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毛泽东“赶超”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超英赶美”是50年代中后期一个极为振奋人心的口号，有过广泛和重大的影响。这一口号是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实践密切相连。由于50年代后期经历的曲折，这一口号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战略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本文拟从分析目前研究的一些动态出发，就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不成熟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一、“赶超”问题应如何定位
关于“赶超”问题，目前的研究中提法颇不统一。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将“赶超”作为党的一种发展战略或目标，一是作为党提出的号召或口号。这就涉及到它的定位问题。
我们以为，上述两种提法都有可商榷之处。当然，将“赶超”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和奋斗口号，在逻辑上是无可质疑的。但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从“赶超”问题最初的表达到后来的提倡流行，党中央并未作过正式的研究和讨论，无论是作为战略还是作为目标，明显不恰当，而且也难以解释后来的结局。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确实在讲话中提出过“赶超英美”的问题，但也大都是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号召或口号，但党中央从未作过专门的动员和鼓动。笔者以为，与其将“赶超”问题作为战略（目标）或号召（口号），还不如认定一种思想更为确切。
本文将“赶超”界定为一种思想，是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第一，“赶超”思想从初步酝酿、正式提出到后来的发展有一个较长过程，前后提法也各有差异，如最先讲“超美”，接着改为“超英”，后来又有“超英赶美”的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体现的思想是共同的：即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建设速度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单独地看，“超英”确实作为党的号召，在有关的会议上宣布过，也在新闻媒体上广泛宣传过，但时间并不长，而且期间有过变化。如果仅仅将它作为党的号召，必然不可能深入研究前后左右的彼此联系。第三，从毛泽东的讲话和党的正式文献看，缺乏将“赶超”作为一种战略目标的根据。事实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没有把“赶超”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且也不是始终一贯提倡的，中间有过中断，最后也不了了之。因此，正确地定位将会涉及到对“赶超”问题整个过程的认识和评价，这是首先需要辩明的。
二、“赶超”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关于“赶超”思想的提出，不少论著和论文都有所涉及。从已见的资料看，毛泽东最早比较明确地表述这一思想是在1955年3 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提出用几十年的时间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日益明显。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很明确地说：我们比美国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页。）类似的话毛泽东在1956年底和1957年还讲过多次。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当听到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后，便改变了原来的提法，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注：见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19页。）12月2日， 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大会致词中公开宣布了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赶英”设想。于是，在国内各种会议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迅速成为党中央的号召，到处宣传，并落实到相关指标上。
1958年是中国高歌奋进的火红年代，大跃进的形势将上上下下头脑烧得发热，“赶超英国”的口号不仅叫得震天响，而且赶超的时间一再缩短，赶超目标从英国扩展到美国。该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 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或十年赶上美国”。（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95页。）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呈送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 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 （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99页。）可见，此时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
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赶超”思想的形成过程基本是清楚的，但研究者尚未作过阶段性的划分和概括，以致有“来龙”而无“去脉”。我们以为这一过程是否能作如下的划分和概括：第一是思想酝酿阶段，时限为1955年至1957年11月。酝酿阶段的特点是已经产生了“赶超”的愿望，但目标不确定，不仅瞄准了美国，而且也提出过赶超苏联，主张中国“比苏联搞得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第二是提出和号召阶段，时限为1957年11月至1958年底。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目标明确，先是限定“超英”，不久就“超英”、“超美”一起提，赶超时间一再缩短。第三是中断阶段，时限为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这一阶段是党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以及经济建设发生的困难有所察觉，并主张“压缩空气”、“降点温”，因此，翻阅1959年上半年的报刊杂志，已找不到“超英赶美”的口号。第四是恢复阶段，是在庐山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庐山会议后期发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又掀起第二次大跃进，“超英”口号重新见诸报端。1959年9月12日， 《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十年一定能赶上英国》的文章。但影响已不如1957年底、1958年那样大。1960年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和苏联撤退专家等原因，“超英赶美”的口号偃旗息鼓。这年的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 毛泽东在会见他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 页。）很明显，这是否定了5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赶英超美”的口号。当然，作为“赶超”思想不能说就此终止了。以后，更有影响的是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三、“赶超”思想的成因是什么
研究者在分析毛泽东的“赶超”思想时，大都注意到了这一思想形成的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是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实际，促使毛泽东立志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潮流；外因主要是受当时苏联赶超美国的鼓舞。有学者具体概括为三方面的原因：“新中国贫穷的巨大压力”、“国际共运中赶超热潮的激励”、“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的影响”。（注：李安增：《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我们认为还可作深入的分析。
