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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 张成龙
“钞票是绿色的”
不久前，Google发起一个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新战略。Google目前的利润是绿色的，但能够使传统行业变得更加绿色的战略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由绿色理念和环保政策倒逼商业格局的颠覆，竞争已经开始。
环保紧箍咒下的多层绿色战略
企业不约而同实施绿色战略的背景中，政策的环保紧箍咒成为最直接的压力来源。
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环保总局最新出台的“三个方案”、“三个办法”，将环保细化分解到企业单位GDP能耗的统计、监测和考核。用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的话说，就是国家正在使以往节能减排任务社会化，转变为企业内部化，即节能减排要落到每一个企业头上。通过国家政策，将节能环保的社会成本分解到每一个企业，在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都已成为既定战略。
虽然继2006年的言必谈慈善之后，2007年企业最火的关键词是“绿色”，但不同的企业在社会责任、环保、节能减排方面的角色定位并不相同。
某个中年，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仲文因胃口不好剩下半碗米饭。他今天没有过分谴责自己。他的半碗剩饭，以及松下所有员工用餐后的残余物，都将被收集并高温压缩，然后直接运往农村变成了农田里的肥料。
这仅仅是松下“零排放”策略中的一个小步骤。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因为在生产工序中需要使用水和纯水，但现实环境摆在了那里，北京市是一座缺水型城市。经过核算，公司决定投入1700万元引入废水再制纯水设备。纯水生产成本从每立方米11.6元降低到了4.88元，使得单只彩管的耗水量和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BP一直担心自己的地位被新能源侵蚀，因此企业特别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研究各国环保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由此而制定未来20年内所投资炼油厂、油田的环保标准。“BP标准一定要严于项目所在地的国家标准。”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内部人士看到，这样总是可以保持在当地的竞争力。因为这些国家的环保标准总是越来越高，而且环保新规推出的频率越来越快。当其他企业疲于奔命，为了应对环保新政不断调整而贻误战机时，BP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从容应付，而且超过国家标准的那部分成本也早已摊薄。
Google、IBM、联想、微软等IT公司，正在共同发起绿色地球数字护航计划，目的是将气候变化因素、节能减排措施推广到整个数字产业链。
一些企业将环保看做巨大市场需求，作为企业业务战略去寻找商机。一些企业融入到企业每一个末梢神经，将企业看做社会一分子，尽量减少自己对环境的透支从而赢得市场准入的机会；一些企业将环保作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手段，并期望能够适应未来的消费者绿色消费方式；还有一些企业仅将环保看做营销噱头，用来拉近与政府和消费者的距离；当然，还有更多的企业将节能减排看做是增加成本的一项苦差事。
环保策略的不同，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大相径庭，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有自己的解读：对那些绿色战略的企业而言，最大的商机和利润将被他们瓜分甚至垄断，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强制性的绿色通行证。对于绿色生产的企业，因为成本降低，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也能被消费者所认可。而对于仅仅做绿色概念营销的企业，节能环保成本由社会向企业内部的转化过程中，这类企业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绿色商机和风险
对于GE中国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来说，绿色环保不是麻烦，不是成本，而是机会。GE绝大多数的环保技术研发新项目，并不需要GE总部的特别投资。研发人员会直接找到对口的业务部门表明这个新技术能够给业务部门带来哪些竞争力，业务部门则核算投入产出比和时间成本，决策是否投资。
但是这种商机的寻找也并不轻松。福特汽车开发的清洁燃料车的风险在于：“全世界没有一个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清洁燃料的车”，福特（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国祯表示，他期望利用这个机会唤起更多人的支持，来增加公司绿色竞争力战略产品的砝码：“我们需要车商、能源以及其他零部件供应商一同配合；政策的制定以及方向的确认让所有制造厂有一个明确方向；全世界没有一个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清洁燃料的车，这就需要由厂商跟政府以及业界领袖合作完成。”
绿金之路
越来越多的政策和法律正在把企业从前不必支付的生态服务的隐性成本显性化了（比如二氧化碳排放许可已经成为有明确定价、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对环境的保护正在被内化为成本管理的一部分，社会和环境责任已经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经营责任。这种趋势今后将日益明显。
“不得不关心”
对企业来说，来自四方面的力量已经将来自环境的压力演绎得相当具体了，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四种力量：1.政策制定者和“看门狗”，政府和环保组织；2.思想库，意见领袖，媒体；3.消费者和社区组织；4.投资者和风险评估者。企业对于环境的冒犯，将直接成为对这些力量的冒犯。显然，冒犯他们要付出不菲的代价的。
在此之前，履行环保责任常常被企业用来作为一种可做可不做的公益行为，至多是用来改善公共关系的“善举营销”、“公益营销”。对于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来说，这些行为都不过是一些“经营花絮”和“商场秀”。当环保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共识逐渐渗入法律制度，环保指标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行为以及个人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时候，“绿色”已经成为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绕不开的壁垒，正如《从绿到金》的作者埃斯蒂所说的：“为什么像沃尔玛这样世界上最大的、最强硬、最追求利润的公司从现在开始关心起环保？答案是：它们不得不关心。”
很多企业之所以在寻求绿色竞争优势方面无功而返，是因为他们在关注环保的时候没有做到在商言商。关注、从事“绿色”事业是一回事，但从绿色事业中获得竞争优势是另一回事。“从绿到金”是一条诱人的路，又是一条相当难走的路。“好事”可以成为“好生意”，但二者之间有一条有待跨越的鸿沟，只有那些充分了解客户、实实在在创造客户价值的企业才可能跨越这条鸿沟。
通向“绿金”之路需要企业能在市场上真正打出“硬球”，它一方面拒绝通过牺牲道德价值来获取暴利的商场厚黑学，另一方面也拒绝只有热情和愿景而没有商业技能的道德理想主义。绝大多数顾客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者。仅有绿色是远远不够的，绿色产品首先是产品，它只能靠自身的质量、性价比、品牌来赢得市场，普通消费者不会为绿色支付溢价。以汽车为例，只有购车者开始盘算：油价不断攀升，使用一款混合动力的汽车的总拥有成本要明显低于普通动力的汽车，而且驾驶体验相当于甚至高于普通动力车的时候，消费者才会乐于购买这种车，才能在利己（履行对自身的责任）的同时利他（履行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想象“上线”
企业在拥有了充分的环保意识之后，要如何突破价值观的壁垒（从单纯关注企业自身的价值到关注环境和社会价值）？换言之，企业如何真正实现“从绿到金”？
迈克尔·波特曾经这样提醒道：“公司不要总是从遵守法规的视角看事情，而应该问一问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浪费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提升客户价值？先采取行动的企业，也就是那些最先发现机会并采取创新解决方案的企业，将获得巨大收益。那些采用了资源生产率框架并且改善范围已经超越了目前受监管领域的企业，将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企业如果把环保当作是一种外加的、不得不履行的责任，那么环保对企业来说永远是成本。正如《从绿到金》指出的：“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环境战略一直是处于守势的战略，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应对之术。它倾向于遵守法律、顺从，顶多也只是强调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它关注的是‘底线’。而不是以一种战略性的眼光，盯住增长的机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看到了‘上线’的潜力，试图创造性地管理来自绿色浪潮的压力。”
对于一直应对与环保有关的法律的企业来说，“绿”（环保）与“金”（竞争优势和商业利润）是一个典型的零和游戏。它们分别处于跷跷板的两端，在环保上的投入成为侵蚀利润的成本，而利润的增长就意味着削减了环保成本。事实上，“绿”与“金”并不必然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以汽车业为例，日本汽车与美国汽车相比，在节能上具有明显优势。在油价偏低的时候，日本汽车的这种优势更像是一种“道德优势”。但随着油价的不断上涨，日本汽车在降低消费者的“总拥有成本”上显现出了相当大的产品优势，实现了客户价值（性价比）、环境价值（节能）和股东价值的“三赢”。
