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一重生的大轮回——论挪亚方舟作为神话原型在三部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舟论文,美国论文,原型论文,文学作品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3)06-0029-05
《圣经》是世界上最幽邃神奇而富于魅力的书。作为一部伟大的宗教经典，它不仅是希伯来人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库，而且是一部文学结构卓然突出的鸿篇巨制。自中世纪以来，它成了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其内涵渗透到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文学、艺术、历史、法律、哲学、政治、经济等。《圣经》的内容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形成了西方人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这种普遍的心理经验、普遍的意识组成了一种超个人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荣格称这种现象为“集体无意识”，并指出“原型概念对集体无意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1]。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的一份沉淀，《圣经》中的很多原型形象深深潜入人类记忆中，并成为文学作品中反复运用的隐喻或象征。
著名的文学批评理论家、神话—原型批评的鼻祖诺思洛普·弗莱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明确指出：“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一个洪水原型。”[2](P58)《圣经》中有关挪亚方舟的故事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该故事虽情节简单，但内涵丰富，不仅其中的方舟、鸽子、彩虹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被后人不断地挖掘、充实和发展，甚至连方舟的形状、进入方舟的七公七母洁净动物、洪水大劫等也被不同时期的作家或借用，或演义，甚至改头换面，赋予它们更新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本文拟从挪亚方舟故事所反映的“死亡—重生”的轮回模式入手，分析美国作家的三部作品中对挪亚方舟原型的运用。这三部作品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和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这三部作品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一个为美国内战前，一个为一战左右，另一个为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虽然这些作家各自处理其作品的方法和角度不同，即其叙述表层结构不同，但是透过这些不同的零星表层，可探出其共同的深层结构，即他们都用到了《圣经》中的一个原型——“挪亚方舟”的故事。正是这一神话原型穿越作家各自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阻隔，把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显示了共同沉淀在这些作品中的先辈们的“集体意识”——对现实丑陋世界的痛恨和希冀，重新整饬旧世界的愿望。
一
《圣经·挪亚方舟篇》记叙了上帝创造的“幸福世界”不幸堕入了一个罪恶横流的“魔鬼的世界”。始祖偷吃禁果，被逐出了伊甸园。该隐诛弟，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人世间恶欲蔓延，贪欲滋生，道德沦丧；社会腐败堕落，陷入一片混乱无序。上帝见此情景大为震怒，痛心疾首，决心要毁掉这个腐败的世界。他打开了天门，用洪水、雨水淹没了陆上的一切人类，冲绝了所有飞禽走兽。为了能再度创造另一个新的世界，上帝选中了挪亚——一位诚信正直的义人，要他建造方舟，载着建构未来世界的他和全家老小及部分动植物，漂浮在水面上，以躲过滔天的洪灾。挪亚方舟在淹没世界的洪水中漂流，最后等洪水全退，大地干透，凝结坚实后，挪亚一家才走向方舟。他们筑了一座祭坛，向上帝耶和华贡献祭品，以感谢他赐生之恩。上帝在天上挂出了七色彩虹，作为和地上的一切生命永世和好的标志。挪亚一家又重新耕种土地，饲养牲畜，过新的生活。
