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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6-0020-06
郜元宝先生在《智慧偏至论》(《花城》2003年第5期)中先是借用英国小说家C.P.斯诺《两种文化》一书中对于两种文化，即“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和“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以及两种知识分子，即“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和“科学知识分子”(scientific intellectual)的区分，进而又匠心独具地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大约相当于“人文知识分子”吧?)内部区分了“文学性知识分子”与“非文学性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文学性知识分子”是对于知识分子智慧形态的一种质的规定，而不是职业划分，即使是从事文学创作或者研究的人，如果不具备文学性的智慧，仍然要被打入“非文学性的知识分子”阵营。虽然郜元宝的文章写得很有些文学性，使用了大量事例与诗性描述而避免下定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是在感叹与忧虑在这个科技霸权与专业霸权的时代代表人类智慧之非工具性方面文学知识分子的衰落。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深切的同感。其实人类文化所积累的文学性智慧所遭遇的不仅是挤压而且还有被盗用与贩卖，这些盗用与贩卖者就是新兴的所谓“新文化媒介人”阶层。他们的迅速崛起与扩张似乎给人以整个社会都在舞文弄墨的假象(看看现在的广告就知道了)，实际上却不过是在文化市场的浊流中漂流的文化与文学碎片。
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
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审美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它对于传统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最大冲击是消解了审美/文艺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博德里拉所谓“内爆”)，导致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定义。审美与艺术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传统的审美活动场所，它借助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普及化、“民主化”了，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非艺术专业的普通大众有什么审美活动的话，那么它也发生在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健身房之类的场所(而不是专门的音乐厅、美术馆等)以及购物、家居装修、看电视、早晚的散步锻炼以及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塑造、修理等行为(而不是阅读经典文学艺术名著)之中。艺术活动与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了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任何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更遑论什么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了。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泛美学”——所谓饮食美学、环境美学、人体美学等等。它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相关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的兴起、媒介工业、影像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符号商品的大量增殖等等。“新型文化媒介人”正是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与崛起的群体，他们主要供职于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音像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教育业、文化旅游业、广告业、会展业、咨询业、娱乐业等行业与部门，而这些行业现在一般被归入所谓“文化产业”。依据韦尔施的解释，他们主要从事符号/文化商品的生产、服务、市场开发与传播，他们“掳掠各种传统与文化，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符号商品，并对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提供必要的解释。”[1](p.27)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人归入“新型知识分子”，较之传统的象牙塔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热爱生活、向生活学习，特别热衷于生活方式的塑造。他们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身体力行者，同时也是大众在身体与日常生活美化方面的引路人与设计师、时尚话语的打造者。这些人好像在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广告中所谓“人诗意地栖居”)，但是同19世纪与市侩社会尖锐对立的孤独的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不同，这些新文化媒介人恰恰是要以艺术家的姿态融入世俗社会，在他们发明的所谓艺术化生活中，他们精心包装的身体、精心装饰的家居以及时尚化的消费品，都被当作了他们自己人格的延伸，他们必须使这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风格与品味，以表达其承载者的所谓个性特征——一种与时尚存在暧昧关系的个性。当然，他们更知道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媒体力量，向社会推销审美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市场化。新型媒介人阶层的这种努力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也深得国家政府的肯定，因为以投资于身体与生活方式的所谓“文化产业”正越来越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经济潜力。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阶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推进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并使其“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人民大众之中。”[1](p.87)但是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区别很大。首先，传统的知识分子，按照科塞的经典性解释，属于所谓“观念人”，他们擅长于在观念领域里面抽象思辩、天马行空，而不懂得实际操作。[2]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解释语境中，“文人”或“书生”也常常是一些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此相反，新文化媒介人这类“新型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书呆子，他们虽然常常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与文学艺术传统有一定的了解，但本质上是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果把他们比喻为鱼的话，那么，(文化)市场而不是书斋才是他们的赖以生存之水。所以，他们深谙市场操作规则，游走于文化和市场之间，把文化市场化，具有极强的操作与实践能力。其次，自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法国产生以来，批判性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甚至说，知识分子就是对于强权(不管是政治强权还是经济强权)说“不”的人，与权力、与现存秩序的紧张与距离使得知识分子常常成为“异类”；但现在所谓“新型文化媒介人”则跟市场、跟当局保持非常暧昧的关系，其中虽也不乏龃龉，但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合谋”关系。第三，传统的知识分子常常带有宗教情怀(超越情怀)，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追求终极精神价值，至少是不完全认同于世俗价值；而新型文化媒介人阶层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世俗化、市场化的产物，他们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兴起，其世俗化的程度相当高。