成本还是竞争力
事实上，“绿”并不必然就是成本。绿色行动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赢得高额回报的投资行为。而从绿到金的关键，是双赢思维下的客户价值和环境价值创新。
产品的环境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此消彼长只是特定资源生产力框架下出现的情形。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假设、行业标准和惯例下，要想从绿色行动中获取高额回报，不是与虎谋皮，也是缘木求鱼。所以说，出路只能是从技术和经营模式上反省所谓“毋庸置疑的行业假设和行业惯例”：客户真实而隐秘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要实现客户的意图，只能通过现有的技术和产品形态才能实现吗？以光纤技术为例，传输信号只能用铜线吗？有没有一种更环保、更廉价甚至传输效果更好的材料来代替它？如果没有这样的追问，就没有光纤传输技术。
任何产业的现实（包括技术、生产和工艺、商业模式的现实）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只是由于思维的惰性和经营的惯性，我们把眼前的现实当作是唯一的现实，自动放弃了对于行业和技术的想象力，扼杀了猛然回头和转身的可能性。自然界有能量守恒定律，但守恒的能量并不一定转化为守恒的性能，产品的性能与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艾利亚克的机身像一个小房子，当它开启时，周围建筑物里的所有电灯都会变暗，而它的计算能力仅仅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音乐贺卡。今天的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的计算能力，相当于数万台艾利亚克计算能力的总和，它提供的各种功能，它创造的客户价值，更是艾利亚克完全无法比拟的。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环境成本）与效用的不对称性，意味着有巨量的资源是因为创新的缺乏而浪费掉，许许多多“合理损耗”其实都是相当不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最有效的使用能源和资源的手段。资源使用方式巨大的可调幅度，意味我们在减少(Reduce)资源消耗、重新使用(Reuse)资源和资源的回收利用(Recycle)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通过“3R”，企业和客户的业务绩效和环境绩效都可能获得显著提升。以理光公司的双面复印、打印、缩印技术为例，由于简易的操作界面，用户可以方便灵活地选择打印和复印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办公效率和环保绩效，同时大大降低了办公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产品，理光公司在同类产品中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有效地提高了公司自身的业务绩效。
“3R”的确能让企业获得“环保竞争优势”，但其着眼点仍然是战术性和改变性的，因而这种优势是相对有限的。能让企业在业务绩效和环保绩效上获得巨大的、突破性的竞争优势，是通过对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重新设计”(Redesign)和对产业内涵的“重新想象”(Re-imagine)来实现的。同样以理光公司为例，这家以生产打印机和复印机为主营产品的企业，现在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业务，透视客户打印图文“动机背后的动机”，提出了帮助业务实现无纸办公的设想。这不是“自掘坟墓”，而是通过对既有业务模式的“创造生破坏”，在大大提高自己和客户的环境绩效的同时，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企业在传统的竞争优势又加上“环保”一维，似乎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道限制。而限制意味着更多的成本和更少的盈利空间。不过，只要我们再回顾一下日本汽车与美国汽车竞争的历史，就发现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商业史上的不少案例表明，许多机会常常是由限制而创造的，如贫困人口众多的印度之所以诞生像兰伯锡这样的世界级制药企业，恰恰是因为印度买得起药的人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荷兰在世界花卉业中获得了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恰恰是因为其土地资源匮乏。相反，许多机会是在放任和资源丰富中丧失的。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不妨以中国制造的困境为例。中国制造企业凭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环境成本，获得了高速成长，但这也造就了中国企业对粗放式经营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宽松的环境法律法规、消费者主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淡薄，使得中国制造企业在一种缺乏磨难和限制的环境下生产“萝卜卖快了不洗泥”的产品，并迅速成长起来。这种宽松的经营环境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福音而是诅咒，一旦经营环境变得不那么宽松（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很多企业就发现自己难于应对。这是中国制造为什么目前“突然”面对巨大挑战的原因。
这种限制和挑战也正是中国企业转型的机会——从粗放式经营转向精益化经营，从资源驱动型成长转向能力驱动型成长，从对增长数量的关注转向对增长质量的关注，从追求高能耗、高污染、低创新的“黑金”转而追求低能耗、低污染、高创新的“绿金”。
寻找“绿金”的商业模式越过绿金的“天堑”
吴伯凡（《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我们的主题是“通向绿金之路”。实际上绿金是一条并不太好走的路，但如果这条路走通了，确实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谁在这个绿色浪潮当中被卷下来，而不是用力往前走的话，那么另一轮的洗牌开始时，很多企业就会被淘汰下去。我们的对话可以从这里开始。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刚才提到“绿金”的概念，我觉得可以从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去探讨。有的企业是从战略上去考虑，可能就会想到十年或者是更远一些。有的企业就想到我这个投资能不能回收，可能就是三年或者是两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真正企业的战略家会考虑得更远一点，因为除了考虑到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经常所说的社会效应。
最近《能源法》正在修订，我想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环境税。我想对我们的企业是不是要有更新的要求，就是在创造经济的同时，如何想到更多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
李志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博士）：我是搞政策研究的，我从四个方面讲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是从企业战略的层面去看。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是从出口型战略发展起来的。我拜读过吴伯凡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如果站在原来的定位上，按照现在环境的各种要求出口到东道国，那都是一种额外成本。但是如果明白这是一种发展趋势，自己在适应这种趋势当中如何调整，这就涉及到企业发展战略怎么样平稳的过渡，这个问题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个方面谈得宏观一点。大家现在都说中国的崛起。如今欧洲的国家陆陆续续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中国也签了。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发展上来说，就是怎么样定位：是不是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但是从中国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平衡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另外从环保产业来说主要的支柱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补贴的门槛儿，第二个是政府，第三个是税收。所以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调整，这个政策配套体系，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起来的。