方舟作为新世界的一颗巨大的种子，装载着全部未来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完成了人类万物从死亡到重生的一个大轮回。这个轮回运动的实现，预示着旧有的混乱秩序被新的有序的理想秩序所代替。人与人、人与上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趋和谐统一。所以说，“挪亚方舟”暗示了人类需要经过“死亡—重生”的轮回仪式，人类世界才能由无序趋于有序，旧有的魔鬼世界才能被完美的新的世界所代替。但是这一轮回的完成，需具备两个条件：1.使现实丑陋的世界回到洪水泛滥的混沌状态；2.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要有拯救人类世界的希望种子——如挪亚一样优秀的人类。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人类就没有“重生”的契机。弗莱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还指出：“神话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故事结构，把神话同文学相连；另一个方面是它包含的知识的社会功能，也就是对于社会来说是重要的知识。”[2]因此，“挪亚方舟”不仅提供了实现人类社会秩序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也使文学通过借用“挪亚方舟”这个神话原型，寻找整饬现实社会秩序的出路，探求摆脱丑恶世界、重构理想世界的方法。
如今，神话的时代已成过去。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工业的迅猛跃进，人类并没有享受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安全感。相反人类感到自身与社会、自然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人类甚至觉得越来越不能驾奴社会的发展。于是，社会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日益激化。现实世界一片混乱不堪，如同T.S.艾略特笔下那一片颓败的现代荒原。所以，人们便向往世间一切的混乱能复归于秩序化、理性化，希冀远离这样一个魔幻的世界，重构一个新的世界。这种理想成了马克·吐温、海明威和约翰·斯坦贝克这些作家的追求。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了“挪亚方舟”，把它作为一种寄托理想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原型，运用在他们的作品里。
这三位作家运用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置换变形手法，使“挪亚方舟”换上了现代的行头，方舟里的人物也多了些现代人的痛苦和忧虑。这三部作品都保留了“挪亚方舟”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和人物原型。现用图表归纳一下这四个故事的相同点：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这三部作品保留了“挪亚方舟”最基本的叙述单元，但如继续以“方舟”为参照进行深入探讨，便可发现这三部作品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与“方舟”故事不同：“方舟”故事中实现的“死亡—重生”的大轮回在这三部作品中受到阻碍，“方舟”故事中实现的“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愿望在这三部作品中也未能实现。
哈克是马克·吐温笔下一位浪漫的自由主义者，他感到一刻也不能容忍虚伪腐败的“陆上世界”，便以伪造自杀现场的方式逃之夭夭。“自杀”之后，在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的整个历程中，他一直是个“死人”，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这意味着哈克始终没有得到重生。在这里，从“死亡”到“重生”的轮回过程没有实现。作者也许通过与“挪亚方舟”的对照，指出密西西比河不具有挪亚世界里荡涤一切罪恶势力的洪水的威力：它无法冲出堤岸，淹没陆上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它只能帮助哈克暂时远离河岸边的社会，不受伤害而已。弗莱指出水的四步循环是雨、泉、河、海或雪。在这部小说中，“水”始终处在密西西比“河水”这一存在状态，也暗合轮回过程受到的阻碍。