其一，从新中国成立的短暂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还很难说就已经站住了脚跟。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是，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发生，使党的领导人受到极大的刺激。可以说，这是中共执政后受到的第一次国内的严重挑战，它至少说明，怀疑和不服共产党统治的情绪还比较普遍地存在。不错，党成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总体上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看不到中国的前进，否定取得的成绩，是绝对错误的。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毕竟还刚刚开始，党要证明自己执政地位的稳固，最主要的要看经济建设上的实绩。就这一点而言，党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建国之初，怀疑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人最大的担忧就是“抓经济行不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是叫嚷什么“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吗？因此，试图尽快地从经济发展上证明自己的能力，是党中央领导人头脑里最为急切的愿望，尤其是毛泽东，建国伊始就始终不停地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抓生产，给全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严格地讲，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以前，党的工作重点还没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八大”以后，毛泽东还多次说：我们党内懂经济工作的同志不多，包括他自己，对经济工作还有很多没有认知的“自由王国”。因此，通过高速度地发展，在经济上尽快地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中共力图有效地证明自己的驱动力。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是毫不奇怪的。
其二，从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看，建国以后的最初几年可以说是进入了最为兴奋的状态。军事上胜利辉煌，不仅横扫国民党的军队犹如摧枯拉朽，而且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优良武器装备的美国兵也成了手下败将；在国内的建设上，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恢复还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如预期的那样顺利，而且，毛泽东从一次次的顺利进展中，充分感觉到党的威力和他个人的声望。前进中的困难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很容易地被排除了。尤其是1955年夏季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毛泽东感慨万千，5亿中国人， 只要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化解。毛泽东的这种兴奋状态，在当时他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批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他看来，只要群众起来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在人的主观意志面前，任何客观因素都不能成为障碍；在人民面前，只有领导落后于群众的事，劝各级领导不要做“小脚女人”。处于这样兴奋的状态，又用这样的思维来认识事情，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是十分自然的。
其三，从当时世界形势来看，中国面临着极为严重而且又十分复杂的挑战。首先是帝国主义欺负人，美帝国主义不仅坚持对新中国采取封锁禁运，而且一再支持蒋介石颠覆破坏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对此始终憋着一股气。他们深知，虽然朝鲜战场上的较量中国取得了胜利，但毕竟自己经济上、科技上还很落后，腰板硬不起来。要强硬地与帝国主义对抗，必须从经济上尽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其次，从1956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麻烦。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爆炸点，一时引起较大的思想混乱，中苏两党的关系进入微妙的时期。一方面中共采取谨慎的态度，竭力维护苏共的威信，特别提出“以苏联为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坚持原则，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十分显眼。中国党主观上绝无想当头的愿望，但客观上起的作用又非同小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对苏联的依赖很大，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一旦与苏共闹翻，苏共很可能在经济建设上刁难中国。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如此。因此，如果要谈国际上的压力的话，不仅来自帝国主义，同样也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体地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不只是受到苏联“赶超美国”的鼓舞，更有担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裂，苏联试图控制、排挤、压制中国的因素。
四、如何评价“赶超”思想
如何评价“赶超”思想，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来看主要有3种观点。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认为，1957年后党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盲目赶超意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与急于求成的盲目赶超意识有密切关系，大跃进运动，是赶超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注：连俊生、王哲玲：《盲目赶超意识与新中国建国后的“左”倾错误》，载《文史哲》1996年第4期。 ）这样的评论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常可看到。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赶超战略看成是“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代名词”，“赶超战略本身无可厚非”、赶超战略“并非异想天开的幻想”，同时也指出“赶超战略实践受挫有因”。（注：李安增：《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 ）第三种观点是分两段评价，认为“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到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提出的‘超美’设想应该基本肯定”，“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赶英超美’设想应该基本否定”。（注：周三胜：《毛泽东“赶英超美”的设想浅析》，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2 期。）
我们基本同意第一种评价，即持否定的态度，但不赞成将“赶超”思想直接与1958年的大跃进相联系，也不赞成以大跃进造成的危害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根据。我们认为，“赶超”思想的提出是草率的，它的错误之处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过早地、盲目地确定了追赶世界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目标，以致使党在刚开始从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陷入不理智的发展思路之中。