第三个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时候都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企业的一个方便，很大程度上作为企业表现这个社会责任的一种标志吧。但是从一般公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环境的要求，节能减排方面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他们觉得哪些是更加重要的，和他们日常生活是利益有关的，哪些是可以稍微放一放的。我觉得政府有自己的出发点，但是如何让一般的民众的诉求能够得到体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方面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转型，过去从制造业到现在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怎么样顺利地完成转变，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志能：对于我们来说，最难的东西就是现在节能减排20%的话，意味着很多企业就要关门。对于小企业家来说，这个政策的变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说你如果作为最有实力的企业，是自己可以承担这个成本的，而且它有能力去引导、去教育消费者。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就是设计出可绿可不绿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吴伯凡：企业关心的是金，政府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平衡。企业如何从这种绿色的行动当中赚到更多的利润，使你的整个绿色行动有一个可持续性，告别过去的那种支票本的慈善、支票本的公益。所以这里面可能是中国企业要意识到，消费者是有权利的，有选票的，他的钞票就是选票。
创造“绿色”商业模式
吴伯凡：在推进整个社会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当中，政府肯定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消费者来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受制于几个因素。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政府对这个企业，会有补贴及各种政策的倾斜，才能使得他生产这个产品的代价要相对的比较小一些，这样他的这个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竞争。绿色产品本身先是产品，要通过产品本身的竞争力，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有一个调查：只有3%的人会因为它是绿色的才不会在乎价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非常小。所以这里面就涉及了如何把这个产品与一个绿色的观念融入到一起且能帮助销售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比如说比亚迪要发布一款铁电石的车，他100公里的燃料成本是20块钱，而普通的燃料的成本是50到80块钱不等，如果这款产品一旦推向社会的话，用不着你提倡绿色消费，这个利益驱动就会使你选择绿色产品。
现在我们回到商业价值的原点上来，就是在商言商，同时把绿色的东西化为一种商业模式在运行，因此产品就是产品，只能通过竞争力来发挥。
杨斌（利乐中国企业传播副总裁）：要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说你要和环境协调、和社会协调。对利乐公司来讲，我们创始人提出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包装带来的节约，必须远大于成本，这个成本包含了经济意义上的成本和社会环境意义上的成本。一个企业要考虑业务的发展是否跟环境相协调，企业能否带来能耗上的节约、带来整个资源上的节约，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才可以真正的同它经营的各个方面去注重环保。
环保的理念怎么跟消费者的利益重合起来，甚至让它充分体会价值上的优惠。我这里不是做广告，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就是无菌的常温包装技术。通过利乐的包装技术，把遥远的产奶区的优质牛奶，非常安全地送到消费者的手上。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不能采用这样的包装、这样的系统，需要多么大的冷柜链条来配套。
那么一个包装带来的节约要大于它的成本，就是包括拿到消费者手上以后，我们不需要放在冰箱里，我们的商场也不需要放在冷柜里。那么从能耗上、资源节约上是环保的。
刘小卫（壳牌中国集团公共事务董事）：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我们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还是想回到我刚才第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为客户创造价值，你的产品竞争力最终是体现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就是要有创新。你必须把你今天的行动、今天的战略、今天的方案，与明天的影响结合在一起。
从壳牌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跟法拉利在一级方程式上一起合作，通过含金量非常高的软润滑油和燃料油，让它驰骋在一级方程式上。而且这种燃料油也是非常容易买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为客户创造的价值。作为一个商业的机构，如果企业是不盈利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负责任的企业。如何去盈利，企业要费很大的力气，动很多的脑筋，创新就是根本之源。
吴伯凡：这样的油是不是卖得更贵？
刘小卫：这个是从它的价格和价值两个方面去看，我相信我们今天不是关于价格的讨论。
吴伯凡：如果你的这个产品确实是很绿色的，性能也好，但是这个价格超出了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程度的话，你能够从中赚钱是很小的，你的环境效益也是很小的。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企业用不着提倡绿色消费，提倡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你的产品、用你的性能价格比极高的产品来赢得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一旦形成，他自然就会是绿色的。
刘小卫：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绿金”变现
吴伯凡：如何从绿色当中挣到钱，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商业和创新，创新是最根本的东西。如何从绿到金，如何把绿色的环保变成绿色的钞票，企业家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很深的体会。
杨斌：我们毕竟是发展中的国家，面临这样压力我很想谈一点，就是作为跨国公司，能不能多走一步，向前再多走一步？举个例子来说，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其实跨国公司可以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例如利乐公司，最近就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们在呼和浩特新的工厂将会全部采用风力发电。
让我们看一下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在内蒙地区，煤电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采用绿电意味着利乐在成本上增加65%。即使是这样，我相信很多像利乐一样的跨国公司也会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在环境方面、在减少碳方面，可以做出一些贡献。购买风力发电或者是购买绿电这个机制，还是需要和当地政府一起来合作。我觉得在政策层面或者是标准制定方面，跨国公司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合作，能够先行一步把绿电的模式建起来。
李志能：作为政策研究，这方面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类似的项目，例如为一家企业做柴油发动机。这种柴油发动机不仅使用年限比较长，而且用油的效率高。但是柴油轿车在北京二环之内是不能开的。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会觉得这种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真正去实施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
对北京的奥运会来说，最大的污染是汽车尾气的污染。首钢搬迁完了以后，汽车尾气的污染就成为了最大的污染，所以那家企业觉得中国政府愿意接受柴油轿车，但没有考虑原来不能上牌照的问题。
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涉及到政策的时候，就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例如涉及到柴油供应，如果柴油供应不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过去的跨国公司跟现在已经不同了，因为现在影响政策的因素已经有所变化。所以现在参加得奖的最佳企业公民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我觉得在影响政策的渠道方面，应该考虑有一些变化。
刘小卫：要说绿金之路，从能源的角度去看，一方面就是把现有的能源用得更好、更干净，使它更环保，比如说煤怎么可以清洁的使用，我们壳牌就有这样的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通向绿金之路里面，技术和创新是一个关键，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向绿金之路，我相信是人人都能发挥作用的。怎么讲？就是政府的作用，你怎么样培育市场的氛围，使得这种创新的技术和附带出来的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去包容它。有什么样的政策使得这个企业可以去创新，这些都非常关键。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忽视的方面，就是消费者。无论是谈绿色产品也好，还是绿色服务也好，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或者是准备去接受他们，是不是愿意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风电什么的，所以在这当中人人都应该倡导绿色的重要性，每个人都要有一种责任。
