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看政治精英与政治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政治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史，即作为人在世界上的成就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已发挥作用的伟人们的历史
——卡莱尔
伟人是一个国家的路标和里程碑
——柏 克
如果研究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内容，我们便不得不把视点移向共同参与政治生活的各个集团；但是，倘若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权力和权威高度集中的国家的政治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视点聚焦向这样一批人——政治精英。有趣的是，在民主国家中，虽然各集团分享国家权力，但他们的内部也存在着权力和权威的集中，因此，即使是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研究，也摆脱不掉对精英人物的探讨。
作为系统化的学说，精英理论产生于近代西方，它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决定着政治的本质”。①
（一）精英理论能否应用于《史记》所载的年代？
精英理论能否用来分析近、当代的中国政治生活，这不言自喻。那么，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近代人类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精英理论是否适用于我们所将要追溯到的那个时代？
回答是肯定的。
无论世界的发展遵循了还是遵循着怎样的轨道，作为主体活动于其中的却总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恪守着自己的情感、思想、意志和行为模式去从事各种活动。人类虽然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每次变化都为他们增添了新的内容，但人类的本性并未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依旧根据自己固有的情感、思想和意志进行判断和行事。这就譬如地层的变化，无论地表受到日晒、风吹雨打经历了如何的变化，那些隐藏得很深的原始地层却始终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而不发生变化。人类的行为动因中恰恰就存在着这样深厚的“地层”，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始地层”上的。既然精英理论是剖析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我们当然也就可以把他作为一根“探针”，顺延着时间的链条去探掘人类社会的地层了。
被鲁迅先生评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为现代人提供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状况。犹如《荷马史诗》反映了古希腊朴素的文明一样，《史记》也把华夏民族早期朴素的生活呈现给我们。正是这种朴素，使得那个时代没来得及被后期发展起来的诸多新因素所沾染（如宗教，意志形态等），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社会的本质。
历史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演着过去。《史记》记载了我国一个重大变动的时期，从那里可以约略看到此后中国社会一切即将发生的变动的雏型，如果我们能做到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变动状况，那么对于研究此后的时代变迁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所以，可以断言：将精英理论溯及《史记》所载的年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二）政治精英涵义浅释
数学科学中大量存在着这样一类定理，世人称之为“公理”，是指对那些不易被证明或者不言自明的某些事物的规律性的约定。科学总有相通之处，社会科学中也大量有这样一批已经或尚待被约定的“公理”，本文论述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变革”就属此范畴。
为保持科学的态度，我们无须急于给政治精英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来谈一谈这一概念的内涵。
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公共权力的争夺和运用，国家代替了其他的社会权威（氏族的、宗法的、宗教的）跃身历史舞台后，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和运用就当然的成为权力场上的核心内容。我认为，那些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掌握和操纵这种公共权力的人就是政治精英。
国家权力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量，它完全可以随其拥有者的需要随时加以创制和改造；国家权力也并非是单一的一种权力，在权力体系中，它的不同层面依据特有的规律进行分化和组合。结合时代和权力自身的特点，“史记”时代的权力拥有者大致表现为荣誉精英和效能精英。效能精英是那些在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积极活动着的掌握实际权力的人。所谓荣誉精英则是效能精英或基于对传统的尊重，或基于维护自己权力的实际需要而将权力体系中具有象征意味的权力（如声望、虚设的地位等）最大限度地赋予之的一批人，究其实，荣誉精英是效能精英借以更有效地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一件工具。