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的题目本身就表达了向魔鬼世界告别、期盼启示世界的愿望。魔鬼世界的残酷战争几乎置亨利于死地。他在战场上受伤，实现了他生命历程转变的第一步——死亡。并且，自从亨利康复返回战场后，大雨几乎下个不停，俨然是一场来自挪亚世界的洪水，要淹没这个残酷的世界。亨利与凯瑟琳一起划着小舟，冒着风雨逃到瑞士境内日内瓦湖边美丽的小城蒙特勒。在那里，他俩度过了一个幸福安全的冬季。根据《圣经》记载，挪亚一家在洪水中漂泊了150多天，在翌年2月25日登上新的世界。从中可得知挪亚一家人幸福安全的日子也是在冬季，而且还得知2月是一个很适宜“重生”的日子，预示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但是，在1917年的春天，凯瑟琳产下一具死婴，随后她也死于难产。这暗示了亨利从“死亡”到“新生”的过程遭到了挫败。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水”的循环过程看出：瑞士虽然是一个“水”已被固化为“雪”的世界，但是“雪”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物质状态。它隐含着“雪”随时会化成“雨水”，汇合成洪水来冲绝这个世界的危险。果不出乎所料，“雪”又化作了“大雨”，最终亨利又被“大雨”所浸没，象征性地暗示了亨利又再度“死亡”。
《愤怒的葡萄》一开白，就描写了一个赤地千里的恶魔世界。在荣格的神话原型体系中，秋天就是一个万物死亡的日子——“秋天的俄克拉荷马州白玉米在干旱和风暴袭击下被连根拔起”[3]。在第29章中，加利福尼亚的大雨和洪水冲断了大树根。迟来的雨水似乎也想冲毁这个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罪恶滔天的丑陋世界。约德一家人中，爷爷、奶奶以及凯瑟牧师的先后死亡，汤姆因与警察打架而受伤，都是在完成“死亡—重生”这一轮回仪式的第一步。但小说快要结束时，罗撒香却生下一具死婴，后来被放进一个木箱子里，随着洪水漂向远方。这一场景恰好模拟了“挪亚方舟”这一神话原型。箱子里不是装着人类重生的希望种子，而是一个无生命的死婴，人类“重生”的希望又成了泡影。
二
通过与“挪亚方舟”故事对照，可看出这三部作品都具有前面提到的两个先决条件：泛滥的洪水和优秀的人类。这些作品所描写的洪水亦似《圣经》中的那场洪水，冲决了天，冲决了地。哈克、亨利和汤姆也都是像挪亚一样肩负着拯救人类的希望使者，却未能从“死中复生”，洪水也未能彻底摧毁现实世界。构筑人类理想的未来世界，使社会秩序复归井然有序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不妨借用一下A.J.格雷马斯在讨论意义的细微构成时所引用的两项对立和矛盾的符号矩阵。[4]在处理较复杂的人类关系时，他设想四种力量处于一个长方形中：
X与反X是尖锐对立的两方，非X与这两方可能既不一致也不对立，非反X则更为不确定，更加变动不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这一矩阵能部分地显示出所谓主要矛盾中的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
将“挪亚方舟”带入这个矩阵中，假设挪亚是人类的代表，他的一家人作为挪亚亲密的伴侣，则是非反人类的，而上帝就是非人类的全知全能的“存在”，他是挪亚抵抗反人类罪恶势力的助手，所以，“挪亚方舟”从根本上揭示了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之间尖锐的冲突，生与死的力量之间激烈的斗争。
在“挪亚方舟”这个故事中，上帝用他全能的力量，协助人类一起扫除了人间邪恶的反人道主义的势力，抵制了死亡势力的威胁，使人类从死亡中崛起而重生，进而重新构建人类社会并赋予它新的秩序。但如将这三部作品带入这个矩阵，就会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
可以看出，反人类的现实力量是如此强大：奴隶制度使得吉姆被奴隶主当作牲口自由买卖，搞得他妻离子散，四处逃亡；亨利被可憎的战争既摧残了肉体，也击垮了灵魂，生活在一片迷惘失落中；约德一家也被农业资本家逼得背井离乡，踏上了飘泊的路途。面对这般恶势力，当孤独无助的“英雄们”求助于那个全能的上帝时，发现他却不在了。结果这些孤助无援的英雄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最终只能逃离这个世界。
哈克逃到了竹筏上，但随后便有恶势力接踵而来，这个安全的避难所也无法完全摆脱邪恶力量的影响。亨利逃隐的那个冰雪世界，处处隐含危机，最终连这个世界也化作洪水，冲毁了他苦心营造的温馨世界，夺走了他的爱情。约德一家人也只能退避在卡车里，看着洪水漫进车箱。这个卡车显然不是那只轻便的挪亚方舟，能浮载这一家人逃脱灭顶之灾，而是一个笨重的铁壳子，根本不能救助这一家人。于是，死的力量对生的力量的侵犯压逼，邪恶势力对人类的追击，不仅阻碍了人类实现“死亡—重生”这一轮回过程，也阻碍了人类理想的最终实现。