创新是系统工程。
刘晖（《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每一个创新表面上看是产品和服务，但是里面肯定会有一个内在的体系。从促进会的角度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黄浩明：从绿到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并不是企业有创新、有技术就可以垄断市场，这看来还不行。中国能源的消费和生产，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到位，那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人去投资、去冒险？
另外就是消费者的利益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改变，他们对绿和非绿的认识，我觉得他从价值观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会发生变化的。我最近刚刚去台湾，我去考察了台湾的企业做产品和文化怎么结合起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陆的企业家去借鉴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可能就会去购买这个产品。日本也是这样的，日本我去参观它的有机农场，作为市场来说，有机产品肯定比非有机产品要高，但是作为消费者大部分都希望去买有机产品。我觉得消费者意识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还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北京汽车的问题。现在已经320万辆了，作为北京来说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北京市在发展地铁或者是城铁，我们作为民间的环保组织是双手拥护的。但是拥护的背后也发现，由于城市管理传统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封建的意识，现在地铁拥挤、城铁和地铁、铁路和公交之间不连接，给我们的乘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个地方是系统工程，从绿到金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企业创新就可以独打天下。
杨斌：可持续发展是立意很高的命题，要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说你要和环境协调、和社会协调。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推动产业链，提升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升级等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我们在环保方面推动产业链升级的作用。
刘晖：其实今天几位嘉宾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走向绿金之路，这已经是一个日益形成的共识，更是不能回避的责任。从政府主体来说，比如说中国制造，这个是中国经济的主题，那它怎么转型，很多中国企业建造一些工业园，但是这个也是有很多困难的。第二点我们共同强调创新的改造，如果一个产品是绿色的，背后要有一个绿色系统的支持。同样要对绿金这样的企业，不是光喊口号，就是要给消费者权益。第三个比如说公众和消费者来参与整个的消费，或者是公众本身来享受这个绿色的商业模式的好处，而且本身他有绿色意识更多的萌生和发芽壮大，也是我们走向绿金之路，可能会迎来一个更有希望的一个前景。
寻找“企业公民”
广州本田：“清洁”生产者
把所有的污水回收再利用，最终实现“零排放”。这对一家以生产汽车为主营业务的工厂来说，多少有点“超前”。但是广州本田的增城工厂，偏要做行业里第一个的试验者。
2005年动工的增城工厂，当时周围并没有污水处理市政工程，广州本田本可以要求政府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将生产污水处理后再排放。但权衡利弊后，广州本田还是决定自行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设备投资就达3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郁俊向记者介绍。不过，相比固定投资，污水处理站的运营成本更高。在郁俊看来，这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他表示，“广州本田会自行消化这部分成本”。
据介绍，增城工厂不设对外排污口，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站的预处理、物化处理、生化处理、过滤和深度处理五个阶段的处理，实施100%回收重新利用。
在年生产12万辆汽车的前提下，根据统计，该水循环系统节约自来水量为343500m[3]／年，按照广州市每户家庭37m[3]／月计算，“废水零排放”每年节水相当于773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量。“如今节约用水已达到17万吨以上。”郁俊表示。
郁俊告诉记者，广州本田之所以愿意投巨资建立这个“废水零排放”的工厂，原因不仅是能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其本质上还是一座“节能的工厂”。
记者了解到，广州本田增城工厂的厂房建筑也采用节能设计。屋顶墙板都有隔热层，提高了厂房的隔热性能；厂房白天可以自然采光，减少室内照明用电；综合办公楼采用双层玻璃中空隔热，减少热传导，可以降低空调用电。
除了厂房设计有节能理念的渗入，在汽车制造的过程中，也推行循环经济的管理模式。
2007年5月，广州本田正式启动了“清洁生产”项目，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目前，广州本田已选定广州环境管理体系评估咨询中心作为清洁生产项目的顾问，开始现状评估和普及教育。
通过对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采用污染预防的战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以及通过采用先进的设备、工艺和管理方法，节约原材料和能源使用量，提高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广州本田的目标是在2007年完成“清洁生产”项目的审核。
科学的管理和不断的改善使得广州本田节能效果明显。根据提供的数据，相比2003年，2006年广州本田单台产品水的消耗量下降了47.8%，电的消耗下降了35.7%，单台用纸量下降了57.6%。
除了企业自身的环保节能，广州本田还将其推广到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特约店。供应商的环保主要指绿色采购的推进，广州本田要求供应商削减Pb（铅）、Cr6＋（六价铬）、Hg（汞）、Cd（镉）等有毒害化学物质的使用，要求供应商导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推进物流供应商“绿色配送”。截至目前，已经有80%的广州本田供应商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07年，广州本田开始推进“绿色特约店”的建设，包括废旧车辆、零件回收推进、特约店ISO14001认证分批推进等工作。为此，广州本田制订了绿色特约店标准，先是按照标准对试点店进行验收审核，之后开始大规模组织对特约店的培训和辅导，最后验收审核。“‘绿色特约店’将是我们2008年建设的重点。目前已有超过20家特约店通过验收审核，2008年通过验收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郁俊告诉记者。
在广州本田内部，也新设立了专门的事务局来推行其环保、节能的理念。2007年2月12日，广州本田成立了包括环保事务局、节能事务局、生产与交通安全事务局及产品安全事务局等四个事务局。其中，环保事务局以及节能各事务局推进的工作范围覆盖了从企业内部到供应商以及特约销售店等行业链条。
在郁俊看来，事务局的设立增加了执行的灵活性。“在产品领域、设备设施领域以及社会推广领域，各个事务局将发挥相关活动项目的统筹协调和督促职能。”郁俊说。
3M：自律的巨头
很少有一家制造企业拥有如此庞杂的产品线，3M在全球销售67000多种自主开发的产品，从办公桌上的报事贴便条纸，到汽车的遮阳膜，或者是手机屏幕后的增亮装置。
这是一家无处不在的公司，也正因为如此，“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3M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及公共事务部总经理杨大昕说，“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客户、员工、投资者、社会责任，这是3M公司的四大核心价值观，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和所有“企业公民”一样，“捐赠”对3M来说同样必不可少。
2003年，在中国抵抗非典期间，3M在口罩货源奇缺的情况下，迅速从全球调拨50万只，无偿捐赠给中国抵抗非典一线人员。2004年至今，3M通过自然保护国际（CI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向中国捐赠400万美元，用于西南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源地保护项目。
许多企业有一个误解，认为社会责任就是指花钱做公益，但在杨大昕看来，只有与企业的业务相结合，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你为做公益而做公益，与你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确实很难持续下去。履行企业公民职责，必须在经济上可行”。
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3M是首批采用“生命周期管理”的公司之一。“3M每年推出500种新产品，开发团队利用生命周期管理标准，在产品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开发及制造、到分销和客户使用乃至最终废弃处理，系统地、全面地处理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和机遇”。