虽然，荣誉精英形如傀儡，但这绝不表明他无足轻重，对于相当一批效能精英来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东周初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衰落，周天子对诸侯的统驭能力江河日下，“英雄五霸闹春秋”的场面已经展开。“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会盟葵丘时，周襄王派宰孔送来文武胙、彤弓矢等礼品，允许桓公可以“无拜”②而受，那位为自己的战功日益傲气袭人的桓公一喜之下“欲许之”，③管仲劝说道“不可”，④他马上领悟，于是便并非心甘情愿的弯下自己高傲的膝盖“下拜受赐”。⑤晋文公二年春，周王室内部发生了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争夺，欲图霸业的晋文公马上接受赵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方今尊王，晋之资也”⑥的谏议，采取了果敢的行动，不久，晋文公的霸业也就水到渠成了。可见，旧的权威已丧失了在原有体系中的实际控制和领导权，但在正统思想的支配下，他在那些纷纷跃起准备填补权力真空的精英们眼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谁能巧妙、恰当地利用这个权威，谁就能有更多的资本实现自己的意愿，否则，就会被另外的更善于利用这一权威的势力所击倒，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就是鲜明的样板。成为楚霸王后，项羽主观上认为怀王已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先尊他为“义帝”，随即又褫夺了他的生命。就这样，他轻易地把一件能戮杀自己的利器拱手送给了敌人。他的死对头刘邦及时抓住这一契机，激起那些已“稍稍背畔”的诸侯对项羽的更大义愤和对自己的支持，他“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因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⑦道义上的得失既已分明，那么霸王”乌江之刎”在所难免，汉王“威加海内”也就顺理成章了。
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的性质实质上是由效能精英决定的。国家权力是由不同的层面组合成的，依照权力体系中的不同层面，我们可以将“史记”时代的效能精英区分为权力精英、军事精英和知识精英（智谋、行政、文化）。权力精英是那些掌握着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对自己臣子生杀予夺的决策权的人，主要是天子和散居其下的各诸侯王。暴力是国家最具有权威性的统治力量，由于“史记”时代暴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军事征伐，所以掌握暴力的实际运用权的人也就是军事精英（此二者作用下文有所论及）。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一类——知识精英。
通观《史记》，我们常看到，权力精英进行决策时，总少不了一批出谋划策和具体推行政令的人；“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他只有在与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⑧这个合法性原则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文人治政；可见，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军事精英都离不开知识精英对他们的辅助。
用“知识分子”称呼“史记”时代的知识精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当时适当的称谓是“士”。关于士，很多人曾经考证过。有人引用《左传》中“人有十等”的说法，证实士是贵族的最低等级；有人引秦简汉牍，证明士是商周时期对武人的称谓。无论怎样的说法，都抹煞不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士”是一个掌握知识的阶层，尤其是自孔夫子的时代以后，士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称。⑨
士人大多出身社会的中下层，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对社会有着深刻的体验；士人大多与知识和智能相结合，一旦他们汇聚到权力精英周围，这就使他们有能力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李斯为我们展示了秦“帝业”中士的历史作用：
“昔穆公求士，西取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⑩此外，从春秋战国时期“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礼贤下士”的口号和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士人的杰出贡献。
知识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也有朝野之分。人们往往注意知识分子在朝堂上的作用，却常常忽视在权力周围飘忽不定的这类精英——文化精英。《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很鲜明的指出了从“知”到“行”到“大行”的必然规律。社会自身的规律使作为意识产物的文化成为人类全部文明中最雄浑的积淀，它一经产生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最深刻的动因，文化精英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格物致知”，这里的“物”就是人类社会，“知”就是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即，由于文化精英的存在，可以使人的社会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或改变，从而引发人们对现存制度的认可或反对。应当注意的是，文化精英一旦与权力精英结合起来，那么在现存制度中必然产生坚不可摧或无坚不摧的社会力量，引起现存制度的重大变动。中国先秦时期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对秦帝国和汉帝国的建立、“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多么深刻；德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统一并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与其十八、十九世界的哲学大发展间不无必然的联系；那个为刘邦制定礼仪的儒生叔孙通对于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正统地位难道不是功不可没的吗？
