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生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提出建构生态经济伦理学[1],[2]的设想，既得到一些同仁的肯定，也有一些师友颇感困惑。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生态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有什么必要再提出生态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伦理学会不会是生态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简单拼凑或相加？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生态经济伦理学以生态经济道德为研究对象，那么，什么是生态经济道德？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些特别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对我及对生态经济伦理学感兴趣的学人无疑既是一个严峻的理论挑战，也许又是一个难得的理论创新的契机。本文仅就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伦理学界的诸位师友。
一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我以为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和原因在于当代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相辅相成和相互凭借的趋势及其道德上的要求。
世界要和平、人类要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这两大主题从原先的二元并立越来越演变为二元合体，即和平呼唤发展，发展需要和平，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依托，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和希望，没有离开和平的发展，没有不同发展相关的和平。在当代世界既内涵着许多矛盾又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的情势面前，各国的发展尤其需要和平或和谐的内外环境，然而和平或和谐的内外环境又必须通过不断发展来造就和实现。因此，可以说，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谈得上发展，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推进和实现和平。真正的发展是在和平中的发展并以促进和实现更高境界的和平为宗旨的，真正的和平是由一定的发展所形成并以导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发展为目标的。今天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改革视为一种寻求发展和实现发展的举措并归属于发展的大系统内，把稳定视为一种和平或和谐的环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三者的关系实质上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在今天的中国，时兴两句话：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乍一看这两句话似乎是矛盾的，但仔细地想一想却又是辩证统一的。此即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没有发展也很难保持住稳定；稳定需要发展，发展离不开稳定。从动乱和贫困年代走过来的人们无不对稳定的价值有清醒认识，同时无不对发展的价值有高度评价。他们深沉地渴望稳定，又急切地渴盼发展，稳定和发展同是他们最内在也最深刻的需要。离开了稳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因此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发展的动力。离开了发展也不会有长久的稳定，因此发展是稳定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是稳定的保障。在稳定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保稳定，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相适应，我们时代也必将形成崇尚和平与崇尚发展的道德即和平道德与发展道德。和平道德或和谐道德强调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与统一，发展道德或进步道德凸显个人和群体创造新生活的价值与合理性。和谐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协调性的道德和约束性的道德，发展道德则是一种创造性的道德和激励性的道德。和谐道德是一种同生产关系和诸种道德关系相关的关系型道德，发展道德是一种同生产力和主体自身素质提升相关的品质型道德。总体上看，真正的人类道德既需要挺立自身的主体性和自为性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也需要倡导一定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以建构与发展各种内外的关系，因此和谐与发展同为人类道德的两大需要。随着人类道德生活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和谐道德与发展道德的需要也越来越由分立走向融合，单方面的和谐道德或单方面的发展道德都很难适应人类现实的道德生活需要，人类需要一种既能兼顾和谐道德又能注重发展道德的新型道德。而生态经济道德恰好因应了人类道德生活的这种需要和趋势。
生态经济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即和谐即发展的道德，集和谐道德与发展道德于一身。如果说经济道德强调的是社会的发展，生态道德置重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么生态经济道德则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置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且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以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共荣或协调平衡为宗旨，主张人我和谐、人人和谐、人群和谐、人物和谐、物物和谐与天人和谐，并以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动力、为目标，坚持认为发展离不开和谐，和谐也需要发展；和谐既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发展的理想和目的；发展源于和谐又促进和推动着新的和谐。正因为如此，生态经济道德具有动态和谐性与理想发展性的特质。和谐观念在历史上早已出现，但除了主要集中体现在人际道德范围内的缺陷以外，历史上的和谐观念基本上是一种相对静态的观念，往往同发展的观念互不相关，有时甚至还带有保守或凝固的性质。发展观念自近代以来颇为流行，但却往往充满着不和谐的因素。只有生态经济道德才有可能克服和谐与发展的矛盾，在反思既往、正视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基础上试图将和谐引入发展，使发展服从和服务于和谐，从而实现和谐与发展的辩证统一。这可从生态经济道德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互动和谐原则来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既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又实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和谐，使子孙后代能够安居乐业、得以永续的发展，它强调的发展不仅是当代人的发展，而且是子孙后代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因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寻求的是人口、经济、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发展。互动和谐原则是将人类的经济活动、保护环境的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追求生态、经济与伦理的和谐视为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一种良性和动态的情境中抒写新的人类历史。生态经济道德强调把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互动和谐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发展道德与和谐道德的辩证统一。