3M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了严格控制。1994年，3M在上海的工厂，成为中国首家安装热氧化炉提高排放空气质量的工厂。“一条250万美元的生产线，是不是要再花100多万美元再盖一个热氧化炉？当地政府甚至都没有这样的规范。”杨大昕说，“但一谈到环保，我们内部就没有争议了。”目前，3M已安装了5台热氧化炉，另外7台在建，总投入额超过1440万美元。
事实上，早在1975年，3M内部建立了正式的环保政策。在奉行“防止污染既是环境保护，也是增强竞争力和带来财务利益”的战略宗旨下，3M同年实施了世界环保史上著名的污染防治投资计划（3P计划），从污染源头——产品和生产过程抓起，重新规划产品，改善生产流程，重新设计生产设备，对废料进行循环利用。
截至2006年，3M在全球共发起了近6300个“3P”项目。3M在中国建立了43个3P环保项目，防止了7400吨污染排放物，节省了超过88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而这些从“环保”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也常常被用于“环保”。
以节能产品为例，在全球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3M积极倡导发展节能环保型材料。其开发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Vikuiti增亮膜，能有效节约用电，“本来用16根灯管的，用了这个膜，12根就够了”。根据每台液晶电视每年节省36.5度电的平均值来推算，3M的增亮膜将为全球节省575亿千瓦时的能源，“这相当于3300万桶原油或2300万吨煤所释放出的能量”。
而一种新型节能窗贴膜，则能减少空调耗能。“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4平方米的窗户，朝南，如果贴了这个膜，大概能减少50%的热量，温度能降低3-5摄氏度。”杨大昕称。
而当环保和商业利润发生冲突时，3M选择了前者。3M曾有个著名的产品——“思高洁”保护剂，用于皮革和服装面料的防污处理，该产品在美国家喻户晓，市场知名度高达99%。但由于发现“思高洁”成分中含有不易降解的化合物一全氟辛基磺酸盐，基于环保的角度，3M于2000年主动宣布全球停产该产品系列，这也意味着放弃了3.2亿美元的市场销售额。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方面投入不菲，3M同样获得了现实的商业回报。
“比如捐赠口罩，我们本身是生产口罩的企业，本来，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但此后，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我们的销售也得到了提升。”杨大昕说。
“我们的内部标准远远高于外部约束”，这家把“社会责任”写入企业核心价值的公司，希望它的“自律”能在未来变成更现实的竞争力。“如果外部的要求更严，那么，那些已经在做的公司，将体现出更多的竞争力。”杨大昕说。
巴斯夫：“责任”链主
近年来，频繁见诸报端的化工企业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化工行业的更多批评。作为行业内的领袖级企业，巴斯夫并不避讳很多化工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
“我们非常明白，社会对化学公司的看法并不完全是正面的。但是，我们愿意承担作为化学公司的责任，承诺减少排放废气、废水、废弃物和二氧化碳；承诺大幅降低安全事故。希望所有的同行一起，正面回应大众对化学公司的看法。”巴斯夫大中国区董事长关志华近日表示。
巴斯夫正在积极兑现这些承诺。关志华说：“我们正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管理，来确保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了公司每天的管理过程当中。”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巴斯夫就已经将“全球责任关怀”的概念引入到公司的管理系统中。从那时起，巴斯夫在每个工作程序里，都考虑如何将责任关怀做到更好。
从一开始的产品研发、产品监管，到产品怎样生产，以及整个生产工艺发展，都充分考虑在内，甚至包括万一发生事故而应该采取措施的预案。巴斯夫还开展与社区对话，让企业周边的居民了解巴斯夫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安全感，融洽整个社区的关系。
随着责任关怀的理念深入，巴斯夫建立起了一套全球统一的安全审查标准。该标准不仅统一审查巴斯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企业，还统一审查全球各地的供应商，内容不限于环保、安全，也涉及到员工保障方面的内容。例如，供应商是否违反了一些最重要的全球协议，包括童工问题、劳工保护等。
在世界各国对环保、安全标准和社会责任的要求，仍然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巴斯夫在世界各地都是表现最好的企业之一。
巴斯夫的新措施是通过律师事务所，建立了专门的合规热线，方便公司所有员工对公司行为的合规性提出质疑。律师在接听电话后，将内容提交给公司更高层进行调查，回答员工对公司的质疑，确保公司承诺的安全等标准的落实。
巴斯夫的另一个举措是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实现环保和节能减排的目标。在中国，巴斯夫正在把化工行业内最领先的“一体化”生产技术引入到南京的项目中。
在巴斯夫总部，这项技术已被证明“具有很高的环保价值和商业价值”。该技术把很多工厂连在一起，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将甲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热能变成乙公司生产所需的热电供应；将一家工厂的废弃物，变为另外一家公司的原料；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巴斯夫还为北京公交车提供了选择性的催化剂还原技术，使这些公交车符合欧式排放标准，预计到2008年还会再增加600辆这样的公交车。这意味着把氮氧化物排放减少60%以上。
但环保理念和新技术的推进，并不总是与企业当前的经济利益吻合。关志华承认，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格局下，不少化工企业采用落后的工艺，也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巴斯夫希望，其所做的环保努力，最终能得到消费者认可，并因此接受巴斯夫的产品。
在关志华的计划中，巴斯夫在企业社会责任上，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捐赠等形式，正在走向新高度。“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应当是用正面的方法去影响我们所有利益相关者。经济上，我们要有可持续的、长期的盈利。同时，我们还要对整个环境保护、工业安全负责，对员工和社区负责。”
现在，“利益相关者”概念，内涵更加广泛。巴斯夫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已经不仅局限于公司内部的环保、安全措施的改进，更着眼于外部的上下游企业。
2007年初，巴斯夫发起参与了一项“1＋3”计划。该计划要求，参与企业与其供应链传递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并以最佳范例、专业知识以及度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实际指导合作伙伴如何提高社会责任感。这三个受益的公司再分别将此模式复制到他们各自的另外三家商业合作伙伴身上。最终达到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传播得更广的目的。
在产业链中处于“链主”地位的巴斯夫，是这一计划的积极推动者。目前，巴斯文正与6家合作单位积极参与这项计划，影响范围已扩大到物流等更多行业。
AMD：“芯”植中国
两年前，AMD公司向中国转让了其拥有的低功耗X86微处理器核心技术。AMD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海克特·鲁毅智博士坦言，“我们同美国政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的沟通”。两年后，在AMD获评2007年中国最佳企业公民的颁奖辞中，“无偿向政府转让X86微处理器的技术”的评语，让中国人依然记得AMD当初的慷慨付出。
而AMD的回报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大中华区已成为AMD全球第二大业务中心，并将在2008年上半年成为AMD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AMD在大中华区获得的成就，其在中国秉承的发展理念可作出部分注解，那就是“芯植中国，共赢未来”。AMD当家人鲁毅智曾经直言，“AMD要在全球取得成功，首先要在中国取得成功。”
这种认识源自AMD领导层，特别是大中华区的管理层对中美商业模式差异的清晰精微的体察。AMD发现，“美国人做生意，评估标准第一是是否合法，第二是是否符合逻辑，第三才是是否互相了解，它的顺序是法、理、情。但在中国做生意，是否互相了解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于是，AMD在中国市场的商业运作中，也始终贯彻“既做事，又做人”的原则。AMD对自身商业策略有着这样的解读，“AMD与客户不只是销售关系，而是合作伙伴；AMD与客户相互搀扶，实现共同成长。”
比如，2005年下半年，当时北京中关村遭遇困境，部分企业开始撤出，AMD则决定将其大中华区总部搬进科技园区；AMD在苏州建立了封装工厂，在上海投建了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培养了大量技术和研发人才，它了解中国对于本部技术力量成长的关切；AMD大中华区直接向美国总部汇报，实现了中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直接进入总部的最高决策核心，以切实融入到当地建设和中国的自主创新体制中去。
