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先驱者论文,赛珍珠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8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开始流行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经过近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它是欧美目前最热门的理论话语，并且成为一批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萨伊德(Edward W.Said,1935-)以其锋芒毕现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和《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对现代西方文化大加挞伐，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本文试图依据萨伊德这两部著作中所展露的后殖民主义理论①来探讨赛珍珠其人、其文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评价她。
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赛珍珠能否被纳入到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来加以研究？我看，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后殖民主义理论已渗透到西方各种学科和领域之中，它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即是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及东西方文化之比较）及其所包藏的知识前提，如话语场、知识的历史性和临时性，以及人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所建立的复杂关系。赛珍珠作为专门描写东方古老中国的西方作家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以大力弘扬东方文化而闻名于世，将其纳入到东西方文化批判的范畴内加以研究，似应属恰当的归位。
其次，从萨伊德的著作中也可找到依据。他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中有两个概念需要加以澄清。一是“东方”，它广义上是指包括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地区，狭义则专指欧美人心目中的中东和近东，他在书中未涉及西方对远东地区的塑造和认知。而这，恰恰为我们审视赛珍珠如何塑造和认知东方以及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二是“文化”。萨伊德的“文化”，指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各种艺术美学实践，以诗、哲学、小说叙述等形式出现，赏以娱乐为目的，并同更大范围内的历史、地域整体经验息息相关。他在书中着重讨论的是小说叙述形式。具体地讲，他的“文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日常生活方式，即被殖民意识已经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自然而然的、大众的；另一则是指高级文化，具体指探索小说创作。赛珍珠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其创作以娱乐为目的，正如她所标榜的那样“为了让平民高兴”，这是她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也是她认为值得西方作家吸收和借鉴的。从这个角度讲，它为我们认识赛珍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再次，在萨伊德的著作中，他几乎论及了世界上所有地域，但提到中国时却是小心谨慎、一带而过。就此而言，研究赛珍珠可以填补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的空白，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赛珍珠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二
萨伊德在阅读小说的叙述理论中提出了“态度和参照结构”这(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一重要理论，它是指，西方中产阶级殖民主体在跨文化的文本（东方作品）阅读中，阅读主体栖息的文化语境（西方本土文化语境）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而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决定了西方阅读主体在对东方作品的阅读行为中透露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审美“态度”。萨伊德认为，西方中产阶级躺在后工业文明富足的摇篮中，把东方落后民族文学艺术中的旧日风情作为一种野蛮的文化遗存来猎奇。而西方作家对东方的描绘则顺应了这种文化猎奇的需求。
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谴责了殖民主义，锋芒直指西方的“东方学”。他认为，自古至今，西方对东方的描绘，无论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歪曲了其描述的对象。在他们的笔下，东方世界是野蛮的、丑陋的、弱小的、甚至是女性化的。东方人的形象乃是缺乏理性、道德沦丧、幼稚可笑、荒诞无稽。萨伊德认为，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乃是西方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偏离真实自不待言，其目的是顺应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进而制造出西方全面优越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以使西方对东方的罪行披上一层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
赛珍珠曾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小说，反映了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生活。从其创作思想到作品内容，赛珍珠都有别于“东方主义”。
首先，赛珍珠始终关注着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她的创作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要把她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她创作《大地》的初衷就是要对中国作出真切的描写，为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提供生动形象的图画。
其次，赛珍珠对中国的描绘，目前在学术界已被公认为是成功地写出了旧中国那个时期的生活风貌的，如《大地》三部曲、《母亲》等。在赛珍珠的笔下，中国是美丽无比的，她对中国的热爱甚至被人认为是“留恋中国农民在孔子帝国兴盛年代里的安定与平静的生活”。②