即和谐即发展的本质同时也表现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生态经济道德是一种即效率即公平的道德，含有将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有机地整合起来的特点。一般地说，经济道德总体上是一种强调效率的道德或者说是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德，主张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公平；生态道德总体上是一种强调公平的道德或者说是一种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道德，主张公平地对待自然界进而保持社会的效率，那么，生态经济道德则超越了效率优先论和公平优先论的局限，上升到了一种效率与公平共尊、彼此并驾齐驱、互相促进的层次和水平。生态经济道德认为，效率优先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早期是需要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而公平优先论在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早期也是十分正常的，但不注重效率的公平要坚持下去也是非常困难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进行，必然要求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在置重效率的同时置重公平，在强调公平的同时强调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共同发展与和谐。生态经济道德所置重的效率原则已经超越了单独强调经济效率和单独强调生态效率的局限，进到了一个综合效率的境界，即不仅强调经济效率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注重生态效率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同时还注重道德在调节经济生活和推动环境保护中的效用，将经济效率、生态效率与伦理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这种综合效率原则是综合了生态效率的经济效率，又是综合了经济效率的生态效率，还是综合了生态效率和经济效率的道德效率，或者说是道德化了的生态效率和经济效率的合一。生态经济道德所置重的公平原则也超越了或者置重代内公平的社会公平或者置重代际公平的生态公平的局限，上升到了全面公平的层次和水平，它具体表现为经济公平、生态公平与伦理公平的有机结合，不仅强调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含人际公平、群际公平和国际公平），追求并要努力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强调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追求并要努力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同时还主张分配有限资源的整体公平性，珍惜不可再生资源的人类各代人共有的权利和共有产权的不可分割性。生态经济道德总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同等重要，二者必须有机地整合起来，尽量做到以最少的不公平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少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这种效率与公平同尊的价值目标，无疑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合理认识与解决，代表了人类的理想和愿望。
即和谐即发展的本质还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上。生态经济道德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在和谐与发展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整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因素。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以人类为事物或宇宙的中心的理论，其含义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在自然界或宇宙中的地位的思考而产生并不断变化发展。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有：(1)人是宇宙的中心，即人类在空间范围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如古代中国的“五方理论”；(2)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即人类在“目的”的意义处于宇宙的中心，如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3)人是宇宙中一切价值的中心，即人类在价值的意义上构成宇宙的中心和根本，一切价值都因人而存在并视人的需要而定。美国植物学家和环境伦理学家威廉姆·墨迪认为，人类评价自身的利益高于其他非人类物种或现象的利益，这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人类具有特殊的文化、知识和创造能力，同时对自然界负有重大责任。从价值论意义上谈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视人为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认为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自然界的价值只是人的价值的一种附属物或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而且视道德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人是惟一的道德主体，也是惟一的道德客体。只有人才有资格谈论道德与获得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认为自然界不仅具有与人相关的工具价值，而且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拥有其存在的合法权利，因而应当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自然界。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扩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的范围。非人类中心主义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无视人类的有限性，混淆了道德代理人与道德顾客，走向了利己主义的伦理学视野。非人类中心主义又可分为三个主要的流派，即以史怀泽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莱昂波特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和以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与以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一种生态伦理，二者各有自己的优劣长短。那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并将其合理因素有机地整合起来则是生态经济道德的基本要求和主旨。在现代生态经济伦理学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类个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就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社会和自然环境构成为一个统一的人类生态系统或“社会—自然”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特征和发展要受到自然生态规律和人类经济规律的双重支配。社会价值标准的认可、选择和确立，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智慧和行动对自然的作用效应及其评判。就人类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自然界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而且以其固有的规律限制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和范围。人在适应和认识自然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人类是通过劳动才从单纯地依赖自然界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也再生产出了整个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发展。