, 又由于,L[,r2]>L[,t],所以,E[,g2]<E[,m]=α,

R[,4]=f(M[,h] A[,s])-E[,g2]>R[,2]

我们注意到政府干预通过金融中介和借款人对信贷风险产生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正(E[,g1])到负(E[,g2])的过程,如图4。

图4 政府干预效应的变化过程

显然在横轴的上方政府干预起到了积极作用,E[,g1]>0,R[,3]<R[,2]

有行政干预的信贷风险小于内生性信贷风险,如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时期。信贷链条中政府干预的负面效应是不为累积的,当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政府干预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消失时,政府过度干预的综合效应将由正变负,

E[,g2]<0,R[,4]>R[,2]政府的过度干预增加了信贷风险,如果政府不改变干预的方式和程度,市场发育的程度越高,其负负效应累积的越大,一旦遭遇经济不景气就会突现出来,体现在信贷活动中就是形成比内生信贷风险更高比例的信贷风险——超额信贷风险。

三、结论

在希贱金融制度中,源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的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导致了内在信贷风险。政府干预是一把双刃剑,经济起飞时期,它可以弥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陷,降低信贷活动的成本,甚至是提高信贷配置的效率;但政府干预并不是无条件和无成本的,其作用前提的消失及负面效应的累积会造成较严重的超额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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