再次，她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颇为感人，如桂兰（《东风·西风》）、王龙、王源、阿兰（《大地》三部曲）、母亲（《母亲》）、吴夫人（《闺阁》）等。小说对他（她）们内心世界的揭示颇有深度。如对王源形象的描写，写出了他作为新一代知识分了的是非、长短，他时而激进自信，时而彷徨游移，时而多愁善感，时而捉摸不定。正如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批评赛珍珠的《分家》时，也不得不承认：“布克夫人确有一种展现中国人的才能，她没有把他们描写为稀奇古怪、不合理性、异国情调的黄皮肤的魔鬼玩偶。”③赛珍珠不仅如实地描写中国，她在为朝鲜所创作的《活芦苇》(The Living Reed)时，也因对“朝鲜人物、历史与文化”的“丰富的细节描写”而赢得了世人的赞赏。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赛珍珠的创作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出发点是要将中国和东方如实地反映出来，她企望全方位地反映中国（乃至东方的）现代社会。
萨伊德猛烈抨击“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了大量关于“东方人”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的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赛珍珠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创作从创作主旨到思想内容再到艺术手法均是要还东方以本来面目。正如她早在1933年时所明确阐明的：“我厌恶所有把中国人写成为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尽我所能的把中国如实的写在我的书里。”⑥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母亲》、《活芦苇》等以东方为题材的作品运用了东方主义的话语，试图揭穿西方宏大话语(grand narrative)的虚假性、以期将中国、东方融入世界之中，并以此来拆解西方权威。她对中国、东方本土文化的关注，就是要打破西方人的神话与梦幻，还庐山以真面目。
三
萨伊德的新著《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剖析了西方近代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突然间兴旺发达的欧洲小说叙述，同帝国霸权主义的关系几乎俯拾皆是。从迪福到吉卜林、康拉德，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稍婉转一点的有狄更斯、萨克雷。他尖锐地指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线，就是为帝国主义张目。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赛珍珠研究中，赛珍珠与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的关系依旧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曾就此大作文章，指斥她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在后福柯时代的今天，我们自然不会再有如此幼稚的认识与简单、粗暴的指责。但是，赛珍珠与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究竟有无联系？我将试图运用萨伊德的理论来谈谈赛珍珠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
综观赛珍珠的创作，我认为，赛珍珠同现代西方文化的主线有联系，但区别更是显而易见，因而，不应将她归入这条主线之内。
赛珍珠同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殖民主义、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的联系首先表现在她作品中所宣扬的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如西方人在华开设的医院、学校、教堂等。如《分家》中，梅琳是学医的，她准备将来开医院治病救人。王源追求的爱人是梅琳，他们二人的共同理想，即是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
赛珍珠同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殖民主义、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的最重要的联系，表现在她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请注意，我这里用的不是优越性）。比如她最初的作品《东风·西风》写的是桂兰及其兄长的婚姻所引发的中西文化的交汇与矛盾。桂兰从小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心灵里充满了妇道思想，而她丈夫则是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进步人士，他认为夫妻应该平等相处，而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赛珍珠在这里，从夫妻双方的关系上，宣传了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再以《分家》为例，王源来到外国时感到一切都很美，在这里他深深地为自己祖国的落后而感到痛心。王源在国外刻苦学习，勤奋努力。他回国时，带着许多种子，他想把这些外国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土地上。这里，我想，种子仅是一种象征而已，他要带回的是西方的先进的文明。
那么，我们可否就此认定赛珍珠是位殖民主义者、文化／帝国霸权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宣扬者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殖民主义、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掠夺、控制。鲁滨逊“飘流”到一片荒地，凭着船上带的枪和《圣经》便可以赋予你新的文明生命和主的教化，而不管你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与文化。或换言之，东西文化的交汇是以西方文化控制、战胜乃至消灭东方文化为结局的。而赛珍珠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她的独特性。
赛珍珠笔下的东西文化的交汇、碰撞，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更多地表现为融合。再以《东风·西风》为例，桂兰在丈夫的影响下，便接受了西方的一些进步的东西，最后竟至勇敢地站出来提倡西方式的婚姻自由。但她的思想中又保留着封建迷信思想，因而常常祈求神灵保佑。《分家》结尾时，王源与梅琳重归于好，他们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既不是传统的中国的旧生活，但也决不是全部西洋化的。
赛珍珠强调东西文化融合，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中庸之道”。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反省，它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情形的确与众不同。民族性与现代性始终是困绕中国人的“焦点”。迄今为止，现代化仍是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主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赛珍珠显出她的不合适宜。在中西文化论争史上，对两种不同文化的选择代表着倒退与进步、反动与革命的尖锐对立，这期间，没有调和的余地。赛珍珠文化思想的矛盾性是不能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对这一点，我已有专文详论，此不赘述。⑦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包括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保持高度的警惕，做了大量的反省。正是在作者本人的立场上，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赛珍珠是位反殖民主义者、反文化／帝国霸权主义者。