三位作家在上帝缺失的情况下，又创造出了三位替代“神(上帝)”的形象——神父或牧师，试图让苦难中的人们向他们求助，再次实现“死亡—重生”的轮回。但这些神父、牧师只是表述“上帝”旨意的工具，本身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面对强大的势力也无能为力：哈克看到安娜的神父竟不能当众揭穿假公爵、假国王的骗“钱”伎俩；《永别了，武器》中的牧师只能通过送一瓶酒来帮助受伤的亨利摆脱精神上的空虚无助；《愤怒的葡萄》中的凯西神父，虽有着与耶稣·基督相同的名字——缩写形式J.C(注：耶稣·基督在英文中的全称为Jesus Christ，凯西神父的英文名为Jim Casey，其缩写形式都是J.C。)，也只是徒有虚名，不仅不能让约德一家人脱离苦海，自己也不幸被警察打死。
看来，在现代社会，人类想寻求外界力量的帮助，整饬现实社会秩序，实现“再创世界”的理想，用“挪亚方舟”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三
在“挪亚方舟”的故事中，人类的难题借助上帝的力量得到了解决。可在这三部作品中，人类的难题依旧，矛盾冲突仍未能解决。这三部作品都暗示人类既不能指望上帝，也不能指望神父或牧师。人类必须丢掉宗教幻想，靠自身的努力来创建一个美好的世界。
哈克在小说的结尾处继续乘着竹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不停地探索或等待着“重生”的契机；亨利最后走入雨中，消失在死寂的雨夜中，这也许暗示着他所代表的人类还要在黑暗中遭受苦难，上下求索，寻求出路，以获得“重生”。看来，马克·吐温和海明威未能给人类指出一条可行的办法。
可喜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暗示了人类有望获得“重生”，实现最终理想，而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
罗撒香在小说结尾处在自家的卡车里产下了一具死婴，虽然标志着这一次“重生”的失败，但是，罗撒香从只能救助自家人的卡车里走出来后，来到了一个有两位陌生人的畜棚。这畜棚暗示了耶稣诞生的马厩，预示着一个“新的创世纪”的重演。而且，罗撒香的名字本身就来自《圣经》：“我是沙仑的玫瑰”，预示着“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万物又重新焕发生机，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5]。罗撒香具有繁殖女神的象征，她用自己的奶水救活了一位奄奄一息的陌生人，这预示着此人有望获得再次“重生”。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重生”与第一次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第一次“重生”的失败和哈克、亨利“重生”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实现“重生”靠一个人的力量过于单薄，那么第二次“重生”就有望获得实现，因为约德一家人已从自家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走出旧的“挪亚方舟”，走进畜棚(一种新的“挪亚方舟”)，与两位陌生人同舟共济，互相救助。这标志着“小我”的死亡，“大我”的诞生。“大我”在这里已指向了“集体主义”。正如小说结尾处描写的，已不是约德一家人与洪水孤军奋战，而是所有的采棉工人共同抵御洪水。就像约德妈妈所说的，“过去家庭的圈子很小，现在却不是这样，它包括任何人在内”[3](P736)。这也就是说新世界的诞生，不是靠挪亚、哈克、亨利这样的“孤胆英雄”的力量，而是依靠大家这个群体。只有彼此依靠，团结奋斗，才能战胜巨大的险恶势力，也才能改造堕落的社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部作品中的人际关系：朋友(哈克—吉姆)、夫妻(亨利—凯瑟琳)或约德家庭成员这种狭隘的私人关系，而在《愤怒的葡萄》中获第二次重生时，方舟中出现了陌生面孔，这标志着旧的狭隘的人际关系已升华成了一种阶级内部之间同舟共济、互助互爱的关系(约德一家—采棉工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没有上帝、英雄的帮助下，靠集体的力量，破旧布新，重建理想之国。
这三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运用“挪亚方舟”这个神话原型，一方面表达了现代人类欲求和谐的社会秩序，建立如哈克与吉姆那样无种族歧视的兄弟情谊，重建完美的理想世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通过它指出现实世界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指出了非正义战争对人的精神和肉体带来的双重伤害，以及经济危机下人们痛苦不堪的生活，并暗示拯救这罪恶世界之艰难，促使人类重新探求新的整饬现实世界的方法。这无疑使“挪亚方舟”原型有了更丰富、更深刻的多层次内涵。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个神话原型，折射出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