世界的改造正是需要这些精英人物依照一定的组合来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的。
（三）政治变革浅说
设若能够把人类文明时代的历史看作一部政治发展史，那么这就是一部政治不断变革的历史。哲学观点警示道：“世界是运动的。”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政治的稳定不过是相互竞争着的各精英集团势均力敌时表现出的一种稳定状态，绝对的稳定在人类史上几乎是不存在的。
政治变革是在国家权力周围竞争着的各精英集团由于自身实力的消长而对公共权力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不断争夺的过程。“暴力是一种权力的来源”，(11)同样，没有暴力作为后盾的权力也是虚幻的和不牢靠的，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的重大……政治变革不是伴随着暴力或暴力一触即发的险恶局面”。(12)的确，由于每一次政治变革都使“权”和与之伴生的“利”在争夺它们的各精英集团间进行重新分配，所以为了从质、量上尽可能充分地获取“权”、“利”，各集团总是不择手段，及至屡屡使用人类野蛮时期所创制的形式——暴力。当大禹的儿子启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度的时候，“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13)以此便有了作为大禹子孙食邑的夏王朝。商鞅变法，为推行政令，那个不识时务的秦太子被“黥其师”、“刑其傅”而自取其辱；作为报复，数十年后的商鞅也被他（秦惠王）“车裂以徇”了。西门豹治邺，那几个巫士不是当然的殉道者吗？谁又能保证权倾朝野的吕氏家族被陈平、周勃诛灭之际在毫末之间不会突发流血事件呢！
依据暴力的使用程度，政治变革可以分为“激变”和“渐变”，对此无需赘言，在此想着重指出的是介于“激变”和“渐变”之间的一种政治变革形式——宫延政变。
《史记》记载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大量史实显示：这一时期，虽然严格的等级制度将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仅限于贵族集团，但是，由于经济地位和施政意愿的差异，贵族集团内部也存在着鲜明的分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报负，各集团围绕着国家权力（王权）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既然社会只允许少数人参与政治生活，那么除非是爆发大规模的贫民起义或王朝战争，否则更多的权力之争便只能表现为在原有权力体系内部的竞争，于是，“宫廷政变”就成了这一范围内夺取权力最经常使用和最有效的手段。“宫延政变”运用暴力的烈度不需要很大，但要想得胜也绝非轻而易举，他需要实施者极大的付出。为夺取君权，齐桓公不得不“佯死以误管仲”，(14)晋文公被迫”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15)诛灭诸吕的汉相陈平为迷惑敌手也曾乔装“日饮醇酒，戏妇女”。
之所以“宫廷政变”成为“激变”和“渐变”之间的形式，是由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一）它是一种精英联合体的行动，旨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取代现存的权力拥有者；（二）通常使用暴力的规模较小；（三）卷入其过程的人数不多；（四）政变的参与者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已据有权力基础。”(16)由此，“宫廷政变”的胜利者便以“渐变”的形式、“激变”的手段夺取了权力，为自己政治愿望的施行打开了通道。
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不管他具有怎样超人的才干，总摆不掉时代对他的局限。首先，是时代创造了伟人，而不是相反；历史总是在它感到需要的时候，把那样一批具相应才干的人引到时代的前列。政治变革也是这样，东方朔给我们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汉武帝的几个博士官曾刁难东方朔：“‘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你东方先生可称得起‘博闻辩至’，而且你也‘悉心尽力以事圣帝’，可是官却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道理呢？”东方朔坦然回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苏秦、张仪那个时代，‘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可是现在是‘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如果苏、张生在今日，哪有当侍郎的机会呢？《传》中说得好——‘天下无灾害，虽有胜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合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这就是所谓‘时异则事异’啊！”(17)慷概陈辞使各位博士大人“默然无以对”。(18)从这番对答中，我们清楚的看到：第一，由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变革的需要，恰恰又是这个变革的需要召唤着具相应才干的精英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因此，首先是由于“周室大坏”、“力政争权”才使得苏秦、张仪之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汉朝名臣陆贾“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20)的说法与此如出一辙，所以当刘邦取得正统的皇权之后，那个战乱时期向他举荐“斩将搴旗之士”的叔孙通马上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进谏刘邦：“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往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21)正是这位深谙时变的叔孙大人使曾经“饮洒争功”、“拔剑击柱”而为“高帝患之”的群臣在威严的仪礼下“莫不振恐肃敬”，促使高皇帝发出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2)的慨叹，作为报偿，叔孙通为时代打上了他的烙印。