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笔谈）——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兴国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不仅是建国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时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近代中国人在社会发展观问题上苦苦求索的理论结晶。
进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为中国输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将中华民族拖入了进化发展的轨道。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强行改变了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发展观。从此以后，前进与发展的理念就取代了传统的朝代更替和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因此，“要不要发展”对近代中国人来说已不能够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中国社会必须发展，不发展就没有出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展、怎样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在汲取前辈马克思主义者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观问题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邓小平社会发展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闭门读书、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要了解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就必须对其发展观形成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把握。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坚定不移的进化论者与发展论者。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贡献在于：选择了在社会主义价值框架内的发展之路，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而不是拉美式依附性发展的模式；尝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反对对苏联发展模式的照抄照搬，力图体现出中国特色与中国特点。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毛泽东过多地将精力放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一主题之上，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主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他没有能够解决好“如何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问题。
毛泽东不仅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且其发展观也是全面的、美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发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与追求。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一结构性目标中，毛泽东不会不重视生产力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积累等这些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目标的意义、价值和地位，但是，由于旧中国留下来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极端薄弱性，教育、科技水平与人才质量的低下与不足，远远不能满足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与目标的愿望。毛泽东认为，与其在教育普及与提高的漫长过程中静待和期望，不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来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这就导致他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政治、文化以及精神性因素的重要性，追求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求纯洁人的思想意识，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期望最终达到一个“六亿神州皆尧舜”的大同境界。由于过分突出政治路线、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性，忽视个人的正当利益和正常需求，在历史观上就不自觉地陷入唯心主义，在具体做法上犯了不少错误。毛泽东忧国忧民、渴求发展的急切心情是令人感动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总是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发展的设想是完美主义的。他超越了历史阶段，用激情而不是历史实践作为支撑来完成其理想追求，尝试在其有生之年看到“全面发展”社会状态的到来，其中的悲剧性色彩是极其浓厚的。
通过总结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一个渴求发展的民族而言，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学会理性地思考。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当发展过程的某一个局部性因素被过分强调时，就难免会有偏颇和失误。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之路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的难题与重任落到了后来者的身上。
2.邓小平在社会发展观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当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战后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加快发展，迅速地将仍在探索中踌躇不前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潜在的“球籍”危机，即不发展甚至是发展慢了都将使中华民族难以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进行了宝贵的探索与思考，并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首先，在怎样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之处，是将中心和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重视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正确评价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相统一的结构性构成中，邓小平坚决地恢复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与基础性地位，这一地位是政治、文化等因素所不可取代的。邓小平多次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决定了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只能是发展，离开发展，也就无所谓发展观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所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政治斗争或者是文化革命为中心。强调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在发展中的优先性地位，要求我们必须高度肯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意义。邓小平的这些做法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在社会发展观问题上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底。
其次，邓小平的发展观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有别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邓小平决不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邓小平比较早地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并为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对策性思考。在肯定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同时，邓小平同样高度重视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重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关系的处理，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邓小平的这些观点，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在关于改革、现代化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p.117)，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建国30周年的讲话中，他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p.367)
在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曾经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我们过去存在的种种不协调状况并引以为鉴。比如说，在谈到建设与积累的关系时，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计划中积累率太高，有百分之三十几，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住宅、城市建设、教育等这些方面的投资少了。”[3](p.170)“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如果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协调，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人才不够。”[3](p.273)80年代初，为使当时经济调整工作顺利进行，邓小平特别强调协调发展的作用，他曾经指出：“为了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某些建设项目要下马，某些企业要关、停、并、转，或者减少生产任务。”[2](p.359)在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些观点都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后才得以形成的，其中指出的能源、交通不协调的状况，至今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应当引起我们对协调发展思想的进一步重视。
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1](p.131)“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1](p.312)此外，在关于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一，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等问题上，邓小平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制定了完善的总体布局。
3.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邓小平要求我们抓住20世纪最后20年的重要机遇，充分调动中国人的发展积极性与主动性，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求发展的运动；与此同时，邓小平在社会发展观问题上也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具体的思考，取得了不少正确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珍惜的重要财富。但是，也必须承认的是，力图在社会主义价值框架内实现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其复杂的内部结构中，不同要素之间的逻辑顺序、不同要素间的对立与统一将会依据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变迁演化，在这当中发现和寻找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和规律十分不易，需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从理论上讲，当代中国社会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实现科学发展。要用科学的观念来指导发展。显然，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狭义的具体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全面、系统和辩证的意思。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两点论”，否定“一点论”，它要求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兼顾次要矛盾。具体一点讲，当我们在强调结构中的某一要素的重要性时，必须适当兼顾结构中的其他要素，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和复杂。随着社会发展这一系统工程的历史性展开，由于历史条件和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些在邓小平时代并不那么严重的问题，以及一些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问题正在慢慢地呈现出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应当苛求古人，要求邓小平为其身后的问题负责。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邓小平曾经说过：“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p.291)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邓小平来为当代中国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提供现成的思路。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邓小平的发展观主要是解决了“要不要以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问题，初步涉及了“怎样以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巩固了已有的实践成果与理论成果，并将其上升到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高度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当代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力图深化对“怎样以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探索，并进一步回答“怎样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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