所有这一切使得这部分群体很难用原先比较流行的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文人/资本家这样的划分进行归类，他们是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是善于把观念转化为商品、把文化市场化的人才，他们了解人文学科与文学艺术史的基本知识，有些也有较高的鉴赏力(这使得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技知识分子)，但是却又并不献身于人文学科研究，而是“盗卖”人文学科的传统资源，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根本上并不认同人文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显然不是郜元宝先生文章中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
二、新型文化媒介人的阶级定位/分析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媒介人常常被国外的学者定位为“新型小资产阶级”(参见布迪厄的相关论述)。大致上说，新型小资产阶级是界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群体。他们有相当数量的经济资本，但其中多数暂时还没有富足到资产阶级的程度；然而从长远看，他们因为拥有比较雄厚的文化资本而且能够成功地通过市场化把它转化为经济资本，所以，他们正在向资产阶级移动并对从业于传统产业的资产阶级产生冲击，其中一些成功的人士已经成为既有经济实力又具相当知名度的“文化资本家”，因为从产业结构发展转型的趋势(即服务业与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看，这个阶层的阶级地位将会迅速上升，跻身资产阶级的行列甚至超过那些依托于传统产业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与那些学院知识分子相比，新媒介人阶层虽然有一定的文化资本但却又不足以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特点是善于把自己的文化资本以及其他专家学者的文化艺术成果“倒卖”出去。他们游走于市场与学院之间，与知识分子的专业圈子存在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样，“在向广大观众传播知识分子理念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起了媒介人的角色，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力图使新的专业技能领域(诸如流行音乐、时尚、设计、假日、体育运动、大众文化等)知识分子化并取得合法性，因此他们也扮演着文化企业家的角色。”[1](p.32)
依据布迪厄的研究，由于没有大资产阶级的那种地位、资本以及相应的习性，比如自信(这种自信有时表现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新型小资产阶级特别关注并谨慎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消费方式，尤其是身体的装饰、监测、管理与控制。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安静与自信相反，新型小资产者(新文化媒介人)对他们的身体总是感到拘束不安，总是有意识地反复检点、观察与校正自己。因此，身体维护技巧、美容化妆、健康食品、时尚休闲等等，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费瑟斯通认为：虽然新型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已经确立自己经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之间都存在既相利用又相竞争的微妙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新型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系更加紧密。尽管他们与知识分子之间也具有某种亲和性与相似性，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资产阶级，而对于文化或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的借助或盗用只是他们采取的手段。在消费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症候就是讲究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品味，借助于在文化市场上推广个性化、风格化的(常常被标榜为知识精英的、审美的、诗意的)生活方式，新文化媒介人阶层完全可能使自己成为新的资产阶级，有些甚至跻身文化资本家行列。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这种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常常打上了市场与消费的烙印而失去了它原有的颠覆性与激进的反主流色彩。就像我们经常在广告上可以看到的情况：“自由”、“个性”、“另类”等原先具有先锋性、颠覆性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市场上的卖点以及消费文化中的点缀，而实际生活中的不自由状态则使得这一切显得颇有几分滑稽。
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来看这个问题则可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部分继续留在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人员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专业化与体制化的旋涡，他们整天忙于学科点的申报、科研基金项目的申请、职称的晋升等，对于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越来越缺乏言说的能力与兴趣，已经很难说是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一部分进入政府机构成为技术官僚或提供决策咨询的幕僚；还有一部分则随着中国文化产业与传媒工业的兴起进入了文化媒介人阶层，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文化企业家”或“文化资本家”，而有些则属于为资本家服务的“文化白领”。这三类知识分子阶层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角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缺乏后者精神上的精英/启蒙心态与生活上的“粗鄙”、“狼狈”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期知识界曾经流行“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卖茶叶蛋的”之类的口头禅，他们精神上的富足与经济上的清贫形成了很鲜明的反差；而在仅仅10多年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就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或随着高校体制改革而卷入了专业化、体制化的大潮，为“教授”、“博导”的头衔而奋斗。高校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工资并拉大差距，把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与他的“专业成就”(名义上是以专业水平定职称，但是实际上这个“专业水平”的标准并不专业)直接挂钩(许多学校都推出了复杂的、多级别的岗位等级体系与相应的工资等级体系)。因此，跻身教授、博导行列不仅象征着专业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经济上的跃进。这实在是诱使知识分子大举“投降”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其重要性有待深入揭示。或者摇身一变成为就职于媒体等文化产业部门的“新媒介人”(如中关村IT技术精英、广告企划人、先锋新潮艺术家、都市专栏作家、时尚杂志或流行报刊新闻工作者，又称“娱记”，等等)。但是，不管知识分子是向哪个方向分化(官场、体制还是媒体)，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转化了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均得到相当大的改善，过上了不低于中产阶级的生活。与此相应，他们开始讲究日常生活的“质量”与品位(请与刘镇云笔下陷于“一地鸡毛”的“小林”们进行比较)。从日常生活的粗鄙化到精致化，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状态。这不仅是知识结构和知识类型的重新分配，更是、或更意味着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3]他们扮演着新的知识文化精英角色，操纵着新的话语霸权，引导着新的生活方式，塑造着关于“幸福生活”的新的定义和神话。