第二，倘使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不能顺应时代的需要或生不逢时（时代不需要他），那么他只能被吞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可说至大至深，它的开山鼻祖孔丘被历代的封建君主尊奉为“素王”，但是，孔子生时并不得志。在“霸道”纵横的时代，孔子偏要阐明自己的“王政”思想，因此，他四处碰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宽慰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己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23)话中难免流露出阿Q之风，但这不恰恰是对不适应时代潮流的人物的绝妙嘲讽吗！历史的车轮飞转，孔子毕竟未能亲眼看到他的思想顺应了历史需要时，他被推到了怎样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倘使萧何、曹参之流不是逢于乱世并大胆地投身到刘邦麾下，恐怕终老不过一为沛县的“主吏掾”、一为沛县的“狱掾”，舞阳侯樊哙大概要卖一辈子的狗肉他们哪来机会企望在中央政权中谋取一席之地呢？这不正是对他们适应时代潮流的酬劳吗！
社会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就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谁能够运用自己的才具认清这个趋势，并且利用这个趋势使自己在政坛上获取到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权力、威望、多数人的支持），那么他就能成为左右时代发展的政治精英。
（四）政治精英与政治变革
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终究对周围的一切奈何不得。此际，他最好的做法是利用周围的一切条件为自己的茁壮成长吸收尽可能多的营养。但是，一但摆脱了母体走上了独立成长的道路，他就把最伟大的辩证法证明给世人：他把那个曾供养他但又束缚他的母体送进了坟墓，政治精英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的胎儿。顺应时势的需要，他们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一旦获取了为其所需的权力，他们就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社会，让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
最惊心动魄的政治变革莫过于诉诸极端的暴力形式——战争——来得以展现。这个时期，各路精英们粉墨登场，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夺取权力的所有权进行激烈的角逐。《史记》精彩地将楚汉之争的场景展示给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从这场国家权力的争夺战中对政治精英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一窥倪端。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为什么楚汉相争中，刘氏集团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而项氏集团却一败涂地？最简单、最直接的回答莫过于：因为汉军的统帅是刘邦，楚军的统帅是项羽。卢卡奇说：“政治天才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在什么程度上使个人圈子的放射线到达社会圈子上去，伟大的政治家的生活范围和时代生活范围具有同一个圆心。”(24)我认为，刘氏集团所以取胜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最高统帅刘邦比项羽更善于发挥自己的个人魅力，更善于把自己的意愿投射到社会的圈子上去。
权力争夺的规律显示，取胜的关键是取得对敌对集团的强制性优势，刘邦是怎样做的呢？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纯粹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显见，孟子把人的因素提高到何等重要的地位。经过秦王朝的暴政和连年的战乱，天下百姓犹如嗷嗷待哺的小鸟，殷切盼望能够给自己安定生活的圣贤君主出现，早些结束这兵荒马乱的的岁月。那个充其量只是粗通文墨的刘邦似乎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言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圣贤君主所具有的德行。于是，我们看到，汉王入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余悉除秦法”。(25)这一举动使久遭秦朝酷律之苦的秦人无不“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26)民心显然已倾向于刘邦了。然而，为了体现自己的圣贤，刘邦动用了更高明的手段，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27)太好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君王啊！于是，我们又看到，朴实的百姓“益喜”，拥护刘邦竟然到了“唯恐沛公不为秦王”(28)的程度。对于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精英集团而言，无论是夺取还是保持权力，民心向背都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如何获取民心是精英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项羽之败与其失去民心有着必然的联系。同刘邦相反，他的军旅踏上秦朝故地后，“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29)那些已臣服的秦民在此暴行下“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尔”。(30)不错，秦人也是接受项羽的统治的，但这与“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惧怕的臣服。一旦有反抗的机会，这种恐惧就会在强大的逆反心理的驱使下爆发出来（秦末农民战争就是近例）。与其说项羽征服了秦民，不如说他为自己的坟墓掘好了墓道！果然，楚汉战争初期，三秦之地很快归属了刘邦并且成为他进攻项羽的巩固的大后方。项羽局部战场状况如此，全国战场也无出其右。孟子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刘邦之得、项羽之失恰为大圣人所言中。