从作者本人经历来看，赛珍珠虽然生长在教士家庭，一生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她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传教士，更不是一位宗教色彩浓厚的作家，相反，她曾著文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批评教会在国外强迫异族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从而引起一些传教士的攻击，她早在1933年5月就提出辞职书，辞去了长老会国外传教部的“传教士”身份。
从文学创作上看，赛珍珠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直接与间接军事侵略与文化霸权（如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渗透）的现实面前开始文学写作的。在中国处于内部剧烈变革与反抗列强的大动荡时期，她曾强烈地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感觉到中国人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1933年她曾说：“尽管殖民主义宣扬其政策如何完美，但殖民主义的本质，是要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地区的人类本质的发扬和人类精神的进步的根本的否定。因此，这种违反人性的殖民主义，终必为时代所淘汰，从这个世界上消声匿迹。”她在《大地》三个曲中就有明确抨击列强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分家》中，王勉十分仇视神气十足的外国人，他说：“他们用他们的宗教掠夺我们的灵魂和意志，用他们的贸易掠夺我们的货物与金钱。”这是反殖民、反侵略的典型写照。在这里，赛珍珠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39年她的小说《爱国者》正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1941年她曾收集中国抗日战争的素材，写成小说《龙种》。
从以上简析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可以指责《鲁滨逊飘流记》是帝国扩张的典型映照，可以解读出《基姆》中帝国愉乐经验在海外乐土的种种奇遇，也可以推延出《黑暗的心》的结构性假设前提同帝国霸权主义的文化假设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们无法将赛珍珠的作品同这种殖民主义、文化／帝国霸权主义联结起来。如果说上述作品中，被殖民者、被压迫者在殖民者、压迫者面前无法自主、或虽经反抗也终究难逃厄运只能投降、被征服、被控制，那么，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则恰恰相反，被殖民者、被压迫者的反抗、自找出路是作者心中的幻像，更是她的希望，它毕竟是有现实基础的，正如她在受奖词中所说：“现在全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最伟大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
四
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作家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均是多元文化的受益者。多元的文化背景，使他们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东西文化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他们敢于直抒胸臆，在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极力鼓吹东方文化并对现代西方文化加以批评。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差异在于：她借助东方文化是为了给西方文化提供一个参照物，她的批评目的是改良（对东西双方均是如此），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则是有理论、有目的企图全面推翻现代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
赛珍珠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农民的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没有写出与西方殖民主义对话／对抗的文化群体，她给出的出路是要在西方话语中寻求东方的自我肯定。但有一点似乎无可争议，那就是，赛珍珠作品的份量在于她叙述了“东方”——中国的话语，陈述了东方古老中国自己的文化言说。尽管她在作品中赞美的东方情调有时达到自娱与娱人的地步，但她的贡献在于：她没有刻意描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是企望二者的融合，并且以创作表达了出来，因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传达出了未被重视的、或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中国文化，也应有发声的权力。
拿赛珍珠与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如88年埃及小说家马哈福兹、89年西班牙的塞拉、90年墨西哥的帕斯、91年南非的戈迪默、92年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93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后者更善于将世界文坛的新思潮、新技法创造性的运用到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学创作中去，而赛珍珠正是在这方面显示出她的保守主义与缺乏创新精神。做个有趣的比较，或许更能说明问题。92年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科特与赛珍珠同为典型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他血管里流着英国、非洲和荷兰祖先的血液，而赛珍珠的遗传中同样浸染着德国、荷兰、美国乃至后天得益于中国的多种文化因子，而沃尔科特将这种多种文化交叉的“分裂”之痛，在诗歌中作了传神的比喻，如在《飞翔号纵帆船》中，因而赋予诗歌以特殊的魅力，而赛珍珠囿于其坚定的创作思想——向世界展示中国，而在创作中没能做到这些，仅只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有明显表露，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尽管如此，赛珍珠与沃尔科特们一样：整个世界文坛、整个世界的各族人民，正是通过他们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创作，聆听到了地球上另一些人群的心声，体会到了发展中国家所潜在的巨大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赛珍珠被视为沃尔科特们这批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先驱者，或许是不过份的。
因为，赛珍珠毕竟比他们早了整整半个世纪。
注释：
①本文所依据的萨伊德理论的主要观点采用张宽、钱俊、潘少梅、申慧辉等诸位先生、女士的译述与阐释（参见《读书》1992年第7期和第10期、1993年第9期），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②⑥见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406页第6页。
③④参见拙译《外国名家论赛珍珠》，载《河南师大学报》1993年6期。
⑥参阅拙作《对赛珍珠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河南师大学报》199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