在作出了X86技术转让承诺之后，AMD则是“无微不至”：委派数名公司高级副总裁组成专项小组直接参与该项目执行；鲁毅智还曾先后两次专程到科技部指定的技术受让机构——北京大学了解项目进度，为X86技术的优化和创新提供支持。如今，北京大学已经掌握了X86兼容CPU的设计技术，其下属的北大众志公司已具备开发X86兼容CPU产品的能力，并计划将于2008年上半年推出X86兼容的北大众志—86系列的第一款产品。
AMD一直致力于温室气体的减排，自从2001年发布其首份年度全球气候保护计划以来，AMD已经超额完成了美国环保署的气候领导者计划(EPA Climate Leaders)制定的到2007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40%的目标，自2002年以来，AMD的标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了50%。AMD已经承诺，其未来的美国德州奥斯汀园区将支持可替代能源的发展，100%采用绿色能源。
2006年4月，AMD牵头，联合惠普、Sun、IBM等巨头成了非盈利性环保组织“绿格”(The Green Grid)。计算用户往往苦恼于突然增长的电力消耗和解决部件过热问题，而“绿格”的作用在于满足企业数据中心降低功耗和冷却的需求，具体做法是，让用户了解哪家公司可以协助它们取得节约能耗的竞争优势。
此外，AMD十分重视为社区提供服务和缩小数字鸿沟。2007年，AMD携手慈善组织Architecture for Humanity首次推出全球奖金金额高达25万美元的开放建筑奖。每年，主办方将从低成本、可持续的设计项目中选择一项获奖设计，并选定一个社区进行建设。开放建筑奖的首个项目将是一个“电子社区中心”，配备了互联网接入解决方案，旨在使整个社区能够享受互联网的变革推动力。该设计与AMD创立的“50X15计划”保持目标一致，即到2015年，为全球50%的人口都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因特网接入和计算服务。
作为“50X15计划”在中国的落实部分，12月17日到1月17日期间，AMD将回访其捐资兴建的“AMD”启明星电子教室所在学校，并为第30所“AMD启明星电子教室”的落成揭幕，届时AMD公司在2005年10月向教育部捐资600万兴建的30所同类教室将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通用汽车：红粉笔在路上
“只有一间教室，容纳了三个年级；
只有一个老师，和26个学生；
一个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的，瑶族贫困生＋孤儿的村校，一个六年没有任何工资收入的老师，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这是网友初夏在自己名为“跋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博客中提出的疑问，作为上海通用汽车“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80多名志愿者中的一员，初夏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了在内蒙古、甘肃等地支教的经历，她的博客点击率已超过2万。
2006年，上海通用汽车赞助和推动了“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组织和资助志愿者队伍前往云南丽江、贵州开阳、安徽滁州、内蒙古呼伦贝尔、四川资中等地区下乡支教，并带动社会各界力量切实关注并支持乡村素质教育改善。
此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在中国的都市人群中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和支持，专题博客的点击率已突破90万，很多访问者都在留言中表达了对支教者的敬意和参与支教的心愿。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外学者的共识在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创造经济价值，但这远远不够，还有对利益相关群体的责任，对社会公益事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企业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最根本来自于企业的责任。企业不但要对生态链上所有相关者的利益负责，更要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努力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改善乡村教育环境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也成为上海通用汽车回馈社会的切入点。上海通用称，如果有更多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都市人群走进偏远地区，走进乡村学校，走进孩子们中间进行支教活动，那么对于开拓乡村孩子们的视野、启发他们的心智，帮助他们建立帮助家乡摆脱贫困的社会责任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6年是通用参与红粉笔计划的第一年，上海通用雪佛兰带领着一群年轻白领，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教育第一线，为乡村的“粉笔头”们带去了梦想和新知。
在这总共101天的时间里，80余名“雪佛兰红粉笔”的足迹踏遍了我国7个地区的7所小学，志愿者用精心准备的教案，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堂生动难忘的美术课、音乐课、数学课、语文课、英语课、体育课……让孩子们见识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对每一位志愿者来说，这都是比金钱还要宝贵的财富；而对得到帮助的学生来说，正是他们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在这101天中，“红粉笔”使孩子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让他们放飞自己的梦想。也许有一天，他们之中会有人走出大山，走出国门，并在多年后想起曾经有一天自己懂得了为什么要努力学习。
“现代经济社会赋予了企业新的角色和新的责任。我们希望能以雪佛兰品牌所倡导的年轻活力、亲和友善、值得信赖的品牌感召力，带动社会各界力量切实关注并支持乡村素质教育改善，以推动中国全民素质的提升，促进这一富国强民基础工程的提速。”上海通用汽车公关部总监李征卉女士表示，“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肯定将一路走下去。
联想：争做“绿色先锋”
“联想从创办之初，就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企业，而是立志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谈及“企业公民”，联想集团副总裁杜建华首先强调的是历史的延续。当年，柳传志等人创立联想，提出的理想就是“产业报国，高举民族IT业的大旗”。
如今，跻身世界PC三甲的联想，对于践行企业公民也是底气十足，“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先锋。”杜建华说。
杜建华将“先锋”的基石首先归于创立的理念和起点。“收购IBM的PC业务，是我们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扩展到了全球视野。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起源于欧美，IBM的PC部本身实践就较为领先。”
高起点落实最多的是“绿色”：“联想制定了绿色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计划，绿色商务管理计划，推动了PC行业环保标准的提升，并致力于创新环保技术的开发。”
其中，“绿色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计划”主要体现在生产经营环节，涵盖了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交付到产品回收的全过程，形成了一条“绿色产业链”。比如，在链条的前端，联想制定了《关于用于联想产品的材料、部件和产品的基本环保要求》，要求供应商必须坚决遵循联想发布的设计技术规范提供部件和材料，具体包括了关于节能、禁用有害物质等具体要求；在链条的后端，2006年，联想宣布在中国免费回收和利用所有联想品牌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并在该财年出资处理了超过15,000吨的废旧产品。
“绿色商务管理计划”则主要约束日常商务办公活动。在办公区，通过安装延时开关、节电器、感应水龙头等节能设施，尽量避免电能的浪费；通过全面实施办公自动化，联想北京的办公部门每月可节约近500公斤纸张；联想的办公楼外墙体和屋顶，大面积地使用了玻璃材料，大幅减少照明用电，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保温效果，其位于上地的联想北研大厦，还曾获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事实上，在环保方面的改善计划是全方位的。比如，联想采用了复合包装的方案，将5个笔记本放在一个包装盒中，使客户的总体拆卸时间缩短到原先的50%以下，同时少使用60%的包装材料。
不过，杜建华并不讳言联想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的差距。“尽管我们在国内已经做得不错，但我的外国同事还是有很多意见，比方可以安装节能灯的地方没有安装，办公用纸没有用双面，等等”。他还非常感慨他的那帮外籍同事对于环保的执拗，“日常关灯在中国强调意识，他们会选择设计某种技术或制度，一定确保人不在就灯不亮”。
事实上，在推进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方面，制度也是联想越来越重视的。杜建华的理解是，“必须像人力资源、财务部门的存在一样，用一种制度性的建制嵌入企业运作的整个流程，来保证环保工作的执行”。
为此，联想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组织体系：在最高的集团层面，联想设有专门的环境管理委员会，由集团CEO亲自挂帅，负责环境政策制定、环境组织架构和人员任命、监督考核、资源协调利用等工作，并在2006年专门设立全球首席环境官，还在中国设立一位企业社会总监专门从事环保相关工作；在基层的生产经营部门，设有兼职的环境工程师，具体负责本部门的环境管理工作。