总的来说，人类在自然界中身兼主体和实体的双重身份，既受到自然界的限制又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这就决定了人类应当谨慎而合理地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既不能陷入被动适应、无所作为的无为主义境地，也不能完全不顾自然规律而一味地索取，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深渊。事实上，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即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有限理性所导致的结果，体现了人类自然存在的本质属性的缺失与偏离。但是，解决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又需要唤醒人类的主体性和生态环境意识，不能忽视经济因素在形成与改变人与自然关系性质中的作用，不能离开发展经济来谈环境保护的问题。当代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路径是实施可持续发展，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以及推动人类精神文明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态经济道德架起了一座生态道德和经济道德的桥梁，超越了经济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局限，既具有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意蕴，又具有发展经济，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和谐与美满的经济伦理意蕴。
二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和原因则是生态、经济、道德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及其彼此融合的时代要求。
不管人们抱何种态度和评价，当代社会一个不争的社会发展趋势即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向着生态经济和伦理经济的目标迈进，环境保护日趋挣脱反经济的悲观主义束缚和非伦理的价值中立主义的纠缠，道德建设也在摆脱为道德而道德的纯粹道德状态，发展到一个既注目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又寻求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阶段。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道德建设的大势相对应，必将形成和产生新的伦理道德即融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于一体的生态经济道德，并成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道德力量和道德类型。所谓生态经济道德是人类在生态经济过程和生态经济格局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是人类在总结以往经济和道德生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自然、社会与人的不可分离性原理所形成的以善恶评价、价值探求为表现形式的道德生活意识、观念、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从其起源和根源上看，生态经济道德起源并根源于20世纪后半叶在全球范围内勃兴的经济伦理运动和生态伦理运动的深度发展及其合流化的趋势。
20世纪后半叶之前的西方社会，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不时地谈论经济伦理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西方的经济界盛行的是经济无伦理的逻辑，人们信奉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原理，市场经济有如弱肉强食的“丛林”。这一“丛林”延续到20世纪的60-70年代诱发了大面积的危机，经济丑闻接连被揭露，进而在西方国家掀起了走出“丛林”的经济伦理运动，并迅速发展为一项全球性的运动。许多企业家竞相走人经济伦理的课堂，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和注重经济伦理问题，视经济伦理的讲求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伦理运动使无数的经济界人士认识到经济活动再也不能无视道德，必须把讲道德与开展经济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伦理运动也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地发展，出现了从未显现过的繁荣景象。
在经济伦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成星火燎原之势。60年代美国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写作《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作者雷切尔·卡逊被认为是第一次环境保护运动的倡导者。60年代中叶，美国成立了“信仰—人—自然团体”的生态环境组织，参加者都是新教中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林恩·怀特1967年发表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对西方社会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展开了批评。70-8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向世界范围发展，并成立了许多地区性和国际性的环境保护组织，如“北美基督教和生态联合会”、“向沙漠进军”协会（北美基督教福音派中的环境保护先进分子倡导成立）、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伦理运动和生态伦理运动在90年代以后开始突破早期的局限向纵深和全面发展。经济伦理运动把关注的视角从人类社会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提出了经济伦理的生态观或生态化的经济伦理等学说。如果说早期的纯经济道德常常局限在经济生活的领域内讲道德，且大多停留在功利主义的境界和水平，那么生态经济道德则已经超越了这种层次和水平，它把经济道德的范围扩展到了生态环境领域，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虑，主张用合乎生态道德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并走上了功利与道义并重的道路。当代德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施泰因曼和勒尔合著的《企业伦理学基础》坚持认为，“一种以生态定向的企业管理是确保自身长期生存意义上的理性的要求。为了经济而过度利用或毁坏自然资源，长此以往将毫无经济成就可言。”[3](P.180)德·乔治的《经济伦理学》在分析经营活动和国际经营活动中的道德问题时，注目于环境保护和世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指出：“世界各国都已开始认识到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资源量并非无限，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整个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如此精致平衡之中，我们对其造成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引发诸多连锁反应。”[4](P.23)因此，经济伦理学必须关心生态环境问题，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据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介绍，经济优先权委员会自1987年以后设立“公司良心奖”，在五大奖项里有“环境托管与保护”奖。其中获此殊荣的有强生父子公司、新英格兰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等。《经济伦理》杂志1989年后开始评选“经济伦理奖”，1993年的AVEDA公司就是因为把环境保护落实到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获奖，1994年的HEWLETT-PACKARD公司获奖的理由即是因为“在环境保护方面是一个谦逊的巨人、面向社区的慈善活动”，1995年的OLDWALLA公司则是“因为在每件事情中都体现出了出色的环保意识”而获奖，1996年的通用汽车公司也是因为在环保方面的出色表现，以及把生态放在经济的恰当位置而获奖[5](PP.157-160)。