毫无疑问，提出“赶超”思想是以良好的愿望为基础的。事实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志士仁人都提出过“赶超”的思想，例如康有为、孙中山，他们在“以英美为师”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决心超越西方的愿望。（注：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称：“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4页。 ）孙中山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8页。 ））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负重心理下激起的积极反应。因此，5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赶超”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责任、民族自信、民族热情的体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竞争世界先进之林的意识、没有赶超发达国家（或者总体水平或者某一方面）的志向，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就此而言，“赶超”思想对于我们仍具有现实意义。但这不能成为肯定50年代“赶超”思想的根据。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评价一种思想，不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主观上能够成立的东西不等于客观上需要的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道理告诉我们，任何思想必须满足实践的要求。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也充满良好的愿望，但其错误是明显的。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上是从“反修防修”的愿望出发，但造成的却是空前的“劫难”。50年代毛泽东“赶超”思想虽然提出有因，但却超越了中国的现实基础。很显然，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才恢复不久，着手搞建设的底子刚刚铺就，一下子就把追赶的目标瞄准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西方强国，是很不恰当的。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都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们都了解，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造原子弹，甚至还不能造飞机。以这样单薄的基础、这样落后的底子，马上就将追赶英、美作为近期的任务或目标，肯定是错误的。
第二，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参照系，没有一个参照系，就会闭塞耳聪，关门建设，就会缺乏发展的动力。但是，既然“赶超”是一种经济力量的比较，参照系就应当是全方位、多指项的，也就是说是综合国力的比较。50年代的“赶超”思想有很大的机械性，它只以钢铁等几个指项为追赶英美的目标，是很难显示经济实力比较的。诚然，钢铁产量的多少历来被人们认作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但这又有人均产量、炼钢技术、钢铁质量和品种等多重因素。单是用产量作为“赶超”目标不仅难以说明问题，而且容易将全国的经济建设引向歧路。后来的实践表明，即使千军万马上战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硬凑数完成了预定产量指标，国家的综合国力并没有提高。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造成对经济的严重破坏。
第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一种优越、先进、合理的生产关系可以最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仍有一个度的临界点。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或主观热情，不可能无限制地高速发展，更不可能有一步登天的奇迹。它要考虑现实基础、考虑综合平衡、考虑相关工业基础，考虑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因素。50年代的“赶超”思想片面地追求一时间、短效应的轰动结果，且不说虚假浮夸掺入的水分，即使是暂时的高速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以钢为纲”，单枪匹马，势必破坏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完全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50年代在“赶超”思想激励下中国经济走的曲折之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四，“赶超”思想的目的是强国富民。一个国家强大了，人民自然强大起来。但是，强国必须富民，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设想一个普遍贫穷的民族会形成强大的国家。但是，50年代的“赶超”思想似乎割裂了两者的有机联系，更注重强国，而忽略了富民，因而使“赶超”思想带有某种急功近利的痕迹。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充分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虽然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涉及到怎样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发展和积累等方面的问题，但实践中却偏离很大。将“赶超英美”的目标局限在钢铁等指项上就足以说明问题。众多事实说明，片面地提倡“赶超”极大地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留下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刘少奇指出：造成60年代初期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可以说是对50年代后期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失误的深刻反省，其中也包括对“赶超”思想的反省。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认为，对50年代的“赶超”思想应该作出否定的评价。至于“赶超”思想与1958年大跃进的关系，我们认为不是重要的，两者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是毛泽东反“反冒进”的结果。从时间上来看，“赶超英国”的口号在国内正式提出，是1957年底毛泽东的莫斯科讲话以后的事，而大跃进发生在此之前。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颁布，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指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几个方面的工作在二十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注：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58页。）薄一波认为“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80页。）工业大跃进在此之后，一般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为发动标志， 当时“赶超英国”的口号已经流行，但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没有直接关系。固然，后来大跃进的实践以全国大炼钢铁为高涨点，似乎与“赶超英国”的目标相对应，但这只是偶合连带关系，决不是因为要“赶超英国”才发动了大跃进，更不是因为大跃进才有“赶超”思想。因此，我们虽然同样对50年代的“赶超”思想持否定态度，但并不主张以大跃进的危害作为依据，更不认为大跃进就是“赶超”思想的“必然结果”。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评价上，无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认识50年代的“赶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