2005年，作为PC行业代表，联想成为《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和《关于报废电气电子设备指令》(WEEE)的实施顾问团成员，开始参与制定行业环保标准，推动行业环保水平的提升。
杜建华非常自豪联想在履行RoHS标准上的表现，“在欧洲推出该标准之前，联想就已经做到了淘汰和限制使用RoHS所关注的各类有害物质。”而目前，联想也正在协助政府，致力于将RoHS引进中国。
当然，做“先锋”自然需要在技术上有所贡献。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前，联想中国就制定了包含了产品功耗等环保特性的PC技术规范。目前，联想在全球拥有46个顶级实验室，包括节能实验室、材料实验室等，全面保障联想环保水平的领先性。
杜建华称，联想正在研发的一项电脑技术，可使电脑耗电量降至4瓦，而目前国家标准是10瓦。“如果全中国的电脑都采用此项技术，那么一年可以省20亿度电。”
万科：从“绿”到“金”
当登山爱好者王石爬上乞力马扎罗峰时，发现山顶没有雪。于是，他拍了照片，一有机会就展示讲说。譬如在企业公民的论坛上，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这上面没有雪，是全球变暖的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行业所无法回避的。”
2007年8月，万科成立“企业公民办公室”，三位工作人员。但万科的员工都知道，“企业公民办公室事实上有五个人，还有王石和郁亮。”因为，他们更关心如何履行企业公民责任。
“万科的企业公民建设，经历了从懵懂暗合到有意识追求，再到提出明确的纲领性目标的过程。”连续四届蝉联“最佳企业公民”后，王石对“企业公民”有了更深的见地。
而企业公民办公室的建立正是万科的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层面的开始。
据IBM最新发布的“绿色中国”白皮书，“全球范围内，有72%的企业CEO认为企业社会责任(CSR)应该成为他们企业战略目标和运营的核心”，而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并有助于加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的职责是负责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规划并监督项目实施，评估公司的主要社会责任态度与立场。
近期，他们发布了《万科企业社会责任绿皮书暨2007年企业公民报告》（下面简称《绿皮书》）。“我们把未来三年的责任量化了，当然作为企业公民，这个标准是远高于行业标准的。”在王石看来，量化了的企业责任，意味着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实现。
而接下去，企业公民办公室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为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并通过第三方调查万科施工方提供的民工待遇是否人性化。
关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文化等多种要素，同时，是关系民生、社会的大话题。万科亦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对这一话题做出了回应，开展了“海螺行动”：海螺，即意味着居者有其屋。
第一届海螺行动，万科出资100万元面向全社会征集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解决方案，而城市低收入人群居住试点项目“万汇楼”就此诞生，并将于2008年完成建设，接受入住。据了解，万汇楼建成后将提供300间单元，最多可容纳900个家庭即1800人居住。每个基本单元约40平方米，月租金在200～300元。
第二届“海螺行动”则携手英国文化协会共同举办，研究英国的保障住房现状和制度安排，并开展中英联合学术研究与实地体验。
“2007年，万科和武汉市政府合作从事的面对中低收入人群的100万平方米项目即将动工。在深圳，也即将开始20万平方米的保障住房项目。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王石希望，海螺行动带给整个房地产业和社会的影响能更大。
虽然现在这“海螺”号声还比较弱，但通过关注中低收入人群，万科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对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万科亦参与了其它公益活动，如捐助西藏拉萨盲童学校，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等等，但如王石所言，“公民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公益”。在他看来，万科开始住宅工业化的尝试，则既是“环保”，也代表着万科的产业升级。
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生产好配件，到施工现场进行装配，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或许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万科确实在这样做了。
2006年，万科住宅工业化的一号试验楼成功“装配”并“拆卸”，如今，二号、三号试验楼也已完成实验。2007年，万科工业化项目开工面积达15万平方米，2008年计划开工60万平方米，2009年计划开工120万平方米。
所谓“住宅工业化”，即在工厂机械化生产大部分混凝土构件，然后运到施工现场装配。而这也将成为万科的核心竞争力。
据统计，全国每年排放建筑垃圾上亿吨，占城市垃圾的40%。绝大多数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填埋。另外，全国城乡建筑达到节能标准的仅占5%，住宅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
而《绿皮书》内数据显示：住宅工业化后，“湿工作”向“干工作”转化，将减少约80%的木材损耗、施工垃圾和装修垃圾，减少约60%的用水量、混凝土损耗、钢材损耗。对企业而言，当大部分混凝土构件都提前设计并在工厂制造和养护，工业化的制造方式不仅更加环保，在缩短建造周期的同时，也将带来企业运作效率的提高。
“以后，在企业公民论坛上，我就能真正说说万科是如何把‘绿色’变成‘金色’的了。”王石笑称。
伊利：绿色领导力
1997年前，伊利是一个街道小厂，生产雪糕、冰激凌和当地的特产奶茶。
10年后，伊利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3.39亿元，高居中国行业榜首。同时，伊利集团也在行业内率先完成了由“业绩导向”到“责任导向”的转变。
做大做强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在伊利成长的过程中，则意味着责任一直在心，这就是伊利法则。
如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所言：“责任能使一个企业从优秀走向伟大。”
多年来，伊利集团累计纳税70亿元，并投入近6亿元用于各项“授人以渔”的公益事业，带领行业走健康发展之路，帮助500万奶农脱贫致富……
对于乳品行业来说，“得奶源者得天下”。伊利目前已经掌控了中国主要黄金奶源带，但为进一步保证奶源的高品质，和奶农生活的更加可持续发展，伊利的探索之旅已经走了很久：从“公司＋农户”模式、“公司十牧场小区十农户”模式、“公司＋规范化牧场园区”模式最终到“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最新的“合作社”模式实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在最近十几年的发展中，为了解决农民养牛资金困难的问题，伊利为养奶牛户累计发放奶款320多亿元，以滚动的方式累计向农户发放购牛款近20亿元。
1982年内蒙古的舍比崖村全村只有24头牛。1996年6月，伊利在该村建起了第一个奶站，首次实现了分散饲养，集中挤奶。运奶车也由原来的铁皮罐发展成为不锈钢双层隔温罐。随着伊利集团业务的发展，该村已拥有160户大型奶牛养殖小区，拥有多座现代化奶站，现在舍比崖村共有奶牛2500头，日产鲜奶18吨，户均8-9头牛。全村人均收入7200元。村里30%的奶农购买了私家车，每家的小土屋都变成了大瓦房。
是否关注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是度量企业公民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伊利无疑做得同样出色。
“伊利的企业发展和尊重环境、保护环境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一般的先开发后治理，譬如，在每一地，我们建立一个工厂的同时，一定会同时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张剑秋说。乳业和农牧业息息相关，在伊利的带动下，奶农们不仅改变了以往单靠种植农作物为生的生存方式，还走上了“种草—养牛—卖奶”、“养牛—牛粪还原土地—种草”的良性循环之路，同时也保护了乳品行业赖以生存的奶源的持久发展。富裕起来的奶农还纷纷退耕还草，仅呼和浩特市附近的一个村，退耕还草的土地就达5000亩。
在自身生产方面，“绿色生产”成为了宗旨。2000年6月，伊利投资980万元建设伊利金川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并于2005年又投资880万元进行改造。
如今，乌素图沟两岸数千亩的农田得到了300多万吨的免费灌溉，水源正是经伊利集团金川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水。而废水中的污泥、浮油渣经添加搅拌处理后形成有机肥料，为呼和浩特市北部山区的荒山绿化提供了4000余吨的优质农肥。如今，原来的荒山已郁郁葱葱。
将绿色完全融入企业的生存发展，“绿”才能真正变为“金”。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金典”高端品牌，如张剑秋所言，它是伊利打造自己的“绿色领导力”的开始。在张看来，“绿色领导力”包含了“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发展”。
绿色生产通过“污水处理系统”减少排放外，节能亦是重点。如，对现有清洗工艺进行重新梳理，仅此一项，生产用水单吨耗用降低了0.2吨。
绿色消费则是伊利在逐渐灌输给消费者的概念。譬如，在推行学生奶的过程中，伊利以包装、海报等各种形式，呼吁学生把用过的包装纸回收再利用，“环保从娃娃抓起”。