然而这种生活精致化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在这些热衷于时尚与生活方式的新文化媒介人身上还有多少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独立精神?他们是否还属于具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众所周知，自知识分子在俄国与法国诞生之日起，这个阶层的身份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离不开公共性的。他们本着知识分子良知与批判精神，就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向公众发表见解，特别是法国的德莱福斯事件启示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的最根本属性不是知识或学问的专深，而是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对于强权(包括政治的与市场的权力)说出真理。离开了公众，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无水之鱼。遗憾的是，那些控制着舆论领域的新媒介人阶层，对于市场与权力具有与生俱来的寄生性，他们眼睛盯着白领以上的阶层，弱势群体因为没有购买力而与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无缘(比如北京临紫竹园的“人济山庄”每平米的售价高达15000元，真可谓“美景要用金钱买，诗意须得钞票堆”)，因而也就处于新文化媒介人的视野之外。他们对于大众的“贡献”大约就是为他们编织各种关于明星的花边新闻——目的还是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与发行量，从而提高其广告价位。其中的佼佼者也只能在允许的限度谈论有限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这样，越是沉迷在他们打造的审美化生活方式中，我们就会离底层、离真实的苦难与真正的现实越远。他们制造着文化繁荣的假象——空前繁多的符号与空前贫乏的思想并存。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影像世界蓬勃兴起的同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却急剧地萎缩与衰落了。“没有进入传媒的现实就不是现实”，博德里拉的这句话虽嫌片面却不乏深刻。当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沉迷在自我审美想象和社会审美想象中的时候，中国真正值得关怀的现实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领域。而学院知识分子依据这样的传媒“现实”所做的中国社会文化分析、所开出的药方其准确性与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稍做分析即可知道，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里出现消费主义的。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农村地区还处于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前现代时期，离消费社会不可以道里计；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城市中却四处弥漫着消费主义，其程度超过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专门论述)。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出现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中国知识界与老百姓政治热情逐渐冷却，消费主义甚嚣尘上。80年代以启蒙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带有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到90年代，中国的文化-审美风尚出现了由启蒙模式向消费模式的转换，人们毫不隐讳地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去寻求现实生活的感性满足。在这种转型中，知识分子中的“新型媒介人”充当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追求者与塑造者。他们往往通过制造时尚或消费偶像来引导日常生活与大众消费，比如许多消闲娱乐杂志提供的“理想女性形体”使得成千上万的姐妹们为了苗条而奋斗(有一个广告语就是“全世界的姐妹们团结起来，为了苗条而奋斗”)，这也导致了今天的“美体工业”(beauty industry)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钱袋与身体，身体成了消费的主体，也成了消费的对象。这样一种对身体的极度的、甚至变态的迷恋(反讽的是，与这种迷恋同时存在的又是对于身体的极度苛刻的管束乃至折磨。难怪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中的身体》中指出消费文化是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奇特统一)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与之相伴的是政治热情的退却。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话语，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涌现，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在此，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天的消费文化还有它的反抗性与批判性么?它反抗与批判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消费文化，比如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是有批判性的。在当时的语境中它们是被压抑的非主流的声音，它的出现客观上冲击了文化的一元局面。那个时候大家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有进步性，因为文革遗留的禁欲主义对大家仍然有种种限制，比如不允许留长发、不许穿喇叭裤，等等。在一个没有权利追求审美化生活方式的语境中，追求审美化确实是带有批判性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种批判性是无条件的。在今天，消费文化自身就成为主流了，而且它还在客观上进一步引人进入一个虚幻且带欺骗性、麻痹性的世界。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因而变得非常可疑。对于一种文化的批判性，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在具体语境里加以理解。
三、文化产业的兴起与新文化媒介人
如上所述，文化媒介人阶层主要供职于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教育业、旅游业、体育业、广告业、会展业、咨询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等文化产业部门。所以，对于新文化媒介人的分析必然牵涉到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依据《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的界定，“文化产业”是与“公共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事业单位主要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单位则主要面向市场，依法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其范围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大致的内容却相差不远。[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经历了几何级数的迅速增长。众所周知，在我国，文化原先一直属于事业部门而非产业部门，改革开放初期也仍然如此。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的产业化进程开始启动。