与经济伦理运动注目环境保护相类似，90年代以后的生态伦理运动也开始超越早期的“浅绿色”生态观念而提出“深绿色”的生态观念。如果说“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建立在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分裂的思想基础之上，是20世纪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保护运动的基调，那么“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要求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文化和推动人类进步结合起来，本质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二次环境保护运动的主题。如果说“浅绿色”的环境观念较多地关注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描述和强调环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那么“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就环境论环境，常常有把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倾向，每每散发出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否定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洞察到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要求从发展的机制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并主张采取积极的经济社会措施力争实现环境与发展双赢的价值目标，因此它十分崇尚人类文明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第二次环境保护运动有一种主导的观点认为，环境保护工作不可避免地同经济伦理联系在一起。环境保护工作与一般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样，既不是为了环境保护而从事环境保护，也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而搞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人的真正的幸福和发展与完善[6](PP.487-494)。应当把经济发展作为环境保护的子系统来考虑，环境保护应促成经济发展从注重数量性增长转变为注重质量性发展，使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与经济配置上的效率协调并进。面对当代日趋严峻的环境危机和环境问题，人类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责任，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实际方案来，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类并不是一个自然界中一个被动的物种，他的前途不是被决定了的，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地与环境发生互动，以更好地发展自身的文明，造福于人及其子孙的发展[7](P.302-309)。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伦理运动和生态伦理运动的深度发展必然提出生态道德经济化和经济道德生态化的观念，并将生态道德与经济道德综合起来，形成生态经济道德。生态经济道德架起了一座生态道德和经济道德的桥梁，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道德和生态道德的局限，既具有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意蕴，又具有发展经济，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和谐与美满的经济伦理意蕴。
三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的又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和原因则是生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及其道德上的要求。
生态经济道德是在生态经济基础上所萌生孕育出来的服务并提升生态经济的道德类型，反映着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它立于生态经济的基础之上，以为生态经济寻求伦理支撑和道德辩护为己任，以探求并解决生态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依归，主张把生态道德、经济道德和人类道德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讲求生态道德的前提下来谈发展经济和人自身，在以发展经济和人自身为重要坐标的情境下来谈保护环境和美化自然。
生态经济的兴起，是人类在对近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模式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主张走一条无害于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及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全面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结果，它是20世纪人类对现代经济发展道路批判性反思和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科学研究与选择的产物。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至19世纪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比以往几千年物质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社会生产力。但毋庸讳言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巨大变化又是在充满矛盾和副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及其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速度而不顾生态环境的做法，走的是一条以高耗费、高污染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路子。这种经济发展路径在某一个时空区域造成的经济增长恰恰是以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的，包含着极大的非道德性和反道德性。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各种疑难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势，20世纪下半叶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怀疑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纷纷著文或著书揭露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类型的弊端，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观，强调经济的发展必须超越一味地追求数量增长和置自然环境于不顾的局限，把尊重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发展无污染无噪音无害于环境的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提出和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摆脱了纯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经济学视野，将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综合起来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昭示了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径。生态经济要求以无害于环境并能美化净化环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崇尚的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效益，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而是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即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和谐的结晶，体现着人类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统一。