民心重要，精英集团内部的最佳配置更为重要。政治变革不是自发实现的，它需要精英集团的积极参与和引导。因此，精英集团能否实现配置的优化就是关系到其决策的制定与施行，关系到他对政治变革的引导能力的关键举措。楚汉相争中，刘氏集团能够取胜正是由于他实现了这个配置的最优化，即智、能人才的最佳配置。诚如刘邦的总结：“夫运筹策幄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31)多好的权力、军事、行政、谋略四类精英良好配置的真实写照啊！回首“三杰”的功绩，我们看到他们各司其职：萧何“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32)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无形”，(33)韩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34)在刘邦的统一指挥下，他们的配合成了击向项羽的有力的拳头。比较之下，项羽太可怜了。刘邦嘲笑他：“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35)事实远未止于此。虽然项羽勇冠三军，但在依仗武力夺取政权的时候，项羽手下却没有堪称精英的军事将领。由于缺少独挡一面的大将，我们常看到霸王在全国战场疲于奔命的场面，他辛苦取得的战果也因此而不断轻而易举的丧失，田横就是利用了他回救彭城的机会“亦得收齐，立田荣（故齐王）子广为齐王”(36)而使齐复国的；垓下之战前，那个临危受命的大司马只因一怒而“渡兵汜水”，结果被汉军“击之，大破楚军”，(37)不但自己落得“自刭汜水上”，(38)也带来了霸王的乌江之辱。一方在领袖的统筹下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一方全靠一人之力包揽全局，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文所述，权力精英在精英集团内部占据最高的地位，因此，他的举止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兴衰。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是摆脱不掉情感、思想和意志的支配的，即使精英也不例外。所以，有理由认为：权力精英的某些个人因素影响着他所领导的精英集团在权力争夺战中的成败。有人喻刘邦为“流氓”，我不能完全同意，似乎樊哙的评价更公正：“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在人才的使用上，最重要的是能够人当其位和人尽其用，刘邦深谙此道，我们总看到他不择手段地笼络各式能为其用的人。有效得近于荒唐的莫过于拉笼项羽叔父项伯：先是要“兄事之”，旋即又“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所以，鸿门宴上虽有舞剑的项庄，终于因为常“以身翼蔽”的项伯而保全了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头颅。无怪乎面对刘邦，韩信发出了“陛下……善将将，此乃信所以为陛下禽也”(39)的哀叹。心理战是现代战争中的手段，但在古战场上早有运用。项羽曾将刘邦的父亲放在大锅上，以“烹”来要挟刘邦投降，刘邦凛然道：“吾与项羽……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40)虽然难免授后人以柄，但身为三军统帅，刘邦明白：如果真的投降，那么被缚于锅上的必是刘季。已身不保，何以事父？可见，面对至亲将亡还能镇定自若，刘邦是具有着临乱不惊的统帅特质的。最后，刘邦具有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楚汉战争中，他曾数次战败，但他毫不气馁，总是收拢残兵，重振旗鼓，终于与韩信、彭越合围项羽于垓下，取得了关键一役的胜利。把刘邦作为参照系，项羽简直是可悲了。军事天才韩信评价得好：“项王喑（原字口的右边加恶）叱咤，干人皆废，然不肯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尔”；(41)“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42)陈平也分析项羽：“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43)作为一种投射，两个集团的最高统帅个性上有着如此迥异的差异，其成败不是早已注定了吗！
借助秦末农民大起义，刘邦和项羽攀升到了历史的前列，种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因素叠加到一起终于使刘邦掌握了主动，他拉下了楚汉之争的帷幕，也因此开创了汉室江山几百年的基业。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正是由一代代站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们领导他的人民写成的。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②③④⑤ (14)《史记·齐太公世家》（岳麓书社1993年3月版，下同）。
⑥ (15)《史记·晋世家》。
⑦ (24)(25)(26)(27)(28)(29)(30)(34)《史记·高祖本记》。
⑧ (11)(12)(1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
⑨本段内容参见《中国古代的士》，延涛，林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⑩《史记·李斯列传》。
(13)《史记·夏本记》。
(16)(42)《史记·陈丞相世家》。
(17)(18)《史记·滑稽列传》。
(19)《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0)(21)《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2)《史记·孔子世家》。
(23)《政治的智慧》伍天冀、杜红卫编译，警官教育出版社。
(31)(32)(33)《史记·太史公自序》。
(35)(36)(37)(39)《史记·项羽本记》。
(38)(40)(41)《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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