198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产业统计的文件把“文化”列入第三产业，这是政府在文化的产业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产业化进程加快，而学术界、文化界则有相应的“以文补文”等理论探讨。到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政府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居民增加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旅游等消费，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推动文化、体育、非义务教育和非基本医疗保健的产业化”，“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已是呼之欲出。1998年，在文化部长孙家正的力推之下，文化部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司。2000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写道：“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名正言顺地首次写入中央文件，这在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5]2001年颁布的《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更是具体阐述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
政府的重视深刻地刺激与影响了学术界与教育界。许多著名学者开始纷纷谈论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许多高等学校开始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或相似的机构，开始创建文化产业方面的培训班、进修班。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艺术系主任、著名的美学家叶朗教授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2002年8月，叶朗任主任的北京大学艺术系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基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叶朗明确指出：文化产业将是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叶朗认为，中国商品短缺的时代基本结束，社会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一种精神-文化含量更高的生活和消费，社会经济开始向精神-文化消费转型，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必然的需求。叶朗教授还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将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未来50年从农村转到城市的6亿多人的就业机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需求必然会发生全方位的转变，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6]叶朗同时在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发言强调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中华读书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讲话的修改扩充稿。[7]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人文学者的叶朗，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与讲话中一再强调：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我们应进一步转变“文化行业不能成为产业”的观念。
显然，“文化产业”正是新文化媒介人的“对口行业”，文化产业的兴起与新文化媒介人阶层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互支持关系：文化产业的兴起构成了对于新媒介人阶层的巨大人才需求；而新文化媒介人阶层的崛起则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相应的人才需求的激增，出现了大量新兴的文化产业类学院/学校以及相关专业，这类学院以及相关专业的设置，为文化媒介人阶层的培养与壮大提供了制度性的重要保证。与那些传统类型的文学艺术院校/专业相比，文化产业类院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文化与经济的复合型人才，是未来的“文化白领”、“文化资本家”阶层。传统的人文教育基本上不注重学生的经营能力、市场意识与管理能力的培养，而文化产业类的院校/专业则非常突出学生的文化产业化经营管理能力。在人才的知识构成中，经营与科技方面的内容比例大大提高。
以下是笔者了解到的一些学校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从中可以看出其与传统的人文教育的差异。
资料之一，上海交大文化管理系主要课程：
专业课程：
文化市场营销学、文化政策学、文化行政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广告学、文化贸易学
基础课程：
中外文学史、专业英语、艺术概论、中外文化史、文艺美学、现当代文艺思潮、中国民俗学、传播学概论、写作、影视学概论、公共关系学、文博基础、财务会计、宏微观经济学、中外戏剧史
公共课程：
英语、法律基础、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德育、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概论
资料之二：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招生简章(节选)
招生对象：
传媒人员，经纪人，演艺人，旅游娱乐业者，文化人，职业经理人，广告人，影视音像图书出版人员，投资人、管理者，教育培训、咨询策划业、IT网络人员，其他院校在读研究生等。大专以上，有从业经验，面试入学。
课程：
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经营与管理，涉及文学艺术、传媒、出版、娱乐、旅游、IT等。[8]
这些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一个共同特点：以经济类、管理类以及技术类的课程为主干课程，以人文类(包括文学、艺术、美学等)的课程为辅助课程，其培养的人才是属于能够把文化/文艺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必须指出，所谓“复合型”人才并不是大杂烩，而是以经营能力为核心、以人文素质为手段的特殊人才，说得更加直白一些，这些人才的特点在于能够成功地把文化艺术产业化、市场化，把它们转化为商品。经济与商业意义上的成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此类专业的招生广告语中总是充满了对于发展、财富、地位的想象。诸如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培训班的广告词：“时代华纳 + 北京大学 知名教授学者 + 总裁 精华课程 + 实际操作——联合打造”、“在校生 + 在职生资本 + 知识 + 人才 + 机会论文研究 + 项目演练——事业崛起”、“美国出口的第二位、未来产业的
一半，中国?3000亿以上!”、“20世纪后期增长最快，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两个产业之 一
”、“WTO后，朝阳产业，支柱产业，文化竞争，文化安全”、“个体、股票、房产 后
，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第四次机遇”、“后网络时代——内容为王，文化产业。先行先 富
先潇洒!”这里突出的是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就国家而言)以及地位、财富、成功(就 个
人而言)两方面的意义，文化产业的核心词是“产业”，“文化”只是一个修饰语，是工
具、途径而不是目的，文学艺术以及美学等人文教育在这里是辅助性的，而不是本体性
的，不是目的。对于个体而言，进军文化产业的意义在于“先行先富先潇洒”，实现你
成为“成功人士”的梦想。
因此，当我们的城市生活空间中四处是“诗意栖居”、“美化生活”、“艺术走进手机与家具”之类广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说这是文学艺术的胜利还是商业与市场对于文学艺术的收编?
收稿日期：200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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