生态经济的形成，必然要求有一定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这种道德即是生态经济道德。生态经济道德植根于生态经济的母体并从社会道德中吸取有益于生态经济的营养成分综合而成，它是生态经济内蕴的道德因素与社会道德中有益于生态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诸因素化生化合的产物。生态经济内蕴着一定的道德因素，同时还有许多的道德要求。生态经济具有的道德因素，只是生态经济的一种道德潜质，并不意味着生态经济本身即是道德，生态经济天然地实现了道德的自我具足或充盈。生态经济道德作为后天生成的一种道德复合体，就其形成要素而论，有些是生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有些则是生态经济所呼唤和所要求的。而从理论上讲，生态经济所呼唤和所要求的道德，至少是生态经济在原初状态所未占有或拥有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来源只能是社会道德中有助于生态经济发育发展的那些道德。被生态经济所呼唤和所要求的那些社会道德，一旦成功地与生态经济原初具有的道德因素相融和，就会形成一种完整的生态经济道德。生态经济道德立于生态经济的基础之上，以吸取生态经济内蕴的道德因素为起点，结合人类道德发展的趋势，将一切有助于生态经济发展和完善的道德思想及其实践有机地集于一身，成功地实现了内生和外灌的统一。生态经济具有的道德因素基本上是一种实然的道德，它也许具有应然的因素，但并非总是应然的，它常常作为一种事实性的因素而存在。生态经济所呼唤和所要求的道德，本质上则是一种应然的道德，它也许有一部分要在生态经济发展中转化为实然的，但就其总体而论是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因素而存在。因此，生态经济道德作为维系生态经济生存、推动生态经济发展和完善的道德类型，是生态经济具有的道德因素与其所呼唤和所要求的社会道德因素相摩相荡的结晶，亦如父性基因和母性基因的合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生态经济道德既具有被生态经济决定和为生态经济服务的特性，又具有反作用于生态经济和提升生态经济发展层次的特点。
生态经济道德既立足于生态经济又主张建设和发展生态经济，含有将二者统一起来的特质。作为一种道德类型，它以服务当代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为使命，又以促成其完整结合、引导其发展为宗旨。一方面为其作理论的论证和精神的辩护，顺应它们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其给予必要的价值引导和目标的提升，使其超越各自的局限而不断地发展完善。生态经济要求人们树立和培育绿色生产、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的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生态经济道德反过来又会大大强化人们的这一观念，并且把人们的绿色生产、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的观念提升到义利合一、天人和谐的高度，使功利的追求在道义与完善的指导与规约下得到合理合宜的实现。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生态道德重在协调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注的利益是整体的长远的，一般意义上的经济道德重在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关注的利益是现实的可预求的，那么生态经济道德则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联系起来作一体化思考，使现实的利益具有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的意蕴，使长远的利益立于现实利益的基础之上。生态经济道德以自己所特有的合内外、一天人、兼义利的特质为生态经济提供着理论的支撑和道义的提升，使生态经济获得人们高度的价值认同和道德拥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能够体现道德深蕴和精神并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类型。生态经济道德是一种与生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这种道德既超越了传统道德“以对立面的冲突原则为基础”的狭隘性，同时也超越了现代以来的经济道德和生态道德的各不相干性，将道德的领域从不同的道德实体扩展为不同的道德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关系化和开放性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在打通两个各不相干的道德领域后形成了自内而外和自外由内、内外兼容的特质。生态经济道德主张以较少的物质与资源牺牲来使人类达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使人类在物质生活丰裕的基础上能够有更高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使发展成为持续、协调和平衡的发展；主张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健康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共富的理想目标。
总之，生态经济道德是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内在要求，是生态道德与经济道德在当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情势下相互交融的产物，反映着生态道德与经济道德的双重要求和性质，是立于生态经济基础之上既为其服务又促进其发展的道德类型，具有和谐与发展等量齐观，效率与公平兼顾统一，并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局限等特征的新型道德，代表了现代道德发展的最新趋势和最新成果。
研究和倡扬生态经济道德对于新世纪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生态经济道德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道德发展从分立到整合新时代的开始，为伦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园地或空间。只有在生态经济道德的指导和价值规范下，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等关系，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使其取得应有的成效。如果生态、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并得到合理的解决，则不但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使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且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沉重的包袱或负担，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以高耗费来换取高速度而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不能局限于满足一时的发展而为今后留下更多的隐患与祸害，不能只满足部分人的财富欲念而造成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特殊人口、资源与社会发展性质的国家，发展经济和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也不允许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即走整体协调、稳步推进、全面发展的既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又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弘扬生态经济道德，将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和深化人们的生态经济伦理观念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与环境和谐的观念，有助于国家制订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绿色产业及其消费的政策与措施，有助于在中西部的开发中更好地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和治理风沙、沙漠化、水资源严重枯竭、大气污染等方案和行动，有助于在新的世纪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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