绿色发展则更多体现在产品业务结构的战略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均衡发展能力的提升。伊利称，其已经摆脱了中国乳业过度依赖液态奶发展的不利局面，目前，旗下拥有“伊利”牌雪糕、冰激凌、奶粉、奶茶粉、无菌奶、酸奶、奶酪等1000多个品种，是目前中国乳业产品线最齐全的企业之一，而且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业已超过伊利业务总额的40%。
“富润屋、德润身，责任润心”，这是伊利对责任的理解，也就是伊利在由“业绩导向”向“责任导向”转变时，所坚持的伊利法则。
通向生态文明之路
环境问题——工业文明的直接代价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改造世界、创造财富、探索真理、追求幸福、光明和自由的过程。迄今为止，已经历二三百年历史的工业文明，就是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科学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的光明，即生产文明和生活文明。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得就有失，当人们享受着由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幸福的同时，也必须承受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如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生态危机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影响和危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而盲目改造自然界所付出的代价。
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就出现了环境问题，但环境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步出现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引起环境质量下降，与人类的生存需要不相适应，从而影响人体健康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在当代，环境问题不仅是一种社会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同时也进入了环境严重污染时代。上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并呈全球化趋势。人类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需求欲望，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依靠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被改造的自然界必然会产生明显的双向效应：一种是正效应，它是自然界对人的力量的确证，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种是负效应，它是自然界对人的过度行为的无情报复。这种报复是前所未有的。从空间上说，影响的不是个别地区、国家，而是整个地球；从时间上说，影响的不是几个月或几年，而是殃及子孙后代。这种空间、时间上跨度如此巨大的报复，绝非对人类的一般影响，而是很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反思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切实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这场严峻的环境挑战，是我们人类的共同使命。
可持续发展——破解环境困境的根本路径
解决资源、环境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矛盾，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优选战略。联合国环发大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是：“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其需要”。可持续发展并不排斥发展，而是对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类所进行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运动，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单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还要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促进社会进步，包括人类环境质量的提高。在发展过程中应体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同步的、整体的、持续的增长，保证生态环境的长期优化和未来发展必需的资源、环境等基本条件。否则，这场工业化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人类也将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这就要求人类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在长期的工业化实践过程中，在上世纪末形成的共识。1992年，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共同签署著名的“地球宣言”（《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便是这一共识的重大成果。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类在发展中摒弃传统的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选择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
现代企业在面临政府环保要求、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要积极进行产业生态化创新。产业生态化创新是指把产业系统视为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等原理的指导下，按物质循环、生物和产业共生原理对产业生态系统内和各组分进行合理优化耦合，建立高效率、低消耗、无（低）污染、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产业生态体系的过程。
产业生态化创新的核心是技术生态化创新。在生态创新中，要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通过生态工程、生态设计、工艺设计等，对技术进行生态化创新，使用无害化、无废料化技术和设备，为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提供保证。
产业生态化创新的本质是全程生态化。它既是一个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生态和经济社会系统的生态化过程，也是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到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生态化过程。它有目的地改变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将促进人工生态环境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与发展。产业生态化不仅强调生产过程即产中环节的生态化，而且同时强调产前、产后环节的生态化，使生态化过程向产前、产后延伸，实现全程生态化，从而达到资源利用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向前延伸到绿色原料、能源及工业无机环境的构建；向后延伸到流通、消费领域，通过生态营销引导绿色消费，传播绿色企业文化。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实施，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开始在发达国家渐成潮流，从宏观层次的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管理立法，中观层次区域产业园区的建设、布局，到微观层面企业的生产技术改造、管理实践，生态化的概念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这一发展趋势在三次产业的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中都有所体现，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革命，促成了生态与产业成为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绿色化含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形成了广泛的生态产业化现象。以生态产品的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为基本内容的新兴生态产业不断发展，使生态环境和产业领域产生了全方位地渗透与融合，产业生态化现象日渐明显。生态与产业的互动，最终形成生态产业一体化和复合化，传统的三次产业正在向生态化方向发展。
生态化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各大产业生态化通过对其多样性的不断提高来促进稳定发展，它将为人类找到一条物质永续循环利用、无污染、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资料来源：
《中国经营报》2007.12.3 李国华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12.17 吴伯凡 王小诺
萧白 朱长城
晓平 天阔
虞南
《中国信息报》2007.12.26 陈柳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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